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唐代官吏的考核与升迁

官吏等级唐代官吏最基本的等级序列为品级散官序列与职事官序列，许多官吏等级制度的复杂变化，都由这两个序列的吻合与分离而产生。而勋官与封爵则是次一级的功绩等级序列，与前两个序列互相配合，互为补充。

唐代沿袭隋制，把官员分为九品，每品内又分为正、从，共为十八个等级。文官自正四品以下，武官自正三品以下，还分为上下阶，因此，唐代文官的散官实际上有三十个等级，武官散官等级是三十二等。这些等级总称为流内官，为正式文武官员。此外还有流外九品，实际上已属于吏员，不属于正式官员的范围。官员的散官称号与品级大致对应，表示官员地位与资历高低，作为升迁的序列。

唐代的品级与散官还与官员服饰等级制度相联系。唐代规定，三品以上官服紫，四品、五品服绯（朱红），六品、七品服绿，八品、九品服青。同时，唐代高级官员都有一个表示其身份的鱼符，以袋盛之，称为“鱼袋”。三品以上官的鱼袋以金饰之，称为金鱼袋。五品以上官的鱼袋以银饰之，称为银鱼袋。

唐承隋制，文武官员均可授勋官，共有十二级。按照规定，勋官可以与相应品级的公卿大臣处于同等班位。但实际上由于授勋过多，动以万计，因此无职事的勋官实际地位往往在胥吏之下，仅仅成为一种授予的官员荣誉称号。

职事官是唐皇朝最基本的官吏等级序列之一，所谓“职事者，诸统领曹事，供命王命，上下相摄，以持庶绩”。职事官序列形成唐朝行政权力运转的体系。唐代职事官任用的主要类别有如下几种：第一，正员官。唐代规定：“凡天下官吏，各有常员。凡诸司置直，皆有定制”。正员官即各政府部门正常编制的官员。同时，按照职事官地位与其授予的散官品级是否相宜分类，散官品级高而就任低职事官者称为“行某官”。散官品级低而任高职事官者称为“守某官”。

第二，检校官。唐代对兼任职事官的称呼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指代理某官。如贞观十九年，唐太宗伐高丽时，中书令岑文本死于军中，临时任命太子左庶子许敬宗“以本官检校中书侍郎”，以暂代文本之责。另一方面，检校官指唐代中后期的使职官所兼中央官衔。因为唐代的使职，如节度使、观察使、盐铁使等本身没有阶品，于是其地位高低以所兼检校官的阶品来代表。这种意义上的职事官实际上是虚衔。

第三，试官。唐代的试官也分为实任和虚衔两种。实任试官始于武则天时，武则天长安三年（703），为收揽人心，广开入仕之门，“举人悉授试官，高者至凤阁舍人、给事中，次员外郎、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试官之起自此始”。这一任命方式在唐代中后期继续沿用，如于敖“自协律郎、大理评事试监察御史，元和六年，真拜监察御史”。虚衔多为对地方官吏授予的名义职衔，并无实际职权。

第四，员外官。指在正式编制之外额外增加的官员。员外官的滥置主要是在武则天和唐中宗、睿宗时，如唐中宗“大置员外官，自京司及诸州凡二千余人，宦宫超迁七品以上员外官又将千人”。以致当时有宰相、御史和员外官“三无坐处”之谚。直到唐玄宗开元年间，方对员外官的授予严加限制。不过，唐代尚书省诸司员外郎早在唐初就已列入正式编制，实际上已同于正员官。

官吏任期唐代官吏的任期，前后变动较多。唐代前期规定，六品以下中低级官员的任期为四年，而五品以上高级官员的任期则一般为三年。唐后期宪宗时又重新规定：朝廷的三省官和台省官任期三年，诸州刺史为五年，其余官则四年至五年不等。但实际上，官吏的任期往往较规定时间要短。唐中宗时，御史中丞卢怀慎就上书指出：“比来州牧、上佐及两畿县令，下车布政，罕终四考，在任多者一二年，少者三五月，遽即迁除，不论课最。”唐代后期，制度废弃，对官吏的任期规定也更流于形式。如唐穆宗时，各级官吏“迁除过速”成为风气，以至不得不颁布诏令重申刺史县令任职不满三周年，不得除替的规定，但官吏任期缩短的趋势仍然难以遏制。

