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司马光

孜孜求学，手不释书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涑水（今属山西）人。父司马池，“少丧父，家赀数十万，悉推诸父，而自力读书”①。中第后，历永宁县主簿、建德、郫县尉，调郑州防御判官、知光山县，后擢天章阁待制，历知凤翔、同、杭、及虢州、晋州，“以清直仁厚闻于天下，号称一时名臣”②。兄司马旦，比司马光年长13岁，行事“清直敏强，虽小事必审思，度不中不释”。以父任秘书省校书郎。历郑县主簿、祁县尉。在宜兴、常州任官期间，有政声。元祐二年（1087）卒。司马光兄弟友爱终始，史称：司马光“平时所与论天下事，旦有助焉。”③

司马光出生时，其父任光山令。因生于光州故名曰光。6岁始读书，7岁时，“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饮渴寒暑”①。可见，司马光的少年时代聪颖好学，深受父兄的影响。

始入仕途，维系礼教

仁宗宝元元年（1038），司马光中进士甲科，时年20岁。至仁宗嘉祐八年（1063），从20岁到45岁，在这一时期，他的政治思想、史学思想初步形成。

中进士后，司马光以奉礼部郎为华州推官，以父司马池在苏州，为事亲求签苏州判官事。不久母亲与父亲相继去世，从宝元二年（1039）至庆历三年（1043）服丧五年。其间司马光写有《十哲论》、《四豪论》、《贾生论》。服除后，又作《权机论》、《才德论》、《廉颇论》、《龚君实论》、《河间献王·赞》、《不以卑临尊议》、《史评十八首》等。这些文章，以后成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有关“臣光曰”的内容。

庆历四年（1044），服除，授书武成军判官，改大理评事，补国子直讲；皇祐元年（1049）被荐为馆阁校勘，同知太常理院，是年为贡院属官。皇祐四年（1052）迁殿中丞，除史馆检讨，修日历，改集贤殿校书。至和元年，知并州事庞籍辟司马光为通判并州事。嘉祐三年（1058）迁开封府推官。嘉祐六年（1061）擢修起居注，同判礼部尚书。嘉祐八年（1063）立英宗有殊功，进知制诰，辞，改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

司马光进入仕途后，表现出他是个为维系名分礼教而敢于极言之臣。皇祐三年，中官麦允言死，朝廷同意葬礼用卤簿仪仗，司马光反对这一决定，认为近习之臣用此礼，不合名分。夏竦死，朝廷赐谥“文正”，司马光认为

①《宋史》卷298《司马池传》。②苏轼：《东坡集》卷36《司马温公行状》。③《宋史》卷298《司马旦传》。①《宋史》卷336《司马光传》。

这种至美谥不能赐给夏竦这一类人。嘉祐七年，充媛董氏死，仁宗追赠婉仪，又赠淑妃，辍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谥，行册礼，葬给卤簿。司马光以董妃秩微，不能对她施以此礼。卤簿本用来赏军功，更不能施于妇人。

仁宗晚年，立太子是一件大事，仁宗无意于此，一时议论纷纷，“国嗣未立，天下寒心”。一些重臣莫敢言，是司马光多次陈述此事干系重大，最后英宗得立。他反对按阴阳书上一套，另外择地葬仁宗，谓“阴阳之书，使人拘而多畏”。司马光重名分，重礼教，以此作为理政行事的根本原则。嘉祐六年，司马光在札子中说：“臣惟人君之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三者兼备，则国治强；阙一焉，则衰；阙二焉，则危；三者无一焉，则亡。自生民以来，未之或改也。”①君王是否具有仁、明、武三德，关系到社稷的兴衰存亡。司马光后来的政论史论，一再重复这样的观点。司马光的史学思想和他的政治思想一致。

编修《通鉴》，资鉴稽古

宋英宗在位仅四年。这四年，司马光相当活跃，他频繁上书论政事、论

备边。在学术上重要的活动，最引人注目的是《资治通鉴》的编修。

英宗治平元年（1064），司马光知谏院，次年七月初六日，除龙图阁直

学士、判流内铨，改右谏议大夫。

治平元年，他进《历年图》5卷，其书“采战国以来，至周之显德，凡小大之国，所以治乱兴衰之迹，举其大要，集以为图。每年为一行，六十年为一重，五重为一卷。其天下离析之时，则置一国之年于上，而以朱书诸国之君及其元年系于其下，从而数诸国之年则皆可知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离为五卷，命曰《历年图》。”后又编撰《通志》8卷，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迄秦二世三年。治平三年（1066），司马光上《进通志表》。夏四月，英宗览而称善，遂命司马光设局于崇文院，自行选择协修人员，编辑《历代君臣事迹》。司马光先后选择的有刘恕、刘攽及范祖禹等为属官。

