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蒙古部落的起源及其社会的发展

蒙古部落的名称最早出现于唐代。那时，在狃越河（今洮儿河）以北，西至俱轮泊（今呼伦湖）周围，东至那河（今嫩江），北至黑龙江的地域内，分布着许多许多被统称为“室韦”的大小部落，其中有一个“蒙兀室韦”部。蒙兀就是蒙古（Mongqol）的唐代音译①。《旧唐书·北狄·室韦传》记载：

大山之北有大室韦部落，其部落傍望建河居。其河源出突厥东北界俱轮泊，屈曲东流，经西室韦界，又东经大室韦界，又东经蒙兀室之北，落俎室韦之南。

大山指今大兴安岭，望建河即今额尔古纳河。根据这段史料，蒙兀室韦部的居地应在额尔古纳河下游东南的大兴安岭北端地区。十三世纪蒙古人的历史传说称，他们的祖先原来居住在名为“额尔古纳昆”（Ergunequn，qun意为山崖）的地方②，应是指额尔古纳河附近的山林地带，和汉文史籍所载唐代蒙兀部的居地正可以相互印证。

大约在唐代后期（九世纪下半叶），蒙古部落从兴安岭山地向西面的草原地带迁移。随部落的分衍，所占地盘逐渐扩大，有一部分迁到了鄂嫩河、克鲁伦河、土拉河“三河之源”的不儿罕山（今肯特山）地区。成古思汗的先世就属于这部分蒙古部落。

元代史籍记载下来的蒙古人祖先传说，反映了古代蒙古部落繁衍和迁徙的历史过程。《元朝秘史》一开头就讲述蒙古人的起源，说是有一奉天命降生的苍色的狼（孛儿帖赤那，Borte-chino）和一白色的母鹿（豁埃马阑勒，qo’ai-maral）相配了，渡过腾汲思海子，来到斡难河（鄂嫩河）源头的不儿罕山立下营盘，生了个儿子名巴塔赤罕。传到第十一代，有兄弟二人，兄都蛙锁豁儿有四子，迁移出去成为朵儿边部（Dorben，意为四）；弟朵奔蔑儿干娶豁里秃马惕部女子阿阑豁阿为妻，生二子，其后裔各成一部。朵奔死后，阿阑豁阿感天光而孕，又生三子，长不忽合塔吉，后裔为合答斤部（名见《金史》，作合底忻），次不合秃撒勒只，后裔为撒勒只兀惕部（名见《金史》，作山只昆，元代又译散只兀，珊竹）；幼子孛端察儿，后裔为孛儿只斤部，从这一支又分衍出约二十个氏族或部落。孛端察儿就是成吉思汗的十世祖，《元史·宗室世系表》称为“始祖”。

《史集》记载了另一种起源传说。据传远古时蒙古部落在与他部战争中

①南宋初洪皓最先指出蒙兀即蒙古。其《松漠记闻》云：“盲骨子，《契丹事迹》谓之朦古国，即唐蒙兀部。”

②拉施都丁：《史集》第1卷第一册，页251。

被屠灭殆尽，只剩捏古思、乞颜两名男子和两名女子，逃进额尔古纳昆山地中，在那里长久地生息繁衍。他们的后裔形成为各个氏族（斡孛黑oboq），从这些氏族又分出许多支族，由于人口众多，山地狭隘不能容纳，就迁到了广阔的草原。后来所有的蒙古部落都源出于最初的捏古思和乞颜两人的氏族。《史集》记载成吉思汗先世谱系也追述到孛儿帖赤那，但说他是一个部落首领，从他下传八代到朵奔伯颜（《秘史》作朵奔蔑儿干）；因他们出于乞颜氏族，所以这个部落在古代就称为乞牙惕（Kiyat，kiyan的复数）。他们的牧地在斡难、怯绿连（克鲁伦）、土兀剌（土拉）三河之源不儿罕山。朵奔之妻阿阑豁阿在夫死后感

注：1.2.3……为氏族部落序号，下接第二表。(1)(2)(3)……为世代序号，第二表同。

天光连生三子，“重新开创”了一个氏族：由这三子的后裔繁衍出来的各部落称为“尼鲁温蒙古”（尼鲁温意为腰，据说指其皆出于阿阑豁阿贞洁的腰所生之子），他们是同一血统的亲族。其他部落则通称为“迭列列斤蒙古”（意谓一般的蒙古人）。

附注:1.《史集》又列29.Doban,30.Barin及其分部

31.Suqnut,32.Sukan,33.Qingqiat于尼鲁温蒙古诸部中.