官吏考核唐皇朝承袭隋制，以尚书省吏部考功司为主持官吏考核的机构，但较隋代有更为严密的分工。考功司的长官考功郎中主持对京官的考核，而考功员外郎负责对外官的考核。

不过，吏部考功司的考核范围，只限于中低级官员。对于朝廷高级官员和地方长官的考核，唐代规定：“亲王及中书门下、京官三品以上，都督、刺史、都护、节度观察使，则奏功过状”于皇帝，由皇帝亲自或另派人考核。谏官、御史及翰林学士的考核也由皇帝亲自主持，称为内考或内校。唐代皇帝经常亲自为宰相等高级官员书写考词。唐高祖曾亲自把敢于诤谏的李纲、孙伏伽考为上第。唐玄宗也曾为中书令张说书写考词说：张说“才望兼著，理合褒升，考中上”。

唐代的官吏考核，一般是每年举行一次，称为小考。也有在官员任期满后进行的，称为大考。

考核时，由应参加考核官吏对当年内的功过治绩作出自我鉴定，写成简要考状，由本司或本州长官当众宣读评议，按优劣定为上上至下下九等考第。然后征求被考核者的意见，如有不当，还可重新复核改正。校定后的考第录为考簿。京城诸司的考核工作一般在九月三十日以前结束，考簿直接送尚书省考功司。各地府州则必须在十月二十五日以前，把其考课簿交朝集使送至京城。因此，吏部考功司的考核也分为两种：京官考核，集合应考者当面唱读考课簿注定，地方官考课簿则对朝集使注定，然后上报皇帝批准公布。定考时，考功司对于各部门所定考第有不妥者，有修改的权力。如唐德宗时，考功员外郎赵宗儒定考，“黜陟公当，无所畏避……凡考之中上者，不过五十人，余多减入中中”。为示公平，考功司定考时一般还有监考使和校考使在旁监督。他们对官吏的定考也有发言权。

官员考核的标准，为四善二十七最。四善指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与烙勤匪懈，是对各级官员行为准则总的要求。二十七最则是把各种官员按职责范围分为二十七类，每类定出一个履行职责的最高标准，如“献可替否拾遗补阙，为近侍之最；铨衡人物、擢尽才良为选司之最”；“谨于盖藏、明于出纳，为仓库之最”等等。唐代规定，官员达到一最四善为第一等，一最三善为第二等，一最二善为第三等，无最而有一善为第五等，职事粗理、善最不闻为第六等，爱憎任情、处断乖理为第七等，背公向私、职务废阙为第八等，居官谄诈、贪浊有状为第九等。这样，使官员的考核有了相对客观的标准。善最之外，唐代还制定了一些具体的考课标准，如对地方州县官，以户口增减和田地开垦作为考绩升降的重要依据。唐代在此基础上规定了奖惩标准：获中上考以上，每进一等加禄一季，中中考仍保持本禄，获中下考以下，每退一等，夺禄一季。同时，五品以下官，四次考核都获中中以上考的，可以加官进阶，获下下考则要被解职。

对于流外吏员，不按上述标准，而另列四条加以考核，即“清谨勤公为上，执事无私为中，不勤其职为了，贪浊有状为下下”。

唐代前期，对朝廷三品以上和地方四品以上高级官员并未制定明确的考核标准，因为他们“职位崇重，考绩褒贬，不在有司”。所以对他们的考核是由尚书省向皇帝上奏“功过状”，其考课等第由皇帝决定。安史乱后，由于地方方镇势力的膨胀，唐皇朝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也开始制定出对地方高级官员的考核标准，规定在每年八月进行考核。节度使“以销兵为上考，足食为中考，边功为下考；观察使以丰稔为上考，省刑为中考，办税为下考；团练使以安民为上考，惩奸为中考，得精为下考；防御使以无虞为上考，清苦为中考，政成为下考；经略使以计度为上考，集事为中考，修造为下考”。但在实际上，由于藩镇势力的强大，这些考核标准并未起到很大的作用。

唐代的官吏考核制度在中国古代皇朝中具有自己的特色。

它的体系十分完备，考核机构设置合理而效率很高，考核程序严密，考核标准法律化。因此，对于吏治的清明和提高行政机构的效率起了较好的作用。

但是，唐代官吏考核制度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考课制度执行不严格，使考课成为形式，尤其是在安史之乱后，“考绩之司，事多失实，常参官及诸州刺史，未尝分其善恶，悉以中上考褒之”。

第二个方面是在安史之乱后地方割据势力膨胀，对方镇的考课无法实行。唐德宗贞元七年（791），校外官考使上奏说，当时“诸州观察、刺史、大都督府长史，及上中下都督、都护等，有带节度使者，方镇既崇名礼当异，每岁考绩，亦听奏裁”。可见当时朝廷考官对方镇的考核无法进行，只好把责任上推给皇帝，不了了之。由于这些问题的出现，唐代官吏考核在唐代中后期开始流于形式，而逐渐失去唐代前期对官吏的制约作用。

