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农民起义与英国在海上的侵扰

嘉庆帝在位二十四年，继承前代形成的衰朽之局，有心兴革而无力兴革。

长期积累的种种社会矛盾，不断爆发为人民群众的武装反抗。嘉庆元年，川、楚、陕等省即爆发了规模浩大的白莲教农民起义。起义以反清复明为号召，参加者多至数十万人。武装斗争遍及三省边界和河南南部地区，延续了九年之久。清王朝为镇压起义，动用兵力十余万人，耗费军费二万万两。东南沿海人民的海上武装斗争，随之兴起，先后历时八年，波及浙江、福建、广东三省。直隶、河南、山东地区的天理会起义，威胁京畿，起义者曾打入皇宫，震动了宫廷。全国各地接连不断的人民起义，此仆彼起。以嘉庆帝为首的统治集团终日皇皇，不能自安。清朝的统治日益动摇。

乾隆帝为求立功耀武，连年在边疆地区和周邻诸国发动战争的局面，到嘉庆帝即位时已经终结。历史的发展，使清王朝转而面临着外国侵略的威胁。

向东方寻求殖民利益的英国，不断在中国的东南沿海侵扰，堵截他国的商船。

鸦片大量输入，使清朝的白银外流，也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多方面的危害。

日益衰弱的清朝面对着日渐强盛的英国的来侵，斗争不可免了。

（一）川陕楚地区的农民起义

一、起义的发动

嘉庆元年（一七九六年）正月，嘉庆帝刚刚宣告即位，湖北枝江、宜都等地即爆发了白莲教徒发动的农民起义。

乾隆帝镇压了王伦领导的农民起义后，白莲教仍在民间秘密流传。陕、楚交界处的南山和川、楚间的巴山，距省城遥远，山区的农民和山民，遭受着地方官吏和地主豪霸的残酷剥夺。乾隆时期，两湖、安徽、江西、四川、河南等地的饥民陆续进入山区，开垦荒地谋生，在山林间，搭棚居住，因而又被称为“棚民”。耕地不足，又在盐井和铁厂、纸厂、煤厂等处充当雇工或背运为生。数年之间，聚集数十万人。棚民遭受多方欺凌，最为艰苦。经过白莲教徒的发动，三省交界的山区，成为起义的爆发点。

乾隆帝退位前，曾对这些省区的白莲教徒严厉镇压。白莲教以其他名义，秘密传布。一七七五年（乾隆四十年），号为混元教的首领河南鹿邑县人樊明德被清朝逮捕处死。弟子刘松被发遣甘肃隆德县。一七八八年（乾隆五十三年），刘松又与弟子刘之协继续传教，改名三阳教，称刘松之子刘四儿为弥勒佛转世，辅助牛八（即“朱”，隐喻明室后裔）。次年，转往湖北襄阳，与号为收元教的教首宋之清联合，仍称三阳教。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宋之清与刘之协不合，另立西天大乘教，在川、楚、陕、豫等省区广泛传布，宣传辅佐牛八，反清复明。一七九四年（乾隆五十九年）夏，清朝在陕西兴安府破获西天大乘教，逮捕首领多人。又在四川大宁县，破获收元教。九月，宋之清、齐林等首领在湖北被逮捕。十月，收元教首王应琥也在湖北被捕。

刘松及刘四儿等在陕西境内被捕。刘之协脱逃。乾隆帝处死刘松、宋之清、王应琥及各地教首数十人，随即诏谕各地，对白莲教徒严加搜捕。白莲教及改换名义的各教派，是起义农民秘密联络、策划反清的组织，也是贫苦无告的民众互助自卫团体，各地入教者不下数万人。地方官吏乘机以搜捕为名，对入教者严刑逼供，多方勒索，甚至“不论习教不习教，只论给钱不给钱”。

习教和不习教的民众都被逼得无路可走。一场“官逼民反”的战争不能不爆发了。

一七九五年（乾隆六十年）冬，三阳教首刘之协与各路教首王聪儿（齐林妻）、姚之富、刘起荣、张汉潮等在襄阳集会，议定以“官逼民反”作号召，分东、中、西三线，于辰年辰月辰日（嘉庆元年三月初十）同时起义，派出传教师到各地组织筹划。

