第七章李立三

李立三，原名李隆郅，曾用名能至、柏山、唯真、李农志等，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11月18日生于湖南省醴陵县阳三石，乳名凤生。父亲李昌珪是晚清秀才，以教私塾为业。母亲何氏略识文字，经常给李立三讲《水浒》、《三国演义》、《精忠传》和武侠故事。1905年，入蒙童馆读书。在这里，他从比他年长9岁的同学孙小山那里第一次听到秋瑾、徐锡麟英勇就义的故事，内心受到极大震动。1908至1914年，李立三先后在渌江小学和渌江中学读书。在渌江中学，他常以“忧国子”的笔名写墙报，对辛亥革命后封建军阀统治表示极大的不满。1915年，李立三来到长沙，先在长郡中学读书，后转入广益中学就读。经罗璈阶（章龙）介绍，他结识了正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毛泽东。

1918年春夏间，李立三中学毕业，回乡当小学教员。不久，他目睹社会的种种不平，决心投笔从戎，到衡山加入程潜的护国军。临行前，留诗表明自己的志向：“浩气横牛斗，如焚痛国仇。诗书从此别，投笔效班侯。”1919年初，李立三听从程潜的劝告到北京求学。不久加入赴法勤工俭学的行列。同年12月抵达法国，在蒙达尼公学补习法语，后到三侠孟一家工厂做工。在这期间，李立三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对法国工人运动有所了解，思想发生急剧变化，逐步摆脱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他后来回忆说：“一九二○年我在法国一个铁工厂做工，受当时法国工人运动的影响，并与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工人有接触，逐渐相信只有马克思主义能救中国。”以前，他曾相信工读主义，以为通过勤工俭学可以克服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界限，进而造就新人，改造社会。如今，他认定要改造中国社会，必先要促成知识阶级的猛省和劳动阶级的觉悟，而勤工俭学就是促成两阶级接近的好机会。从1920年底起，李立三同赵世炎等人开始酝酿筹建共产主义组织。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后，李立三、赵世炎、蔡和森同陈独秀建立了通信联系。同年8月，李立三、赵世炎、蔡和森发起争回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并率先进驻由吴稚晖等人把持的中法大学，后被法国警方扣押。10月14日，李立三同其他103名中国学生被法国当局遣送回国。同年12月，李立三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回到湖南从事工人运动，被派往湘赣边界的安源路矿开展工作。在安源，李立三创办了工人补习学校和国民学校，一面教工人们识字，一面讲阶级斗争的道理。不久，形成安源工人运动的第一批骨干，李立三也在工人中间扎下了根。1922年春，安源路矿相继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和中共支部，李立三任中共支部书记。5月1日成立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李立三当选为俱乐部主任。俱乐部的成立，在矿内产生很大影响，到这年8、9月间，加入俱乐部的工人已有700多人。俱乐部的扩大，引起安源路矿当局的恐惧。8月，李立三到长沙汇报工作。路矿当局乘机图谋封闭俱乐部，激起工人的愤慨。9月，毛泽东来到安源，认为举行罢工的条件已经成熟，还派刘少奇协助李立三领导罢工。李立三回到安源，面对斗志昂扬的工人，斩钉截铁地表示“誓死不离安源”。9月12日晚，李立三召开党支部会议，决定立即举行罢工，并成立罢工总指挥部，李立三任总指挥。他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哀兵必胜”的策略，同刘少奇商定，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作人”作为罢工口号。1922年9月14日凌晨，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爆发。在同路

矿当局的谈判中，李立三据理力争，迫使路矿当局在18日接受了工人的条件。历时5天的安源路矿大罢工胜利结束。它成为李立三革命生涯的新起点。1923年3月，李立三被调往在二七惨案中损失最严重的武汉，负责恢复党组织工作，并任中共武汉区委书记。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李立三作为湖北省代表出席大会。大会闭幕后，被任命为中共上海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

上海是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方，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矛盾激烈的地方。当时，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邓中夏也在上海，他们配合默契，从创办平民学校、职工夜校入手，扎扎实实地提高工人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他们充分利用国共合作的便利，成立上宝平民教育促进会，以合法身份在沪西、沪东、浦东、吴淞、南市、闸北、虹口等地办起职工夜校。李立三很快又在上海工人中扎下了根。

1925年5月15日，日本大班指使打手屠杀上海内外棉七厂工人顾正红，成为五卅运动的导火线。5月2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有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参加的紧急会议，决定30日在租界组织反帝示威运动。中央还决定在6月1日成立上海总工会，由李立三、刘华等负责。会后，李立三根据中央决定，在二马路秘密设立总指挥部，统一负责示威的组织工作。5月30日的反帝示威引起帝国主义的恐惧，外国巡捕悍然下令开枪，造成死16人、重伤10余人的惨案。消息传开，上海为之震惊，全国为之愤怒。当天深夜，中共中央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号召上海罢工、罢市、罢课，实行市民总联合的反帝大运动。李立三出席了会议。接着，他又在宝山路召开工会干部会议，具体部署三罢斗争。6月2日，上海实现罢工、罢市、罢课。4日，李立三又以总工会名义召开各界团体联合会议，决定成立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统一领导三罢斗争。6日，李立三还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工商联合会提出同帝国主义交涉的17项条件，并被推选为交涉条件审查员。由于李立三在五卅运动中的突出表现，成为各界注目的人物。同年10月，李立三受中共中央委派，同蔡和森等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执委扩大会议，在会上报告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情况。会后，他还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出席赤色职工国际会议。

