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南方江浙一帶之水利興修

南方的發展，最顯著的在長江下游江浙一帶。

自三國乃至東晉、南朝時，江浙雖已有很大的進步，但是那時的財富．主要還是靠商稅，米糧則賴荊襄接濟，人物則多半是外來的。唐中葉以後的南方，漸漸有他自己的生命，水利農業亦開始發展。

唐陸龜蒙耒耜經始言江南田事。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載江南歷代水利，五代前僅唐元和五年王仲舒治蘇，堤松江為路一事。蘇州有瓦屋，亦自仲舒始。

所謂江浙水利並非自始卽爾，乃由人事上不斷的精心努力所造成。

五代吳越建國，有專務治水的專官，名「都水營田使」。募卒四部，於太湖旁，號「撩淺軍」，亦謂之「撩清」。凡七、八千人，常為田事，治河築堤。一路徑下吳淞江。一路自急水港下澱山湖入海。居民旱則運水種田，澇則引水出田。又開東府南湖，卽鑒湖。立法甚備。當時有以治溝洫過勞叛變者。又撩兵千人，專於錢塘湖芟草濬泉。又營田卒數千人，以淞江闢土而耕。定制墾荒田不加稅，故無曠土。米一石，價不過數十文。

有大規模的圩田以及河塘。

仁宗慶歷時，范仲淹守平江，上奏謂：「江南舊有圩田，每一圩田方數十裡，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潦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澇不及，為農美利。又浙西地卑，雖有溝河可以通海，惟時開導，則潮泥不得以堙之。雖有堤塘可以禦患，惟時修固，則無摧壞。臣知蘇州日，點檢簿書，一州之田系出稅者三萬四十頃。中稔每畝得米二、三石，計七百余萬石。東南每歲上供數六百萬石，乃一州所出。臣詢訪高年，雲曩時兩浙未歸朝廷，蘇州有營田軍四部，共七、八千人，專為田事，導河築堤以減水患。于時錢五十文，糴米一石。皇朝一統，江南不稔，則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則取之淮南；故農政不修。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大半隳廢，失東南之大利。今江浙之米石不下六、七百，足至一貫者，比當時貴十倍。」

這是江南水利乃賴藉政治推動社會，充分改造天然環境供人利用之顯證。

宋代南方文化日高，自有人出來不斷注意和提倡。

仁宗時，有有名的至和塘之計畫和修築。

沈氏筆談：「至和塘自昆山縣達婁門，凡七十裡，皆積水無陸途。久欲為長堤，澤國無處求土。嘉佑中，有人獻計，就水中以蘧篨為牆，栽兩行，相去二尺。去牆六丈又為一牆，亦如此。漉水中淤泥實蘧篨中，候幹，以水車畎去兩牆間水。牆間六丈，皆留半以為堤腳，掘其半為渠。取土以為堤。每三、四里則為一橋以通南北之水，不日堤成。」按：邱與權至和塘記，作於至和二年，立石於嘉佑六年。詳吳郡志。