在湖北枝江、宜都、长乐、长阳等地传教的张正谟，于一七九五年十一月间邀同聂杰人、刘盛鸣、黄庭柱、向瑶明等在山洞打造刀枪等物，为辰年辰月辰日起义进行准备，被地方官发现。黄庭柱、刘光先等在长乐、长阳等地被捕，起义不得不提前发动。嘉庆元年（一七九六年）正月十一日，起义者聚集在宜都聂家河聂杰人家，首举义旗，武装占据灌脑湾，发展到一万人，内有白莲教徒二千人。二月，长阳林之华、覃士辉在九州河等地起义，张训龙策动弟子覃佳耀等在风火山起义。两支起义军联合，攻占榔平，发展到一万五六千人。二月十五日，来凤胡正中领导起义，三日内就发展到三四万人，攻下来凤城，占据旗鼓寨。附近教徒及农民群众起而响应。陈得本、刘秀石等聚众千人，由东湖进入当阳县境，得到县役杨起元、熊道成等接应，于二月十七日攻入县城，惩办贪官，擒捕县令黄仁出署，“以钱一串置令左手，银一锭置其右手中，拉杀之。”（石香村居士：《勘靖教匪述编》卷九）王聪儿、姚之富等于襄阳会后，在襄阳附近地区组织起义。二月二十日，姚之富之子姚文学率众围攻房县，另一首领曾世兴攻下保康。二十二日，吴明山攻下竹山，联络王全礼兄弟攻郧阳，约于三月十八日合兵攻白河、洵阳。三月间，聂杰人降清被杀。白莲教主要领导人刘之协、王聪儿、姚之富、刘起荣、樊人杰、张汉潮，张天伦等，率领一万人，在襄阳黄龙垱正式宣告起义反清，随即进攻枣阳、樊城、襄阳等地，发展到四五万人。湖北境内的农民起义军在一七九六年夏，迅速发展壮大。

四川达州白莲教领导人徐天德，与王登廷等于九月十五日起义，响应湖北，旬日间，发展到一万多人；东乡王三槐、冷天禄也聚众万人在丰城起义，响应徐天德；徐天德又派遣弟弟徐天富到太平鼓动黄富才、卿有才起义，占据城口、鞍子坪互为声援。起义军随即攻下东乡县城，控制了周围一百数十里的地区。十二月，巴州罗其清和苟文明等在方山坪起义；通江冉文俦和冉天元等在王家寨起义；太平龙绍周和徐万富等在南津关起义。四川几支起义军，都有一定的联系，并和湖北起义军互相声援，声势益盛。

十一月间，陕西安康冯得仕起义于将军山；翁禄玉、林开泰起义于大小米溪；王可秀、成自智起义于安岭；胡知和、廖明万、李九万起义于汝、洞二河，相继遭到清军镇压而失败。但陕西的白莲教徒和棚民，已然点起燎原的烈火，清军难以扑灭了。

起义爆发后，嘉庆帝命湖广总督毕沅镇压湖北荆州起义，西安将军恒瑞进攻当阳起义，都统永保率兵增援；陕甘总督宜绵镇压陕西起义军；四川地区先后由总督福宁，英善镇压起义。又陆续调遣八旗兵和各省绿旗兵参战。

嘉庆二年（一七九七年）正月因领侍卫内大臣额勒登保之奏请，命荆州将军兴肇撤出镇压苗族的清军，带兵四千回襄阳，总兵张廷彦带兵二千赴长阳，都统德楞泰、将军明亮带兵六千赴达州，集中兵力镇压三省起义。

湖北农民起义军面对清兵的强大攻势，据守的城寨相继被攻破，一七九七年初，便改用流动作战方式，向陕西转移。三月初，起义军在王聪儿、姚之富、王廷诏、李全率领下，分兵三路，经过河南向陕西进军。进军途中，湖北、河南等地习教的农民“千百成群，一呼而至”（《剿平三省邪匪方略》卷二十六）。入陕西后，南部山区参加起义的农民有数千人。李全的弟子陈子明说：“三股原只四五千人，自到陕以来，陆续入伙及裹来者，现在两万有余。”（同上，卷三十八）农民起义军行军不整队，不迎战，不走平原，数百人一伙，忽分忽合，忽南忽北，使清兵无可奈何。六月，起义军集结于紫阳，渡过汉水，分路入川，和四川的起义军在东乡会合，商定编组办法和作战方略。起义军的编制是以青、黄、蓝、白等号为记，设掌柜、元帅、先锋、总兵、千总等。四川达州徐天德被当地地主武装乡勇包围，三月初六日坠崖自杀；起义军首领王三槐轻信知县刘清，被诱骗到清军大营，解送北京处死；首领罗其书、冉文俦、覃佳耀等也先后牺牲。

