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元代法律的编纂

元代法律的编纂有一个发展过程。成吉思汗在1206年建立大蒙古国后曾经颁行“大札撒”，使自己的一些谕旨变成法律。但是，从蒙古游牧社会上产生的“札撒”，不适用于后来蒙古贵族逐渐征服的汉族农业社会，蒙古统治者遂在治理汉地时陆续颁行一些新的法令，并往往在实际上借助于金《泰和律》。窝阔台灭金后，在中国北部的广大地区沿用金朝的《泰和律》，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忽必烈即位初期。

忽必烈即位不久，大臣姚枢、史天泽、刘肃、耶律铸等陆续议定了一些适合当时实际情况的新的条格。至元元年（1264）八月，忽必烈颁行新立条格，对于一些重大的国家事务作了规定，如“定官吏员数，分品从官职，给俸禄，颁公田，计日月以考殿最”；“均赋役”，“勿擅科差役”；“招流移”，“劝农桑”，“平物价”，“凡军马不得停泊村坊”；“词讼不得隔越陈诉”，“具盗贼、囚徒起数，月申省部”（《元史·世祖纪二》）。但这个条格的详细内容已不得而知。至元八年（1271）二月，忽必烈颁布了当时尚书省奏定的条画。同年11月，他在宣布建国号为大元的同时，禁行金《泰和律》。他这样做显然是在宣布元朝建立后不愿沿用亡金的法律，同时也是为了不使汉人用《泰和律》处事徇私。

过了二十年，忽必烈又命何荣祖编定《至元新格》，并予以颁行。《元史》记载，至元二十八年（1291）五月丁巳，何荣祖以公规、治民、御盗、理财等十事辑为一书，名曰《至元新格》。忽必烈命刻版颁行，使百司遵守。《至元新格》全文已佚，但我们还可从存世的《通制条格》和《元典章》见到它的九十六条内容。元人徐元瑞所撰《吏学指南》在解释“格”的时候曾列出十章：公规、选格、治民、理财、赋役、课程、仓库、造作、防盗、察狱。把尚存的《至元新格》九十六条与这十章名称对照分析以后，可以看出这十章正是《至元新格》的十事。再把这十事十章与至元元年的条格内容相比较，可见《至元新格》乃是至元条格的继承和发展。

忽必烈命何荣祖编定新格时，要他“简除苛繁，始定新律”。尽管如此，从《至元新格》的实际内容看，它仅仅是格，基本上没有《唐律》那样的条文。所谓“议事以制，不专刑书”①。从中国法律编纂史的角度看，这表明元朝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完成法典的制订。

《至元新格》确实具有“简”的特点，它是忽必烈在平定南方、统一南北后要求在治理方面弃繁就简的产物。但它的条文过简，在许多情况下犹如无法一般；而且条格的十事分类，本来也不能包括律的内容。官吏们“无法可检”，“无法可守”，遇到案件，只好从“旧例”（即金《泰和律》）中

①苏天爵：《至元新格序》，《滋溪文稿》卷六。

去寻找依据。可是事过境迁，“旧例”毕竟已不足为准绳。这就造成了治理的严重紊乱。所以在《至元新格》颁布后不久，就不断有人建议再修一部较为完整的法典，以便“上有道揆，下有法守”②。

元成宗铁穆耳大德三年（1299）三月，命何荣祖“更定律令”。第二年二月，成宗又谕何荣祖曰：“律令，良法也，宜早定之。”（《元史·成宗纪三》）何荣祖选定了三百八十条，这就是所谓《大德律令》。但据《元史·何荣祖传》，这部律令没有颁行。武宗海山在位期间（1308—1311）又曾考虑将“自太祖以来所行政令九千余条，删除繁冗，使归于一，编为定制”（《元史·武宗纪二》）。但也没有编成。

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以后，在修订法典方面又采取比较积极的态度，延祐二年（1315）命中书平章政事李孟等纂集累朝格例，以谢让为校正官参加审定。当时，在一部分主张法治的儒臣们看来，法律未定导致“推谳混于常流，条令裒于书肆，官不遍睹，法无定科，轻重高下，逢其喜怒，出入比附，系其爱憎”①。这种状况是不能再延续下去了。可是仁宗时权臣铁木迭儿与这部分儒臣的斗争十分尖锐，修律一事还是未能完成。

英宗硕德八剌即位以后，修纂律令的事再次提上日程。至治三年（1323）正月，英宗“命枢密副使完颜纳丹、侍御史曹伯启、也可札鲁忽赤不颜、集贤学士钦察、翰林直学士曹元用，听读仁宗时纂集累朝格例”。二月，“格例成定，凡二千五百三十九条，内断例七百一十七，条格千一百五十一，诏赦九十四，令类五百七十七，名曰《大元通制》，颁行天下”（《元史·英宗纪二》）。这样就完成了元朝法典的编纂。它是一部完整的、系统的法典，不再简单地是原来的《至元新格》的修改增补。

《大元通制》颁行以后十五年，从后至元四年（1338）起，元顺帝妥欢贴睦尔又命臣下对它进行修改。至正五年（1345）十一月又修成了《至正条格》，并于次年（1346）四月颁行。《至正条格》共二九○九条，条文比《大元通制》多一些，但只是对《大元通制》的修订和补充而已。而且，那时元朝已濒临危亡，它恐怕不久也就毁于元末的兵火，因而以后完全失传。

②胡祗遹：《杂著·论法定律》，《紫山大全集》卷二二。①欧阳玄：《对策》，《圭斋文集》卷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