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以“扬一益二”见称的经济都会的交通道路

经济都会

“扬一益二”是说扬州位于第一，益州居于第二。这是唐代后期社会上对于扬、益二州繁荣的称道。扬、益二州的繁荣显现在经济方面。这和长安、洛阳不同。长安、洛阳作为都会是具有政治因素，乃是政治都会。扬、益二州却是经济都会，再具体说来，长安是当时的政治中心，扬州则是经济中心，其间是迥然不同的。“扬一益二”虽是唐代后期流行于社会上的说法，但二州作为经济都会，渊源很早，隋炀帝即位之初，即已向往扬州，其所开凿的通济渠、邗沟、江南河和长江配合起来，就更增加扬州的繁荣。扬州位于邗沟入长江之处，隔江就是江南河的起点。地理形势促成当地的繁荣昌盛。长江航运可以直溯到益州治所的成都，扬、益两州更可互相交往呼应，相得益彰。

以扬州为中枢所形成的交通网络

前面论述长安的水上交通时，曾征引过唐人对于汴渠也就是通济渠的记载说：“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这段记载也可作为对扬州的称道。可以说自通济渠修凿成功后，扬州遂成为当时全国重要水路交通的中心。长江及其以南各地的商旅和运漕都是集中到扬州，再向西北运到长安和洛阳，甚而通过永济渠，还可运到清河（贝州治所，在今河北清河）和幽州。

唐代记载所说的湘南至交、广和扬州间的交通自然是由水路往来。发源于南岭上的水道大都南北分流，无由沟通，可是湘、漓二水间的灵渠，自秦代史禄开凿以来，却是另辟蹊径。灵渠中间也曾有过湮废，唐代迭经修理，还能通行巨舟。这是难得的盛事，使五岭南北的船舶得以往来无阻。由漓水下行，经过桂州（治所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下入郁水，即可至于广州。由广州溯郁水，可至邕州（治所在今广西南宁）。由邕州有路可通安南都护府，也就是交州。

南岭虽阻隔南北，其间也是有陆路可以往来的。前面说到由长安出蓝田关至广州的道路，在韶州（治所在今广东韶关）之北越过南岭。韩愈被贬至潮州（治所在今广东潮州），就由此过岭。由韶州北行，还可越大庚岭至于赣州（治所在今江西赣州），循赣水而下，过洪州，进入长江，转至扬州。前面所说的张九龄所开的大庾新路，就在这条道上。

由扬州至闽中，自是另外一条道路。这是由扬州渡江，到了润州，循江南河南行，至于杭州。这是江南河的终点。由杭州溯浙江水而上，经睦州（治所在今浙江建德东）和衢州（治所在今浙江衢州），就可到建州（治所在今福建建瓯）和福州（治所在今福建福州）。建州和福州都是闽中。唐末，黄巢南攻宣州不克，引兵入浙东。开山路七百里，攻福、建诸州。由宣州至浙东未悉出于何途，婺州及衢州皆浙东属县。黄巢至少是到过这两州的。所开的山道，据说就在衢州之南的仙霞岭上。仙霞岭上的道路，后来一直通行，当是南北的大道。应该指出，黄巢所开的山路只是对道路的修整。原来还是有道路的。唐宪宗元和年间的记载，明确指出：“衢州南至建州七百里”，就是证明。

扬州近海，沿海各处就可藉海道相往来。前面曾经说过：唐时江淮等处供应幽州北军的给养，是由汴渠和永济渠运去的。也许由于物资繁多，还须假道于海运。这样的情景杜甫诗中曾有所道及，一则说：“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越罗与楚练，照耀舆台躯。”再则说：“幽燕盛用武，供应亦劳哉。吴门转粟帛，泛海陵蓬莱。”杜诗中虽然提到越罗、楚练，并说到吴门，实际上都应是由扬州起运的。

当时沿海有几处海舶停泊处，其中没有列上扬州。前些年间，扬州城南施桥曾发现一艘唐代沉船，就其残迹看来，应是一艘海舶，而不是江船。可见当时扬州的海上交通是相当发达的。唐肃宗上元年间，田神功入扬州，商胡、波斯人被杀害者就有数千人，扬州的商胡、波斯人是很多的，《太平广记》中曾有不少篇章记载扬州商胡、波斯人的轶闻琐事，则有关田神功的记载当非虚枉。这些商胡、波斯人能够聚居于扬州，其所由的途径不只一条，有些是由西域经过长安前来的，由海上莅临的也应不少。有这么多的域外商贾的旅居，更显出扬州的繁荣。

由于交通的便利，南来北往的旅人也就不计远近，而绕道经过扬州。唐宪宗元和年间，李翱前往岭南，不取道出蓝田关，过襄州、江陵，再溯湘水而上，却由汴渠东南行，绕道扬州，更南行，经过衢州、洪州前往。就是由长安西往西蜀的人，有的也不直接越过秦岭和巴山，历栈道的危险，而由汴渠经过扬州前往。唐未，韦庄入蜀就是绕道这几条运河。其所著《秦妇吟》一诗，描述乱离之时，秦中一位妇人前往巴蜀，一路上颠沛流离的苦状。虽然颠沛流离，还没有中途改道，除非这条道路因战乱受到阻遏，才不能不另取他途。唐穆宗长庆年间，汴州军乱，汴路阻遏不通。其时白居易受命为杭州刺史，就只好出蓝田关东南行，由襄州路前往。白居易在途中曾有诗说：“东道既不通，改辕遂南指。”后来到了杭州，在谢上任表中还说：“属汴路未通，取襄阳路赴任”，其不得已的心情溢于言表。就是由蜀中到河东，也有不经过梁州和长安而绕道扬州的。船舶平稳是要胜过鞍马的劳顿。

