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晚淸之變法自強

變法自強，本屬相因之兩事，非徹底變法不足自強。而當時人則往往並為一談。所變只有關自強之法。

一則淸廷以專制積威統治中國，已達二百年，在滿洲君臣眼光裡，祖法萬不可變。滿洲君臣之傾心變法不過求保全滿洲部族之地位。令變法而先自削弱其地位，滿君臣雖愚不出此。

二則漢人在此專制積威政體下亦多逐次腐化。當時政府裡真讀書明理，懂得變法自強之需要與意義者亦少。

乾嘉樸學，旣造成訓詁考據瑣碎無當大體之風尚；而道光朝科舉惟遵功令，嚴於疵累忌諱，一時風氣，更使學者專心於小楷點畫之間。此風肇於曹振鑄。曹曆事三朝，凡為學政者三，典鄉、會試者各四，為軍機大臣，殿廷禦試必預校閱。沒謐「文正」，蓋以循謹為專制政體下之模範大臣也。自道光以來，科場規則亦壞，請托習為故常。咸豐八年，大學士柏菱以典順天鄉試舞弊罹大辟，科場法稍肅，然至光緒中又漸弛。當時所謂正途出身者，已乏通材，何論捐貲、勞績異途之紛紛！此輩本不知變法圖強為何事，且變法無異先妨礙彼輩之地位與前途。彼輩旣不能走上前面襄助成事，彼輩又將躲在後面掣肘壞事。張之洞、劉坤一會奏變法，論及用人，云：「承平用人，多計資格。時危用人，必取英俊。今之仕途，不必皆下劣，同一才具，依流平進者多騎牆，精力漸衰者憚改作，資序已深者恥下問。其所謂更事，不過痼習空文，於中外時局素未講求，安有閱歷？而迂談謬論，成見塞胸，不惟西法之長不能採取學步，即中法之弊，亦必不肯銳意掃除」此奏已在戊戌後，更可推想以前政界中狀況也。

在這一種政治的積習與氛圍中，根本說不到變法自強。縱有一、二真知灼見之士，他們的意見，亦浮現不到政治的上層來。郭嵩燾謂：「西人富強之業，誠不越礦務及汽輪舟車數者。然其致富強，固自有在。竊論富強者，秦、漢以來治平之盛軌，其源由政教修明，風俗純厚，百姓家給人足，以成國家磐石之基，而後富強可言也。豈有百姓困窮，而國家自求富強之理？今言富強者，一視為國家本計，輿百姓無輿。官俗頹敝，盜賊肆行，水旱頻仍，官民交困，岌岌憂亂之不遑，而輕言富強，祗益其侵耗而已。」嵩燾以此告李鴻章，李鴻章則曰：「西洋政教規模，弟雖未至其地，留心諮訪考究，幾二十年。（此光緒三年語。）人才風氣之固結不解，積重難返，由於崇尚時文小楷誤之。」其實即以鴻章言，恐亦未能深切瞭解郭氏之意。晚淸大臣能語此者惟曾國藩，曾氏已死，郭氏此等議論，索解人不得矣。

一時言富強者知有兵事，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不知有內治；知有朝廷，不知有國民；知有洋務，不知有國務。此梁啟超語。卽僅就兵事、外交、洋務等而論，亦複反對之聲四起。文祥光緒二年疏：「能戰始能守，能守始能和，宜人人知之。今日之敵，非得其所長，斷難與抗，稍識時務者亦詎勿知？乃至緊要關鍵，意見頓相背。往往陳義甚高，鄙洋務為不足言。抑或苟安為計，覺和局之深可恃。是以歷來練兵、造船、習器、天文、算學諸事，每興一議而阻之者多，即就一事而為之者非其實。至於無成，則不咎其阻撓之故，而責創議之人。甚至局外紛紛論說，以國家經營自立之計，而指為敷衍洋人。所見之誤，竟至於此。」

在此情形下，遂使當時一些所謂關於自強的新事業之創興，無不遲之又遲而始出現。

舉其著者，如鐵路之興築，同治季年直督李鴻章已數陳其利，竟不果行。光緒初，英人築淞滬鐵路，購回毀廢。三年始有商建唐山至胥各莊鐵路八十裡。六年，劉銘傳入覲，力言鐵路之利，李鴻章又力贊之，而江督劉坤一以影響民生厘稅為言，臺官亦合疏反對，詔罷其議。十三年，始造津沽鐵路一百七十裡。明年，李鴻章唱議自天津接造至通州，朝議駭然，張之洞乃創蘆漢乾路說調停。後又中輟，直至二十四年始再定議，三十二年全路始成。滬寧路始於二十九年，京奉路成於三十一年，津浦路成宣統三年。又以輪船言之，江寧條約後，外輪得行駛海上。天津條約後，外輪得行駛長江。同治十一年，直督李鴻章建議設輪船招商局。十三年，又疏請，始定議。直至光緒十年，猶申明禁令，小輪不得擅入內河。十六年，有疏請各省試行小輪者，總署王大臣仍以為不可。時江輪、海輪統名「大輪」。逮各水道外輪先後行駛，華商小輪始弛禁。日本始有東京、橫濱鐵道在同治十一年，大阪商船會社設立在光鍺十一年。又按：歐洲機械方面重要之發明，如瓦特始得蒸汽機專利權在乾隆三十四年，福爾登始造汽船在嘉慶十二年。第一道汽機鐵路之通車，在道光五年。利用汽力，為歐洲近世文化最要一特點。若中國能在同治季年即切實仿行，先後最遠亦不能出百年之外也。其後法拉第發明電機，在道光十一年，鄂圖氏發明內燃機，在光緒二年，而後近代機械之日新月異，變化益速。使天地為之異形，人生焉之轉觀者，胥此一百敷十年內事耳。中國則因有二百年來滿洲部族政權之橫梗作病，使之雖欲急起直追而不可得。其後則激蕩益遠，於政治革命之後，繼之以文化革命、社會革命，於中國內部不斷掀起徹底震盪之波瀾，而歐洲之科學輿機械，遂終無在中國社會保養，徐徐生長成熟之機會。過激者乃益複推而遠之，希望於驅逼中國投入世界革命中求出路，不知社會愈動盪，則科學機械之發展愈受摧抑。而中國社會之所以趕不上近世文化之階段者，其惟一概括，只在科學機械方面之落後。道路在近而求之遠，歧途亡羊，此之謂也。

外患刻刻侵逼，政事遲遲不進，終於使當時人的目光，轉移到較基本的人才和教育問題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