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江南经济的开发、民族间的关系和农民起义

南北朝的战与和

瓜步战后，南朝与北魏之间仍不断有战事，军事上的南弱北强之势越来越显著。刘裕死后不久，北魏攻取了宋的滑台、虎牢、洛阳等地。宋明帝刘彧时，魏又夺去淮水以北青、冀、徐、兖四州及豫州淮水以西九郡，宋的防线逐步南移。虽然南北战争不断，但南北朝之间的聘问并没有断绝。

瓜步战后的数十年间，南北朝廷礼尚往来。国有大事，互派专使。如南齐高帝萧道成之死，魏遣李彪来吊；北魏文明太后之死，齐遣裴昭明来吊。在经常聘问中，南北朝廷也妙选使者，为对方所重。在梁与北魏的聘问往来中，“梁使入，邺下为之倾动。贵游子弟盛饰聚观，馆门成市。魏使至梁，亦如是”①。这段略见，在南北朝对峙的局势中，双方也有友好往来，不是一味剑拔弩张的。

至于南朝与北魏的战争，梁武帝天监六年（507）的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之役，是一次相当大的硬仗。先是天监五年，梁出兵北伐，以帝弟临川王萧宏将兵，“器械精新，军容甚盛，北人以为南数十年所未之有”。大军进驻洛口（今安徽怀远西南洛河镇）。一个夜里，洛口遭暴风雨，萧宏以为敌兵将至，吓得与几个骑士逃去。将士求宏不得，皆散归。弃甲投戈，填满水陆，丢弃病员和老弱，死者近五万人。冬十月，魏军进围钟离。第二年正月，魏又发兵数十万攻钟离。城中才三千人，梁将昌义之督帅将士，随方抗御，一日战数十合，前后杀伤万计，魏人死者与城平。豫州刺史韦叡是当时梁的名将，素有韦虎之称，奉命救钟离。三月，淮水暴涨六七尺，韦叡乘机用火攻进击。梁军奋勇，呼声震天，无不以一当百。魏军全线崩溃，丢掉器甲，投水而死的有十余万人，被斩的人数也约略相当，被生擒者五万。缘淮水百余里，尸相枕籍。梁战利所得资粮器械山积，牛马驴骡不计其数。对于梁来说，这是一次很重大的战役，对于阻遏魏军南侵的势头和巩固国内的统治，都有一定的意义。南北之间战争规模不大、和在一定条件下南朝在战争上的胜利，对于南方社会经济的开发都是有利的条件。

西晋末年以来，北方黄河流域不断遭受战争的灾难，社会受到严重破坏，土地荒芜，人口减少。相对而言，长江流域遭受的破坏是比较小的。而且有自北方不断南移的大量人口。在北方城市经济和交换经济因破坏而衰落的时候，南方随着土地垦殖，人口增长，靠着长江水上交通的便利，商业交换也有相应的发展。

江南农业生产技术，原来是比北方落后的。如《史记·货殖列传》所描写，江南地区因为地广人稀，土地垦殖常常采用火耕水耨的办法。这种火耕水耨的办法，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仍在使用。西晋陆云答车茂安书写道“遏长川以为陂，燔茂草以为田”，庾信《归田诗》有“穿渠移水碓，烧棘起山田”之句，徐陵的诗中也有“烧田云色暗”、“野燎村田黑”。这些文字都表明，直到南朝晚期，火耕肥田的办法还在使用。但粪肥似也在推广。宋文帝的功臣到彦之“初以担粪自足”，他的曾孙到溉官至吏部尚书，当时人还

①参阅《廿二史札记》，卷十四《南北朝通好以使命为重》。

讽刺他：“到溉尚有余臭，遂学作贵人。”（《南史·到彦之传附溉传》）到彦之由担粪农民作了大官，这是不多见的，但农民担粪肥田可能已是比较普遍的了。江南水乡在前代水利建设的基础上，水利灌溉事业有了更广泛的整理和推广。有了水，有了肥料，农业产量自然会提高。南朝时期，江浙的太湖流域、江西部阳湖流域、湖南洞庭湖流域和浙江东部的会稽地区，成为著名的产粮区。沈约在《宋书·孔季恭传》就记载：“江南之为国，盛矣！丹阳、会稽……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霩、杜之间（汉代农业发达地价高昂地区），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初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可见江南农业经济，有了空前的发展。

