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隋唐两代以长安和洛阳作为都城和陪都的缘由

长安位于关中平原，今为陕西省西安市。洛阳位于伊洛两河的下游，今为河南省洛阳市。长安为隋唐两代的都城，洛阳为其陪都。洛阳虽为陪都，隋炀帝和唐高宗、武则天却都曾久居不归。唐时陪都不止一处，洛阳显得独特，与其他陪都不同。

隋唐两代以前长安和洛阳建都史事的回顾长安和洛阳为隋唐商代的都城和陪都，若论其建都的历史，却都有悠久的渊源。长安附近作为都城，实肇始于周代。周人起于岐山之下，传至文王乃迁都于丰，武王继起，又迁于镐。丰在今陕西户县东北，镐在今西安市西南，两处中隔丰河，东西相邻。周人东迁洛邑，秦国接踵而起。秦国本在陇山以西，其后辗转迁徙，定都咸阳。咸阳在今咸阳市东，隔着渭河与后来的长安城相对。秦时已有长安，只是作为乡里的名称，西汉始在其地建置都城。西汉以后，新莽、东汉献帝、西晋愍帝以及十六国时期的前赵、前秦和后秦，都曾经以长安为都，再后还有西魏和北周，前后合计起来，已经有七百八十余年了。

洛阳作为都城，也有相当长久的历史。周人东迁，就是迁到洛阳。那时称为雒邑。后来东汉、魏、晋都在这里建都。十六国时期，晋室南渡，迁于建康，中原板荡，这里竟成荒丘。直到北魏，洛阳才又建为都城。由东周至于北魏分为东西，洛阳作为都城，前后已有九百多年，超过了长安。近年考古发掘，在洛阳市东北偃师县二里头和尸乡沟，发现了远古的文化遗址，据说尸乡沟为商代都城遗址，二里头为夏代都城遗址。如所言不虚，则洛阳作为都城，较之长安还要悠久。

关中平原和长安周围的形势历来的皇朝或政权对于都城的选择各有不同的要求，而其周围地势的险要殆为共同认为必要的条件。为了防御敌对势力的攻击，保证其权力的存在，这样的条件是不可或缺的。关中平原很早就被称为四塞之国。这是说，它东有崤山，南有秦岭，西有陇山，而北濒黄河。也许北边离黄河太远了，就以甘泉谷口来代替，这是指仲山、梁山等北山而言，更切合于实际情况。山河围绕，自然易于防守。不过山间河畔还有和外地交往的道路，为了控制这样的道路，就陆续建置相应的关隘，因而就有了东函谷、西散关、南武关、北萧关，还添上陇关。关中的名称就是由此得来的。

这样的关隘后来还不断有所增置，直到唐玄宗开元年间，畿辅周围并由皇朝直接管理的关隘已有十二座，长安所在的京兆府就有蓝田关、子午关、骆谷关和库谷关，还有同州的蒲津关和龙门关，原州的陇山关和木峡关，华州的潼关，岐州的散关，陇州的大震关，会州的会宁关。如果添上延州的芦子关，就更为全备了。有了这些山河和关隘，长安作为都城就更会感到安全。

在那些时期，长安是位于全国的西部。关中国面部有关隘，东面的殽函山地却最为重要。一些开国的君王所顾虑的倒不是周边各族的侵扰，而是关东诸侯的难于统治，尤其是农民起义更为严重的威胁。有的人说，如果在长安建都，“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这样的说法确可以打动一些开国君王的心思，汉高祖定都长安，就是具体的例证。

伊洛下游和洛阳周围的形势洛阳周围的形势似乎不如长安有山河环绕的严密，不过也还是相当险要的。这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它南有伊阙，北有羊肠，西有泰华，东有河济。伊阙就是龙门，羊肠在太行山上，泰华在殽山之西，济水是一条古河道，由黄河分出，向东流去。有的则说，它南有三涂山，北有太行山，还在伊洛和黄河之间。三涂山在今河南嵩县，又在伊阙之南。有的还说，它东有成皋，西有殽邑，背靠黄河，面向伊洛。成皋在旧汜水县，今属河南荥阳县。殽黾则是殽山和渑池。这些说法彼此虽稍有不同，综合起来，就可显示洛阳的形势有它可取之处，因而也就成为建都洛阳的理论根据。

洛阳与长安一样，作为都城，周围也陆续建置关隘。直至东汉末年，先后建置了八关。八关为函谷关、广城关、伊阙关、大谷关、辕关、旋门关、小平洋关和孟津关。广城关在今河南临汝县，旋门关就在成皋，这是距洛阳最远的两座关。函谷关为汉武帝所建置的函谷新关，这本是拱卫长安的关隘。新关移置于新安县东，也就是现在新安县城外，距洛阳不远，东汉时成为拱卫洛阳的八关之一。