神宗時，又有有名的昆山人郟亶祥論蘇州水利。

謂：「環太湖之地，有二百餘裡，可以為田。而地皆卑下，猶在江水之下，與江湖相連。民旣不能耕植，而水面又複平闊，足以容受震澤下流。使水勢散漫，而三江不能疾趨於海。其沿海之地，亦有數百里可以為田。而地皆高仰，反在江水之上，與江湖相遠。民旣不能取水以灌溉，而地勢又多西流，不得畜聚春夏之雨澤，以浸潤其地。是環湖之地常有水患，而沿海之地每有旱災。古人因其地勢之高下，井之為田。其環湖之地，則于江之南北為縱浦以通於江。又於浦之東西，為橫塘以分其勢。而棊布之，有圩田之象焉。其塘浦闊者三十餘丈，狹者不下二十餘丈，深者二、三丈，淺者不下一丈。且蘇州除太湖外，江之南北別無水源，而古人使塘深闊若此者，蓋欲取土以為堤岸。高厚足以禦湍悍之流，水亦因之而流耳。堤岸高者及二丈，低者不下一丈。大水之年，江湖之水，高於民田五、七尺，而堤岸高出於塘浦之外三、五尺至一丈，故水不能入于民田，則塘浦之水自高於江，而江水亦高於海，不須決泄而水自湍流。故三江常浚而水田常熟。其堈阜之地，亦因江水稍高，得以畎引灌溉。此古人浚三江治低田之法也。所有沿海高仰之地，近江者因江流稍高可以畎引，近海者又有早晚二潮可以灌溉，故亦於沿江之地，及江之南北，或五里、七里為一縱浦；又五里、七里為一橫浦，其塘港之闊狹與低田同，而其深往往過之。且堈阜之地，高於積水之處四、五尺，七、八尺，遠於積水之處四、五十里至百餘里。古人為塘浦闊深若此者，蓋欲畎引江海之水．周流於堈阜之地，雖大旱亦可車畎以溉，而大水之年，積水或從此而泄耳。至於地勢西流之處，又設堈門、堰門、斗門以瀦畜之。雖大旱，牆阜之地皆可耕。此古人治高田蓄雨澤之法也。故低田常無水患，高田常無旱災。而數百里地常獲豐熟。古人治田高下旣皆有法，方是時，田各成圩，圩各有長。每年率逐圩之人，修築堤防，治浦港。低田之堤防常固，旱田之浦港常通。錢氏有國，有「撩淸指揮」之名。年祀綿遠，古法隳壞。水田之堤防，或因田戶行舟及安舟之便而破其圩。或因人戶請射下腳而廢其堤。或因宮中開淘，而減少丈尺。或因田主只收租課，而不修堤岸。或因租戶利於易田，而故渰沒。或因決破古堤，張捕魚蝦，而漸致破損。或因邊圩之人不肯出田與眾做岸。或因一圩雖完，傍圩無力，而連延隳壞。或因貧富同圩，而出力不齊。或因公私相吝，而因循不治。故堤防盡壞，而低田漫然複在江水之下。其高田之廢，由民不相率治港浦。港浦旣淺，地勢既高，沿海者潮不應，沿江者因水田堤防壞，水得瀦聚於民田之間。而江水漸低，故高田復在江水之上。至於西旣之處，又因人戶利於行舟之便，壞其堈門，不能蓄水，故高田一望盡為旱地。於是蘇州不有旱災，即有水患。」

他說古人冶水之跡，縱則有浦，橫則有塘，亶能言者總二百六十餘所。

此項塘浦。旣非天生，亦非地出，又非神化，全皆人力所為。亶雲：「自來議者只知治水．不知治田。治田本也，治水末也。蘇州水田，東南美利，而堤防不立，溝洫不通，二、三百年間，風波蕩蝕，僅若平湖。議者見其如此，乃謂舊本澤國，不可使之為田，上偸下安，恬不為怪。」

三吳水利，做了宋以來中國一千餘年經濟文化之重要營養線。宋以前一千餘年中國經濟文化之營養線，則在北方。可見北方在當時，亦應有過同樣類似的人力之經營。

試以周禮所記古代井田溝洫之制，與郟亶所言比看，再實際看近代江浙水脈與研考見於水經注之中國古代北方河流，自可想像其梗概。

當時三吳農事，不僅努力於水利之興修，又注意到種子之選擇。

眞宗大中祥符五年，以江、淮、兩浙路稍旱即水田不登，乃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萬斛，分給三路為種，擇民田之高仰者蒔之，蓋旱稻也。其稻比中國穗長而無芒，粒差小。其種早，正與江南梅雨相當，可以及時畢樹藝之功。其熟早，與深秋霜燥相違，可弗費水而避亢旱之苦。其種地不必腴而獲不貲，可以多種，而無瘠蕪之地。眞宗此事，想必有獻議者，其人必南人也。

南方水田之美，旣漸漸受人注意，同時南人在政治上的地位，也漸漸增高；於是政府在江南特置提舉官董其事，而南人之有大力者，亦在此盛事殖產。開置大批水田。

文獻通考：「圩田、湖田，多起於政和以來。其在浙間者隸應奉局，其在江東者，蔡京、秦檜相繼得之。」

規模較大的水利農業，仍又隨時經營。

古代及漢、唐北方農田水利所以有成績，亦因封建貴族及世家門第有大力，可以興眾建業。及貴族門第破毀，農民以百畝為志，無從結合成事。專賴政府代謀，其事較難。且宋以後政府中人亦南人多，北人少，熟悉南方利病者較多於北方，則北方大興革，更少一層希望。

