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纪年

商代纪年不仅是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而且也是解决前述夏代纪年的一个前提，在我国古史研究中有着重要意义。但商代纪年在目前史学界尚未取得一致的看法。其主要分歧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

第一，关于商代积年问题，主要有以下三说：（一）四百余年说，即将商代纪年定为公元前1562—1066年①。此说的主要根据是古本《竹书纪年》所载：“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

（二）五百余年说，即将商代纪年定为公元前1600—前1028年①。此

说的主要根据是《孟子·尽心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

①《路史·后纪》第十三卷下注云：“十七主，通羿、浞四百三十二年。”①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册。①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六章《年代》。

（三）六百余年说，即将商王朝纪年定为公元前17世纪——前1208年，认为商代纪年“大体为六百年左右”②。目前史学界持此说者较多，但各家对于它的终始纪年各不尽同。此说的主要根据是《左传》宣公三年：“祭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③。近年来，通过对二里头、二里冈和殷墟文化等商文化三个不同时期的典型遗址的C14测定的年代分析，勾划出整个商文化之考古学年代的大致轮廓如下：商代早期公元前1800—前1600年；商代中期公元前1600—前1400年：商代晚期公元前1400—前1100年。根据这个考古学年代，推断商汤建国的年代在公元前18世纪，盘庚迁殷在公元前14世纪初，商纣亡国约在公元前12世纪末。整个商代纪年约为600余年，与前述的第三种主张基本一致④。第二，关于周武王灭商的年代，也是一个众说纷坛，莫衷一是的问题。过去胡厚宣在其《古代研究的史料问题》中，曾经作过统计，约有十二说。近年来，有的同志又作统计，共有十八说之多⑤，而其具有代表性的则有以下三说：（一）公元前1122年说。董作宾在其《殷历谱》，以刘歆《世经》中关于商代纪年的记载推算而得。

（二）公元前1066年说。最早为日本天文学家新城新藏在《周代的年代》中所提出，后为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齐思和等人所编《中外历史年表》等所采用。此说主要是根据汉世所传《殷历》①中关于周代纪年的记载，以及陶弘景《古今刀剑录》中的有关材料。

（三）公元前1027年说。此说最早是梁启超在其《最初可纪之年代》②提出，其后雷海宗的《殷周年代考》、陈梦家的《西周年代考》等均采此说。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第一册出版后，此说更为许多学者所采用。此说主要依据《史记·周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也”，推算而得。前引C14测定的商代晚期公元前1400—前1100年，与此说也相吻合。

近年来，一些学者通过对天象和地下出土的西周铜器铭文的研究，对《竹书纪年》关于西周纪年的记载提出了疑议，并认为把武王灭商的年代定为公元前1027年是不可靠的。这些说法，当然可以继续讨论，但他们所采用的治年方法，是值得重视的③。

②郭沫若：《中国史稿》第一册，第156页注①。③“载祀六百”的“载祀”为复词，意渭殷商有六百乐耳。《汉书·律历志下》引刘歆《三统历》又曰：“自伐桀至武王伐纣，六百二十九岁，故传曰殷，载祀六百。”

④参见杨宝成：《商代纪年新议》，《吏学月刊》1983年第3期。⑤何幼琦：《周武王伐纣的年代问题》，《中山大学报》1981年第1期。①“殷历”历谱的制定时间，据朱文鑫《历法通志》的考定，约在二千三百年以前，比《竹书纪年》还要早一些。但是关于历史年代部分，今天能够看到的，都是汉人的记载。这些材料虽然已经隐晦，但还可以

整理出来。“殷历”的年代是刘歆以外的唯一说法，是汉代相传的旧说，可能也是战国以来相传的旧说，因而是比较可靠的年代。从这些说法里可以看出：商的开始时期是由公元前1567年（汤的十三年）向上推十二年，即公元前1579年，到周文王伐崇那一年（公元前1083年）正是四百九十六年，与《竹书纪年》的殷代年数相同。参见唐兰：《中国古代氏史上的年代问题》，《新建设》1955年第3期。②《饮冰室合集》第十二册。③张钰哲：《哈雷慧星的轨道演变的趋势和它的古代史》，《天文学报》第19卷第1期；赵光贤：《从天象上推断武王伐纣之年》，《历史研究》1979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