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南方的商业交换也发展起来。魏晋开始，金属货币在北方几乎绝迹，谷帛代替了钱币。但在南方，金属货币的使用却是不断扩大。宋时，何尚之说：“晋迁江南，疆土未郭，或士习其风，钱不普用。今王略开广，声教远暨，金镪所布，爰逮荒服，昔所不及，悉已流行之矣。”（《宋书·何尚之传》）由于钱币的铸造落后于社会对钱币的需要，因而产生筹码不足和钱币盗铸等问题，这是江南社会经济问题中一个重要问题。

长江是东西交通的大动脉，江陵、夏口、建康和京口是沿长江的大都市，又是货物的集散地。建康是南朝的政治经济中心。

有数十万人口。这数十万人口的日用品，可能一部分自己生产，部分需要由外地运来，粮食自然绝大部分需要由外地运来。这也促使建康商业的繁荣。东晋安帝元兴二年（404），因发生了一次大风灾，便出现了“贡使商旅，方舟万计，漂败流断，骸飺相望”（《晋书·食货志》）的情况，这可见长江船只之多。建康几十万市民日用百货、粮油杂用，除市内手工业作坊供应外，要靠郊区、三吴地区供应，一部分还要由长江中上游供应，靠长江上下船只运输。也有一部分粮食从长江中上游运到建康来。《宋书·吴喜传》即记载，吴喜自荆州还建康，“大艑小艑，爰及草舫，钱米布绢，无船不满”。而粮食由长江下游往上运的情况却是比较少的。《宋书·孔觊传》称：“时（孝武帝大明八年）东土大旱，都邑米贵，一斗将百钱。道存（觊弟）虑觊甚乏，遣吏载五百斛米饷之。觊见吏谓之曰：我在彼三载，去官之日，不办有路粮。二郎至彼未几，那能使得此米耶？可载米还彼。吏曰：自古以来，未有载米上水者，都下米贵，乞于此货之。不听，吏乃载米而去。”同书卷还记载：“觊弟道存，从弟徽，颇营产业。二弟请假东还，觊出渚迎之。辎重千余船，皆是绵绢纸席之属。觊见之伪喜，谓曰：我比困乏，得此甚要。因命上置岸侧。既而正色谓道存等曰：汝辈添预士流，何至还东作贾客耶！命左右取火烧之，烧尽乃去。”这故事也说明长江上下颇有作贾客的，其中还包含一些士流。南齐初年，三吴地区连年水灾而粮价并不高涨。孔觊说：“三吴，国之关阃，比岁被水潦而糴不贵，天下钱少，非谷穰贱，此不可不察也。”（《南齐书·刘悛传》）。因钱少而谷价涨不起来，可能有道理。但更实际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商业交换发达，粮食可以从别的地方运来，才使得纵有水灾粮食减产，而粮价因之不贵。

因为商业交换发达，“关市之征”成为南朝财政收入的必要构成部分。北魏世宗时，甄琛上疏，曾以南朝关市税比北朝的谷帛之输。他提出：“今伪弊相承，仍崇关鄽之税：大魏恢博，唯受谷帛之输。”（《魏书·甄琛传》）

北魏世宗的时代，约当南朝齐梁之际，比宋齐时代稍晚，但他既说“相承”又说“仍崇”，这段文字所说是可以包括宋齐的。那就是说，商业及商业有关的税收在南朝税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中国和南海各地的贸易，在宋齐这一时期也有发展。广州是南海贸易的大港口。南海各地的货物多从这里进入中国，中国各地的货物也多从这里输出国外。历史记载宋齐时期凡在广州作官的，无不发大财。《宋书·褚叔度传》称：叔度任广州刺史，“在任四年，广营贿货，家财丰积。……还至都，凡诸旧及有一面之款，无不厚加赠遗”。当时人有两句话：“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南齐书·王琨传》）王琨号称清廉，及罢任还都，还“买宅亩三十万，余物称是”（同上）。