然北宋東南漕米，江西居三之一；江、浙一帶，仍未佔江南農事之最高點。

宋室南遷，江南更急激開發。

宋史食貨志謂：「大抵南渡後，水田之利富於中原，故水利大興。」又宋自南渡以來，六師百萬之命，悉寄東南，水利大興，江東、西、明、越圩田、圍田、阪塘、堰閘之制畢設。

那時大批北方難民，都參加了開發南方的工作。

紹興五年，屯田郎中樊賓言：「荊湖、江南與兩浙膏腴之田，彌亙數十裡，無人可耕。中原士民扶攜南渡幾千萬人，若使流寓失業之人，盡田荒閒不耕之田，則地無遺利，人無遺力，可資中興。」

水利計畫，繼續有人提出注意。

紹興二十八年七月，大理寺丞周環論太湖地低，杭、秀、蘇、湖四州民田，多為水浸，請復導諸浦，分注諸江。轉運副使趙子潚、知平江府蔣燦言：「太湖數州巨浸，而獨泄以松江一川，宜其有所不可。昔人於常熟北開二十四浦，疏而導之揚子江。又于崑山東開一十二浦，分而納之海。三十六浦後為潮汐沙積，而開江之卒亦廢，於是民田有淹沒之虞。」天聖間，漕臣張綸嘗於常熟、崑山各開眾浦。景祐間，范仲淹亦親至海浦浚開五河。政和間，提舉官趙霖又開三十餘浦。此見於已行者也。乃詔監察御史任古覆視。古至平江，又言：「常熟五浦通江，委是快便，平江四縣舊有開江兵三千人，今乞止於常熟、崑山兩縣，各招填百人」云云。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一八〇、中興小記三八。

其時至於數百年不見水災。

元任仁發水利集謂：「錢氏有國一百有餘年，止天福年間一次水災。宋南渡一百五十餘年，止景定間一、二次水災。蓋由當時盡心經理，其間水利當興，水害當除。合役居民，不以繁難；合用錢糧，不吝浩大。又使名卿重臣，專董其事。又復七裡為一縱浦，十裡為一橫塘。田連阡陌，位位相承，悉為膏腴之產。遂使二、三百年之間，水患罕見。今以為浙西地土水利，輿諸處同一例。任地之髙下，任天之水旱，所以一、二年間，水患頻仍。」任氏此論，謂諸處亦與浙西同例。苟能同樣如五代、南宋時對浙西之經營，則亦同樣可以有利民潤生之效也。

遂有「蘇常熟，天下足」之諺。惟兼并之事，亦因之而起。

理宗淳祐六年，謝方叔言：「國家駐蹕錢塘，百有二十餘年。權勢之家日盛，兼并之習日滋。百姓膏腴，皆歸貴勢之家。租米有至百萬石者。小民百畝之田，頻年差充保役。官吏誅求百端。不得已則獻其產於巨室，以規免役。小民田日減，而保役不休。大家田日增，而保役不及。以此兼并浸盛。」又曰：「今日國用邊餉，皆仰和糴。然權勢多田之家，和糴不容以加之。保役不容以及之。」今按：漢、唐兼并，僅多收私租，少納官稅而止。當北宋時，有「賦租所不及者十居其七」之說。下逮南宋，其勢有增無已。兼并者田連阡陌，亡慮數千萬計，皆巧立名色，盡蠲二稅．故葉水心謂：「豪強兼并之患，至今日已極也。」

由此遂有公田制之產生。

宋史：朱勔敗，籍其家田至三十萬畝。建炎元年，籍蔡京、王黼等莊以為官田。開禧三年，誅韓侂冑，又沒入其田。置安邊所，共收米七十二萬一千七百斛，錢一百三十一萬五千緡。此皆官田也。景定四年，丞相賈似道欲行富國強兵之術，於是殿院陳堯道等合奏：「限田之法，自古有之。買官戶踰限田，嚴歸并飛走之弊，回買公田，可得一千萬畝，則每歲六、七百萬斛之入，其於軍餉，沛然有餘。」如是則百畝六、七十斛，亦與西晉、五胡同。

一時流弊，不可勝言。

當時先以品官踰限田外回買立說，猶有抑強疾富之意。旣而轉為派買，除二百畝以下，餘悉各買三分之一。後雖百畝之家不免。浙西之田．石租有值千緡者。公田立價，以租一石償十八界會子四十。買數少者，全以楮券。稍多，銀券各半。又多，則副以度牒。至多，則加將仕、登仕等告身，幾於白沒。

