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高水平的文化使中国成为东方文化的渊源

隋、唐时期先进的经济和政治，必然有相应的先进文化。隋、唐的文化在当时世界上是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对东方诸国，朝鲜、日本和南亚诸国的影响更大。

隋唐文化与日本中国与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从西汉起，中日两国就开始有了交往。日本最早的史籍《古事记》、《日本书记》，是在八世纪编写成的。在唐代以前，中国早已有多种史籍记载日本的历史了。简略提到日本的史籍，有《汉书·地理志》、《山海经·海内北经》、《论衡·儒增篇》、《后汉书·东夷传》等。记载较详，史料价值较高的是《三国志·魏志·倭人传》，全文两千多字，内容十分重要。这是现存有关四世纪以前日本基本情况的唯一史料。直至今日，日本史学界还非常重视《三国志·魏志·倭人传》的研究。显而易见，欲知日本有文字可考的历史，须从中国古籍谈起，说明中日文化关系的密切。

最初，日本接受中国文化是通过朝鲜半岛间接得到的。到隋、唐时期，日本的有识之士已经不满足于这种情况，于是就出现了遣隋使、遣唐使，直接来华吸取中国的文化。木宫泰彦先生说：“日本古代人民生活，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都因中国文化的输入而丰富起来。但是，这些中国文化，都是由三三两两移来的朝鲜人和乐浪，带方的汉人带来的，只是自然而然地、极其缓慢地经由朝鲜半岛传入的。这样始终听其自然发展下去，对于当时多少能够阅读中国典籍，开始理解中国文化的先进人士，是不能忍受许久的，一定热切希望前往当时堪称东方文化渊源的中国，直接吸收优秀的文化。这种愿望的具体实现，便是遣隋使的派遣。”

隋朝以前，日本虽然也曾多次与中国通好，但日本朝廷都未曾预闻此事。遣隋使是日本推古天皇十五年（607）圣德太子开始派遣的。小野妹子等日本遣隋使，由百济使节陪同，于大业四年（608）到达长安。

遣隋使来华的目的是求佛法，其实，更重要的是为了广泛地输入中国文化。因为第二次遣隋使中既有僧人，还有学生。圣德太子在和朝鲜人的接触中，知道了很多有关中国文化的知识，并阅读了些汉文典籍，从而非常向往中国文化，必然想方设法试图吸取，遣隋使势必也就肩负这种任务。

事实也是如此，日本的遣隋使成员，多是隋以前从大陆通过朝鲜半岛迁来的汉人。因他们懂汉字，通晓汉语。在隋以前，这些人在日本常出使海外，起草外交文件。例如，南北朝时，日本雄略天皇上南朝刘宋顺帝的表文，有六朝风格，是骈俪体裁，显然是这些人的手笔。遣隋使在中国留学有长达二三十年者，对隋末唐初的政治有深刻的了解，接触也很广泛。因此，回国以后必然对日本文化产生很大影响。反之，他们对日本的落后政治也必然有所不满。同时，“听到他们传说的知识分子，也必然想要赶快起来仿效，可能不拘内容怎样，哪怕只在形式方面，也殷切期望尽速修饰宫廷的冠服，整饬政府的编制。当然，这种愿望并不是到了这时才开始出现的，早在同吴国（中国南朝刘宋）往来的雄略朝（475—479）时，就已经有了萌芽，到了推古朝（593—628），这种倾向便更加显著起来，具体表现在圣德太子的制定冠位和颁布宪法上。随着遣隋留学生的回国，这种愿望更加强烈，已经达到无可遏止的程度。”由此可见，遣隋使的活动达到了日本统治者派他们来华的目的。

由于遣隋使的作用，中国文化在日本的影响进一步加深。但日本的有识之士并不满足，反而“益加赞叹向往，热狂地试图汲取、模仿。遣唐使的派遣就是实现这种愿望的手段”。

遣唐使的派遣，前后十三次，还有两次是只有任命，并未成行。遣唐使的成员，最多的一次达六百五十一人，最少的也有一百二十人。其中，最重要的是大使、副使、判官、录事等官吏。充当这类官员的条件，主要是通晓经史，长于文艺，也就是著名的学者或文人，至少也是有一技之长，如善弹琴或琵琶者。其次是对唐朝熟悉的人，如遣隋留学生回国后，多又充任遣唐使者。这些人当然是容易接受唐文化的。