洛阳在隋唐商代也许只是作为陪都的缘故，在建置关隘方面就不易和都城长安相提并论。唐玄宗开元年间，皇朝直接管理的全国二十六座关隘中，如前所说，长安周围就有十二座，可是洛阳周围竟无一座。就是一般非皇朝直接管理的关隘，见于文献记载的，仅有长水县的高门关。长水县在今河南洛宁县西南，高门关更在长水县的西南，已近于今卢氏县。这是位于洛河中游的关隘。自来有关洛阳的军事行动，似皆与洛河中游无若何关系，隋唐时期也是如此。这样说来，高门关对于拱卫洛阳，也难得起到多么巨大的作用。

隋唐两代的建都长安和当时的关陇集团隋唐两代相继以长安为都城，这虽是两代的新猷，却是西魏、北周的旧贯。长安自西汉、新莽之后，废不为都，中间东汉献帝、西晋愍帝以及十六国时期的前赵和前、后秦，皆曾在这里建过都城，历年都甚短促，前后合计，尚不及百年。自后秦覆灭后，又复废不为都将及一百二十年。北魏孝武帝西奔，使长安作为都城，重新开始新的阶段。孝武帝开创了西魏的社稷，可是当时对于部城的建置势难从容选择。孝武帝本来不甘再受高欢的压迫，思欲另谋生路，可以投奔求其庇护的，只有宇文泰，而宇文泰正据有关中，距洛阳尚非过远。孝武帝当时所设想的只是一位宇文泰，并非长安城。长安城能够又复作为都城，乃是一种偶然性导致的结果，并非历史规律性的演变。

北周皇朝能够建立，是由于宇文泰早在西魏初年即已掌握全部权力；隋朝能够建立，也是由于杨坚早在北周末年即已控制整个朝廷。皇朝的更迭都采取禅让形式，因而都城也都沿袭旧规，无所改易。后来唐朝代替隋朝，仍然是同样的手法，所以长安依旧成为都城。其间只是在隋朝初年，另在长安城东南龙首原下建立大兴城，作为新的都城。新都仍设大兴、长安两县。唐初改大兴为万年，仍与长安并治城内，长安名称得以保存下来，已不是原来西汉的长安城了。

西魏以长安为都城，如前所说，乃是时势所逼，别无选择余地，其后逐渐演变，也无余地可供选择，因而累代相沿，至于唐时。当北魏孝武帝西迁之后，高欢亦挟魏室东迁于邺。迁邺之际，洛阳颇受破坏。接着东西相争，洛阳又处于两者之间，复沦于疆埸，成为争战的场所，已难于重建。西魏自其初年起，权力皆为宇文泰所掌握。宇文泰以关陇一隅之地，与据有山东富庶地区的高齐相抗衡，就不能不有所振作。近人论当时史事，谓宇文泰所推行的为“关中本位政策”，相应地形成关陇集团，这样的说法正与当时情势相符合。远在北魏孝文帝由平城迁都洛阳之时，随着迁来的代北鲜卑人一并改籍为河南人，使其不再有故土之思。这时随孝武帝西迁的许多著籍河南的鲜卑人，也一并改籍为京兆郡望。不仅诸胡族有此改变，就是仕宦于关中的山东士族，同样皆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当年汉高帝初定天下，说到建都，其左右大臣皆山东人，就多劝高帝都于洛阳，不欲远到关中来。而这时在关中的诸胡族和山东士族都已改籍京兆和关中，关中就是这些人的桑梓所在，对于都城位置就不应再有异议。

建立隋朝的杨坚，史称其为弘农华阴人。推其本源可能也是山东士族，而随例改籍的。华阴杨氏自东汉杨震以来，就是关中著姓。杨坚改籍也就成了关陇集团的人物。杨坚取得政权，自是得力于乃父的军功和其本人与北周有椒房之亲，也是得力于关陇集团的拥护。杨坚一直就在长安，这样就顺水行舟，无往不利。建立唐朝的李渊，论其家世也和杨坚一样，都属于关陇集团。李渊在太原起兵，处心积虑，必欲回到长安，就是要争取关陇集团的支持和拥护，才能建立唐室的江山。正是这样，以长安为都城就成了定型，不应再有别的打算。

隋及唐初山东的局面及陪都洛阳的建置自东西魏分立之后，宇文泰以关陇一隅之地与据有山东富庶地区的高齐相抗衡。这样的抗衡并非都是顺利，有时甚至形成势同燃眉之急的压力。宇文泰曾经夺取过洛阳，可是洛阳以东就不易染指。高欢却不断西向进军，沙苑之役对于宇文泰来说，殊属发发可危，幸能取得胜利，免于颠覆。战后植树庆功，也是难得的际遇。后来北周还是灭了北齐，这样的硕果并非一蹴所能获得，也是经历了若干艰难险阻，才能有如此成就。北齐灭亡之后，杨坚思欲取代北周，肇建隋朝之际，各地间有起兵反抗，其中以山东为多，有荥州（隋时改为郑州）刺史宇文胄、青州总管尉迟勤、郧州总管司马消难，而以相州总管尉迟迥兵力最为强大。相州治所就是东魏北齐的邺都。平尉迟迥后，移相州于安阳，其邺城及邑居并皆毁废。山东各地还应加上江南的陈国，陈国和东魏、北齐一样，也是周、隋的对手。举兵于郧州的司马消难，在兵败之后，并郧州投奔陈国，使杨坚多一番顾虑。迄至隋末，各地纷纷起兵，先后割据称雄，也以山东为多，有劳唐初的征讨平灭。从东魏、北齐以来，这东西两方之间，仿佛隐隐有一条界线，显示出其间还有若干差距。

