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的衰亡及其文化

卫国在战国以后，跟宋鲁一样，显得很衰弱，但奇怪的是，它苟延残喘到公元前254年，才被魏所灭。春秋后期，郑国大夫子宽曾预言“郑先卫亡”。郑亡于韩，是在前375年。看来这句预言是说中了。

卫的原封地，本来是黄河以北的殷墟。但春秋以后，北方的游牧部落迅猛南侵，邢、卫首当其冲。幸而齐和其他诸侯的帮助，卫迁于漕，又迁于楚丘，再迁帝丘。战国以后，卫迁于野王（今河南沁阳）。赵、魏、齐、楚为了争夺土地，宋、卫成为主要对象。但是它们谁也不能把宋、卫独吞。因此，在平衡或均势的形势下，宋、卫能延续很久。

公元前372年，赵伐卫，攻取了七十二个小邑。以后二十年中，赵更取卫的甄、漆、富邱等地。此时，卫已危在旦夕。但是魏迁大梁以后，国力尚强。卫成了赵的附庸，是魏所不能容忍的。故公元前354年魏为了救卫，围赵邯郸。次年，齐魏之间发生著名的桂陵和襄陵之战。在襄陵之战时，宋卫也来参战。公元前351年，魏归赵邯郸，魏赵在漳水上结盟。卫从此就在赵魏两国的均势下维持着，直到公元前254年魏向东攻取孤立在东方的陶，才同时灭了卫。

鲁、齐、卫、宋，地理上紧密相邻。但是卫在社会文化上更接近鲁宋，而与齐较远。孔子曾数次到过卫国。鲁卫的文化以春秋时的情形来看，无疑是以姬周文化为主流。但是它的地理环境，本是殷商以及虞夏、东夷等族的后人杂居的，因此，卫文化不能不融合着姬周以外的其他族的因素。根据《诗经》里的邶、鄘、卫三风看来，它们与郑、曹、陈等风很近似。从大范围说，它们反映了东方诸国文化的共同性、一致性。《诗经·鄘风·桑中》诗云：爰采唐矣，沬之乡矣。云谁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

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这首诗可以说是“桑间濮上”的代表。按《诗序》说：“刺奔也。卫之公室淫乱，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窃妻妾，期于幽远。政散民流，而不可止。”又如《诗经·卫风·氓》云：

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

这首诗中的“氓”，可能是指小人或士。“我”是女子自称。她责备男人失信，没有按时使媒人来正式订婚，而是先幽会而后挽媒向女的父母订婚。这是我国少数地区中至解放前还流行的风俗。

自三十年代以来，河南浚县、辉县陆续发现卫国的墓葬，出土不少精美的青铜器、玉器和玛瑙的首饰。在浚县辛村发现的青铜鬲，上有铭文可读为“卫夫人□姜作其行鬲用”。推其年代，可能是卫惠公或懿公之时。辉县琉璃阁的墓地是卫国迁都于楚丘后的遗址，时间不一，晚的可至战国。另外在这里还有魏国的墓，战国以后卫已成为魏的附庸了。

辉县出土的铜器中，有一个有狩猎、采桑图象的杕氏壶，最具特色，它

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可以与《诗经》里的《桑中》等诗相对照。

鲁卫是贵族执政的国家。由于贵族的争权，常常发生君位继承的斗争。如卫，被逐出国的就有惠公、献公、殇公（公子剽）、出公、庄公。庄公、出公本是父子，而竟发生君位的争夺，一个出国，一个入国。这个现象并不只是“乱臣贼子”造成的，而应该是古代贵族民主权利的表现。卫献公流亡在外的时候，晋侯对师旷说：“卫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师旷以为不然，他回答说：

或者其君实甚！良君将赏善而刑淫，养民如子，盖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为之贰，使师保之，勿使过度。……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这一段言论，见于《左传》襄公十四年，是后来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根据。在师旷看来，“出君”之事固然是必不得已，但是君应该遵照神的意志，爱护人民，象父母一样，使他们能顺着性成长。如果暴虐其民，匮神乏祀的话，那么出其君也就是应该的。师旷说“天生民而立之君”，是以人民的利益为主，这是我国古代的民主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