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北方社會所受外族及惡政治之摧殘

北方水利之逐步變壞，既如上述，而北方社會之叠受摧殘，猶不止此。始見於唐中葉以後藩鎮之長期割據，再見於五代之兵爭。五代兵爭，北方烈於南方，而石晉所遭契丹南侵之禍為更甚。此兩期間的政治黑暗，蓋達極點。

三、見於遼、宋之對峙，邊界受蹂躪，不得生聚種養。

遼史兵衛志：「遼每點兵，多在幽州北千里鴛鴦泊。皇帝親征，至幽州，分兵三路，至宋北京，三路兵皆會。出兵不過九月，還師不過十二月。帝不親征，則以重臣統率。進以九月，退以十二月。若春以正月，秋以九月，則不命都統，只遣騎兵六萬，於界外三百里，耗蕩生聚，不令種養而已。」

四、見於宋、夏之對峙，東北與西北，受同樣命運。關中、河北社會元氣，在外寇壓迫下，不斷降低。

五、見於金人之統治，一般的政治情況之退步。忽必烈問張德輝：「遼以釋廢，金以儒亡，有諸？」對曰：遼事未周知，金季乃所親覩，宰執中雖用一、二儒臣，餘皆武弁世爵，及論軍國大事，又不使預聞，大抵以儒進者三十之一。在兵爭中簽兵制度之騷擾。簽兵正如五胡北朝時發丁為兵。

而尤甚者，為金之屯田兵所加於北方農村之損害。一因種姓之別，二因耕稼游牧生活習慣之異。由屯兵之雜處，北方村落受害極大。

屯田兵始金熙宗時。

熙宗天眷三年十二月，慮中原士民懷貳，始置屯田軍。凡女真、奚、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內徙，與百姓雜處。

計口授田，自燕南至淮、隴之北，皆有之，皆築壘村落間。其千夫長曰「猛安」，百夫長曰「謀克」。朝廷則不斷括民戶良田與之。

大定十七年，世宗謂省臣曰：「女眞人戸自郷土三、四千里移來，若不拘刷良田給之，久必貧乏。其遣官察之。」章宗承安五年，命樞密使宗浩等於山東等路括地給軍，凡得地三十餘萬。按：章宗明昌元年，亦有括地給軍之敕令。

農民失去田產，另受薄惡之田。

大定二十一年三月詔曰：「山東所括民田，已分給女眞屯田人戶。復有籍官閑地，依元數還民。」七月又詔宰臣曰：「山東刷民田，已分給女眞屯田戶。復有餘地，當以還民。」泰和四年，上聞六路括地時，屯田軍戶多冒名增口，以請官地，及包取民田，而民有空輸稅賦、虛抱物力者。貞祐三年，參政高汝礪謂：「山東撥地時，腴地盡入富家，瘠者乃付貧戶，無益於軍，而民有損。」

而屯田兵得良田美產，卻不肯自己好好耕種。

世宗大定五年，以京畿兩猛安民戶不自耕墾，及伐桑棗為薪鬻之，命大興少尹完顏讓巡察。大定二十一年正月，上謂宰臣曰：「山東、大名等路猛安、謀克之戶，往往驕縱，不視稼穡。盡令漢人佃蒔，取租而已。富家盡服紈綺，酒食遊宴，貧者爭慕效。」六月，又曰：「間猛安、謀克人惟酒是務，以田租人，而預借三、二年租課。或種而不芸，聽其荒蕪。」二十二年，以附都猛安戶不自種，悉租與民，有一家百口，壠無一苗者，治勸農官罪。明昌元年三月，勅：「當軍人授田，只令自種。」泰和四年九月定制，所撥地十里內自種，餘者許便宜租賃。

