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唐代之租庸調製

由北魏之「均田」制演變成唐代之「租庸調」制。高祖武德七年。

凡男女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有一為丁，六十為老。丁年十八以上授田一頃，五尺為步，二百四十步為畝，畝百為頃內八十畝為口分，年老還官。即北魏之露田二十畝為永業。樹榆、棗、桑等，即北魏之「桑田」。

授田者丁歲輸粟二石，謂之「租」。此古粟米之征，相當於漢之租。

丁隨鄉所出，歲輸綾、絹、絁各二丈，布加五之一。輸綾、絹、絁者兼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謂之「調」。此古布帛之征。「調」本興調、調發之義，相當於古之「賦」。漢有口賦，唐有戶調，其實一也。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五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謂之「庸」。有事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加役三十日者，租、調皆免。通正役不過五十日。此古力役之征。相當於漢之役。

這一個有名的租庸調製，所以為後世稱道勿衰者，厥有數端。

第一在其輕徭薄賦的精神。

以租而言，孟子在戰國時，以什一之稅為王者之政；而漢制則什五稅一，常收半租，則為三十稅一。此見漢代的實際政治，已較戰國學者托古改制的理想，更進一步的寬大。若以畝收一石計，除去永業田不論。唐制只是四十而稅一，八十石中收二石。較之漢制更輕更寬大。以西晉開國百畝課田六十畝相比，減輕二十餘倍。

以庸而言，漢制更役一歲一月，唐制則只二十天，只有漢制的三分之二。漢尚須為正卒衛士一年，又有戍邊三天。唐因行府兵制，農民不須衛戍，比漢負擔更輕。

調輸布帛，與漢口賦驟難相比。惟西晉戶調，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匹，綿三斤，比唐多六倍。北魏均田，一夫一婦調帛一匹，比唐亦多一倍。唐兼調綾、絁，比上稍有出入。要之唐之調法輕於魏、晉。

唐制庸、調並得視田登耗為蠲免。

要論輕徭薄賦，中國史上首推唐代的租庸調製。在這一個制度下，農民自可安居樂業。

唐初不榷監，開元以下始課監；以左拾遺劉彤表。然天寶、至德間，監每斗尚僅十錢。其後乃增至四十倍。天下之賦，監利居半。則唐興逾百年矣矣。唐初無茶稅，建中以下始稅茶。唐初無酒禁，廣德以下始禁酒。唐六典謂「關呵而不稅」，則唐初待工商又甚優。隋亦所仰惟賦調，唐初仍隋制也。

又按：就中國史上之商人言之，西漢貨殖傳中人物，其在當時社會上之勢力，勿論矣。即如東漢初，樊重家閉門成市，兵弩器械，資至百萬，光武資之起。其末年，蜀先主亦得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之助。而麋竺祖世貨殖，僮客萬人，資產钜億。進妹於先主，奉奴客二千，金銀貨幣，以助軍資。則其時商人勢力，猶可想見。降及兩晉，多以朝廷大僚而兼營貨殖，如王戎、園田水碓，周遍天下。石崇甚至劫奪。是也。宋元徽中，張興世為雍州刺史，還家，擁資三千萬。而為蒼梧王所劫。世云：「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而梁武陵王紀都督益州，在蜀十七年，南開寧州，越嶲，西通資陵，吐谷渾，殖其財用。黃金一斤為餅，百餅為簉，至有百簉；銀五倍之；其他錦罽繒采稱是。又得賈胡為主金帛。見北史何妥傳。同時梁武弟臨川王宏，積錢百萬一聚，黃榜標之，千萬一庫，懸一紫標。如是三十余間，計見錢已三億余萬。北齊富商大賈以貨賄得仕宦，屢見史冊。隋、唐商業尤盛，而官吏以經商致巨富亦常見。自兩宋以下，此風似不揚。官吏兼務貨殖至巨富者始少，富商大賈在政治、社會各方面活動勢力亦漸絀。其趨勢蓋自唐中葉以後而始變。一則商稅日重，商利日薄。如唐代「公廨錢」亦名「料錢」。有七分生利者。唐武德以後，國家倉庫猶虛，應應京官料錢，並給公廨本，令富當司令史番官迥易給利，計官員多少分給。貞觀時，褚遂良極論之，然其制終不革。開元六年，祕書少監崔沔議：「五千之本，七分生利，一年所輸，四千二百。兼算勞費，不啻五千。」開元十六年詔：「天下負舉，祇宜四分收利，官本五分收利。」可見當時社會利率之厚。宋王安石行新法，靑苗市易皆收息二分，已為一時詬病，亦由其時社會一般利潤自低也。惟其利潤降低，故商人不能進至於大富，而官僚亦無從自商人處一轉手而獲多金。然論社會商業狀況，宋以下若轉較唐以前為活潑。市坊制度，皆至宋而廢弛。於是有夜市，有草市。此蓋都市人口增加，財富旺盛，交通便利，勞動生產力發達，故商業交易，隨時隨地而擴大。又如唐以前用錢絹，宋、元以下用銀鈔，皆可見商貨交易之厚盛於前也。蓋社會商業情況之盛衰，不必與商人所得利潤之高低為正比。故宋以下社會一般商業雖轉盛，而資本集中之趨勢則日減。二則貴族特權日削，官方則例日嚴，故宋、明權臣大僚，多務於厚擁田租而止。田租之視商利，故瞠乎後矣。偶有以貨殖堅稱巨富，往往得罪，禍不旋踵。如明初吳賈陸某，富甲江右，謂「積而不散，適以釀禍」，盡以與其徒沈萬三，身為道士以終。沈富敵國，明太祖因而罪之，謫戍雲南。蓋社會貧富之懸殊，與貴族特權之存廢，亦相為比例而進退也。比如海上貿易，宋非不如唐，然市舶司制度既立，則利入政府，官僚與商人，皆不能如唐人之多獲厚利。社會自唐中葉以下，既無特貴，亦無殊富，則力量漸趨平均，故此後社會之亂，如王仙芝、黃巢、張獻忠、李自成、洪秀全等，除卻軍隊叛變以外，大抵皆饑民之騷動。求如古社會之所謂豪傑起義者，亦渺不可得。此亦古今社會升降轉變一大節目也。欲知盛唐社會盛況，亦不得不注意及此，故附論及之。