官吏升迁官吏的授职与升迁的程序，唐代称为铨选。

唐代除五品以上高级官员的授职与升迁，由皇帝和宰相决定外，其余六品以下中低级官员的授职和升迁，均由尚书省吏部主持。兵部亦掌管武官和一部分由门荫入仕者的授职。唐代的铨选分为以下几个步骤进行：首先，吏部在每年五月，向各州府下达本年授职官吏的资格范围，称为“选格”。选格由州府张榜公布，凡参加吏部铨选，待授官职者，称为“选人”。合乎资格的选人在本籍贯州府或前任所报名。州府对选人出具资格文书，“列其罢免、善恶之状”，称为“选解”，在十月底以前送达尚书省，选人也在同时到达京城，称为“冬集”。

其次，尚书省吏部派员外郎二人，对选人的资格进行审查，主要依据是选人的档案——“甲历”。甲历一式三份，分别存放于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吏部。如果选人文书与甲历相符，没有伪冒，并且没有格式方面的错误，方予以通过。

获得正式选官资格的人，才能参加由吏部尚书主持的铨选考试。选人被分为三组，称为“三铨”。一般由吏部尚书主持六、七品选，称为尚书铨，八、九品选人又分为二组，分别由侍郎一人主持，称为中铨和东铨。

唐代官吏铨试的标准有四项：身、言、书、判。身指“体貌丰伟”，言指“言辞辩正”，书指“楷法道美”，判指“文理优长”。铨试的次序是“始集而试，观其书判，已试而铨，察其身言”。在四项铨试标准中，书、判是最主要的考试内容和标准。如果四项皆入选，那么还要进行复审，按照德行、才用、劳效的优劣再加以淘汰，“德均以才，才均以劳”，这里的劳即指考课的情况。通过初试和复审，未被淘汰的选人方由吏部正式授予官职。授予官职的依据，除了书、判的成绩外，还要根据选人的任官资历高低和出身情况，如科举出身、门荫出身、流外出身等，注以不同的官职，报尚书都省、门下省审查通过，上报皇帝备案，再发给正式的任命状——告身。吏部性选授官的程序在唐代又称为“旨授”。

以上铨选程序，仅限于六品以下中低级官员。唐代规定，五品以上高级官员，在任职期满后重新授官时，不再考试书判。由中书门下根据五品以上的官员名簿——“具员簿”，按照其“前任政绩，受代月日，量才除授”，然后上报皇帝批准。这一授官方式称为“敕授”。当然，其中也有例外，即拾遗、补阙、御史等六品以下供奉官，因为其职责重大，地位清要，从玄宗开元年间起，均改为敕授，不再属于吏部铨选。

唐代的官吏授职和升迁，必须经过考试，铨选过程也制度化和周密化，为提高官吏素质和选拔统治人才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唐代铨选制度也存在着较为突出的弊病，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铨试日益流于形式。尤其是唐代中期开始，这种情形更为突出。唐德宗时的考功员外郎沈既济指出，当时的铨试过程，“皆在书判薄历，言辞俯仰之间，侍郎非通神，不可得而知。则安行徐言，非德也；丽藻芳言，非才也；累资积考，非劳也’。由于铨试流于形式，因而官吏的冗滥成为严重的问题，具有做官资格的人数远远超过官员编制，形成“大率十人竟一官”的局面，对铨选制度造成很大压力，“士人二年居官，十年待选，而考选迁除之法寖坏”。唐代的官吏铨选陷入困境。

第二，是逐渐出现以年资为官吏升迁依据的趋向。唐代前期，由于官职阙少的问题日益突出，以至选人有出身二十余年还未获得官职的。玄宗开元十八年（730），吏部尚书裴光庭为解决这一问题，依据北魏的历史经验建立“循资格”授官法。即把选人按照前任官阶分为若干等级，规定罢任后各经过若干年即可获得官职。前任官阶低的候选年限长，官阶高的候选年限短，“无问能否，选满即注，限年蹑级，不得逾越，非负谴者皆有升无降”。这种按照年资授职升迁的方式压制了人才，使“庸碌者便于历级而升，挺特者不能脱颖而出”。这种“循资格”的升迁方式后来虽然废除了，但实际上“有司以循资格便于己，犹踵行之”，成为唐代铨选中难以消除的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