1926年春，李立三到广州参加筹备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并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组织部长。随后，他应毛泽东之邀，到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中国职工运动》和《苏俄状况》课程。北伐军攻克汉口后，李立三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汉办事处主任，该办事处实际代行全国总工会职权。在武汉期间，李立三成功地领导了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万县惨案后，全国反英情绪高涨。1926年12月26日，汉口举行20万人参加的反英大会，李立三任大会总指挥。大会率先提出收回英租界的口号。1927年1月3日，汉口再次召开10万人反英反奉示威大会，李立三继续任总指挥。当游行队伍经过英租界时，英国水兵突然上岸镇压，造成一三惨案。1月5日，在李立三等指挥下，汉口又召开30万人反英群众大会，并在游行中一举占领英租界，迫使英国当局承认收回英租界的既成事实。汉口人民收回英租界的斗争，把全国的反帝斗争再次推向高潮。

在1927年4、5月间召开的中共五大上，李立三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委员，还兼任中央工人运动委员会负责人。随后，他写成《中国职工运动概论》一书，在武汉出版，着重阐明工人阶级领导权

和工农联盟的思想，是研究中国工运史最早的一部著作。大革命失败前夕，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于7月12日改组，将陈独秀停职，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5人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李立三根据临时中央的决定，前往九江了解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的动向。在认真调查之后，李立三同邓中夏、瞿秋白等建议临时中央立即举行南昌起义。他还作为前敌委员会成员，参与领导了著名的南昌起义。

在1927年8月7日召开的中央紧急会议上，李立三被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1928年1月，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5月赴苏联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并参与大会领导工作。在六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常委。会后，回上海中共中央工作。由于当时片面强调工人成分，使水平较低的向忠发担任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从而使李立三逐渐起到主要负责人的作用。在蔡和森前往莫斯科后，李立三接任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宣传部长职务。在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期间，李立三根据六届二中全会精神，积极领导同托派的理论斗争。斗争焦点集中在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问题上。他撰写《中国革命与取消派》一书，引用大量的材料系统论证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批驳托派的取消主义主张。他还指导“左联”工作，领导文化战线的反“围剿”斗争。1929年9月，陈毅到上海汇报红四军工作。李立三同周恩来认真听取汇报，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肯定“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他还参与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指示信（即“九月来信”）的讨论。这一时期，由于认真贯彻中共六大决议，党的工作显著改善，城市和农村的革命力量迅速发展。城市工人支部1929年发展到229个，工农红军发展到近10万人。1930年6月，在李立三主持下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过高地估计革命形势和自身力量，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会后，李立三等又制定出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提出“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主义口号，使好不容易积蓄起来的革命力量蒙受重大损失。他后来检讨说，这个决议表现了十足的主观、武断、狂热和空想的精神。同年7月，李立三部署南京兵暴、武汉暴动和上海总同盟政治大罢工，还调动红军攻打长沙、武汉。他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南京兵暴上，亲自兼任江苏省总行委书记，结果全市15个支部全部遭到破坏，被捕党员100余人。同时，各地暴动也相继失利。苏区红军在一克长沙之后，又传来二攻长沙失利的消息。党内要求停止冒险计划的呼声越来越高。8月间，共产国际发出停止武汉、南京暴动的指示。瞿秋白、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国，开始纠正李立三的错误。9月24日，在中共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上，正式结束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李立三也在会上承担了主要责任。会后，他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但被调离主要领导岗位。同年12月，又奉命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从此开始旅居苏联15年的生涯。在莫斯科期间，李立三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国际代表，但受到王明等人的排斥和迫害。193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李立三、瞿秋白等开除出政治局。李立三在中共八大上发言回顾这段往事时说：“我在王明直接领导下工作了七年，好像是过了七年小媳妇的生活，终日提心吊胆，谨小慎微，以免触怒，但还是不免经常受到斥责。”尽管如此，李立三仍然坚持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俄文，并

努力为党工作。1935年至1936年间，他积极参与恢复共产国际同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1935年秋，担任国际工人出版社（后改名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社）中文部主任，负责翻译出版中文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共产国际文件，包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重要著作。他还参与主办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刊物《救国时报》，负责起草过大量的社论和政论文章，并发表《论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解放运动》等文章，阐述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苏联肃反期间，李立三于1938年2月被捕，蒙冤度过1年零9个月的铁窗生活。出狱后继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被停止党籍。他在共产国际秘书曼努依斯基的帮助下，回到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社中文部当校对员，一直工作到1945年底。这期间，他翻译了俄国文学作品《考验》和《俄罗斯人物》。

