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李心传
推迹兴废，有志修史
李心传（1166—1243），字微之，一字伯微，号秀岩，隆州井研（今属
四川）人。
父李舜臣，字子思，8岁能属文。“少长通古今，推迹兴废，洞见根本，慨然有志于天下”。绍兴末，著作《江东胜后之鉴》10篇，不仅体现他的史识，也反映了“恢复之志”。治《易》颇有心得，以所著《本传》33篇为朱熹称道。①李心传出生的那一年，即乾道二年（1166），李舜臣中进士，在对策中“论金人世仇，无可和之义”。因此得罪了考官，绌下第，调安仁县主簿。后知德兴县，尚风化，常诣县学讲学，邑人皆称“蜀先生”。李心传受到父亲很深影响，十四五岁时，就立下修史之志，后来他回忆说：
心传年十四五时，侍先君子官行都，颇得窃窥玉牒所藏金匮石室之秘，退而过庭，则获剽
闻名卿士大夫之议论。每念渡江以来，记载未备，使明君、良臣、名儒、猛将之行事，犹
</PGN1872.TXT/PGN>郁而未彰。至于七十年间，兵戎财赋之源流，礼乐制度之因革，有司之传
习，往往失坠，甚可惜也。①50000528_1873_0
李心传少年的经历和见闻，为他日后修史提供了条件。而关心天下，辑录文献掌故为他修史准备了资料，诸多方面使李心传成为“有史才，通故实”②
①《宋元学案》卷30。②《宋史》卷438《李心传传》。
的学者。
庆元二年（1196），弟弟李道传中进士，而李心传在科场上却不得意，早一年，他也荐于乡，然未中，“于是绝不复应举，闭户著书”。嘉泰二年（1202），写成《建炎以来朝野要记甲集》20卷。嘉定元年（1208），时年43岁，进《高宗要录》（即《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原书佚，清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辑出）。嘉定九年，《建炎以来朝野要记乙集》20卷成书。另外，有《旧闻证误》15卷（原书佚，清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辑出，仅4卷）。绍定四年（1231），他因崔与之、许奕、魏了翁等人的推荐，入史馆，为史馆校勘，赐进士出身，专修《中兴四朝帝纪》，“甫成其三，因言者罢，添差通判成都府”。端平元年（1234）迁著作佐郎，诏无入议幕，许辟置局，踵修《十三朝会要》，端平三年（1236）成书，召为工部侍郎。嘉熙二年（1238），迁秘书少监，国史馆修撰，修《实录》。次年，《中兴四朝帝纪》成书，因与丞相史嵩之不合，出官，奉祠居湖州。淳祐三年（1243）病卒，终年78岁。
在此期间，李心传完成另一些学术著作，重要的有：52岁时写的《丁丑三礼辨》23卷；56岁时著的《西陲泰定录》，“通为九十卷，仍用太史公表例，并记国家大政令，边防大节目”；60岁时著的《道命录》，“载程子、朱子进退始末”，“参取百四十年间兴废之故，萃为一书”。还有《丙子易学编》、《诵诗训》、《春秋考义》、《读史考》等。
三部史著，成就突出
李心传的史学成就，主要体现在他写的三部著作上。这三部书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和《旧闻证误》。这三部书相互关联、相互补充。《要录》是编年体史书，《朝野杂记》的体例“实同会要”，两者关系“互相经纬者也”①。《要录》为“经”是主线，《杂记》为纬。《证误》是掌故文献决疑定舛，“所论北宋之事为多，或及于南宋之事，则《要录》之所未及，此补其遗也。凡所见私史、小说，上自朝廷制度，下及岁月之参差，名姓之错互，皆一一详征博引，以折衷其是非”②，因此此书可以看作为《要录》的补遗。当然这三部书中，《要录》又是李心传的史学代表作。这三部著作作为一个整体，可以看出李心传史学的规模，也体现出他的治史的特点。一是注重当代史的研究，重辑录当代文献掌故，成为“蜀中掌故之学”的代表人物。二是他在治学上的淹博贯通。所谓“非淹通一代掌故者不能为也”。三是重视材料的考辨。
李心传的著史是对当时文化专制主义的抗争。他修史是冒着风险的。有
一段文字说明他这种情况。
客有谓心传曰：自昔权臣用事，必禁野史，故孙盛作《晋阳秋》，而玄温谓其诸子，言此
史若行，自是关卿门户之事。近世李庄简作小史，秦丞相闻之为兴大狱。李公一家尽就流窜，此往事之明戒也。子其虞哉。心传矍然而止。
