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唐代之租庸調製
由北魏之「均田」制演變成唐代之「租庸調」制。高祖武德七年。
凡男女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有一為丁,六十為老。丁年十八以上授田一頃,五尺為步,二百四十步為畝,畝百為頃內八十畝為口分,年老還官。即北魏之露田二十畝為永業。樹榆、棗、桑等,即北魏之「桑田」。
授田者丁歲輸粟二石,謂之「租」。此古粟米之征,相當於漢之租。
丁隨鄉所出,歲輸綾、絹、絁各二丈,布加五之一。輸綾、絹、絁者兼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謂之「調」。此古布帛之征。「調」本興調、調發之義,相當於古之「賦」。漢有口賦,唐有戶調,其實一也。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五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謂之「庸」。有事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加役三十日者,租、調皆免。通正役不過五十日。此古力役之征。相當於漢之役。
這一個有名的租庸調製,所以為後世稱道勿衰者,厥有數端。
第一在其輕徭薄賦的精神。
以租而言,孟子在戰國時,以什一之稅為王者之政;而漢制則什五稅一,常收半租,則為三十稅一。此見漢代的實際政治,已較戰國學者托古改制的理想,更進一步的寬大。若以畝收一石計,除去永業田不論。唐制只是四十而稅一,八十石中收二石。較之漢制更輕更寬大。以西晉開國百畝課田六十畝相比,減輕二十餘倍。
以庸而言,漢制更役一歲一月,唐制則只二十天,只有漢制的三分之二。漢尚須為正卒衛士一年,又有戍邊三天。唐因行府兵制,農民不須衛戍,比漢負擔更輕。
調輸布帛,與漢口賦驟難相比。惟西晉戶調,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匹,綿三斤,比唐多六倍。北魏均田,一夫一婦調帛一匹,比唐亦多一倍。唐兼調綾、絁,比上稍有出入。要之唐之調法輕於魏、晉。
唐制庸、調並得視田登耗為蠲免。
要論輕徭薄賦,中國史上首推唐代的租庸調製。在這一個制度下,農民自可安居樂業。
唐初不榷監,開元以下始課監;以左拾遺劉彤表。然天寶、至德間,監每斗尚僅十錢。其後乃增至四十倍。天下之賦,監利居半。則唐興逾百年矣矣。唐初無茶稅,建中以下始稅茶。唐初無酒禁,廣德以下始禁酒。唐六典謂「關呵而不稅」,則唐初待工商又甚優。隋亦所仰惟賦調,唐初仍隋制也。
又按:就中國史上之商人言之,西漢貨殖傳中人物,其在當時社會上之勢力,勿論矣。即如東漢初,樊重家閉門成市,兵弩器械,資至百萬,光武資之起。其末年,蜀先主亦得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之助。而麋竺祖世貨殖,僮客萬人,資產钜億。進妹於先主,奉奴客二千,金銀貨幣,以助軍資。則其時商人勢力,猶可想見。降及兩晉,多以朝廷大僚而兼營貨殖,如王戎、園田水碓,周遍天下。石崇甚至劫奪。是也。宋元徽中,張興世為雍州刺史,還家,擁資三千萬。而為蒼梧王所劫。世云:「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而梁武陵王紀都督益州,在蜀十七年,南開寧州,越嶲,西通資陵,吐谷渾,殖其財用。黃金一斤為餅,百餅為簉,至有百簉;銀五倍之;其他錦罽繒采稱是。又得賈胡為主金帛。見北史何妥傳。同時梁武弟臨川王宏,積錢百萬一聚,黃榜標之,千萬一庫,懸一紫標。如是三十余間,計見錢已三億余萬。北齊富商大賈以貨賄得仕宦,屢見史冊。隋、唐商業尤盛,而官吏以經商致巨富亦常見。自兩宋以下,此風似不揚。官吏兼務貨殖至巨富者始少,富商大賈在政治、社會各方面活動勢力亦漸絀。其趨勢蓋自唐中葉以後而始變。一則商稅日重,商利日薄。如唐代「公廨錢」亦名「料錢」。有七分生利者。唐武德以後,國家倉庫猶虛,應應京官料錢,並給公廨本,令富當司令史番官迥易給利,計官員多少分給。