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边疆的少数族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战国时期中国境内有很多的民族，它们多数已经从原始社会过渡到了阶级社会。中原华夏各国同各少数族的关系，在春秋时代主要表现为激烈、复杂的斗争。到了战国时代，其间的斗争虽然未曾停止，但融合已经是主要的倾向。

北方与西方的少数族在燕、赵、秦的北方有东胡、林胡、楼烦、代、义

渠、■、■、匈奴等族外，还有中山国。

三晋的北边，有林胡、楼烦，燕北有东胡、山戎，东胡以东有秽■、肃慎。东胡、楼烦和林胡，史称“三胡”。东胡，约有今辽宁西部和西北部、河北北部和内蒙古哲里木盟、昭乌达盟一些地方。林胡，约有今内蒙古河套地区。楼烦，约有今山西西北部和内蒙古集宁一带。不少北方民族被燕、赵两国所征服。赵武灵王曾大破林胡、楼烦，把占领的土地新建置为云中、雁门和代郡。公元前265年，赵将李牧又“破东胡，降林胡”（《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燕昭王时，燕将秦开“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史记·匈奴列传》）。燕亦建置了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在辽宁、内蒙古和河北北部一带，近年发现不少属于战国时期的古墓，出土有不少的青铜剑、戈、匕首和工具、马饰。有的墓中还有铁器和燕国铜市。这些古物无疑是东胡或秽、■人所遗留下来的。从这些古物能够清楚地看到中原文化对于他们的影响。

春秋以来，秦的北边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陕西有羌、绵诸、混戎、翟、原等，再向西敦煌、祁连一带有月氏，天山以南有楼兰、龟兹、于阗等，准噶尔沙漠以北有乌孙、呼揭等。春秋战国之际，“是时义渠、大荔最强，筑城数十，皆自称王”。秦国不断对周围各族发动进攻，公元前461年秦灭大荔（在今山西大荔），公元前五世纪中叶到四世纪中叶，绵诸（在今甘肃天水市）、乌氏（在今甘肃平凉）、翟（在今甘肃临洮）、■（在今甘肃陇西）先后为秦所灭。羌族居于黄河上游的赐支河、湟河一带的广阔地区。春秋战国之际，秦厉共公时，一个叫做无戈爱剑的人，成为羌戎的酋豪。

羌族本以射猎为事，爱剑“教之田畜”，受到羌人拥护，羌人部落逐渐依附于他。秦献公时，羌人的一支“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分开。后来的越■羌、广汉羌、武都羌就是这支羌人的后代（均见《后汉书·西羌传》）。羌和秦有过密切关系，秦孝公时，羌人首领曾随秦太子朝见周显王。秦并原，羌族被迫向西迁移。义渠是秦国西北最强大的戎族，它约占今之陕西北部、甘肃东北部径水、渭水以北地方和宁夏少数地方，可见义渠疆域之广。义柒的都城在今甘肃宁县。义渠和秦国不断有征战，《史记·匈奴列传》说：“义渠之戎筑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蚕食”，说明义渠多取守势。公元前444年，秦“伐义渠，虏其王”；公元前430年，“义渠伐秦，侵至渭阳”；公元前327年，“义渠君为（秦）臣”；公元前314年，秦“侵义渠，得二十五城”（均见《史记·六国年表》）。公元前272年，秦昭襄王“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史记·匈奴列传》），灭义渠。秦在新扩大的地方设置了陇西郡、北地郡和上郡。陇西郡是原属翟、原的地方，北地郡为原义渠的地方。

《史记·太史公自序》说：“自三代以来，匈奴常为中国患害”。可见，战国以前北方的匈奴长期以来，就和中原地区常有征战。不过，当时的匈奴尚未正式建立国家，它“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毋文书”，“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匈奴正式建立国家“南与中国为敌国”，则是秦汉之际的事情。匈奴据地很广，“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史记·匈奴列传》）。三国之中首先与匈奴对抗的是赵国。史载赵悼襄王时，赵将李牧“常居代雁门，备匈奴”，匈奴误认为李牧胆怯。公元前265年，李牧“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使“其后十余岁，匈奴不敢近赵边城”（《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这是战国时期华夏国家与匈奴的唯一的一次大交锋。