官田租額之重，為元、明所承襲。

元代多以官田分賜臣下。

元史所記賜田，大臣如拜珠、雅克特莫爾等，諸王如魯王多阿克巴拉、剡王齊齊克圖等，公主如魯國大長公主，寺院如集慶、萬壽二寺，無不以平江田。

蒙古、色目羣趨江南，視為樂土。心史大義略敘「韃人視江南如在天上，宜乎謀居江南之人，貿貿然來江南。」

回回人家江南者尤多。

北人就食來江南者，亦踵相接。

至元二十年崔彧上疏：「內地百姓移江南已十五萬戶。」至元二十三年，以漢民就食江南者多，又從官南方者，秩滿多不還，遣使盡徙北還。至元二十六年，朝廷以中原民轉徙江南，令有司遣還。嗣不果。

其時江南人之技巧，乃至大為北人所愛重。

至元三十年，禁江南州郡以乞養良家子轉相販鬻，及略賣平民。時北人酷愛江南技藝之人，呼曰「巧兒」。其價甚貴，婦人尤甚。一人易銀二、三百兩。尤愛童男、童女，輾轉貿易，至有易數十主者。北人得之，慮其逃遁，或以藥啞其口，以火烙其足。

而江南兼并之風，仍是有加無已，有奴使多至萬家者。

武宗至大二年，平章約蘇上言：「江南治平垂四十年，其民止輸地稅、商稅，餘皆無與。富室蔽占王民，奴使之者，動輒百千家，有多至萬家者。乞自今有歲收糧五萬石以上者，令石輸二升於官，仍質一子為軍。」韶如其言行之。

有田租二、三十萬石者。

元典章：「田多富戶，每一年有三、二十萬租了的，占著三、二千戶佃戶，不納系官差發。他每佃戶身上要租了重的，納的官糧輕。」

那時的江南。形成少數大地主、蒙古、色目與漢、南人皆有。與多數佃戶的局面，而財賦則占天下之什七。見蘇天爵傳。明代籍沒土豪田租，一依租額起糧。

此亦自南宋已然。如宋籍沒韓陀冑及其它權倖之田，皆仍私租舊額。賈似道回買官田，亦依私租額也。

天下的租賦，，江南居其十九。浙東、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五府，又居兩浙十九。邱濬大學衍義補。而蘇州尤甚。

蘇州之田，約居天下八十八分之一弱，而賦約居天下十分之一弱。

蘇州一府皆官田，民田不過十五分之一。

張士誠據吳，其所署平章、太尉等官，皆出負販小人，無不志在良田美宅。一時買獻之產，徧於平江。明初遂按其租簿沒入之。

民田以五升起科，而官田一石。詔減什三，猶為七斗。

官、民田租共二百七十七萬石，而官田租乃至二百六十二萬石，民不能堪。糧重處每里有逃去一半上下者。嘉靖以後，官田、民田，通為一則。長洲畝科三斗七升，太倉畝科二斗九升，小民遂代官佃納無涯之租賦。英宗時，松江積荒田四千七百餘頃，皆因重額，久廢不耕，而稅加於見戶。

以蘇州田賦與唐代租庸調製相較，其差至四、五十倍。

吳中畝甚窄，凡溝渠、道路，皆并其稅於田中。畝收多不能至三石，少不過一石餘。私租者重至一石二、三斗，少亦八、九斗。以一畝租一石計之，唐租一百畝僅二石，是相差五十倍也。又按：范仲淹集，姑蘇歲納苗米三十四萬斛，較之明代額差十倍矣。即南宋以東南支軍國之費，其正賦亦只有明末五之一。

稍次於蘇州者則為松江。

宋代征於蘇州者，夏稅科錢。秋糧科米，約其稅額，共計不過三十余萬。松江科亦同于蘇州，共計歲輸不過二十餘萬。其後因行公田，賦法雜亂。元初仍宋舊，延祐中增定賦額，蘇州徵至八十餘萬，松江徵至七十餘萬。元末張士誠取民無藝，蘇州增至一百萬，松江亦於舊額有加。洪武初，怒蘇民附張，取豪族所收佃戶租入私簿付有司，令如數定田稅，遂一時驟加，有一畝徵糧七鬥以上者。自此蘇州多至三百萬石，松江多至一百四十餘萬石。民困弗堪，連歲逋負。洪武十三年命稍減其額，自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減十之二，自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止徵三斗五升，自三斗四升以下如舊。建文二年下詔：「蘇、松照各處起科，畝不得過一斗。」如此則百畝十石較唐尚四倍。永樂奪位，盡革建文之政，蘇、松復罹重賦之厄。宣德、正統間，特遣侍郎周忱巡撫其地，蘇州得減秋糧七十餘萬石，松江得減秋糧三十餘萬石。然十輕二、三，較他處相去猶若天淵。主計者但曰「東南財賦之鄉，減之則國用不足」。自萬曆迄明末，惟有不時額外浮增，無復寬省。然民之實完於官者，亦歲不過十之五、六。蘇、松有司，終明世完及七分者即為上考。又按：明洪武二十六年制，凡戶部官吏不得用浙江、江西、蘇、松人。