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差距。以关陇集团为基础的建于关中的皇朝，就难免对于山东人士有了若干戒心。隋炀帝初年，上距北齐的灭亡已有二十余年，就是陈国的倾覆也有十余年，炀帝诸臣还是以此为言。其通事谒者上疏说：“今朝廷之内多山东人”，并且指出这些山东人“自作门户，更相剡荐，附下罔上，共为朋党”，还指出“朋党人姓名和奸状”，炀帝因而下诏推究，有关的山东人并被免官流配。这虽然只是一条例证，可见当时的山东人是被另眼相看的。朝中官员可以免官流放，偌大的山东如何防备，确实是个问题。就在炀帝登基伊始，并州总管汉王谅就举兵反抗，这如何能使炀帝放得下心来。

隋时营建洛阳为东都，就是炀帝决定的。当时所颁的语书，由汉王谅的反抗说起。诏书说，“今者汉王谅悻逆，毒被山东，遂使州县或沦非所。此由关河悬远，兵不急赴，加以并州移户复在河南。周迁殷人，意在于此。况复南服遐远，东夏殷大，因时顺动，今也其时”。这对于营建东都的设想，说的十分明确。就在开始营建东都时，还掘凿了一道长堑，“自龙门东接长平、汲郡，抵临清关，渡河，至浚仪、襄城，达于上洛，以置关防”。从现在地理来说，就是由山西河津县西北濒黄河的龙门山开始掘堑，东行经晋城市北，东越太行山，达到河南卫辉市，向南渡过黄河，经过开封市和临汝县，而至于陕西商县，形成一个椭圆形。这椭圆形的中心就是洛阳。椭圆形西口没有封闭，因为再往西去就是都城长安。都城和陪都之间用不着再有什么防御的措施。由隋文帝始建皇朝时起，到炀帝之时，已经二十余年。在这二十余年中，长安不是没有受到过威胁，威胁来自突厥，还未惊动长安。炀帝营建东都，其起因是汉王谅的造反，其实汉王谅的乱事很快就已告敉平，不足作为兴工的理由。炀帝所颁的诏书说：“我有隋之始，便欲创兹怀洛，日复一日，越暨于今。”可见从隋朝始建邦国，对于安抚东夏，就初未释怀。在这样一些痕迹中，还仿佛可以看到关陇集团的余波不时仍在荡漾。

这样的余波并未因隋朝社稷的崩溃而逐渐静止，唐朝初年也仍隐约显露出来。就在唐朝肇建之时，唐高袒诸子建成、元吉和秦王世民倾轧，还以山东人为口实。《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建成、元吉）密令数人上封事曰：‘秦王左右多是山东人。’”《新唐书·隐太子建成传》则改成“秦王左右皆山东人”，显得更为严重。这时上距隋文帝的统一南北为时更久，可见其积习之深。这些话说还是皇族之间和朝廷内部的琐事，其实民间也有歧视之处。唐长安外郭城皇城东第三街最南的一坊为敦化坊，再南就是曲江池了。这座坊的西门之北为秘书监颜师古宅、太常少卿欧阳询宅、著作郎沈越宾宅。贞观、永徽间，颜师古、欧阳询、沈越宾住此坊。颜即南朝旧族，欧阳与沈又江左士人，时人呼为吴儿坊。南朝旧族还被称为吴儿，显示其间并非和谐一气。吴儿亦应在山东人数内，是山东人依旧为关陇集团所见外。

虽然还有这样一些芥蒂，似已与东都洛阳的恢复和重建没有甚大的关系。唐初统一宇内，就废去隋的东都，太宗贞观年间改称为洛阳宫。直至高宗显庆年间，始复称东都。如果武德、贞观之间，对于山东人犹如隋初的防范，则东都就不应任其荒芜。就是高宗显庆年间恢复东都称号之时，似也没有这样的设想。高宗在恢复东京称号时，曾告其臣下说：“两京朕东西二宅，来去不恒，卿宜善思修建”。这与隋炀帝肇始营建东都之时，迥然异趣，前后不能相提并论。

隋炀帝自营建东都后，再未返回长安。可以说，洛阳虽为陪都，实际上就是都城。唐高宗恢复东都之后，经常往来于两都之间，正如他所说的东西二宅一样。虽常巡幸洛阳，长安作为都城似未有所减色。至武则天时，以东都为神都，竟久居其地，仅于长安元年（701）十月返至长安，三年（703）十月又复东归洛阳，居西京者只有两年。既然久居洛阳，则重要朝廷机构亦当随之前去。甚至选举贡士亦在洛阳举行。武后载初年间，就曾策问贡人于洛城殿，数日方了。可见洛阳已经代替长安作为都城，直至武后殁后，始得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