另外，遣唐使中还有医师、阴阳师、乐师、画师等。医师除了为使团人员医治疾病外，就是为了到唐请教疑难问题；阴阳师也是为了到唐请教疑难；乐师主要是到唐参观礼见、朝贺、拜辞等仪式奏乐的；画师可能是为了到唐描画唐朝珍奇风物的。总之，遣唐使是为了到唐吸取先进文化而组成的。

遣唐使的成员回国后，很受重用。很多人做了朝廷或地方的文武官员。这些官员在任职期间，利用各种机会，把在唐朝的所见所闻推广于日本。在日本历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化革新，就是日本留唐的学生在政治上发挥作用的标志。

大化革新的主要内容有：（1）废除贵族私家占有土地和部民制度，把全国的土地和人民都作为天皇（国家）的公地和公民。（2）实行班田制。朝廷对六岁以上公民，每六年班给口分田一次，男子二反（反也称段，一反约合9.918公亩），女子为其三分之二，奴婢为其三分之一，死后归还国家。受田者负担租庸调。租即田租，交稻米；庸即役，每人每年十天；调即贡物，交纳绢或布。（3）在官制方面，废除世袭制，各级官吏均由国家任免，集权于朝廷。

从革新的内容看，班田制与唐朝的均日制大体类同，而且沿着共同的道路向前发展，国家掌握的土地又逐步转入私人手中，形成了庄园制。官吏制度的改革，实际上也是以唐为榜样的。由此可见，大化革新是日本学习唐朝文化在政治方面所产生的后果。

《唐律》对日本的影响非常显著。大化革新后，日本官制仿照唐制，设立刑部省。唐高宗乾封二年（667），制定了最早的成文法典《近江令》。编纂《近江令》的就是随同遣隋使小野妹子来华的高向玄理和僧旻。高向玄理在中国留学三十二年，僧旻在中国留学二十五年。《近江令》的主要依据，就是武德、贞观、永徽三朝的令。稍后又颁布的《天武律令》，也是以武德、贞观、永徽三朝律令为蓝本的。

《大宝律令》是日本历史上所谓划时代的法典，它与《唐律》一样，都有十二篇，其篇目次序都和《唐律》一样，内容也大致相同，只是在有些地方加以简化与省并。正因为如此，有人认为：“日本律令制时代的法典，亦步亦趋地追随唐朝。”同时还引用日本学者的话说：“自奈良至平安时期，吾国王朝时代之法律，无论形式上与精神上皆依据《唐律》。”另外，鸠山和夫与阪本三郎合著的《日本法制史一班》，把日本的法律发展史分为四个时期，其第二时期就径称为“模仿唐时代”。这又充分说明，唐朝从政治上与文化上对日本的影响都是极为深远的。

日本文字是根据中国文字创制的。最初，日本没有自己的文字，大约从三世纪起，中国文化通过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如《论语》、《千字文》都由百济人传入日本。到五世纪，日本贵族已经能够熟练地使用汉字了。到八世纪，日本才正式有了文字。日本文字的“片假名”，是吉备真备根据汉字的偏旁而创制的楷书字母，“平假名”是空海根据汉字草体而创制的草书字母。空海是唐德宗（780—805）时到长安青龙寺学佛经的和尚。吉备真备是唐玄宗（712—756）时在唐留学的学生，他在唐的十七年中，对于经史、法律及技艺，都很有成就。回国时带回许多典籍和文物，如《唐礼》、《大衍历经》、《大衍历成》、《乐书要录》、测影铁尺、铜律管、弓箭等，对日本礼制、历法及音乐的改革创造作出了很大贡献。