南方的民族关系

江南、广州地区的开发，必然要影响到有关地区原来的居民。在这些居民中，有许多是少数民族。汉族人经济势力的渗入，破坏了他们原来的安静生活。

长江以南，是一个多民族居住的地区。到三国两晋时为止，汉族和汉族文化在南方的发展，也只是沿长江两岸，沿海以广州为重点的一些点，与从荆州南下，通过湖南、江西逾五岭而至广州交通线上疏落的一些点。这以外的广大区域，还多是少数族居住着。

汉末晋末，北方汉人大量南移。东晋南朝时期，汉族文化才逐渐传播开来，沿着原来汉人已到的上述点线地区向外发展。当时南方广大地区居住的民族，主要的是“蛮”、傒、俚和僚等。汉文化传到他们居住的地区，与他们便发生冲突，又通过冲突而逐渐有一定程度的融合。

“蛮”，是南方诸民族中人数最多的，常用作南方各少数民族的通称。蛮族中有两大支：一支是长沙、武陵蛮，一支是巴郡、南郡蛮。长沙、武陵蛮，自称是槃瓠之后。他们的居住地区是长沙、武陵（今湖南省）一带。“分建种落，布在诸郡县”（《宋书·夷蛮传》）。后向西北迁移，发展到今湖北西部。他们原居在武陵一带的，又分为椎谿、樠谿、辰谿、酉谿、舞谿，谓之五谿蛮；一部分居住在宜都、天门、巴东、建平、江北诸郡（今湖北省西部）。蛮人所居多深山重阻，人迹少到的山区。宋时，荆州设南蛮校尉，雍州设宁蛮校尉，用以管理有关蛮族的事务。当时，“蛮民顺附者，一户输谷数斛，其余无杂调。而宋民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多逃亡入蛮。蛮无徭役，强者又不供官税”（《宋书·夷蛮传》）。

巴郡、南郡蛮，是廪君蛮的后裔。传说廪君原出于武落锺离山，廪君乘船从夷水至盐阳（约在今四川、湖北相邻地带，参看《后汉书·南蛮传巴郡、南郡蛮条》注）。后繁殖、生活于巴郡、南郡（今湖北省西部）。东汉光武时，徙其种人七千余口到江夏郡界，后称为沔中蛮（今湖北汉水下游一带）。“东晋时，沔中蛮因刘石乱后渐徙于陆浑以南（今河南省南部），遍满山谷。”（《通典·边防典·南蛮传序》）其活动地区还东到庐江郡（今安徽庐江一带）。《宋书》所称豫州蛮，就是指的这一支。他们“种落炽盛”，居住的地区“北接淮汝，南极江汉，地方数千里”（《宋书·夷蛮传·豫州蛮条》）。汉人在长江流域的发展，首先与“蛮”族接触。汉族统治者需要蛮族人民向他们出租税、出徭役，当兵打仗。为此，他们不断向蛮族人民居住地区

展开残酷的进攻。宋时，进攻得很频繁，也很残酷。沈庆之前后数次领兵向蛮族进攻，他们俘获的生口就有几十万人。《宋书·夷蛮传》总论宋廷对蛮族的战争指出：“自元嘉将半，寇慝弥广，遂盘结数州，摇乱邦邑。于是命将出师，恣行诛讨。自江汉以北，庐江以南，搜山荡谷，穷兵罄武，系颈囚浮，盖以数百万计。”

对蛮族用兵所得俘虏，一般是送京师作营户，充兵役。征服的地区，即设立郡县称左郡左县，以管领蛮族人民，使其供租赋。如《宋书·荆、雍州蛮传》所称：“蛮民顺附者，一户输谷数斛，其余无杂调”，可能就是左郡县的赋税征调。宋孝武帝时，西阳（今湖北黄岗北）蛮附，“以蛮户立宋安、光城二郡”（《宋书·夷蛮传》）。在《宋书·州郡志》中，晋末及宋时以蛮民立的郡县有武宁、宋安、安陆、建宁等数郡，有靳水、赤亭、东安、阳城等二十多县。