他們還只是喜歡出外畋獵。

明昌三年，敕：「猛安、謀克，許於冬月率所屬戶畋獵二次，每出不得過十日。」

漸漸亦有習染中國文學風氣的。

劉祁歸潛志：「南渡後，諸女眞世襲猛安、謀克，往往好文學，與士大夫游。」

要之不習農事，乃至於鬻田畝、伐桑棗。

泰和元年，用尚書省言，申明舊制：猛安、謀克戶每四十畝樹桑一畝，毀樹木者有禁，鬻土地者有刑。其田多汙萊，人戶闕乏，並坐所臨長吏。

中國的良好農民，則失其祖產，或淪為佃農，因此與猛安、謀克間感情日壞。

李石傳謂：「山東、河南軍民交惡，爭田不絕。」明昌二年，尚書省奏：「齊民與屯田戶往往不睦。若令遞相婚姻，實國家長久安寧之計。」

迨蒙古兵南來，漢人乘機報復，在河北之猛安、謀克戶，多見誅夷。

元遺山完顏懷德碑：「民問雠撥地之怨，睚眦種人，期必殺而後已。尋蹤捕影，不三、二日，屠戮淨盡。」又張萬公碑：「宣宗貞佑間南渡，盜賊羣起，向之乘勢奪田者，人視之為血讎骨怨，一顧盼之頃，皆死鋒鏑之下，雖赤子亦不免。」又見金史張萬公傳。

其避而南遷者，不下百餘萬口。革去冗濫，所存猶四十二萬有奇。見陳規傳。一時又議括地分授，事雖未成，然河南民皆倍徵以給。

高汝礪言：「河北軍戶徙河南者幾百萬口，人日給米一升，歲率三百六十萬石。半給其直，猶支粟三百萬石。河南租地計二十四萬頃，歲徵粟纔一百五十六萬有奇，更乞於經費外倍徵以給。」

民不勝苦，逃亡破殘，遂至兵多於民，其狀更不堪言。

侯摯疏：「東平以東，累經殘毀，邳、海尤甚。海之民戶曾不滿百，而屯軍五千。邳戶僅及八百，軍以萬計。蕭何、劉晏復生，亦無所施其術。」

約計金代猛安、謀克戶數，比漢人約占十之一。口數連奴婢在內。約占七之一。

據世宗大定二十三年七月統計，猛安二百零二，謀克一千八百七十八，戶六十一萬五千六百二十四，口六百十五萬八千六百三十六。內正口四百八十一萬二千六百六十九，奴婢一百三十四萬五千九百六十七。而大定二十七年統計天下戶，凡六百七十八萬九千四百四十九，口凡四千四百七十萬五千零八十六。是猛安、謀克戶數約占全數十之一、口數約占七之一也。

長期間散布在中國北方，據甚大之田，納極輕之租。

猛安、謀克納稅與平民不同，特稱「牛頭稅」，或「牛具稅」。其制，每耒牛一頭，為一具，限民口二十五受田四頃四畝有奇，歲輸粟大約不過一石。官民占田無過四十具。是最低限度五口之家略可得百畝，而納稅則四百餘畝僅納一石。世宗問魏子平：「古者稅什一而民足，今百一而民不足，何也？」此蓋指猛安、謀克戶言之，實尚不到百一之稅。

國家負擔盡壓在漢族農民身上。

漢戶號為什一而稅，然裒斂刻急，民不堪其苦。見范拱傳。以畝取五升、秋稅。三合夏稅。計，亦一倍唐租有奇。據前引髙汝礪言，則百畝租合六石五斗，視唐在兩倍以上。至官田租大概畝徵五斗。據續文獻通考。則百畝須五十石，與西晉五胡相倣矣。

實對中國北方農事，有甚大之損害無疑。明諸葛昇墾田十議謂：「江北荒田，民荒者十之三，軍荒者十之七。」明代北方土地雖曠莽，然棄置不耕者獨以鳳陽為甚，以鳳陽多屬軍屯也。兩淮本舆兩江、兩浙並稱，然明代見稱偏瘠，軍屯之害如此，可推金世猛安、謀克之貽禍。

金之王室貴族，亦常因牧事禁民耕種。

世宗大定十年四月，禁侵耕圍場地。十一月，謂侍臣曰：「往歲清暑山西，傍路皆禾稼，殆無牧地。嘗下令使民五裡外乃得耕墾。今聞其民以此去之他所，甚可矜憫。其令依舊耕種。」十九年二月，上如春水，見民桑多為牧畜囓毀，詔親王、公主及勢要家牧畜有犯民桑者，許所屬縣官，立加懲斷。二十年五月，諭有司曰：「白石門至野狐嶺，其間淀濼多為民耕植，官民雜畜，往來無牧放之所。可差官括元荒地，及冒佃之數。」

