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乾嘉盛時之學風

那時的學術文化，卻漸漸與政治事業宣告脫節。

江、浙一帶，本為南宋以下全國經濟文化最高的結集點，亦卽是淸初以來對滿淸政權反抗思想最流行的所在。

他們以鄙視滿淸政權之故，而無形中影響到鄙視科舉。在明季將次覆亡時，已有一輩學者感覺科舉之可鄙賤，無實用。又因鄙視科舉之故，而無形中影響到鄙視朝廷科舉所指定的古經籍之訓釋與義訓。

因此宋、元、明三代沿襲下來對於古經籍的義訓，一致為江、浙新學風所排斥。亦有因激於亂亡之慘，而猛烈攻擊傳統學風者，如顧炎武之於王守仁，顏習齋之兼及程、朱等。（時蘇州有唐甄，其議論態度與顏相似，可見不論南北，皆激於時變而然。）因有所謂「漢學」與「宋學」之目。「宋學」的後面，是朝廷之功令，為科舉取士之標準。

當時江、浙學者間，有不應科舉以家傳經訓為名高者。如吳學領袖惠棟，其家四世傳經。其第一代名有聲，字樸庵，明歲貢生。明亡，即足跡不入城市，與徐枋為莫逆交。其子周惕，孫士奇，曾孫即棟，治經皆尊漢儒，遂有「漢學」之稱。亦有一涉科第，稍經仕宦，卽脫身而去，不再留戀者。如錢大昕、全祖望等，此輩已到乾隆時代，與遺民漸無交涉矣。要之，在淸代這一輩學者間，實遠有其極濃厚的反朝廷、反功令的傳統風氣，導源於明遺民，而彼輩或不自知。

所以他們反朝廷、反功令的思想不至露痕跡者，一因順、康、雍、乾歷朝文字獄之慘酷，使學者間絕口不談朝政時事。

淸臣不敢自刻奏議，恐以得罪。淸代亦無好奏議。又不敢記載當代名臣言行。如尹嘉銓即以著名臣言行錄遇禍。乾隆八年，杭大宗以進士應禦史試，偶及朝廷用人不宜分滿、漢畛域，即遭嚴譴，幾至不測。放還終身，更不錄用。全祖望與杭略同時，著書刻意收羅鄉邦宋、明遺民，此其意態之有所鬱結，極可想像得之。

二因淸代書院全成官辦性質，以廩餼收買士氣。

袁枚書院議謂：「民之秀者已升之學矣，民之尤秀者又升之書院。升之學者歲有餼，升之書院者月有餼。士貧者多，富者少，於是求名賒而謀食殷。上之人探其然，則又挾區區之廩假以震動黜陟之，而自謂能教士，過矣。」按：書院厚其廩餼，臥碑嚴其禁令，開其為此，抑其為彼，士非愚癡，豈有不知？

一時名儒碩望，主書院掌教務者，旣不願以八股訓後進，惟有趨於篤古博雅之一途。

如盧文弨、全祖望、錢大昕、李兆洛等一時通儒，無志仕宦者，惟有居一書院，尚可苟全生業。其所教督，既不肯為科舉俗學，又不敢涉於人生實事。明人如良知家社會講學風氣，亦不為淸儒所喜。不媚古研經以自藏，複何以自全乎？

三則江、浙一帶經濟狀況，繼續發榮滋長，社會上足可培植一輩超脫實務的純粹學術風氣。

明萬曆六年全國戶口六千零八十九萬餘，而江、浙已佔一千零五十萬。乾隆時，直隸一省，不敵揚州一府。山西、陝西、甘肅、河南各省，均不敵松江一府。明季以來，江、浙兩省藏書家之多，尤勝前代遠甚。而揚州為鹽商所萃，其經濟力量，足以沾潤江、浙學士者更大。乾隆朝四庫全書凡七本，內廷占其四，文淵在紫禁城內東南隅，文源在圓明園，文溯在奉天，文津在熱河。而江、浙亦占其三。文匯在揚州，文宗在鎮江，文瀾在杭州。此亦可見當時學術偏聚江、浙之一斑。

四則自印刷術發明，書籍流通方便之後，博雅之風，自宋迄明，本已每展愈盛。

唐人博學，以當代典章制度為主，如杜佑通典之類是也。宋學之博，遠超唐學，只觀通志堂經解所收，可見宋代經學之一斑。至史學如司馬光資治通鑒、鄭樵通志、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等，其博大精深，尤非唐人所及。而南宋尤盛於北宋。即易代之際人物，如王應麟、胡身之、馬端臨等，其博洽淹雅，皆冠絕一代。世疑宋學為疏陋，非也。卽如朱子，其學浩博，豈易窺其涯涘？明代雖承元人絕學之後，又深中科舉八股之害，然博雅之夙，亦且掩且揚。淸代考證學，頗亦承襲明人。社會書本流傳旣易，博雅考證之學，自必應運而興。惟宋、明更有氣魄大、關係大者鎮壓其上，故南宋必先數朱、陸，明代必先數陽明，而博古之家，只得在第二、第三流地位。不得謂宋、明學者皆疏陋，至淸始務篤實也。惟淸儒承宋、明之後，更易為力，又無別路可走，只得專走此一路，遂若淸代於此特盛耳。顧亭林日知錄嘗渭：「自宋之末造，以至有明之初年，經術人才，於斯為盛。自八股行而古學棄，大全出而經說亡，十族誅而臣節變。洪武、永樂之間，亦世道升降之一會矣。」而潘次耕序日知錄，則謂：「自宋迄元，人尚實學，若鄭漁仲、王伯厚、魏鶴山、馬貴興之流，著述具在，皆博極古今，通達治體，曷嘗有空疏無本之學？明代人才輩出，而學問遠不如古。是書（日知錄）惟宋、元名儒能為之，明三百年來殆未有也。」顧氏日知錄為後來博雅一派所推，然其師弟子自相稱許，亦不過在宋、元之間。然淸儒即如吳學惠家，以漢學治經負盛名，其為學亦兼及文史。同時如全祖望、錢大昕等，其文史之學亦皆足繼踵宋賢。專以經學誇淸儒，亦複失之。

故江、浙考據漢學，其先雖源於愛好民族文化，厭惡異族統治，帶有反抗現實之活氣。其後則變為純學術之探討，鑽入故紙堆中，與現實豔不相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