南齐时，据《南齐书·州郡志》所载，有更多的以蛮民设立的郡县。在豫州、南豫州、郢州、司州和雍州宁蛮府领下以蛮民设立的郡县，有四十四郡、一百三十九县。这些县所管领的户口，没有记载。如果以晋时所置的武宁郡“领县二、户九百五十八、口四千九百一十四”（《宋书·州郡志》荆州条）为基数来估计，一百三十九县当有四十来万人口。南齐管领的户口总数，照崔祖对齐武帝所讲的情况，是“今户口不能百万”（《南史·虞玩之传》），则蛮族人口占的户口比数是很高了。

溪，也写作奚或仅。溪族居住的地区，主要在今江西南部和广东北部。溪族人多以渔钓为业，所居多在水边，这大概是溪族得“溪”名的原因。陈寅恪以为溪人之称，当与五溪地名有关系。①

东晋南朝的门阀大族看不起溪族人，常常骂他们是“溪狗”。温峤就曾嘲陶侃为“溪狗”（见《世说新语·容止篇》）。南齐范柏年骂胡谐之为“傒狗”（见《南史·胡谐之传》）。《晋书·陶侃传》称：陶侃本鄱阳，徙家寻阳，早孤贫。刘敬叔《异苑》云，钓禨（周一良疑“禨”当从石，作“禨”）山者，陶侃曾钓于此山下水中。陶侃出身微贱，少年时曾以渔钓为业，温峤又嘲他为“溪狗”，可能陶侃是出身溪族的②。

历史文献中，常常谈到溪族人的语音不正的问题。如《初学记·奴婢门》载宋乔道元与天公：“小婢从成，南方之奚，形如惊■，言语嵝厉，声音骇人，唯堪驱鸡。”又如《南史·胡谐之传》：“齐武帝为江州，以谐之为别驾，委以事任。建元二年，为给事中、骁骑将军。上方欲奖以贵族盛姻，以谐之家人语傒音不正，乃遣宫内四五人往谐之家教子女语。”此两处都提到溪人语不正。溪语音不正，似正好说明溪人之汉化。如溪人纯说溪语，汉人将完全不懂。语音不正，盖正在汉化，说汉语又杂有溪语，故成不正。

晋末宋初，溪人还是强悍善斗的。卢循起兵北上时，殷阐对何无忌说：“（卢）循所将之众，皆三吴旧贼，始兴溪子，拳捷善斗，未易轻也。”（《资治通鉴》卷一一五）所谓“始兴溪子”即溪族人。

俚族居住的地区，主要是湘、广西州，即今湖南、广东。汉族势力向广州一线发展，与俚人的接触渐多。如《宋书·羊玄保传附希传》载：“泰始

①参看陈寅恪《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一文，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金明馆丛稿初编》。

②参看周一良《南朝境内之各族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一文，收入中华书局出版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

三年，出为宁朔将军、广州刺史。希以沛郡刘思道行晋康太守（今广东德庆）领军伐俚。”又《宋书·良吏传·徐豁传》载：“元嘉初，为始兴太守（今广东韶关）。三年，遣大使巡行四方，并使郡县各言损益。豁因此表陈三事。其一曰：（郡）既接蛮俚，去就益易。……其三曰：中宿县俚民课银，一子丁输南称半两。”

僚，主要居住地区是长江上游的蜀，即今四川境。《华阳国·志李寿志》称，“晋康帝建元二年（344），蜀土无僚，至是始从山出。自巴至犍为、梓潼，布满山谷，大为民患。”《魏书·僚传》称：“僚者，盖南蛮之别种，自汉中达于邛笮川洞之间，所在多有。种类甚多，散居山谷，略无氏族之别。建国中，李势在蜀，诸僚始出巴西、渠川、广汉、阳安、资中，攻破郡县，为益州大患。势内外受敌，所以亡也。自桓温破蜀之后，力不能制。又蜀人东流，山险之地多空……僚遂挟山傍谷。与夏人参居者，颇输租赋；在深山者，仍不为编户。”由此可见，僚的活动地区主要在蜀，自巴西、犍为一线逐渐向外扩展。

