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魏晉南北朝時代之佛教
佛教入中國，遠在東漢初年，或尚在其前。
漢明帝永平中，遣使往西域求法，其事始見於牟子理惑論及四十二章經序等書，是為我國向所公認佛教最先之傳入。或其事尚可前溯，然要之於中國社會未見影響。
惟佛法之流佈，則直到漢末三國時代而盛。其時則多為小乘佛法之傳譯，高僧多屬外籍。
如安世高、支棲迦識、康僧會之類是也。中國僧人見於慧皎高僧傳者以朱士行為最早，然已在三國時。知其先佛法極少與中國上流學術界相接觸。
東晉南渡，佛學乃影響及於中國之上層學術界，其時則僧人與名士互以淸談玄言相傾倒。
如竺法深、支道林其著也。殷浩北伐既敗，大讀佛經，欲與支道林辯之。孫綽以名僧七人匹竹林七賢。道賢論。此名士與僧人合流之證。故深公評庾亮，謂：「人謂庾元規名士，胸中柴棘三斗許。」庾冰創議沙門宜跪拜王者；桓玄繼之，並主沙汰沙門。至宋、齊，此二議皆曾為朝廷採納。庾、桓兩家，固與名士淸談氣味不相投。可知東晉僧人，實與名士站在同一路線，一鼻孔出氣也。
直到南朝，梁武帝信佛，而佛法遂盛極一時。
其時京師寺刹，多至七百。宮內華林園，為君臣講經之所；宮外同泰寺，為帝王捨身之區。粱武帝三度捨身入寺，與眾為奴，羣臣以一億萬錢奉贖。南齊竟陵王，亦先有其事。此後陳武帝幸大莊嚴寺捨身。陳後主即位年，亦在弘法寺捨身。為無遮大會，道、俗會者五萬。中大通元年。郭祖深輿櫬上疏，謂：「僧尼十余萬，資產豐沃。道人又有白徒，尼則皆畜養女。天下戶口，幾亡其半。恐方來處處成寺，家家剃落，尺土一人，非復國有。」荀濟亦上疏云：「傾儲供寺，萬乘擬附庸之儀，肅拜僧尼，三事執陪臣之禮。寵既隆矣，侮亦劇矣。」此等皆由大羣體政治觀點排斥佛教，即唐代韓愈亦然。反而論之，大羣體政治有辦法，佛教自會衰落，則為宋代歐陽修之本論。自理學家起，則是為新儒學。
以前的名士們，感世事無可為，遂由研玩莊老玄學而曲折崇信佛法。現在如梁武帝，則是大權在握，正可展布，卻由崇佛而致世事敗壞。以前如阮籍、嵇康等，皆是政治上不得志，遂轉向莊老。梁武帝高踞帝位，豈得崇奉出家人法？北方五胡君主，崇佛尤殷。最著者為二石勒與虎。之於佛圖澄。
五胡雖染漢化，其淺演暴戾之性，驟難降伏，一旦錦衣玉食，大權在握，其臨境觸發，不能自控制者，最大有兩端：一曰好淫，二曰好殺。惟佛法，適如對症之藥。人自慕其所乏，故五胡君主於佛法所嘗雖淺，而敬信自深。高僧傳謂：「竺佛圖澄西域人。憫念蒼生，常以報應之說，戒二石之兇殺，蒙益者十有八、九。」支道林謂：「澄公以石虎為海鷗鳥。」又五胡君主，自謂本胡人，當奉胡教。高僧傳又謂：「佛圖澄道化既行，民多奉佛，營造寺廟，相競出家。中書著作郞王度奏禁之，石虎下書曰：『度議佛是外國之神，非天子諸華所宜奉。朕生自邊壤，君臨諸夏，饗祀應兼從本俗，佛是戎神，正所應奉。』」遼、金、元、淸四朝奉佛，皆帶有此兩因緣。
稍後至姚興迎鳩摩羅什，而北方佛法如日中天。
羅什，龜茲人。苻堅先命呂光將兵西征，欲迎之，適堅被殺，羅什停於涼州。直至姚興敦請始來。興既托意佛道，公卿以下，莫不欽附，自遠至者五千餘人，坐禪者有千數，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
大乘經典之宏揚，亦多出其手。高僧傳：「什在長安譯經三百餘卷。僧佑著錄三十五部，二百九十四卷。」自此以往，佛學在中國，乃始成為上下信奉的一個大宗教。