1945年4至6月召开的中共七大，在毛泽东的提议下，缺席选举李立三为中央委员。1946年1月，李立三回到祖国。在哈尔滨，他通过东北局北满分局书记陈云了解到延安整风情况和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中共七大的精神，认真反省自己的主观主义和革命急性病的错误。同年4月，化名李敏然，参加东北军事调处三人小组工作，先后担任政治顾问和中共首席代表。6月，他到延安汇报东北工作，会见毛泽东，认真检讨“立三路线”的错误，汇报在苏联的工作和学习情况。1946年秋，他担任东北军区对外联络部长和东北局敌工部长。1947年春，改任东北局城工部长，为争取国民党军第六十军在辽沈战役中起义作出重要贡献。同时，他还负责东北局俄文编译小组的工作，主持《毛泽东选集》（晋察冀版）、《中国土地法大纲》、《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重要文献的翻译，为在国际上宣传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起到重要作用。1948年，李立三负责筹备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主持起草《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会后，他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务副主席。1949年2至3月，李立三出席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再次检讨“立三路线”错误，受到与会同志的高度赞扬。会后，他随同中共中央进入北平，担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兼党组书记。

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李立三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他还被任命为劳动部部长兼党组书记。建国初期，李立三主要负责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的工作。他十分注重立法工作，先后主持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关于劳资关系暂行处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劳动保护条例》等重要法规条例。他在领导工会工作中，注意紧紧围绕恢复和发展生产这个中心环节，一面通过以工代赈、生产自救、还乡生产等办法逐步解决大批失业工人的就业问题，一面提倡企业的民主管理，真正提高工人的主人翁地位。1952年2月，李立三为《人民日报》起草题为《学会管理企业》的社论，受到中共中央的重视。

这时，党内围绕工会工作的指导方针发生意见分歧。1951年12月，全国总工会党组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对李立三主持总工会工作提出批评，在会议的结论和决议中错误地认为李立三在工会和党的关系问题上犯有严重的工团主义错误，在工作方法上犯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事务主义甚至是家长制的错误。李立三被迫离开总工会领导岗位。1981年3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重新作出结论，决定撤销上述结论和决议，给李立三恢复名誉。

1955年春，李立三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负责工业工作。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参与统一工资制度的工作，还参与制定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领导体制的工作。1956年9月，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他当选为中央委员。会议前夕，他经过长时间认真思考，写了一份长篇发言稿，对自己的历史错误进行“总清算”。毛泽东阅后，特地在发言稿上批了一个“好”字。1958年春，李立三改任中共中央工业部长。他先后到黑龙江的部分工厂调查，又召开部分省市工业部长会议，提出干部参加生产，工人参加管理，领导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管理工业的思想，报告中共中央。随后，又写成《人民日报》社论发表。1960年，毛泽东把这一经验概括为“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推广到全国。1960年后，中共中央工业部撤销，李立三调任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此后，随着党内“左”倾错误的扩展，李立三受到冷遇，难以正常工作。但他仍以无产阶级党性严格要求自己。他主动请求免去部长级的物质待遇，在三年困难时期更拒绝一切特殊照顾。安源的老工人向中央反映，李立三家乡的房子过于破旧，他知道后立即写信制止了修缮工程。1964年，他主动申请到河北霸县董家铺和固安县公主府、天津电子仪器厂蹲点，参加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文化大革命”期间，李立三受到冲击，夫人李莎也因“特嫌”被非法监禁。但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决不说假话牵连他人。一些专案人员向他了解刘少奇的所谓“历史问题”，他详细回顾安源罢工、五卅运动直至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同刘少奇领导工人运动的历史，对刘少奇的历史功绩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多次点名批判李立三，诬陷他是“里通外国的特务”。1967年6月5日，中央文革小组支持各地造反派组织成立“批斗李立三反革命集团联络站”，连续召开14次大型批斗会，使李立三的精神和肉体受到极大摧残。6月20日晚，李立三提笔给毛泽东写信，剖白自己蒙受不白之冤的痛苦心情。信还没有写完，就被造反派拉去开批斗会。在批斗会上，他同夫人李莎见了最后一面。1967年6月22日中午，李立三含冤辞世，终年68岁。

1980年，中共中央重新审查李立三的历史，决定为他平反昭雪，并于同年3月20日召开隆重的追悼会。王震代表中共中央在悼词中高度评价李立三是“我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之一”。李立三在1957年3月致毛泽东的信中曾经表示：“我希望将来被盖棺论定的时候，能够博得党的一句好评：李立三虽然犯过严重错误，还算是一个能够改正错误的忠实党员。”23年之后，历史终于作出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