2.Qongqotan,Sunit,Qarqas,Iljit,Kekuman,Otonaut,Arulat等部亦列

于八鲁剌思同源诸部中。

“三河之源”不儿罕山即肯特山地区，原是突厥语民族的居地。蒙古部落迁到这个地区后，十分可能通过征服或其他途径吸收了不少留在当地的突厥语族人口，从而使本身的民族成分发生变化；在经济文化方面，更受到突厥族的深刻影响。上述蒙古人的苍狼白鹿始祖传说，当是承袭了高车、突厥人的狼祖传说的一部分发展而来的；感天光生贵人的神话，也和畏兀（回鹘）人天光照树诞生可汗的传说有一定关系①。当蒙古部落还居住在大兴安岭山林中时，狩猎是他们的主要生产活动；迁居鄂嫩河流城和肯特山地区后，他们从当地突厥语族居民那里学习了从事游牧畜牧业的丰富经验②，由原来“射猎为务”，“捕貂为业”，“用桦皮盖屋”（《隋书·北狄·室韦传》）的森林狩猎部落，转变为饲养马、牛、羊，逐水草放牧，居“黑车白帐”的草原游牧部落。《史集》记载说，成吉思汗的七祖篾年土敦（据《秘史》、《元史》，为八世祖）之妻莫孥伦拥有的牲畜多到不可胜数，聚拢起来时，从山顶到山脚下的河边都布满了③。篾年土敦、莫孥伦生活的时代约在十世纪末十一世纪初，相当于辽圣宗时期。《契丹国志》也记载辽时的“蒙古里国”人民过着逐水草、食肉酪的生活，“以牛、羊、马、驼、皮、毳之物与契丹交易”，足见此时蒙古部落的游牧经济已有相当发展，能够提供远超过自身消费的大量牧畜和皮、毛等畜牧业产品，用于和邻人进行交换了。

随着蒙古部落游牧经济的发展，氏族共有制被突破了。传说阿阑豁阿死后，四个大儿子把家私——牲口（adusun）和食物（ide’e）都分了，欺侮幼弟孛端察儿，不给他一份子。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牲畜和其他财产早已为家庭所私有，儿子继承父母的财产已成为社会通则。私有制刺激了家庭财富的积累，一部分人的财产日益增多，成为富者（伯颜，bayan），而大部分则成了贫穷者（牙当吉古温yadanggi-gu’un）。掠夺邻人是强有力者增加财富的重要手段。孛端察儿兄弟共同掳掠了兀良哈部扎儿赤兀惕氏族的一群百姓，“因这般，头口（adu’un，畜群）也有了，茶饭（ide’e，食物）、使唤的（haran，tutqar，人口、仆人）都有了”①。《契丹国志》说，当时

①参见韩儒林：《突厥蒙古之祖先传说》，《穹庐集》，页374—388，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②史料记载室韦人“无羊”，蒙古语的绵羊一词（qonin）就来自突厥语。蒙古畜牧业术语中突厥借词特别多，说明他们是从突厥语族人民那里学会畜牧业的，参见亦邻真：《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元

