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宋学——新儒学
儒学的演化
儒学在汉代“递禀师承，非惟诂训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
守所闻”①，史称“汉学”，这种学风一直延续到五代、宋初。
儒学自东汉末年起逐渐衰微，佛、道盛行，直至唐代后期，韩愈在创导古文运动的同时，力排佛道，提倡儒学，倡“儒学道统说”。韩愈对孟子特别推崇，在“道统”中将原先被列为上承孔子的颜渊，排斥在主线之外，以孟子上承孔子，而自承孟子，并且将儒学研究从章句训诂引导为对经典义理的探求。
史称：“自晋迄隋，老、佛显行，圣道不断如带”，“愈独喟然引圣，争四海之惑，虽蒙讪笑，跲而复奋，始若未之信，卒大显于时。昔孟轲拒杨、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余岁。拨衰反正，功与齐而力倍之”。“自愈没，其言大行，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①。宋祁的这段话，代表着北宋中期“宋学”形成时期学者的认识。
韩愈将《孟子》提高到与《论语》相近的地位，并推崇《大学》，其弟子李翱又推崇《中庸》，都对“宋学”产生了深刻影响。而唐代后期的啖助对《春秋》、李景俭对《孟子》所持的批评态度，也对“宋学”产生了影响。
宋学先驱
与宋祁一起撰写《新唐书》的欧阳修，就是“宋学”先驱中的主要人物，苏轼在《居士集序》中称：韩愈之后“三百有余年而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士无贤不肖，不谋而同曰：‘欧阳子今之韩愈也。’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卑而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
被称为“宋初三先生”的胡瑗、孙复、石介，通常被称为“理学先驱”，其实不只是理学的先驱，而且是整个“宋学”的先驱。其他如晁迥、范仲淹、李觏等人，也都可以列入“宋学”先驱人物之列。他们或以废弃“汉学”专事章句训诂，而“疑经”、撰著“新义”；或发扬儒家“内圣外王”之道，“救时行道”；或在吸纳佛、道等诸家学说、思想，以丰富宋学内涵方面，都对“宋学”的新学、蜀学、理学等各个学派，产生了重大影响。
宋学的特征
苏轼不仅把欧阳修作为宋学的创导者，而且把他列入韩愈创设的儒家道统中，上承韩愈、孟轲以继孔子的儒学正统。还谈及“通
①《四库全书总目》卷1《经部总叙》。①《新唐书》卷176《韩愈传·赞》。
经学古”与“救时行道”，作为宋学的主要特征。
通经学古不是原先的章句训诂，而是探求儒经的新意。“疑经”是宋学建立时期一个重要特点，欧阳修景祐四年（1037）的《易或问》，“或问《系辞》果非圣人之作”，回答是“何止乎《系辞》”①。他所著的《毛诗本义》，四库馆臣在《提要》中称：“自唐以来，说《诗》者莫敢议毛、郑，虽老师宿儒亦谨守《小序》。至宋而新义日增，旧说几废，推原所始，实发于修。”
被称为“宋初三先生”的胡瑗、孙复、石介，年岁略长于欧阳修，主要活动时期也都在北宋中期的仁宗时期。胡瑗的《周易口义》“其说《易》以义理为宗”②，孙复“讲说多异先儒”③，石介也同样是不取旧说的。
救时行道为宋学另一个主要特征，也是宋学建立之初许多学者共同追求的目标。不仅欧阳修积极参与“庆历新政”，被《宋元学案》列为首位的胡瑗，也尤其重视“救时行道”。康定元年（1040）八月，胡瑗被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范仲淹辟为以丹州（今陕西宜川）军事判官而任经略安抚司勾当公事，史称“君在丹州，建议更阵法，治兵器，开废地为营田，募土人为兵，给钱使自市劲马，渐以代东兵之不任战者”，而且“访边备利害，得以资其帅府。府多武人，初谓君徒能知古书耳，既观君之所为不以异己，翕然称之”。其“后在湖州置治道斋，学者有欲明治道者，讲之于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算数之类”①。
石介在“庆历新政”时期，更是积极参与，“出入大臣之门，颇招宾客，预政事”②，与“新政”主持者之一富弼关系密切，以致反对新政的夏竦，指使人伪造石介给富弼的书信，借以攻击“新政”，“新政”失败后，石介被指责为“新政”的党羽而被迫自求外任。
吸收佛、道学说为宋学的又一个特征，即所谓援佛入儒、援道入儒，以及援法入儒、援诸子百家入儒，吸收各家学说以丰富儒家学说。正如清代戴震所说：“宋以前，孔孟自孔孟，老释自老释”，“宋以来，孔孟之书尽失其解，儒者唯袭老释之言以解之”③。
宋代在这方面进行得最早的人物之一，是北宋前中期的晁迥，史称“通释、老书，以经传傅致，为一家之说”④。他是一个熔儒、释、道三家学说于一炉的儒学家，为形成中的宋学学术取向的先导。
①《居士集》卷18。②《直斋书录解题》卷1。③《宋史》卷432《孙复传》。①《五朝名臣言行录》卷10之2。②《宋史》卷432《石介传》。③戴震：《孟子字义疏证》附《答彭进士允初书》。④《宋史》卷305《晁迥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