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士族政治勢力之逐步膨脹

士人在政治上佔有地位，自西漢武、宣以來，已逐步顯著，而到東漢益甚，這裡有幾層因緣。

一、朝廷帝王之極端提倡。

光武天鳳中至長安受尚書，略通大義，其自身本為王莽時代之太學生，故在軍中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樊准語。其一朝功臣，亦多屬儒生。鄧禹為光武同學，寇恂、馮異、馬援、賈複、祭遵、耿弇諸人，大半皆通儒。光武子明帝及其同母弟東平王蒼，皆深受儒學之陶冶。明帝為太子時，師桓榮，榮亦習尚書。止宿宮中五年，薦門人胡憲侍講，始得出入。永平二年臨辟雍，引師桓榮及其弟子升堂，明帝自講說，諸儒執經問難，園撟門聽講者萬數。章帝師張酺，酺亦習尚書，其祖先充，光武同學也。酺又師事桓榮。光武、明、章一家三代尚書之學，蓋深受王莽時代之影響。元和二年東巡，張酺為東郡太守進謁，先備弟子禮，使張酺講尚書一篇，然後再修君臣禮。當時王室外戚、功臣子弟，下及期門、羽林之士，莫不受學。匈奴亦進子入學。朝廷對儒術之極端提倡，較之西漢遠過。

二、民間儒業之普遍發展。

陳留劉昆治易，王莽世，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南陽窪丹傳易，王莽時，避世教授，徒眾數百人。樂安歐陽歙，八世為博士，傳尚書，光武時為汝南太守。在郡教授數百人，征為大司徒。發覺在汝南贓罪千餘萬，下獄。諸生為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禮震年十七，自系求代死。書奏，歙已死獄中。贓罪至千餘萬，而為之求哀者尚多至千餘人，可見當時儒生在社會地位之崇高。濟陰曹操曾從歙受尚書，門徒三千人。樂安牟長，少習歐陽尚書，諸生講學者常千餘人，著錄前後萬人。山陽丁恭習公羊嚴氏舂秋，教授常數百人，建武時為少府，諸生自遠方至，著錄數千人。北海甄宇習嚴氏春秋，教授常數百人。沛桓榮，少學長安，習歐陽尚書，事博士九江朱普，王莽篡位乃歸。會朱普卒，榮奔喪九江，因留教授，徒眾數百人，後複客授江、淮間。以上桓榮見本傳、餘見後漢書儒林傳。晉陽劉茂習禮經，教授常數百人，哀帝時察孝廉。東郡索盧放以尚書教授千餘人，更始時、以敢言顯名。（見獨行傳。）趙翼陔餘業考有「兩漢時受學者皆赴京師」條，謂：「及東漢中業以後，學成而歸者各教授門徒，每一宿儒，門下著錄者至千百人，由是學遍天下。」今以劉茂、劉昆、窪丹、索盧放之事觀之，可知民間學風，自西漢哀、平下迄王莽時已大盛，光武、明、章亦自受此等風氣之薰染也。其它又如范升、鄭興、（從劉歆讓講正左氏大義。）陳元、（父欽為王莽左氏師。）賈逵、（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鄭、賈學行數百年，為諸儒宗。）杜林、（從張竦受學。）衛宏，（從謝曼卿受毛詩。）此等皆東漢初年大儒，皆成學在王莽世。

三、博士弟子額之日益增添。

博士弟子武帝初設僅五十人；昭帝時百人；宣帝末二百人；元帝好儒，增至千人；成帝末至三千人，歲餘複如故。王莽秉政，奏起明堂、辟雍、靈台，為學者築舍萬區。五經博士領弟子員三百六十人，六經三十博士，弟子一萬八百人，主事高弟侍講各二十四人。學士同舍，行無遠近皆隨簷，雨不塗足，暑不暴首。

而尤要者則在當時之地方察舉以及公府征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