史论集》，页418。③《史集》第1卷第二册，页18。①《元朝秘史》第38节总译。

北方达打（塔塔儿）等部皆“以部族内最富豪者为首领”，蒙古部的情况也是如此。孛端察儿之孙篾年土敦带有突厥语官号“土敦”（tudun）的头衔，当是部落首领，他家就拥有多不胜数的牲畜。后来，被辽朝军队打败的札剌亦儿部从克鲁伦河溃退，侵入蒙古部牧地，发生了冲突，篾年土敦诸子被杀。其孙海都（成吉思汗六世祖）长大后，率部复仇，灭札剌亦儿部，尽掳其妇幼为奴。札剌亦儿是人数众多的大部落（《辽史》作“阻卜札剌部”），因此这次战争的胜利意义很大，它使海都的威望和势力大为扩大，“拥有了难以数计的妻妾、部属、羊群和马群”②。《元史·太祖本纪》说，海都被立为“君”，自战胜札剌亦儿后，“形势寖大……四傍部族归之者渐众”。

海都长子拜姓忽儿和次子察剌哈宁昆相继袭为部落首领，“宁昆”（《秘史》作“领忽”）即辽朝的属部、属国官官号“令稳”之音讹。察剌哈长子直拿斯继任为首领，称想昆必勒格，“想昆”即辽高级属部、属国官官号“详稳”，地位相当于节度使。当时漠北各部都在辽朝统治之下，辽朝除设置西北路招讨司等北面边防官府进行控制外，又置北面部族、属国官、“命其酋长与契丹人区别而用”（《辽史·百官志》）。察剌哈父子生活的时代约为十一世纪下半叶，即辽道宗时期。《辽史·道宗本纪》太康十年（1084）两次记载“萌古国遣使来聘”，可见蒙古部亦通贡使于辽朝，故其首领被命为属部属国官。中原王朝的封授无疑大大加强了他们的政治势力，使他们得以朝廷命官的身份管领本部百姓，成为高踞于普通部落成员之上的“那颜”（noyan，老爷，官人）。察剌哈父子由此身价百倍，子孙世袭官人地位，成为蒙古部最有势力的一家贵族，称泰赤乌氏（Tayichi’ut，源于汉语“太子”）。拜姓忽儿之子敦必乃薛禅也管领一部分部民，势力不下于察剌哈家族。其子葛不律罕（成吉思汗曾祖，《秘史》作合不勒合罕）继想昆必勒格之后统辖了全蒙古百姓，称汗号；他的子孙以远古始祖氏族的名号为标榜，称乞颜氏。

随着草原贵族势力不断壮大，普通部落成员的地位日益低落，成为贵族的属民。他们中不仅有迭列列斤蒙古各部落的成员（占属民的多数），也有同属孛端察儿后裔的尼鲁温蒙古一些氏族的成员，这些氏族由于势单力薄，不得不依附强有力的贵族，受其统治。例如，据《秘史》记载为海都幼子抄真斡儿帖该后裔的斡罗纳儿、晃豁坛、雪你惕等氏族成员，后来成了泰赤乌和乞颜两家贵族的部属，《史集·部族志》竟把他们列入迭列列厅蒙古诸部中，但另一处又说他们也属于尼鲁温蒙古，这种氏族起源不清的情况正反映了他们地位的跌落。在一次泰赤乌氏贵族推举首领的会议上，因争执不下，请一个出身斡罗纳儿氏的老人发表意见，他回答说：“我是低贱的哈剌出（qarachu，下民），有什么权利说话？你们众主公。请口吐贤明良言，使

②《史集》第1卷第二册，页22。

我们哈剌出能如驹得乳，得遂得生养足矣。”①可见属民（哈剌出）不但没有被推举为首领的资格，也没有推举首领的权利。属民虽受贵族的统治，但还具有不完全的人身自由，有自己独立的家庭经济，可以脱离原来所属的贵族而别投他部。他们是社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同时又是战士的主要来源，所以一家贵族势力的强弱，主要取决于他所控制的属民有多少。