战国时期，在北方和西方，除上述诸少数族外，还有中山国。中山国属白狄，与赵、齐、燕接壤，从公元前六世纪建立鲜虞国算起，到公元前296年被赵武灵王灭掉，有国长达三百余年。鲜虞的都城据《汉书·地理志》注引应劲说在新市，新市就是鲜虞亭。鲜虞亭据《读史方舆纪要》说是今之河北正定新城铺。中山国在公元前406年被魏所灭，亡国三十年。由于魏和中山国间隔着赵国，不能有力地加以控制，所以在魏和周围各国混战的时候，中山就乘机复国。公元前377年，《史记·赵世家》载“与中山战于房子（今河北高邑西南）”：次年“伐中山，又战于中人（今河北唐县西南）”，便是其证。战国初年，中山国建都于顾（河北定县），复国后迁都于灵寿（今河北平山县三汲公社）。《世本》说：“桓公徒灵寿”（《史记·赵世家》《索隐》引），桓公当是中山复国后的第一个国君。根据1974—1978年河北平山三汲公社战国中山国遗址的调查和墓地出土中山铜器的铭文知道。桓公之后有成公、王■和嗣子■。其出土遗迹、遗物以及墓葬制度也基本上和中原文化一致，仅仅在例如山字形铜礼器、建筑顶部脊瓦作山形以及随葬帐架和帐内用器等，还保留有本民族的遗风②。这恰好证明，中山国文化是少数族文化同华夏文化长期融合的结果。

南方与东方的少数族战国时期的南方少数族，由于地处偏远，山阻

②环，读为原，宽宥从轻，古时判处死刑有“三宥”的程序，见《周礼·司刺》。《三国志·张鲁传》有“犯法者，三原然后乃刑”，可资参考。

水隔，使他们与中原的华夏国家交往少，斗争少，因而融合的进程也较缓慢。巴、蜀是战国时期较发达且与北方国家联系较多的少数族，多“沃野、地饶■、■、丹砂、石、铜、铁”（《史记·货殖列传》），物产丰富，而且“大船积粟”多产粮食。这时的巴蜀已形成国家，但在秦人眼中，还是“戎翟之伦”（《史记·张仪列传》）。据《史记·六国年表》看来，从秦厉共公二年（公元前475年）到秦昭襄王六年（公元前301年）的一百七十多年中，蜀国与秦国计有五次交往。秦取得巴蜀以后，就积极加以经营。公元前301年“司马错往诛蜀守辉，定蜀”（《史记·六国年表》），到秦统一中国的近百年，蜀地大为发展，据《华阳国志·蜀志》载，张仪和蜀守张若建设成都，筑有大城和少城，少城连接在大城西边。少城内设有官舍，并没有盐铁市官和长丞。全城间里和市肆的布局同秦咸阳规模相同。后来蜀守李冰筑都江堰（四川灌县）水利工程，成都平原顿成“沃野千里”，“天下谓之天府”。这时秦正谋进一步开拓西南地区。公元前285年，蜀郡守张若攻取窄及其江南（今金沙江以南）地。公元前280年秦派“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于之地，为黔中郡”（均见《华阳国志·蜀志》）。后来，秦就开始在蜀巴设置了郡县。大约相当于中原的商周时期，蜀人就进入了青铜时代，到战国时已有发达的青铜文化。成都杨子山出土有青铜鼎、■、盘、■、戈、矛、弩机等物。在昭化、巴县发现用大木挖成舟形棺的古墓，出土有铜剑、铜钺等物。这些遗物当是巴人所遗留下来的。从巴蜀文化可以明显地看出它受到秦、楚的影响。