农民起义军在三年的战斗中，已经形成二十万人的大军，活动地区湖北有三十九州县，四川有三十六州县，陕西有三十五州县（厅），河南有二十州县。虽然在一些战役中，遭到清军的镇压而陷于失败，但清朝仍然难以制止农民起义军的继续发展。

二、嘉庆帝的对策

嘉庆帝初即位，即面对波及数省的农民起义风暴，为数十年来所未有。

嘉庆帝在四年（一七九九年）正月，传谕川、鄂、陕将军督抚说，乾隆帝在位六十年，从未有数年之久，靡饷至数千万两之多，而尚未蒇功者（指镇压起义）。乾隆帝虽已退位，仍主持军国大事，不能不参予镇压起义。陕西巡抚永保追剿张汉潮兵败，以罪当死。乾隆帝亲自处治，免死降职留用。嘉庆帝在谕中说：“皇考焦劳军务，寝膳靡宁，即大渐之前，犹频问捷报。”（《仁宗实录》卷三十七）乾隆帝于嘉庆四年（一七九九年）正月初二日病死。嘉庆帝随即采取几项重大措施，以图消灭起义。

诛和珅 乾隆帝退位为太上皇后，仍信用和珅为心腹。大臣向太上皇奏事，均须通过和珅。嘉庆帝也不得不对他心存戒备。乾隆帝死后五日，嘉庆帝即将和珅革职拿问。依附和珅的户部尚书福长安（傅恒之子），也被革职监禁。随即命臣下举发和珅罪恶。正月十五日，条列大罪二十款颁谕天下。

仪亲王永璇、成亲王永理奉旨审讯，和珅伏罪。嘉庆帝援引康熙帝诛鳌拜之例，命和珅自尽，福长安斩监候，秋后处决。和珅为相二十年，是贪官污吏的总首领。成亲王永瑆奉旨查抄和珅家产。据流传的查抄清单，在和珅家中抄出古玩玉器、珠宝器、金银器等各种珍贵用具三万余件。金、银元宝各一千个，赤金五百八十万两，生沙金二百余万两，元宝银九百四十万两，洋钱（银圆）五万八千圆。玉器、绸缎、洋货、皮张、瓷器、紫檀器、玻璃器等各有库房贮存。另开设当铺七十五座、银号四十二座、古玩铺十三座。私有田产八千余顷，内外住宅一百八十余间。查抄家产编号登录，共编一百另九号。据正月十七日对其中二十六件（号）的估价，即值银两亿二千余万两，相当国库数年的收入。和珅攫取财富之巨，使朝野为之震惊，也正是王朝上下竞相贪污掠夺的典型写照。和珅只是贪污官员的一个总代表。和珅以下的各级官员，攫取民财、侵吞官款虽不如和珅之巨，但贪污腐败之风，已然上行下效，弥漫全国，迫使广大农民不得不起而反抗。嘉庆帝诛和珅后下谕说：“教匪聚众滋事，皆以官逼民反为词”，“百姓幸际昌期，安土乐业，若非迫于万不得已，焉肯不顾身家，铤而走险！总缘亲民之吏，不能奉宣朝廷德意，多方婪索，竭其脂膏，因而激变至此。然州县之所以剥削小民者，不尽自肥己橐，大半趋奉上司。而督抚大吏之所以勒索属员者，不尽安心贪黩，无非交结和珅。是层层剥削，皆为和珅一人。而无穷之苦累，则我百姓当之。