第六、則見之於軍隊之殘殺。

宋甯宗嘉定六年，金貞祐元年，蒙古分兵拔金河北、河東諸州郡，凡破九十餘郡。兩河、山東數千里，人民殺戮幾盡。金帛、子女、牛馬羊畜，皆席捲而去。屋廬焚毀，城郭丘墟。惟大名、眞定、青、鄆、邳、海、沃、順、通州堅守未能破。嘉定八年，金貞祐三年，蒙古兵入燕，吏民死者甚眾，室屋為亂兵所焚，火月餘不滅。河北旣殘，金宣宗遂遷汴。關中兵火之餘，八州十二縣，戶不滿萬。見元史商挺傳。其後蒙古兵攻汴，十六晝夜，內外死者以百萬計。又遇大疫，五十日內，諸門出柩九十餘萬。貧不能葬者，不在是數。蒙古兵入汴城，欲屠之，耶律楚材諫而止，時避兵居汴者尚百四十萬戶。蒙古之破夏，其民至穿鑿土石以避鋒鏑，免者百無一、二。

據當時戶口數字計之，殆於十不存一。

金泰和七年極盛時，戶七百六十八萬有奇，口四千五百八十一萬有奇。而元之得金，戶八十七萬有奇，口四百七十五萬有奇，是十不存一也。金章宗明昌元年，金、宋口數約五與三之比。金四千五百萬有奇，宋二千七百萬有奇。而蒙古得宋，較之得於金者，戶數超過十倍，口數超過四倍。戶九百三十七萬有奇，口一千九百七十二萬有奇。其後乃有南十北一之差。蓋由北人多避逃來南，而蒙古亦稍染漢化，其對宋之殘殺，不如對金之甚也。大抵北方狀態，先壞於安史以後，大毀於宋之南渡，及蒙古之滅金而摧殘益甚也。

第七、見之於元代政制之黑暗。

元代亦有軍屯、民屯之制。屯田遍及全國，以今河北、河南兩省為多。於屯田外又有寺田，地多上善，猶過屯田。而僧徒又往往侵奪民田，包庇逃稅。又多官田，至元七年，立司農司，頒農桑之制十四條。官田之制，亦祇以擾民而已。英宗至治三年，張珪上疏曰：「天下官田歲人，所以贍衛士、給戌卒。自至元三十一年後，累朝以是田分賜諸王、公主、駙馬，及百官、宦者、寺觀之屬。其受田之家，各任土著姦吏為莊官，催甲斗級，巧名多取。又且驅迫郵傳，徵求餼廩，折辱州縣，閉償逋負。官司交忿，農民窘竄。」則擾害之情，不下於金之猛安、謀克也。

第八、見之於元末北方之殘破。

元末羣雄起義，大率多在南方，而殘破則以北方為甚。韓林兒僭號凡十二年，橫居中原，蔽遮江、淮。北方飽受兵禍蹂躪，而明祖轉得從容締造南方之新業。其時兩淮之北，大河之南，所在蕭條。燕、趙、齊、魯之境，大河內外，長淮南北，悉為丘墟。直至明初，尚謂山東、河南多是無人之地。靖難兵起，淮以北又鞠為茂草。食貨志。