租庸調製的第二個優點，則為稅收項目之列舉分明。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此惟漢代的租稅制度差可相比。自租庸調製破壞以後，更找不到此種項目分明之徵收制度。因此橫徵暴斂，可以隨時增加，有進無已。

更重要的一點，租庸調製的後面，連帶的是一個「為民制產」的精神。及丁則授田，年老則還官，「為民制產」與「為官收租」兩事並舉，此層更為漢制所不及。漢租雖輕，然有無田者，亦須出口賦，應更役，不得已出賣為奴，亡命為盜。唐制無田丁戶，則無不能應庸、調之人民矣。在租庸調製下之農民生活，其比較寬舒安恬之景象，可以想像而得。農民生活之寬舒安恬，蒸鬱而生整個社會之繁榮。盛唐時代之富足太平，自貞觀到開元一番蓬勃光昌的氣運，絕非偶然。

杜甫詩：「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此盛唐社會之寫照也。安史之亂，李萼說顏魯公，謂：「平時江、淮、河南錢帛聚於淸河，以贍北軍，謂之『天下北庫』。有布三百余萬匹，帛八十萬匹，錢三十余萬緡，糧三十余萬斛。昔討默啜，甲兵皆貯淸河，今有五十餘萬事。戶七萬，口十余萬。」顏遂據以拒賊。許遠於睢陽，積糧六萬石，張巡因之以障江、淮。烏承恩以信都降史思明，親交兵馬倉庫，馬三千匹，兵五萬人。當時州、郡猶富實如此。此後雖益衰，然藩鎭之殷實富厚，仍有遠非後世可冀及者。憲宗時，韓弘在汴為宣武節度使，獻馬三千，絹五千，雜繒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廐尚有錢百余萬緡，絹百余萬匹，馬七千匹，糧三百萬斛。穆宗時，劉整為盧龍節度使，獻征馬萬五千匹。藩鎭財力殷盛，正見唐代積富於民之厚，故諸藩亦得自捍外寇而久存。顧亭林日知錄謂：「今日所以百事皆廢，正緣國家取洲、縣之財，纖毫盡歸之上，而吏與民交困，遂無以為修舉之資，即如唐代之驛舍，有沼、有魚、有舟、孫樵書褒城驛壁。有池、有林；杜甫奏州雜詩。後代驛舍，殆如隸人之垣。」又曰：「余見天下州城，為唐舊治者，其城郭必皆寬廣，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為唐舊創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時彌近者制彌陋。人情苟且，十百於前代矣。」今按：唐室富盛，固在中央不盡取之於州、郡，尤要者，更在中央不盡取之於民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