原佛學流行，固由於當時時代之變動，而尚有其內在之條件。
第一佛法主依自力，不依他力。
世界諸大宗教，率本天帝神力，惟佛教尊釋迦，則同屬人類。此與中國儒家，尊崇人文歷史、敬仰古先聖哲之教義大同。亦復與道家徹底破壞天神迷信之理論不相違背。釋迦之可尊，在其「法」，故佛家有「依法不依人」之教。當知得此大法者不止釋迦一人，故佛書屢言「諸佛」，又言「人皆有佛性」，則盡人皆有可以成佛之理，此與儒家「人皆可以為堯舜」義又相似。
第二佛法主救世，不主出世。
諸教率嚮往塵俗以外之天國，故其精神率主出世，而又同時亦兼帶一種濃重的個人主義。佛法雖亦主有一「涅盤」境界，但同時主張「三世因果輪迴報應」。人生宿業，纖微必報，故主於當身修行，勇猛精進。又佛義主張「無我」，一切以因緣和合為法，故「眾生不成佛我亦不成佛」。又曰：「生死即涅盤，煩惱即菩提。」如是則成為一積極的救世主義者。此與諸教主張個人出世、以大國為樂園者自別，亦復與中國莊老道家一派有厭世、玩世意味者迥異；此又與儒家側重大羣主義之人文教相似。
故佛教在其消極方面，旣可與中國道家思想相接近，在其積極方面，亦可與中國儒家思想相會通。
其時名德高僧如慧遠、僧肇之徒，皆精研莊老義，而釋道安二教論廣弘明集卷八。乃抑老於儒下。此後竺道生「一闡提亦具佛性」與「頓悟成佛」之說，更為與儒義相近。謝靈運和之，其與諸道人辨宗論廣弘明集卷十八。以孔、釋兩家相擬立論。
而孫綽喻道論乃謂牟尼為「大孝」，「周、孔即佛，佛即周、孔」。是其時名士僧人，又俱黜老崇孔。故其先兼通老、釋，至是乃並擬儒、佛。此種界線，大體相當於晉、宋之際，可以僧肇與生公時代為劃分。
而當時佛法之所以盛行，尚有一積極的正因，則由其時中國實有不少第一流人物具有一種誠心求法、宏濟時艱之熱忱是也。
其間品德學養尤著者，如道安，常山扶柳人，師事佛圖澄，居河北，後南投襄陽，遂赴長安而卒。道安為中國一個嚴正的佛徒，（其先如支道林等，只是出家的名士。）其徒眾南北分張，始為佛教樹獨立之地位。如僧肇，京兆人，師事鳩摩羅什，為什門四大弟子之一。早死，其所著肇論，為極精卓之佛教論文。如慧遠，雁門樓煩人，道安弟子，高隱廬阜，始開佛教講壇，為南朝佛教大師。如法顯，平陽武陽人，西行求法，先後凡十五年，為我國至印度第一僧人，足與後來玄奘西行相媲美。如竺道生；钜鹿人，學於鳩摩羅什，亦什門四大弟子之一也。後為南方佛教大師。此等皆以極偉大之人格，極深美之超諧，相望於數百年之間。蓋以當時中國政教衰息，聰明志氣無所歸向，遂不期而湊於斯途。此皆悲天憫人，苦心孤諧，發宏願，具大力，上欲窮究宇宙眞理，下以探尋人生正道，不與一般安於亂世、沒於汚俗，惟務個人私期求者為類。故使佛教光輝，得以照耀千古。若僅謂佛講出世，與一時名士淸談氣味相投；而社會民眾，亦以身丁荼毒，佛講未來，堪資慰藉；並出家可以逃役，即獲現實福益。凡此種種，固亦當時佛法盛行之世緣，然論其主要原因，則固在彼不在此。
故當時之第一流高僧，若論其精神意氣，實與兩漢儒統貌異神是，乃同樣求為人文大羣積極有所貢獻。惟儒家著眼於社會實際政教方面者多，而當時之佛學高僧，則轉從人類內心隱微處為之解紛導滯，使陷此黑暗混亂中之人生得寧定與光明；則正與儒家致力政教之用心，異途同歸也。惟此等高僧，亦多興起於北方，南方則受其波及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