游牧畜牧业的生产者能提供超过自身消费的许多产品，因而使用奴隶劳动成为有利可图的事。蒙古部进入草原地区后，很快就出现了掳掠别部人口为奴的现象，如上述孛端察儿兄弟掳掠了一群兀良哈百姓，于是家中就有了供驱使的仆役。后来，海都消灭了札剌亦儿部落，这些札剌亦儿人除被屠杀者外，都成了海都及其诸子家庭的奴隶。古代蒙古社会的奴隶（孛斡勒bo’ol）被称为“门限的奴隶”（bosoqa-yinbo’ol），“家门的梯已奴隶”（e’uden-uemchubo’ol），说明他们是各个主人家庭的私属人口。他们的子孙也世袭奴隶的身份，祖祖辈辈与主人家保持主奴关系。被海都俘虏为奴的札剌亦儿人的子孙，祖祖辈辈就成为海都后裔的奴隶，一直传到成吉思汗时。著名将领木华黎就是这些札剌亦儿人的后代，幼年时即被送到成吉思汗家服役，“教永远做奴婢者，若离了你门户呵，便将脚筋挑了，心肝割了”②。成吉思汗还有一个奴隶，是四世祖敦必乃掳来的奴隶的后裔，因此成吉思汗说他是“我祖宗以来的奴婢”①。奴隶可以成家立业，拥有自己的一些财产，但必须附属在主人门下，不得擅离；要为主人提供种种无偿劳动。

为了维护对属民和奴隶的统治与奴役，为了进行日益经常的战争，蒙古贵族建立了隶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在贵族身边集结了一帮效忠于他们个人的侍卫——那可儿（nokor，伴当），他们有的出身于属民，有的出身于奴隶，还有来自别部的投靠者，都与各自的主人结成特殊的隶属关系，受其豢养，为之冲锋陷阵，出生入死。势力强盛的泰赤乌氏和乞颜氏贵族，还组织了护卫军——土儿合兀惕（turqa’ut）和怯薛（keshig），它的核心就是由那可儿组成的。这是与贵族具有特殊关系，侍奉他个人的队伍，而不是氏族内部的人民武装。那可儿和护卫军的产生进一步强化了贵族的权力，并促使他们更频繁地去进行掠夺和兼并战争，以获得更多的财富和奴隶，控制更多的属民。

古昔的父系血缘氏族——斡孛黑（oboq）早已解体了，代之而起的是另一种性质的氏族，虽然仍称为“斡孛黑”，但实际上是以人数不多的显贵家族为主人（额毡，ejen），统治着许多出身于不同氏族的属民（哈阑，haran）和奴婢（bo’ol）的社会单位。原来氏族长老的地位为贵族家族长所取代，以他们的名字或尊号作为“氏族”之名。贵族户家长将属民和奴隶作为家产

①《史集》俄译本第1卷第二册，页57。②《元朝秘史》第137节总译。①《元朝秘史》第180节总译。原文为：“你是我高祖家门的梯已奴婢，我曾祖的门限奴婢。”

分配给成年的儿子们，诸子各继承一“份子”（忽必，qubi），再扩展形成新“氏族”。为了共同对付外敌的侵略或进行掠夺战争，出于同一父或祖“氏族”贵族的许多子或孙“氏族”贵族，往往结成联盟，推举最有势力的一家贵族为长。久之，有些弱小的“氏族”贵族，不仅属民被强大贵族所兼并，就连他们本身也成了强大贵族的附庸，甚至沦为属民。成吉思汗十世祖孛端察儿后裔（尼鲁温蒙古的一支）诸“氏族”的分衍和泰赤乌、乞颜两大贵族势力的形成，就是这一历史发展过程的证明。

草原贵族拥有各种尊号，如“土敦”、“太子”、“薛禅”（sechen，贤者）、“蔑儿干”（mergen，善射者）、“巴阿秃儿”（勇士，ba’atur）等等，他们被属民称为“那颜”。他们已脱离了游牧生产劳动，而以统领部众从事战争和掠夺为职。草原贵族制的发展，必然导致各部贵族之间争夺蒙古高原霸权的激烈斗争。正是各部贵族的争霸战争，把蒙古高原推向统一，从而结束了草原贵族制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