言念即此，能不痛心？现在大憝已去，纲纪肃清，下情无不上达。各省官吏自当大法小廉，湔除积习，民间无所扰累，亦可各遂其生。”（《仁宗实录》卷三十八）嘉庆帝不能不承认各级官吏“多方婪索”，但又把层层剥削归罪于和珅一人，企图以此来缓和人民的反抗，说：“庶被胁之人，闻知贪墨屏退，吏尽循良，自必幡然来归。”（同上，卷四十九）但诛和珅后，大小官员既不能“湔除积习”，减少扰累，“吏尽循良”也只是一句空话，人民反抗的浪潮仍然汹涌澎湃地向前发展。

用团练 乾隆时，满洲八旗兵已经日益腐惰。吏治的腐败，也不能不直接影响到八旗官兵。嘉庆帝在乾隆帝死后，即传谕军机大臣，指责带兵大臣及将领等“全不以军务为事，惟思玩兵养寇，藉以冒功升赏，寡廉鲜耻，营私肥橐。”（《仁宗实录》卷三十七）并说，在京的谙达（教皇子骑射者）、侍卫、章京等，遇有军务，无不营求前往。平日穷乏的人，自军营回来，便突然致富，请假回家购置田产。嘉庆帝进而指出：“试思肥橐之资皆婪索地方而得，而地方官吏又必取之百姓。小民脂膏有几，岂能供无厌之求？”“是原有之贼未平，转驱民以益其党。”（同上）嘉庆帝的诏书，大体上指出了八旗官兵临阵贪婪腐败的实状。军官的贪婪必然导致军兵的虚弱。经略大臣勒保奏称满洲健锐营、火器营兵丁俱“技艺平常，不耐劳苦”。嘉庆帝传谕说，这次两营的二千名兵丁，并非选充，而是以名帖求该管大臣出派。只想往返途中向地方驿站勒索钱文，坐食军饷。还没有启程，就已是居心卑鄙，临到阵前还能指望他们听命效力么！嘉庆帝严令该管大臣加强操练，以复满洲旧习。谕中还说：“今满洲兵丁，不但远逊当年，且不及绿营，以致人皆不愿带领。”（《仁宗实录》卷四十七）清初建立的绿营，由汉人兵丁组成，用以镇压汉族人民的反抗。清军入关后，满洲八旗兵丁即因有优越地位而逐渐失去战斗能力。绿营兵一度成为数量多于八旗，战斗力也优于八旗的一支劲旅。但到乾隆末年，绿营兵也逐渐趋于腐化。勒索送礼、尅扣军粮、借端摊派等等陋习，被视为常事。将官贪贿享乐，兵丁疏于训练。嘉庆帝在一七九九年（嘉庆四年）正月的上谕中说：“近闻各省营务，如提、镇大员，一味养尊处优，全不习劳”，“所谓训练操防，全属有名无实。”在另一上谕中并举出乾隆时随驾南巡，亲见杭州绿营兵丁骑射：“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当时以为笑谈。”（《仁宗实录》卷三十七、三十八）同年五月又说，绿营兵丁“或在外兼习手艺，训练生疏，营伍废弛，所关非细。”（同上，卷四十四）绿营兵日益削弱了作战能力，也已不再是清王朝镇压农民起义的得力工具了。

面对着白莲教农民起义军的进军，嘉庆帝逐渐倚用汉人地主武装，配合官军镇压起义。一七九八年（嘉庆三年），四川招募武装乡勇达三十七万人，湖北也有三十六万六千余人。清军都统德楞泰、副都统明亮率领主力军在湖北襄阳镇压王聪儿、姚之富起义军，当地乡勇配合作战。王、姚军在郧西三岔河被知县孔继檊率领的乡勇堵截。起义军战败，王聪儿、姚之富投崖自杀。

清军获得少有的胜利。湖北随州地主武装筑寨自保，也曾阻遏了襄阳起义军的进军。一七九九年（嘉庆四年）初，嘉庆帝遂命勒保会同各督抚，晓谕州县居民“扼要团练”，与官军配合作战。嘉庆帝又因黑龙江等地调遣一兵的费用，可以招募几十个乡勇，正式诏令以乡勇替代。各路官军在各地招募乡勇随军作战，临阵命乡勇居前，绿营兵在后，满洲兵在最后。乡勇有伤亡，不在军额之内，可以匿而不报，甚至也可以败为胜，谎报战功。有的官军则招募他乡游民充役，号为乡勇，实为散勇。针对这些流弊，嘉庆帝又下诏说：“至乡勇原为保护乡里而设，若仅募他乡游民，无田庐家室之恋，既去其乡，安望其勇？? .何如省此养疲兵、募散勇之资，以团练本地之乡勇。”“总之，他省未练之新兵，不如本地之乡勇，而本省隔属招募之乡勇，又不如本乡守堡之团勇。自后各县练勇，各守堡寨，不许调往军营，致村庄反遭荼毒。

