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自府兵到方鎭與禁兵

府兵制度亦在同樣命運下消滅。換言之，府兵制度之破壞，全在時人對此制度所與的精神以及意識上之轉變。舊制，諸衛將軍皆選勳德信臣。武后之世則多以外戚無能及降虜處之。

貞觀時，府兵宿衛，太宗常引與共同習射。

上日引諸衛將卒數百人，習射於顯德殿。諭之曰：「戎狄侵盜，自古有之。患在邊境小安，則人主逸游忘戰。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閑無事為汝師，突厥入寇為汝將。庶中國之民，可以少安。」由是人思自勵。數年間，悉為精銳。

其後本衛多以假姻戚家，役使如奴隸。

武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為人所賤。百姓恥之，至蒸熨手足以避其役。番上者皆貧羸受雇而來。

舊制，折衝、果毅出身優越。馬周云：「折衝、果毅先入為中郞將，次始補郡守。後則歷年不遷，為士大夫所恥為。

舊制，府兵征役得授勳級；死事，勅使弔祭，追贈官職。後則勳官、督役與白丁無別，死事更不借問。賞旣不行，並多偽勳舞弊。高宗時，劉仁軌、魏元忠等均已極績論其事。魏云：「蘇定方定遼東，李勣破平壤，賞絕不行。將吏率多貪暴，所務惟狗馬，所求惟財物。」劉疏比論貞觀、顯慶異同尤詳切。

舊制，府兵皆富室強丁，始得為之。其後則漸成貧弱，府兵出徵不賞，則較農民更苦瘁，自必貧弱。無力上番宿衛，遂至逃亡。

唐關內府兵已遠及朔方邊陲，武后時，番上者即已因貧不能自致。

舊制，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於府，不失田業。其後則征鎭不息。先天二年詔：「往昔分建府衛，計戶充兵，裁足周事，二十一入募，六十一出軍，多憚勞以規避匿。今宜取二十五以上，五十而免。屢征鎭者，十年免之。」雖有其言，而事不克行。

舊制，府兵戍邊三歲而代。其後則增至六年。以勞於途路，乃募能更住三年者，賜物二十段，謂之「召募」。遂令諸軍皆募，謂之「健兒」。事始玄宗時。天寶以後，戍兵還歸者無一、二。

杜甫詩：「一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時戍者，多齎繒帛自隨，邊將誘之寄府庫。既擁兵自重，又雜使宮私。晝則苦役，夜縶地牢，利其死而沒其財。其虐如此，而不敢怨叛，以府兵自有家業，恐累親族也。李泌謂：「山東之人，懲天寶之苦，故甘心為賊藩鎭。用。」

舊制，府士缺額，須隨時補足。以後則無人注意及此。

府兵制的創建與推行，一面是由於對國家武裝之深謀遠慮，一面是由於對農民生活之忠誠惻怛。在此兩種精神下，始可有府兵制之創建與推行。

社會和平旣久，文治日隆，驕縱日恣，對國家武裝，不再有憂勤惕厲之感。非漫不關心，卽窮兵黷武，濫用民力。對府兵本身，更沒有一種合理的人道觀念。從精神的轉變，影響到制度，使其不能存在。於是遂有所謂「彍騎」制。

「彍騎」制始於玄宗時張說之建策。彍騎之興，在開元十一年，初名「長從宿衛」，至開元十三年始有「彍騎」名。

以當番衛士因貧弱逃亡略盡，請一切召募強壯，不簡色役，優為條例。逋逃者爭來應募，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繫諸衛，更番上下，以實京師。此即以後所謂彍騎。

其實彍騎與府兵還是大同小異。一樣的於農家中挑募富強。既以強壯募，又優為條例，則富強仍兼有之。一面授田耕種，一面輪番宿衛，惟與府兵制不同者，府兵遍及全國，彍騎則只在京師。府兵兼負征戍，彍騎則專於宿衛。

彍騎只是府兵制之縮小範圍，正因其精神不夠推行之故。

因為彍騎還只是府兵制之縮小範圍，故至天寶以後，連彍騎亦不能存在。在上者精神不貫注，則經歷相當時期，折衝府依然無兵可交。以前召募的，現在仍然逃亡。

自此唐代只有所謂「方鎭」的邊兵，開元二十五年始募丁壯，長充邊軍。與中央的禁兵。

邊兵統於番將，禁兵統於宦官。他們旣坐食優俸，吮吸人民的膏血，卻並不能對國家社會有絲毫貢獻，只促進唐室之亂亡，使中國史再鑽入黑暗的地獄中去。

劉賁對策謂：「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讐；足一蹈軍門，視農民如草芥。」唐末軍人意態如此。

唐代的租庸調製與府兵制，是兩個古代社會蛻變未盡的制度，大體精神頗與漢制為近。自唐以下，租稅與兵役都走入新方向，和漢、唐絕然不同。

租稅不整頓，農民生活無法繁榮；兵役不整頓，國家武裝無法健全。後世中國遂想望漢、唐之富強而不可幾及，這是重大的一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