由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到作为当时全国最大的经济都会和各地的交通是相当便利的，也是无所不至的。实际上已形成以这个经济都会为中心的全国交通道路网。这个交通道路网的稠密程度，甚至不下于都城所在地的长安。一个是政治中心，一个是经济中心，两相辉映，两相联系，使当时交通的发展，超过前代。

扬州的富庶

扬州位于长江三角洲上。长江三角洲本是富饶的地区，唐代中叶以后，中原乱离，人口大量南迁，更促进长江三角洲经济的发展，扬州的繁荣因之就蒸蒸日上，如日之中天。安史乱时，黄河中下游地区备受摧残，原来富庶的农业地区殆难以复振，皇朝的“军国费用”，只好“取给江淮”。当时人说：“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扬州就是江淮的中心。江淮是继黄河中下游地区之后形成的富庶农业地区，当地上供的漕粮是皇朝都城不可须臾稍离的。这些漕粮大都集中到扬州才上运至长安，就是从长江以南远逾五岭运往长安的漕粮也都要经过扬州城下，从而更增加由扬州运出漕粮的数量。扬州周围不仅富产粮食，而且大量产盐，遍于濒海各县。唐代盐税是皇朝重要的收入。据说代宗大历之末，“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唐代最重要的理财官员盐铁使就驻在扬州。刘晏为盐铁使时，于扬州周围产盐之地设四场十监以相治理，据说每岁所得的钱财，可“当百余州之赋”。扬州重要的物产还有锦和铜器，扬州的镜最为有名，镜就是以铜制成的。天宝年间，韦坚主持漕运，以东南各地的船舶载着运到长安的奇物宝货。其第一船就是广陵郡的，船上所载的是广陵郡出产的锦、镜、铜器、海味。扬州当时称为广陵郡。韦坚所征集的还有别郡的船舶，所载的奇物宝货似都不如扬州的珍贵。就是这样便利的交通和富饶的物产，促成扬州成为当时的经济中心。唐人赵嘏称道扬州的诗中有句说，“十万人家如洞天”。十万人家似乎说得多些，至于洞天的说法，则充分道出当时扬州人的心情。

益州的交通和富庶

益州自来被称为天府之国，兼有岷江灌溉之利，不仅土地肥沃，物产更是富饶。益州能够成为经济都会，交通便利也应是其重要的条件。正是这样才能“水陆所凑，货殖所萃”。论益州的交通，长江应居于首位。万里长江，益州最居上游，沿江各处皆能达到，就是位于尾闾附近的东吴，也有船舶经常来到成都。益州曾被列为唐代的陪都。陪都和都城之间的交通，更是受到时人的重视。由成都经绵州（治所在今四川绵阳）至剑州（治所在今四川剑阁）就进入金牛道，迤逦至于梁州。由梁州至长安，则有子午、傥骆、褒斜、陈仓诸谷道。这都是在前面已经论述过了的。

益州之东还有通往梓州（治所在今四川三台）的道路。梓、益两州相距并非过远，唐代中叶以后，梓、益两州并列，分别成为剑南东川和剑南西川节度使的治所。由梓州东北可以至巴州（治所在今四川巴中），就进入去梁州的米仓道了。由成都东南行，经简州（治所在今四川简阳）而至庐州（治所在今四川泸州）。

简州濒中江水，可以循水道直至泸州。这也是以前兵家进攻退守的老路。

益州西北有茂州（治所在今四川汶茂羌族自治区）。州境有故桃关。关以“故”称，可能当时已不再在其地设防。虽不再设防，其地的重要性却未因此而有所减低。据唐时人的记载，这座关“远通西域，公私经过，唯此一路”。这本是南朝通芮芮、河南的旧路，故有一定的重要意义。不过唐代附近及其以北，多设羁縻州，不能和南朝时相提并论。

由益州南行，可以远至南诏。南诏建都于羊苴咩城，在今云南大理市。由益州至羊苴咩城有南北两道，南道由黎州（治所在今四川汉源北）清溪关出邛都（今四川越西）和会州（治所在今四川会理）；北道则从石门关外出鲁望（在今云南鲁甸）和昆州（在今云南昆明）。由成都至黎州，当过邛州（冶所在今四川邛徕）和雅州（治所在今四川雅安）。清溪关就在黎州之南。北路的石门关在戎州（治所在今四川宜宾）开远县（今云南盐泽北）。所谓出石门关当由戎州起程。由益州循当时的长江而下就可直达戎州。

益州的富饶也得力于当地的农业发达和丝织品的良好。天府之国的称道，粮食产量的丰富应为主要的因素。丝织品以蜀锦最为有名。成都早有锦城之称，就是以当地产好锦的缘故。益州的物产还有麻、茶和纸。益州的麻虽不如蜀锦的有名，也列在贡品之中。唐肃宗时，第五琦清以吴盐、蜀麻、铜冶皆有税。蜀麻能与吴盐、铜冶并列，可见所产的不仅质量高，而且数量也是很多的。蜀茶产地不少，皆在益州的周围。益州所产的大小黄白麻纸也有名当世。当时官府文书和朝廷诏敕规定要用益州所贡的纸张书写，唐玄宗时还规定甲、乙、丙、丁四部书皆以益州麻纸写成，以便于收藏。

促进益州经济繁荣的还应该有来自南诏的异物。远在汉魂之时，就有“永昌多异物”的记载。永昌郡的治所在今云南保山县，位于南诏都城羊苴咩西南。那里能够多异物，除当地所产外，更来自西南诸国。这些异物特产又皆可通过南诏与内地交往的道路运到成都，助长当地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