在文学与史学方面，日本受唐的影响也很显著。日本遣唐使和留学生回国，带回不少汉文诗文集。唐玄宗天宝十载（751）以后，日本作者也相继写出了不少汉诗文集，如《怀风藻》，是最古的汉诗集，是日本贵族文学的代表：另外，还有《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等，也是著名的文学作品。日本最早的史籍《古事记》，是公元712年用“万叶假名”写成的。《日本书纪》是公元720年用汉文写成的。其后，《续日本书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文德天皇实录》、《三代实录》等书，都是按汉文编年体相继写成的。这五种书，加上《日本书纪》，合称《六国史》。《六国史》的年代互相衔接，从神话传说起，直到公元887年，内容虽然不完全可信，却是日本古代的重要历史文献。大约同一时期，还写出了一些《风土记》，相当于中国的地方志。

中国的书法艺术与绘画，也在日本很有影响。“书法”在日本称为“书道”。日本的奈良时代（710—789），学习王羲之字体蔚然成风。空海、橘逸势、嵯峨天皇合称平安时期（794—1185）的三笔。传说空海在唐时曾向韩方明学习书法，橘逸势在唐时向柳宗元问过书法，嵯峨天皇的字，学的是欧阳询体。至于绘画，一方面是中国画在日本广为传播，另一方面是日本人也多模仿中国画，或者以中国为题材绘画。这两方面的画，日本统称为“唐绘”。空海由唐带回日本的真言五祖（金刚智、善无畏、一行阿阇梨、不空金刚、慧果）画像，日本至今还收藏完好。

在城市建设和建筑艺术方面，日本也极力模仿唐朝。公元694年，在飞岛（在奈良县境）建立藤原京；十四年后，又在奈良建造平城京，公元710年迁都于此。公元794年又迁都到平安京（今京都），一直到1192年。这三个都城，都是模仿唐都长安规划营建的。平城京和长安一样，也有朱雀大街，东市、西市。平安京仍然是按照长安的街市布局，而规模比平城京更加宏大。虽有大小不同，但其构造、布局大体相似。至于宫殿、寺院、官衙和私人住宅的建筑，也完全是仿唐的。

总而言之，唐代的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是极为广泛而深远的。日本学者认为：“唐朝三百年间，由于学生、学问僧学来和带回的中国文化产物，不断给予日本新的启迪，中国前进，日本也前进。因此，日本的文化一刻也没有停滞，不断吸收中国的优点，经过整理提炼，咀嚼融化，终于在平安中期以后，在各个方面都逐渐摆脱了唐风，产生了优美、典雅的日本文化。”

日本受唐文化的影响，日本的遣唐使、留学生起了重要作用，同时，唐到日本去的汉人也起了相当作用，在隋、唐以前，日本早有“秦人”、“汉人”、“新汉人”的存在。所谓“秦人”，是指一个被认为是秦始皇的后代的名叫弓月君的人，从朝鲜带到日本去的汉人；所谓“汉人”，是指一个被认为是东汉灵帝后代的名叫阿知使主的人，从朝鲜带去的一部分汉人；所谓“新汉人”，是指在“秦人”、“汉人”之后移居日本的汉人。这些人都成了日本民族的组成部分。遣隋使的成员多是他们。

在唐朝和日本的交往中，除了这些已经成为日本人的“秦人”、“汉人”、“新汉人”的作用之外，到日本去的唐人也发挥了很大作用。

到日本去的，有些是以便者的身份赴日，完成任务以后就回国的。例如，隋炀帝时就曾派文林郎裴世清等十三人随小野妹子出使日本，并带有国书。到日本后，受到隆重接待，天皇接见裴世清时说，“我闻海西有大隋，礼义之国，故遣朝贡。我夷人，僻在海隅，不闻礼义，是以稽留境内，不即相见。今故清道饰馆，以待大使，冀闻大国惟新之化。”回国时，日本天皇又派小野妹子同行。隋使来往均有小野妹子陪同，而且受到隆重接待，足证日本对隋的尊重。这正是中国文化对日本有影响而使其产生羡慕之心的结果。到了唐朝，这样的活动更多。日本曾专门派过送唐客使。唐朝也常在日本的遣唐使回国时派遣人伴送，伴送的唐使有时达数十人之多。如唐肃宗上元二年（761），日本迎入唐使高元度回国，唐派沈惟岳、陆张什等三十九人伴送；唐代宗大历十三年（778），日本持副使小野石根回国，唐派赵宝英、孙兴进等数十人伴送。这些伴送者，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常因失去渡海机会而留在日本，这些人对唐朝文化的传播必然发挥很大作用。例如，袁晋卿、皇甫东朝都是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去日本留在那里的。袁晋卿精通《文选》、《尔雅》的字音，皇甫东朝擅长音乐，他们对于日本音韵学的发展与日本音乐的发展，都有很大贡献。