自东晋至陈，南朝常与“僚’族有战争。据《南齐书·州郡志》所载：南齐时益州有东宕渠僚郡、越嶲僚郡、沈黎僚郡、甘松僚郡、始平僚郡、齐开僚郡、齐通僚郡，大约都是以降附和征服的僚民建立的。

户籍整理和反却籍斗争

南渡的北方劳动人民，江南汉人和各少数族人民共同开发了江南广大土地，发展了江南经济，但江南统治者剥削惨重却使得人民无法生活下去，反抗斗争遂不断发生。

南朝的租税制度，大体是延续魏晋的制度下来的。人民的负担，主要有租、户调和徭役。此外又有市税、商税、盐税、酒税、鱼池税、丁塘税、口赋、赀赋等杂税。人民的负担是沉重的。宋齐时期，一般农民生活的困苦情况，在齐武帝永明六年（488）顾宪之对武帝的启中所谈山阴一县的情况，可见一斑。他的启写道：“山阴一县，课户上万；其民赀不满三千者，殆将居半；刻又刻之，犹且三分余一。凡有赀者，多是士人，复除。其贫极者，悉皆露户。役民三五属官，盖惟分定：百端输调，又则常然。比众局检校，首尾寻续，横相质累者，亦复不少。一人被摄，十人相追：一绪才萌，千孽互起。蚕事弛而农业废，贱取庸而资华贵。应公赡私，日不暇给。欲无为非，岂可得乎？”（《南齐书·陆慧晓传附顾宪之传》）

人民最苦的是兵役和徭役。东晋王羲之致尚书仆射谢安书写道：“自军兴以来，征役及充运，死亡叛散，不返者众。虚耗至此，而补代循常；所在调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则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辄令其家及同伍课捕，课捕不擒，家及同伍，寻复死叛。百姓流亡，户口日减，其源在此”（《晋书·王羲之传》）。又宋武帝永初二年冬十月丁酉诏：“兵制峻重，务在得宜。役身死叛，辄考旁亲，流迁弥广，未见其极。遂令冠带之伦，沦陷非所。宜革以弘泰，去其密科。自今犯罪充兵合举户从役者，便付营押领；其有户统及谪止一身者，不得复侵滥服亲，以相染连。”（《宋书·武帝纪》）

人口逃亡，在户籍者日少。在籍日少，则剩下的在籍者租税徭役负担必

更重；重则人民逃亡。整理户籍，成为南朝政府的大事。

人民逃亡，主要有几个去处：一投依门阀大族作依附民部曲、客；二投依寺院作僧尼、白徒养女：三藏匿山林作流亡逃户。还有其他，等等。朝廷势力强大时，它搜括逃户是比较全面的。它与大族争人口，也与寺院争人口，更大力搜括藏匿山林、隐瞒户籍的逃亡户。桓温的庚戌土断和刘裕的土断，都是比较严厉的。一般整理户籍的矛头，多是指向不附籍的侨户和逃亡户。东晋以来，户籍有黄籍、白籍之分。黄籍，是郡国户口。晋令：“郡国诸户口，黄籍；籍用一尺二寸札；已在官役者，载之。”（《太平御览》卷六○六）齐高祖建元二年（480）的诏书指出：“黄籍，民之大纪，国之治端。自倾氓俗巧伪，为日已久，至乃窃注爵位，盗易年月，增损三状，贸袭万端。或户存而文书已绝，或人在而反托死板；停私而云隶役，身强而称六疾。编户齐家，少不如此。”（《南齐书·虞玩之传》）这两条史料说明，黄籍是郡国编户民的户籍。