《史记·西南夷列传》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结①，耕田，有邑落。”这些少数族已经进入农耕阶段，且有定居公社，可见其发展水平是比较高的。夜郎是西南夷中最大的国家，位于今贵州西部、北部，以及云南北部和四川南部的一部分。公元前三世纪初，楚顷襄王派庄豪经沅水伐夜郎，战于且兰（贵州凯里西北），夜郎灭亡（《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滇位于夜郎之西，在今滇池一带。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千里”。公元前279年左右，楚顷襄王派庄娇以武力征服滇国。但因断绝了归路，庄娇也就“以其众玉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史记·西南夷列传》），号为庄王。王都在今云南省晋宁县。庆■率兵入滇，加强了云南少数族与中原华夏族之间的关系，使得滇池地区出现了发达的青铜文化，出土有铜鼓、铜枕、铜伞盖、铜扣饰以及铸有人物和动物形象的铜贮具器等。从这些铜器看来，当时滇王所属领地还处于奴隶制阶段①。这些铜器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但其中武器如铜戈、铜矛、铜斧等，和中原地区的有不少相似之处，说明当时滇池地区和中原在经济文化上有着密切联系①。邛都在滇国之北，相当于今四川西昌东南。除夜郎、滇、邛都三国以外，西南夷还有■、昆明，地方数千里，“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史记·西南夷列

①徐仲舒《左传选》注云：“两、伍、专、参、偏，皆车兵原有的编组。车五十乘为两，百二十五乘为伍，八十一乘为专，二十七（《司马法》作九，误）乘为参，二十五乘为偏。毁车为卒之后，仍当以步卒之什

配合甲士之伍加以改编。前是前锋，后是主力所在，右角、左角，分左右保护侧面，偏为前拒以诱之，以

人数最少的偏，为诱敌之师。

①详见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九《春秋列国不守关塞论》。①“旌”原作“柱”，从王念孙《读书杂志》改正。

传》），发展水平较低。还有徒、■都、■■、白马等，都有“君长”，有的迁徙不定，有的聚落而居。云南的江川李家山、楚雄万家坝、祥云大波那出土了大量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和兵器，可见，这一地区的少数族此时也已进入了奴隶社会。

越族的分布地区颇广，北至浙江、江西，南到两广、福建等地。战国记载中已有蛮越、南蛮、南越、闽越、瓯越等名称，名号的不一，则表现越人部族的分散。蛮越，历来同楚国关系密切。战国时期，吴起为楚悼王相时，“南井蛮越，遂有洞庭、苍梧”。洞庭在湖南北部，苍梧在湖南南部。因此在楚悼王征服湖南之前，这一带是越人所居的地方。从其地发掘的四十七座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墓葬看来，出土器物大都具有越人文化的特点。发掘的八十多座战国墓中，出土的楚器、越器相混杂。后来，秦国势力深入南方，秦昭襄王派白起伐楚，“略取蛮夷，始置黔中郡”。南蛮的社会情况，“衣裳班兰，语言诛离，好人山壑，不乐平旷”，“外痴内黠，安土重旧”，“田作贾贩，无关梁符传、租税之赋。有邑君长，皆赐印绶“（均见《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可能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阶段。南越、闽越和匝越在战国时代的情况，未有记载。但从西汉初年南越王赵惬自称“南越武帝”，“以兵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东西万余里。乃乘黄屋左纛，称制，与中国侔”（《史记·南越列传》）看来，其国力之强，必是战国以来长期发展的结果。根据地下资料观之，可知战国时期蛮越族人在文化发展上是不平衡的。建国以来，在广东始兴、四会、肇庆、德庆、增城、清远等地的战国遗址、墓葬中发现的青铜器和兵器相当精美，花纹有常见的云雷纹、蟠虺纹等，与中原地区和长江流域楚文化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如鼎、壶、盘、剑、矛、斧和清远出土的铜■。1974年在广西平乐银山岭发掘一批战国中晚期墓，它与湖南等地早期楚墓有不少相似之处，如长方形墓穴和随葬品的铁锄、扁銎矛、戈等，都和楚文化遗物相同。当然，也保存一些地方特色，这表现当时的越人和楚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

居于东方淮泗之间的东夷，到了战国末期已与华夏族融为一体。《后汉书·东夷列传》说：秦统一六国时，“淮泗夷皆散为民户”。这里的“散为民户”就是指的一家一户的百姓，昔日的族属关系已不复占据主导地位了。文献古籍和地下资料证明，战国时期的华夏国家和边疆少数族的经济文化交往较多，互相吸收先进的科学文化。战国时期是我国各族逐步趋向融合的时期，为组成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加速各民族的发展准备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