此種賦稅不均，直到清代因仍不革。

清代賦稅，一依明萬曆原額，定限考成，並責十分全完。就康熙初年言，直隸錢糧每年共九十二萬餘兩，福建、湖廣共一百二十餘萬兩。廣西僅六萬餘兩，而蘇州一府，每年共銀一百一十八萬餘兩，尚有米、麥、豆一百五萬餘石。松江一府，錢糧每年共銀六十三萬餘兩，米四十三萬餘石。常州、鎮江兩府，每年銀、米亦不下數十萬。一府錢糧之數，可比於一省。蘇州一府不過一州七縣，松、常、鎮三府屬縣亦寥寥無幾，每縣錢糧多者數十萬，少者不下十數萬。同治二年，兩江總督曾國藩、江蘇巡撫李鴻章疏言：「蘇、松太浮賦，上溯則比元多三倍，比宋多七倍。旁證則比昆連之常州多三倍，比同省之鎮江等府多四、五倍。比他省多一、二十倍不等。其弊由於沿襲前代官田租額，而賦額遂不平也。」

唐中葉以前北方的財富，到明代已全轉移到南方來。但是明代南方民眾的生活，卻較之唐中葉以前的北方民眾苦得多。

周忱論蘇、松民戶七弊：「一、大戶包蔭，二、豪匠冒合，三、船居浮蕩，四、軍囚牽引，五、屯營隱占，六、鄰境藏匿，七、僧道招誘。」太倉一城，洪武二十四年黃冊原額六十七里八千九百八十六戶；至宣德七年造冊，止有一十里一千五百六十九戶。覈實又止有見戶七百三十八，餘皆逃絕虛報之數。可見江南民生之不聊。

這是明代國運不如唐代一絕好說明。

但是政府的重賦與富豪之兼并，雖使江南一帶之小民水深火熱，而巨家富室依然發榮滋長。張居正謂：「江南豪家田至七萬頃，糧至二萬。古者，大國公田二萬畝，今且百倍於古大國之數。」顧亭林云：「人奴之多，吳中為甚。仕宦之家，有至一、二千人者。諱其奴名，謂之家人。」

亦正因為江南為財富所集中，所以人物日盛，仕宦日達，而他們對於社會興革事宜，到底還有幾分心力顧到，農田水利人事方面，不時有所進修，得久維不壞。

明代有專管蘇、松等七府水利官。初設主事或郎中，正德九年。嗣遣都御史。十二年。又遣工部尚書。十六年。又令巡鹽御史、嘉靖四十五年。巡江御史萬曆三年。督管。永樂二年、弘治七年、發民夫二十萬。正德十六年、發軍、民夫六十餘萬。嘉靖六年、二十四年、隆慶三年、五年、萬曆三年，屢興大工。

至於北方，漸漸從國家的重任下逃離，而民智民力，亦逐漸惰窳萎縮，終至於擔負不起國家重任來；而社會事業，亦遂敗壞於日常墮退之中。

首論北方水利者，為元代之虞集。漠張湛、北齊裴延儁，至宋何承矩，皆於河北興水利。元則有托克托、郭守敬及虞集。言之尤精白者，為明代之徐貞明。有西北水利議，亦名潞水客談。其它如邱濬等亦皆言之。明人尚有袁黃、汪應蛟、左光斗、及清有李光地、陸隴其、朱軾、胡寶瑔、柴潮生、藍鼎元諸人。最後有左宗棠。然所言多限於河北京東一帶，正因北京為仕宦人物所萃集，故猶有議論及之。若其它北方水利，則少有注意者。直至清代，治河官凡三：曰北河，專治京畿諸河。曰河東，分界以治黃。曰河南，治淮，治儀眞、瓜州一帶長江。而運河則三河分治之。蓋除治黃通運以外，幾不知再有所謂水利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