其乡勇固守卡寨，以堵为剿。”（《圣武记》卷九）川北一带的地主武装团练，筑堡寨抗御起义军取得成效。嘉庆帝命陕西、湖北等地依仿实行。

清初建国，以八旗兵为主，绿营为辅，对汉人地主武装限制极严。嘉庆帝因镇压白莲教起义的需要，倡导汉人地主实行团练，武装自卫，是一项因时制宜的新措施。这一措施的实行，在以后的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起义的失败

清军出剿 嘉庆四年（一七九九年）正月，嘉庆帝命勒保为经略大臣驻军四川，各路军兵受其节制。明亮、额勒登保实授副都统，为参赞大臣。起义军徐天德、冷天禄、王光祖、张天伦、李全、樊人杰等率领主力军进攻湖北；川北杨开甲、王廷诏在三月中远征甘肃巩昌、宕昌，五月间又回军四川。

起义军不断获得补充，各自独立作战。清军顾此失彼，几至束手无策。会理四川军饷的福宁奏称：“据川东北各府州县禀报，多者万余，少者数千，其不知逆首姓名者，尚不知凡几。新起之贼，实多于剿除之数。地方之伤残更甚，黎庶之疾苦更深。贼愈剿而愈炽，饷徒糜而罔益。”（《圣武记》卷九）嘉庆帝将勒保逮问治罪，先后任命明亮、额勒登保为经略大臣，工部尚书那彦成、副都统德楞泰为参赞大臣。十月，湖北、陕西各路起义军又集中四川，十二月离川北去，留冉天元在大竹整顿队伍。嘉庆五年（一八〇〇年）正月十五日，冉天元率领三四千人，在定远石板沱渡过嘉陵江，进攻西充、蓬溪等县，起义军迅速发展到万人。二月南攻南部、盐亭、射洪，北攻梓潼、江油，在马蹄岗与清军决战。起义军三路会合，多至三万人。德楞泰身陷重围，激战三昼夜，无法逃脱。守备罗思举率领乡勇四千助清军作战，德楞泰据险自守，冉天元登山督战，受伤被俘。徐万富、张子聪等遂统率起义军在太河镇抢渡潼河，南攻遂宁、安岳、乐至等县，北攻中江。四月，回军川东。

陕西起义军在张汉潮率领下，一七九九年（嘉庆四年）初活动在南山地区，几次远征甘肃。九月，张汉潮在五郎与清军明亮部作战，败死。明亮与勒保弟永保互相攻讦，嘉庆帝命将二人逮捕入京，那彦成代明亮领兵。起义军冉学胜在甘肃继续作战，依恃老林，配合行动，那彦成军被困数月，无法前进。十二月，嘉庆帝下诏斥责那彦成，命即领兵赴陕守御。又赦明亮，命以领队大臣去湖北镇压起义。一八〇〇年春，那彦成与德楞泰、额勒登保兵分三路，堵截起义军北上的去路。那彦成在文县与起义军高天升、马学礼部作战。高、马部败入四川。那彦成领兵回陕。嘉庆帝斥责那彦成“剿贼不尽”。

闰四月，那彦成被召晋京奏对，嘉庆帝将那彦成革职，降为翰林院侍读学士。

三阳教首刘之协在湖北起义军战败后，逃往河南。一八〇〇年（嘉庆五年）六月，在河南峡县与李岳、孙继元、王哲等千余人再度起义，树立大旗称天王刘之协。清布政使马慧裕乘起义军初起，发兵镇压。起义军战败，刘之协欲逃往湖北，途经叶县时，被清兵逮捕。