未几权臣殛死，始欲次比其书。会有旨给札上心传所著《高庙系年》（即《建炎以来系年
要录》）。铅椠纷然，事遂中辍，既而自念曰：此非为己之学也。……粹而次之，谓之《乙集》。
①《四库全书总目》卷81。②《四库全书总目》卷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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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心传以修史为“非为己之学”，心忧天下，闭户著书，完成一代史著。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记高宗一朝史事。吸收了《左传》、《汉纪》、《后汉纪》与《资治通鉴》在编纂学上的优良传统，编年系事，但又不为例所限。为了更好地把握史事，往往突破年月的限制。李心传说：“编年之体，不当追录前书已载之事。今以金人和战，帅府建立，皆中兴以后事迹张本，故详著之，以备其始末。”②这里提出突破编年体裁的前提和要求：“详著”材料，“备其始末”，为“中兴事迹”张本。《要录》在“备本末”上有几种形式，一是详载史事来由或人物身世。二是史事首尾在时间上跨度很大，《要录》记载其关键性活动，首尾之事“牵连书之”；三是交待事情的结局。在编纂体例上，既有一定成规，又不为成例所拘。《要录》中的自注，都经过他精心安排，使史文与注文融为一体，成为史书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避免了注中冗繁重复、轻重不当和不达作史之旨的弊病。
李心传在注中引用的材料，有书名可据的，近200种。有《日历》、《会要》、《实录》、《国史》、奏状、诏旨、贺表、札子、墓志、家传、年谱、文集以及大量杂史、笔记等。有学者评论说：“宋自南渡后，史学盛行，纪述之事，最称该备，迄今存者固多，而蹐驳亦复不少，独李心传以国家、日历为主，而参之以稗官野史，家乘志状，案牍奏报，百司题名，无不胪采异同，以待后来论定。故文虽繁而不病其冗，且其于一切是非得失之迹，皆据实铨叙，绝无轩轾缘饰于其间，尤为史家所仅见。”①
李心传自注补史的内容有几种情况：一是详载史事经过的；一是补录各种重要的奏疏、章表、诏旨，包括金人的檄文、诏谕；三是辑录各种制度、掌故方面的材料。同《资治通鉴》一样，李心传主要是辑录与军国大事有关的材料。
李心传考史是参考众书，求真去伪，择善而从。在考史上他有几条原则：传闻不取；讳饰、私意不取；来源不确不取。后人称他的考史是“辨驳详明，根据凿凿”②。《四库全书总目》作者说李心传写史“宏博而有典要”③。
心传考史有失误处，有辨而不当辨者，后人多有订正。至于《宋史》本传谓李心传“重川蜀而薄东南之士”，亦是不实之词。《四库》馆臣为之辨白，称心传是“据实直书”，“《宋史》病是书者，殆有不尽然矣”④。
此外，李心传的《道命录》是学术史著作，对后来的学案体史书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道命录》反映了李心传的历史观点，《道命录·序》说：“故今参取百四十年间道学兴废之故，萃为一书，谓之《道命录》。盖以为天下安危、国家隆替之所系者，天实为之，而非（章）惇、（秦）桧、（韩）侂（胄）之徒所能也。虽然，抑又有感者，元祐道学之兴废，系乎司马文正之存亡；绍兴道学之兴废，系乎赵忠简之用舍；庆元之兴废，系乎赵忠定之去留。”他又说：“道学之兴废，乃天下国家安危之所关系。”在天意、奸相贤相与学术三者之间，究竟是什么决定天下的兴衰，李心传的回答是混乱
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乾隆三十八年校刻序》。②《旧闻证误·李调元刻序》。③《四库全书总目》卷47。④《四库全书总目》卷47。
的，但他的真实用心是要说，只有学术人心正，才能使天下国家兴盛。
李心传评诸家学术，说：“东莱之学甚正，而优柔细密之中，似有和光同尘之弊；象山之学虽偏，而猛厉粗略之外，却无枉尺直寻之意。”①他肯定吕学又有批评，不满陆学之偏却有肯定，这反映了南宋中期以后学术思想发展的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