貞觀時,褚遂良極論之,然其制終不革。開元六年,祕書少監崔沔議:「五千之本,七分生利,一年所輸,四千二百。兼算勞費,不啻五千。」開元十六年詔:「天下負舉,祇宜四分收利,官本五分收利。」可見當時社會利率之厚。宋王安石行新法,靑苗市易皆收息二分,已為一時詬病,亦由其時社會一般利潤自低也。惟其利潤降低,故商人不能進至於大富,而官僚亦無從自商人處一轉手而獲多金。然論社會商業狀況,宋以下若轉較唐以前為活潑。市坊制度,皆至宋而廢弛。於是有夜市,有草市。此蓋都市人口增加,財富旺盛,交通便利,勞動生產力發達,故商業交易,隨時隨地而擴大。又如唐以前用錢絹,宋、元以下用銀鈔,皆可見商貨交易之厚盛於前也。蓋社會商業情況之盛衰,不必與商人所得利潤之高低為正比。故宋以下社會一般商業雖轉盛,而資本集中之趨勢則日減。二則貴族特權日削,官方則例日嚴,故宋、明權臣大僚,多務於厚擁田租而止。田租之視商利,故瞠乎後矣。偶有以貨殖堅稱巨富,往往得罪,禍不旋踵。如明初吳賈陸某,富甲江右,謂「積而不散,適以釀禍」,盡以與其徒沈萬三,身為道士以終。沈富敵國,明太祖因而罪之,謫戍雲南。蓋社會貧富之懸殊,與貴族特權之存廢,亦相為比例而進退也。比如海上貿易,宋非不如唐,然市舶司制度既立,則利入政府,官僚與商人,皆不能如唐人之多獲厚利。社會自唐中葉以下,既無特貴,亦無殊富,則力量漸趨平均,故此後社會之亂,如王仙芝、黃巢、張獻忠、李自成、洪秀全等,除卻軍隊叛變以外,大抵皆饑民之騷動。求如古社會之所謂豪傑起義者,亦渺不可得。此亦古今社會升降轉變一大節目也。欲知盛唐社會盛況,亦不得不注意及此,故附論及之。
租庸調製的第二個優點,則為稅收項目之列舉分明。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此惟漢代的租稅制度差可相比。自租庸調製破壞以後,更找不到此種項目分明之徵收制度。因此橫徵暴斂,可以隨時增加,有進無已。
更重要的一點,租庸調製的後面,連帶的是一個「為民制產」的精神。及丁則授田,年老則還官,「為民制產」與「為官收租」兩事並舉,此層更為漢制所不及。漢租雖輕,然有無田者,亦須出口賦,應更役,不得已出賣為奴,亡命為盜。唐制無田丁戶,則無不能應庸、調之人民矣。在租庸調製下之農民生活,其比較寬舒安恬之景象,可以想像而得。農民生活之寬舒安恬,蒸鬱而生整個社會之繁榮。盛唐時代之富足太平,自貞觀到開元一番蓬勃光昌的氣運,絕非偶然。
杜甫詩:「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此盛唐社會之寫照也。安史之亂,李萼說顏魯公,謂:「平時江、淮、河南錢帛聚於淸河,以贍北軍,謂之『天下北庫』。有布三百余萬匹,帛八十萬匹,錢三十余萬緡,糧三十余萬斛。昔討默啜,甲兵皆貯淸河,今有五十餘萬事。戶七萬,口十余萬。」顏遂據以拒賊。許遠於睢陽,積糧六萬石,張巡因之以障江、淮。烏承恩以信都降史思明,親交兵馬倉庫,馬三千匹,兵五萬人。當時州、郡猶富實如此。此後雖益衰,然藩鎭之殷實富厚,仍有遠非後世可冀及者。憲宗時,韓弘在汴為宣武節度使,獻馬三千,絹五千,雜繒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廐尚有錢百余萬緡,絹百余萬匹,馬七千匹,糧三百萬斛。穆宗時,劉整為盧龍節度使,獻征馬萬五千匹。藩鎭財力殷盛,正見唐代積富於民之厚,故諸藩亦得自捍外寇而久存。顧亭林日知錄謂:「今日所以百事皆廢,正緣國家取洲、縣之財,纖毫盡歸之上,而吏與民交困,遂無以為修舉之資,即如唐代之驛舍,有沼、有魚、有舟、孫樵書褒城驛壁。有池、有林;杜甫奏州雜詩。後代驛舍,殆如隸人之垣。」又曰:「余見天下州城,為唐舊治者,其城郭必皆寬廣,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為唐舊創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時彌近者制彌陋。人情苟且,十百於前代矣。」今按:唐室富盛,固在中央不盡取之於州、郡,尤要者,更在中央不盡取之於民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