中國北方社會，自安史亂後，直至明興，五、六百年內，大體上在水深火熱下過日子。

明代三百年統一，北方稍得回蘇。然亦承襲元制，盛行賜田，皇室乃至勳戚之莊園，為害於北方農業進展者猶甚大。

明「皇莊」始憲宗時，沒入太監曹吉祥地，為宮中莊田始。及孝宗弘治二年李敏疏，謂：「畿內皇莊有五，共地萬二千八百狳頃。勳戚、中官莊田三百三十有二，共地三萬三千一百餘頃。」如是則北直一省，共計莊田已占四萬五、六千頃，以一戶百畝計之，當有四萬五、六千戶為莊戶也。即據萬曆六年戶口計數，北直一省，不過四十二萬餘戶，則當時莊園戶至少當佔全數十分之一以上。其後又遞有增置。武宗即位，踰日即建皇莊七，其後增至三百餘處。嘉靖初，林俊疏：「竊查皇莊及皇親功臣各莊田，所占各府、州、縣地，自正德十一年以前，已有三百八十餘處，每處土地，動計數千百頃。世宗時，勘各項莊田，共計二十萬九百十九頃二十八畝。而尤甚者，神宗詔賜福王莊田多至四萬頃。萬曆二十九年。其時諫者謂：「河南已有周、趙、伊、徽、鄭、唐、崇、潞八王莊田，若再增四萬頃，則莊田將占河南耕地之半數。」其後福王得河南膏腴地一萬一千餘頃，再益以山東、湖廣地，共兩萬頃。此項莊田，租額旣重。正德初，詔王府莊田畝徵銀三分，歲為常。德莊王見潾奏：「初年，兗州莊田歲畝二十升，獨清河一縣，成化中用少卿宋旻議，歲畝五升。若如新詔，臣將無以自給。」帝曰：「王何患貧？其勿許。」按：即以歲畝二十升計，百畝二十石，較之隋、唐固重七、八倍。較之西晉尚輕三倍。較之金、元，亦不到半數。所以明制尚為黑暗中之較光明者也。騷擾尤滋。皇莊旣立，有管理之太監，有奏討之旗校，有跟隨之名色，各處動至三、四十人。勳臣莊田本有司代收，至弘治二年，外戚錢貴乞自收，始命願自收者聽，而禁管莊者橫肆。然此項禁令之為具文，可想知也。嘉靖二年劉麟疏：「皇親、功臣，各設管莊僕、佃人等領種。希勢取寵者，撥置并吞。爭競不明者，朦朧投獻。而土地之在小民者日侵月削。」其情可見矣。其對農業進展之妨礙，不言可知。京畿水利計劃不能實施，亦為勳貴莊田所阻撓。

臨亡，流寇肆虐，以及滿清屢次入關鈔掠，崇禎九年入關，俘人、畜十有八萬，十一年入關，俘人口四十六萬有奇，白金百萬餘萬。十五年入關，俘人民三十六萬九千口，牲畜五十五萬有奇。金、銀、珠、緞稱是。又如入關以後之「圈地」，此即金、元之老格套。其為害皆甚鉅。

清順治元年入北京，即發圈地令。凡近京各州縣無主荒田，及前明皇親、駙馬、公、侯、伯、內監歿於寇亂者，其田盡分給東來諸王、勳臣、兵丁人等。是年即立莊百三十有二。大莊每所地四百二十畝至七百二十畝，半莊每所地二百四十畝至三百六十畝。以後逐年圈地，失產者雖有視產美惡補給之論，亦僅為具文。而旗人懶於耕種，仍將圈得地絡續典賣與漢人，清廷再為減價收購，其為害於河北一帶之農戶，亦可想像得之。

大體上可以說，北方是中國史上前方一個衝激之區，因強寇大敵常在其外。而南方則是中國史上的後方，為退遁之所。因此北方受禍常烈於南方。安史亂後，中國國力日見南移，則北方受外禍亦益烈。而且自唐以下，社會日趨平等，貴族門第以次消滅，其聰明優秀及在社會上稍有地位的，旣不斷因避難南遷；留者平鋪散漫，無組織，無領導，對於惡政治兵禍天災種種，無力抵抗；於是情況日壞。事久之後，亦淡焉忘之，若謂此等情形，自古已然。漢唐的黃金時代，因此不復在他們的心神中活躍。一民族與國家之復興，一面固常賴有新分子之參加，而同時必有需于舊分子之囘蘇與復旺。北方為中國三代、漢、唐文化、武功最彪炳輝煌的發源地。劉繼莊在淸初，已力倡北方復興之理論。將來中國新的隆盛時期之來臨，北方復興，必為其重要之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