治平四年（1067）正月，英宗去世，神宗即位。三月，司马光除翰林学士。十月，《历代君臣事迹》成。因为这部书“鉴于往事，有资治道”，神宗赐名《资治通鉴》，并亲为制《序》，面授司马光，令候书成写入；又赐颍邸旧书2402卷。神宗《序》说：

……（司马）光之志以为周积衰，王室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平王东迁，齐、楚、秦、

晋始大，桓、文更霸，犹托尊王为辞以服天下；威烈王自陪臣命韩、赵、魏为诸侯，周虽未灭，王制尽矣。此亦古人述作造端立意之所由也。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

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

之条教，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矣。神宗即位后，司马光在《初除中丞上殿札子》中进一步发挥人君有“三德”的观点，说：“修身之要有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国之要有三，曰官人，曰信赏，曰必罚。臣为谏官时，即以此六言献之仁宗，其后以献英宗，今以献陛下。平生力学所得，尽在是矣。”

同年十二月，司马光上所纂修《类编》45卷。英宗赵曙本为濮王之子，仁宗无嗣，死后以赵曙接位，是为英宗。治平

①《司马温公文集》卷2，《陈三德上殿札子》。

二年，诏崇奉生父濮王典礼。大臣中有主张英宗当称仁宗为皇考，生父为皇伯，持此意见的人是吕晦、吕大防、范纯仁等；有谓当称生父濮王为皇考，持此意见的人是欧阳修、韩琦等。朝中议论纷纷，史称“濮王议”。司马光主张当严名分，只能给濮王按照历来故事，“尊以高官大国，极其尊荣”。认为尊濮王为皇伯才合于万世法。这件事情波及朝野，司马光的言论反映出他的政治思想倾向。他特别强调保持等级名分的礼教秩序，是关系国家兴衰大事。

在边事上，司马光指斥生事的边臣，如延州指挥使高宜押伴，对西夏的使者傲慢无礼，司马光请加治高宜罪行。又如，赵滋在雄州专以猛悍治边，以对付契丹。司马光批评朝廷的政策，指出：“国家当戎夷附顺时，好与之计较末节，及其桀骜，又从而姑息之。近者西祸生于高宜，北祸起于赵滋；时方贤此二人，故边臣皆以生事为能，渐不可长。宜敕边吏，疆埸细故辄以矢刃相加者，罪之。”①他反对增加边地义勇的人数，认为这不是长久之计，特别是朝中诏刺陕西义勇20万，用虚张声势的办法，使西夏震恐，认为这更不可能收到成效。司马光边事上的主张，受到辽、夏的尊重。“辽、夏使至，必问光起居”。据说司马光复出为相时，辽、夏敕其边吏：“中国相司马矣，毋轻生事，开边隙。”

退居西京，修史寓志

神宗在位时期，从熙宁元年（1068）到元丰八年（1085），王安石全面推行新法，但最终在守旧势力的反对下，新法流产。司马光反对新法，在新法进入到高潮时，他退居洛阳。这位在野宰相，一面集中力量编修《资治通鉴》，一面在静观时局变化。

熙宁元年，司马光50岁，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熙宁四年，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是年四月，判西京留司御史台，其后，居洛15年，“自是绝口不论事”。实际上他何尝不论事，仍然有议论。熙宁七年，在所上《应诏言朝政阙失状》中，斥青苗、市易、免役、保甲等都是朝政的阙失，说自己身上的病一天比一天重，但是冒死也要进言。此其一。其二，专心修《资治通鉴》，在史论中，寄寓自己的政见。其三，与一批反对新法人士聚集洛阳，气味相投，相互唱和。

司马光在熙宁年间反对新法，总的信条是他在迩英殿进读时说的：“祖

宗之法不可变。”

熙宁元年（1068）八月，司马光与王安石为争论理财，同进呈《郊赍札子》于延和殿。王安石认为，国用不足是未得善理财之人。司马光说：“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王安石说：“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司马光则认为“天地所生财物百货，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不加赋而国用足，不过设法以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所以这不过是汉代桑弘羊欺汉武帝的言论。

熙宁二年，神宗以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实施变法。司马光在《上体要疏》中全面批评王安石，说：“臣恐所改者，未必胜于旧，而徒乱祖宗成法。考古则不合，适合则非宜。”熙宁三年，司马光又发出多封《与介甫书》，使