唐朝的僧人也有不少到日本后没有再返回者。在这方面，最有名的是鉴真。鉴真于玄宗天宝十三载（754）率领弟子二十四人东渡日本。他除了在日本传授佛经之外，在建筑、医学、雕塑等方面，也有很大贡献。他与其门徒建造了唐招提寺，寺中金堂，现仍存在。此堂被认为是“今日所存天平时代（729—748）佛殿之最完备者，其构造装饰，足以代表当时最发达之式样手法”。

在医药方面，他也很有贡献。当时日本人对某些药品还难辨真伪，鉴真以鼻辨别，非常准确。他还带去许多药方，据说，奇效丸、万病药、丰心丹的方子，都是鉴真带去的。

在雕塑方面，鉴真与其门徒创作的佛像，独具一格，在日本雕塑史上，被称为招提寺派。“鉴真的门徒，多是建筑、雕塑的专家，他们在唐招提寺，发挥了唐代艺术的新成就，比过去传到日本的艺术有所发展，因而更快地促进了日本天平时代艺术高潮的形成。”

隋唐文化与朝鲜半岛朝鲜半岛与中国唇齿相依，自古以来关系十分密切。中国文化传入日本，朝鲜半岛是起了桥梁作用的。隋唐文化对朝鲜的影响，不管是三国分立时代，还是新罗统一以后，都是非常广泛而深刻的。

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日本认为新罗是“中国文化的分店”，因此，日本除了向唐朝派遣留学生以外，还向新罗派了不少留学生。在此以前，大业四年（608），日本的遣隋使还曾与百济使节共同到达隋朝。日本学者估计，百济使节“或许为日本使节充任向导”。这说明朝鲜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比日本更早。

朝鲜是十五世纪才有自己的文字的。在此以前，一直使用汉字，阅读汉文书籍。在三国分立时代，高丽的书有《五经》及《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春狄》、《玉篇》、《字经》、《字林》；“又有《文选》，尤爱重之”。百济“其书籍有《五经》、子、史，又表疏并依中华之法”。不仅汉文书籍广为流传，书法也很有影响，唐初的书法家欧阳询，“高丽甚重其书，尝遣使求之”。新罗也大体类同。例如，贞观二十二年（648），新罗王真德派其弟金春秋及其子文王到唐。金“春秋请诣国学观释奠及讲论，太宗因赐以所制《温汤》及《晋祠碑》并新撰《晋书》”。三国统一不久，新罗王政明就于武则天垂拱二年（686）遣使到唐，“因上表请《新礼》一部并杂文章，则天令所司写《吉凶要礼》，并于《文馆词林》采其词涉规诫者，勒成五十卷以赐之”。由此可见，新罗对于汉文书籍也是非常向往的。

朝鲜人为了阅读汉文书籍方便起见，在新罗统一后，由薛聪创造了“吏读法”，就是利用汉字的音表示朝鲜的助词、助动词，夹在汉字中间，帮助阅读汉文。这种方法，对朝鲜文化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为了直接吸收唐朝文化，在贞观年间，“高丽及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国学之内”。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以后，派遣了更多的留学生到唐学习，在长安设有新罗馆。唐文宗开成二年（837），新罗派到唐的留学生多达二百多人。从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到唐末，登科学的新罗学生有五十八人。其中最有名的是崔致远。崔致远十二岁入唐求学，他的父亲对他抱有很大希望，临行前告诫他说，“十年不第，即非吾子也。行矣勉之！”崔致远到唐后，“追师学问无怠”。到信宗乾符元年（874），“一举及弟，调授宣州漂水县尉。考绩，为承务郎、侍御史、内供奉，赐紫金鱼袋”。黄巢起义后，他又为高骄淮南从事。后来，又为“侍读兼翰林学士，守兵部侍郎，知瑞书监”。他的著作有《桂苑笔耕集》20卷。这部著作，不仅在中国流传至今，而且是朝鲜现存的一部有价值的文集。不言而喻，崔致远在中朝文化交流史上是有重要地位的。