七月，嘉庆帝命将刘之协押送京师处死，并由此展开对起义军招抚的宣传。嘉庆帝指刘之协为“教匪首逆”，传谕各路带兵将领及陕、甘、川、楚等省督抚，“将刘之协擒获一事广为宣播”，说“教匪本属良民”，已被镇压的白莲教诸首领也都是“听从刘之协倡教而起”，“被裹胁之人”，“如能翻然悔悟，不但免诛，并当妥为安置”。“实系同教”之人，如果“弃械归诚”，“亦必贷其一死”（《仁宗实录》卷七十一）。随后，嘉庆帝又自著《邪教说》，对信教与“叛逆”加以区别，说：“苟能安静奉法，即烧香治病原有恻怛之心，在朝政之所不禁。若藉此聚众弄兵，渐成叛逆之大案，则王法之所不容。”又说：“夫官军所诛者，叛逆也。未习教而抗拒者，杀无赦。习教而在家持诵者，原无罪也。”“白莲教与叛逆不同之理既明，则五年以来所办理者，一叛逆大案也，非欲除邪教也。”至于以白莲教“聚众敛钱”者，则应由地方官员“实心训导，宣扬正学”（《三省边防备览?策略续》）。白莲教起义原由官府查禁白莲教徒而起。嘉庆帝在擒获刘之协后，自撰此文发布，意在对白莲教起义军分化招抚，以求速胜。但从另一方面说，这又等于事实上解除了教禁，承认信奉“邪教”为合法，民间宗教的秘密结社也由此得以公开活动。开放教禁，是嘉庆帝为镇压白莲教起义而采取的又一项新措施。如果说，前此采取的倚用团练的新措施，加强了清王朝和汉族地主镇压农民起义的力量，开放教禁则为此后农民反抗活动的组织和发动，提供了可以利用的条件。这两项措施的实行，在以后的长时期里从不同方面影响了阶级斗争的发展和历史的运动。

起义的失败 一八〇〇年以来，起义军面对着清朝的重兵围剿，日益陷于困境，但起义军仍然是分散各地，流动作战，缺少统一的指挥，使清朝易于各个击破。流动作战，原来便于夺取地主富豪的粮食，扩大起义农民的队伍，但自清朝倚用团练乡勇以来，各地豪强倚险结寨或挖濠筑堡，起义军到来时，在寨堡中聚集农民贮藏粮米，坚壁清野。义军驻营时，团练乡勇又可乘势出击。《三省边防备览?策略》卷说：“无人可裹，无粮可掠，贼势自衰矣。”一八〇〇年秋季以后，起义军在全局上日益陷于被动的地位，在有胜有败的作战过程中，逐渐走向失败。

起义军高天升、马学礼部进入四川后，曾攻下龙安，转战川西，后又北上甘肃，一八〇〇年六月间，至秦州，与起义军冉学胜、张士龙等部在秦州会合，有众二万人。追击起义军的清额勒登保军杨遇春部，与右翼总兵率领的吉林、黑龙江兵的长麟部也在秦州会合。起义军在甘肃徽县夜袭长麟军，获得胜利，清军前四川将军官成败死。七月，高、马部转向东南，攻打略阳、沔县、西乡。清固原提督王文雄败死。冉、张等部自阶州折回，被杨遇春军击败，损失三千余人。八月，转赴沔县。高、马部欲南渡汉水，遭到乡勇的截击。高部转入小巴山。马部与教首徐天德等至安康，遭到清军邀击。十月间，额勒登保向清廷奏报当时起义军的形势是，曾芝秀、徐天德、樊人杰等部已先后被逼入川境，冉学胜、张士龙、龙绍周等在川、陕边界，王廷诏、高、马部在陕、楚边界。额勒登保率大军入四川，各部起义军则先后转入湖北。王廷诏与马学礼部自安康渡汉水，遇额勒登保追击，损失惨重。樊人杰及冉学胜部也相继在途中败于清军。

一八〇一年（嘉庆六年）初，嘉庆帝下诏，明指白莲教起义首领徐天德、王廷诏为“起事首犯”，高天升及弟天得、马学礼是屡戕清军大员的“元恶大憝”，擒获者给赏升官。樊人杰、冉学胜、龙绍周、苟文明等首领许降免死，缉获者也给予赏银。嘉庆帝指列起义首领姓氏，以激励将士集中作战目标，并进一步分化起义军。德楞泰驰军汉北，分兵追击高天升部，至山阳。