自籍似是郡国编户民以外的侨户的籍。白籍最早见于《晋书·成帝纪》。咸康七年（341）：“实编户，王公已下皆正土断白籍。”白籍似是土断的对象，即尚未正式编户的侨民。

宋、齐两代都整理过户籍，宋文帝元嘉年间曾整理过一次户籍。文帝无嘉二十七年，曾规定以“八条取人”。“光禄大夫傅隆，年出七十犹手自书籍，躬加隐校”（《南齐书·虞玩之传》）。虞玩之还提出：“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为正。”这都说明宋文帝元嘉年间曾进行过一次户籍整理。南齐开国的两代皇帝，都曾积极整理户籍。齐高祖建元二年（480），虞玩之遵照高祖诏书的意图，上表请求整理户籍。他认为当时“户口多少不减元嘉而板籍顿阀”的原因，有几个方面：一、是自孝建已来，入勋者众，其中操干戈卫社稷者三分殆无一焉。二、勋薄所领而诈注辞籍，浮游世要，非官长所拘录，复为不少。如此两条，天下合役之身已据其大半矣。三、又有改注籍状，诈入仕流，苦为人役者今反役人。四、又生不长发，便谓为道，填街溢巷，是处皆然。五、或抱子井居，竟不编户，迁徙去来，公违上断，属役无满，流亡不归。宁丧终身，疾病长卧。六、又四镇戍将，有名寡实，随才部曲，无辨勇懦，署位借给，巫温比肩，弥山满海。他指出，有这六项，是“坊吏之所以尽，百里之所以单也”，户籍之所以顿阙，乃由这些原因。（同上）

齐高祖采纳了虞玩之的建议，随即采取措施整理户籍。“乃别置板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数巧，以防懈怠。”但这办法本身就有问题。限人一日得数巧，必然会出毛病。于是不仅出现。于是货赂因缘，籍注虽正，犹强却以充程限”的情况，还出现“应却而不却，不须却而却”（《通典·食货志》）的情况。

齐武帝初年，继续贯彻执行齐高祖的办法，继续强力整顿户籍。于是，到武帝永明三年正月（485），便激起富阳侨人唐寓之领导的白籍人反却籍的斗争。《南齐书·沈文季传》载：“是时，连年检籍，百姓怨望。富阳人唐寓之侨居桐庐，父祖相传图墓为业。寓之自云其家墓有王气，山中得金印，转相诳惑。三年冬，寓之聚党四百人于新城，水断商旅，党羽分布近县。”《南史·茹法亮传》载：“（吕文度）又启上籍被却者悉充远戍。百姓嗟怨，或逃亡避咎。富阳人唐寓之，因此聚党为乱，鼓行而东，乃于钱塘县僭号，以新城戍为伪宫。三吴却籍者奔之，众至三万。”起义不久即被镇压下去，唐寓之被杀。

检籍和反检籍的斗争，本来是逃亡户与官府的斗争。逃亡户为了逃避租

税徭役负担而设法脱籍，官府为把逃亡户拉回来负担租税徭役而检籍。但检籍，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可能产生不同的效果。在政治清明的稳定时期，检籍的效果可能相对地减轻人民的负担。在政治混乱或腐败的时期，检籍的结果则往往是增加了统治者的收入，扩大了其剥削面，却丝毫没有减轻人民的负担。原来担负租税徭役者仍要承担着已有的沉重的负担，原来不负担租税徭役的逃亡户现在却也要负担了。而且，尽管朝廷或官府是比较励精图治的，而执行的官吏却是贪污腐败的，好办法通过腐败的官僚机构也会变了质，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南齐初年的这次检籍，恰巧是由一些贪污、腐败的人去执行，结果是“应却而不却，不须却而却”。在这种情形下，唐寓之反检籍、反却籍的斗争，是农民起义的一种具体形式，在南朝的阶级斗争史上，这是一次大规模的起义。

南朝的农民战争，自宋至梁初，陆续不断。其中规模较大的，在宋末，有羲阳（郡治在今湖南安乡）张群为首的农民起义，他们曾攻破羲阳、武陵、天门（郡治在今湖北石门县）、南平（郡治在今湖北公安县西南南平镇）等四郡。在梁天监四年（505），有益州地区以焦僧护为首，众至数万的起义。在梁中大通五年（533），有以齐苟儿为首的众至十万人进围成都的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