中国人到朝鲜传播中国文化者也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日本古代所谓的“秦人”、“汉人”、“新汉人”等，主要都是从朝鲜半岛东渡的中国人。可见在朝鲜半岛的中国人是不少的。通过这些中国人有意的传播或无意的影响，朝鲜必然愈来愈多地接受中国文化。

隋朝末年，隋炀帝发动进攻高丽的战争。由于战争失败，军队溃散，很多人未曾回国，流落在朝鲜。武德年间，唐与高丽通好，高祖给高丽王高建武书曰：“隋氏季年，连兵构难，攻战之所，各失其民。遂骨肉乖离，室家分析，多历年岁，怨旷不申。今二国通和，义无阻异，在此所有高丽人等，已令追括，寻即遣送；彼处有此国人者，王可放还，务尽抚育之方，共弘仁恕之道。”“于是建武悉搜括华人，以礼宾送，前后至者万数，高祖大喜。”尽管这次有不少人回国，但已经在那里娶妻成家、未曾回国者还是很多。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派陈大德出使高丽，陈大德雅好山水，到处游历，“往往见中国人，自云：‘家在某郡，隋末从军，没于高丽，高丽妻以游女，与高丽错居，殆将半矣。’因问亲戚存没，大德绐之曰：‘皆无恙。’咸涕泣相告。数日后，隋人望之而哭者，偏于郊野”。不难看出，隋末流落在朝鲜而唐初也未曾回国的华人是为数不少的。这些华人，从文化知识到生活习惯，都会给朝鲜以不小的影响。

除此而外，受政府派遣前往朝鲜者，更是有目的的去传播中国文化。武德七年（624），唐高祖派遣沈叔安前往高丽封高建武为上柱国、辽东郡王，“仍将天尊像及道士往彼，为之讲《老子》，其王及道俗等观听者数千人”。听讲《老子》者数千人，正说明朝鲜人对中国文化的向往。

武德九年（626），新罗、百济、高丽三国之间矛盾激化，高丽阻止百济、新罗与唐往来。于是，百济、新罗派人到唐求援，并指责高丽“闭其道路，不得入朝”。唐太宗派朱子奢前往和解，三国才都能与唐交往。可见百济、新罗与高丽一样，也是向往中国文化的。

新罗统一后，中国文化继续向朝鲜传播。开元十六年（728），新罗王兴光“遣使来献方物，又上表请令人就中国学问经教，上许之”。开元二十五年（737），兴光卒，玄宗派刑“往新罗吊祭，并册立其子承庆袭父开府仪同三司、新罗王”。在刑临行前，玄宗对他说：“新罗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有类中华。以卿学术，善与讲论，故选使充此。到此宜阐扬经典，使知大国儒教之盛。”刑出使新罗，除了吊祭兴光，册封新王外，主要任务就是讲授儒家经典。无疑，这是唐统治者有目的地去朝鲜传布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对朝鲜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三国时代，高丽的“种田养蚕，略同中国”，“兵器与中国略同”。百济的“婚娶之礼，略同华俗”，“有文籍，纪时月如华人”。新罗“言语名物，有似中国人”，“其文字甲兵同于中国”。

新罗统一后，像唐朝一样建立了朝廷集权制度。在朝廷设省，地方行政单位为州、郡县，全国有九州、四百多郡县，还有五个小京。选拔人才的办法也是仿唐在京城和地方设立学校，通过考试选拔。另外，由于中国天文、医学、算学的传入，也设置医学、律令、算学、天文等各种博士。这些博士，一方面教授生徒，一方面从事有关方面的研究工作，都取得了相当成就。再者，在建筑、雕刻、艺术等方面，唐对朝鲜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

日本、朝鲜的古代文化并不等于中国文化的搬家，而是日本、朝鲜在吸收中国文化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历史的特点加以创新的结果。例如，日本、朝鲜最初都使用汉文，但由于日本、朝鲜人民的生活习惯、文化传统、历史发展的具体特点等有所不同，所以他们先后都又创造了自己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