高天升兵败，战死。

高天得、马学礼与王廷诏被额勒登保军追击，转而北上甘肃，与杨遇春军遇，折回四川。又被寨堡团练堵截，再折回两河口入陕。王廷诏在川、陕边界■子沟被杨遇春军俘掳，押送京师。高天得、马学礼领兵出斜谷，至大宁二郎坝龙洞溪遇杨军伏兵，也被清军擒获。嘉庆帝晋额勒登保二等子爵，杨遇春世袭骑都尉。

起义军冉学胜部乘清长麟军南下，在川、陕边界之留坝，大败清军杨奎猷部，擒斩清总兵、副都统以下将士数百人，获得粮米牲畜，由秦州渡渭水。

四月，额勒登保亲率大军追击，冉部渡汉南，入巴山，五月，与曾芝秀、张天伦等部会合，有兵五、六千人。额勒登保调杨遇春军来战。张天伦军遭清军突击，大部牺牲。曾芝秀、冉学胜部分兵败逃。

转战在湖北的徐天德部，五月间曾与苟文明、樊人杰等及曾芝秀部会合东进，遭地方团练堵击，不得不再分兵转战。徐天德率部入陕西，在西乡两河口渡河时，被德楞泰军追及，舟船翻沉，溺死。龙绍周、苟文明部转至陕西平利。曾芝秀等部在洵阳、竹山，冉学胜部向白土关转移。各路起义军都被压制于川、陕、楚边界。

清廷继续利用团练乡勇，加筑寨堡，以制止起义军流动作战。湖北提督长麟上奏说：“湖北边界与川、陕犬牙相错二千七百余里，出川、陕即入楚，出楚即入川、陕，层峦迭嶂，四路可通”，“但当并力守我有粮有民之区，逼贼归入无食无人之地，党孤食尽，自然窜出，以逸兵待困贼，不难一举扑灭。”（《圣武记》卷十）他建策推广郧西、竹山一带的“筑堡团乡之法”，使“层层俱有堡寨坚守”。秦陇以西，兴工筑堡。陕西境内西安、同州、凤翔三府及汉南平利、安康、紫阳一带邻近四川地区，各邑遍设寨堡，自百余至数百，以阻止起义军入陕。六月间，清经略大臣额勒登保与参赞大臣德楞泰在平利集议，察知边界起义军不过二万四千余人。清兵八万，分三路围剿三省边界。额勒登保自东北出兵，德楞泰与提督七十五（人名）由西南进攻，勒保一路居中。七月，勒保军在川北之南江击败起义军冉学胜部，冉学胜被擒处死。八月，德楞泰军追击大宁山中的龙绍周、苟文明部起义军。龙绍周转至平利，被清军追及，战死。苟文明部在大宁被七十五军战败，损失过半。

十月，额勒登保部杨芳、杨遇春军分东西两路围攻川北起义军，起义军冉天璜部与李彬部分南北两路转移，在川北之东乡和陕南之西乡，先后被杨芳、杨遇春军击败。

额勒登保奏报，清军连续获胜，各路起义军总计只余一万余人。嘉庆帝以胜利在望，晋封额勒登保三等伯，德楞泰复一等子爵。诏谕二人通盘筹画，“所有官兵应撤应留之处，统俟额勒登保、德楞泰酌办”（《仁宗实录》卷八十八）。

十一月，额勒登保与德楞泰移军川北，勒保赴川东。起义军苟文明部有众二千余，乘七十五就饷太平厅，抢渡嘉陵江，奔赴甘肃阶州。额勒登保命杨遇春助七十五出击。苟文明部折返东南，至广元，发展到三千余人。十二月，转至开县、大宁之老林，与李彬余部会合。嘉庆七年（一八〇二年）正月，在开县被德楞泰军战败，复归老林。嘉庆帝得报，大怒。将七十五革职，留营自赎；额勒登保免去伯爵，降为一等男。苟文明部西行，与宋应伏部数百名起义军会合，战败清副将韩自昌军。嘉庆帝又诏命德楞泰以参赞为成都将军，专攻川、楚；额勒登保以经略为西安将军，专剿陕西。二月，南山中之起义军刘永受部被清杨遇春军战败，在华阳与苟文明、宋应伏会合，越秦岭北上。四月，嘉庆帝切责额勒登保，革职留任，限令在六月间剿灭起义军，又谕令悬重赏购募起义首领。额勒登保请宽限一月。七月间，苟文明部分三路散居老林。清军以百、十人编为小队，深入林中搜捕，苟文明被杀。嘉庆帝诏复额勒登保三等伯爵，移军湖北。