①《宋史》卷336《司马光传》。

王安石与司马光的辩论达到高潮。司马光对王安石的指责，就是王安石在复书中所说的：“重蒙君实指教，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王安石在《答司马谏议书》中说：“某则以为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谤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

司马光全面反对变法，从变法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到推行新法的人选以及各种变法的措施，他都加以非难。在《奏弹王安石表》中说：“安石首倡邪术，欲生乱阶，违法易常，轻革朝典。学非言伪，王制所诛；非曰良臣，是为民贼而又牵合衰世。文饰奸言，徒有啬夫之辨谈，拒塞争臣之正论，加以朋党鳞集，亲旧星攒，或备近畿，或居重任，窥伺神器，专制福威，人心动摇，天下惊骇。”这已经超过正常争议的范围了。

司马光在洛15年，周围朝廷的重臣、大吏、士人，相互酬唱交游，以他们的政见来看，可以说多是王安石新法的反对者。洛阳的耆英会是这些人士的盛会，据《邵氏闻见录》载：“公（司马光）以地主，携妓乐就富（弼）公宅，作第一会。至富公会送羊酒，不出，余皆以次为会。洛阳多名园古刹，有水竹林亭之胜，诸老须眉皓白，衣冠甚伟，每宴集，都人随观之。”司马光与诸老徜徉在园林之中，但又何尝忘怀政治。

在洛15年，司马光毕竟有了更多的空闲，而从事修史。熙宁六年（1073），表授司马光之子司马康为检阅《资治通鉴》文字。是年，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元丰四年（1081）十月，进所修《百官公卿表》10卷、《宗室世表》3卷。这是司马光关于当代史的著述。元丰七年（1084）十二月进历十九年而成的《资治通鉴》。司马光在进表中说：

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

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

臣既无他事，得以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

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摘幽隐，校计毫厘，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

二百九十四卷；又略举事目，年经国纬，以备检寻，为《目录》三十卷；又参考群书，评其同

异，俾归一途，为《考异》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

《资治通鉴》是众手修书，由司马光与刘恕、刘攽、范祖禹共同完成的，但又体现了司马光的一家之言，“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司马光与三位协修人观点不尽一致，但《资治通鉴》中“臣光曰”完全是司马光的观点。《资治通鉴》开篇的“臣光曰”说：“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只有维系礼教纪纲名分，“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资治通鉴》卷一）。这是司马光史学根本观点，也是他政治思想的根本观点。他对现实的观点，也是由此出发的。他的史论与政论融合在一起，寓志于修史之中。

复出为相，废除新法

元丰八年（1085）三月，宋神宗病逝。年仅10岁的哲宗即位，大权掌握在皇太后高氏手中。高氏守旧，尽行复旧法，史称“元祐复辟”。司马光在

政坛上再次活跃起来。三月十日，上《迄开言路札子》，二十七日，上《乞去新法病民伤国者疏》。又上《乞罢保甲状》、《乞罢将官状》。四月，上《进修心治国之要札子》，再次重复他的为君当有三德论。五月复出为相，诏除门下侍郎。是月二十八日，请更张新法。从此直至元祐元年（1086）九月病卒，为相时间很短，但尽废新法。司马光死后，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

元祐元年，司马光所进《稽古录》20卷，写自伏羲至宋英宗治平四年，这是一部简要的编年体通史。同样这本书也贯穿司马光的观点。朱熹指出：“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其愿忠君父之志，更历三朝，然后成就。”又说：“小儿读了‘六经’了毕，即令接续读去亦好。”

对易学等经学研究和在老子、扬雄等诸子研究方面，司马光都是有成就的，在理学上有重要的地位。但他与二程的观点有一些差异。司马光重史亦重经，与理学家的经细史粗说不同。全祖望在《宋元学案·涑水学案》评论说：“小程子曰：‘阅人多矣，不杂者，司马、邵、张三人耳。’故朱子有‘六先生’之目。然于涑水，微嫌其格物之未精。”

元祐九年（1094）四月，宋哲宗亲政，改元绍圣，表示要绍述新政。绍圣年间，一反元祐年间所为，司马光虽已离开人世，也逃不脱受惩罚，被夺谥、追贬。甚至有人主张毁《资治通鉴》板。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蔡京擅政。九月，将司马光等120人的名字刻石，立为“元祐奸党碑”。崇宁三年（1104），又扩大为309人，入碑籍者皆受迫害。两宋政坛上风波迭起，司马光受到牵连。论政见，司马光是守旧型的历史人物，但他的政治主张，特别是关于边事方面的意见，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其著作甚丰，后人编为《温国文正公文集》。

第三十八章司马光吕公著第二节吕公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