湖北境内，一八〇二年初起义军首领樊人杰、戴仕杰聚集曾芝秀等部，仍有数千人，转战于楚、陕边界。德楞泰率清军追击，五月间，战于房县、竹谿界之官渡河。起义军战败，在白铁峡陷入峡谷。时值大雨，起义军五百余人宁死不降，樊人杰、曾芝秀等率众投河自尽。戴仕杰部得以转移。九月，额勒登保至竹谿，与德楞泰等会议，分兵追剿。十月，德楞泰部与起义军战于兴山，戴仕杰战死。清军继续搜捕川、楚边界山林中的起义军余部。南山苟文明余部在苟朝九率领下，避过杨芳的追军，转赴宁羌，与先来宁羌的宋应伏部会合，有众二百余，转至汉南。

十二月，额勒登保、德楞泰会同川、陕、楚总督驰奏“三省荡平”。嘉庆帝随即传谕说：“兹幸三省余匪，一律殄除，耆定大功，飞章奏捷。从此海宇敉宁，昇平永庆。”（《仁宗实录》卷一〇六）将士论功行赏。额勒登保晋一等侯，世袭，授御前大臣加太子太保衔，赏用紫缰。德楞泰晋一等候，加太子太保衔，赏用紫缰。勒保、明亮、杨遇春等，以次封赏。

起义的延续 嘉庆帝在宣谕祝捷的同时，命额勒登保、德楞泰等不必来京，继续领兵追捕山林边界的起义军余部。额勒登保领兵扼川北，德楞泰扼川东，勒保居中往来，堵截南路，分兵清剿。

白莲教起义军遭到惨重失败后，各地余部或数百人或数十人，拒不投降，坚持抗清。起义的余波仍然不时形成轩然大波。一八〇二年间，起义首领李彬、张天伦等也相继战死。苟朝九与宋应伏合兵后，成为起义军的中坚。苟朝九率部攻入通江，宋应伏部与活动在南江的姚馨佐（姚之富之子）部联合。

巴东一带，则有刘学礼部联合他部活动，有众六、七百人。额勒登保领兵去通江进剿苟朝九部，命左翼长、甘肃提督穆克登布去南江。姚部起义军冯天保等数十人埋伏林中，阻击清兵，穆克登布率兵勇一千五百余人入林，中矛身死。穆克登布在军中与杨遇春齐名，分任左右翼长，长期随从额勒登保作战，是清军的著名将领。穆克登布死，震动了清廷。三月，额勒登保部罗声皋追击苟朝九部。四月，苟部兵分两路，一路走太平，另一路北行入陕，遭到额勒登保邀击，溃败。额勒登保移军太平。川东一带，德楞泰于闰二月间战败刘学礼部。刘学礼余部二百人，逃往竹山，被清军追及，溃败。六月，德楞泰与勒保会师开县，分兵二十路在老林内排搜，起义军被擒斩二百余人。

七月，额勒登保与德楞泰、勒保会奏“三省肃清，官兵凯旋”。嘉庆帝诏德楞泰进京，留额勒登保继续搜捕。

清廷为镇压白莲教起义，倚用团练乡勇。四川一省应募乡勇曾多达三十余万。后经裁汰，至嘉庆七年（一八〇二年）时，川、陕、楚本地乡勇共计约二万人，外地流民编为随征乡勇者又有一万七千余人。清廷镇压白莲教起义后，额勒登保建策编入清官军。但清军额数粮饷有限，一八〇三年（嘉庆八年），清廷先将各营随征乡勇遣散，各人缴出刀矛武器给银五钱，另给银二两回籍。被遣散的乡勇为清廷死战多年，战后无家可归，愤怨不平，或流居山林间，与起义军余部结合，抗清图存。一八〇三年八月间，陕西被遣散的乡勇一百六十人入洋县山中，投奔起义军苟文润部。九月，杨遇春率领的清军自洋县入山，苟文润部转赴汉南，至西乡，与巴山老林中的起义军余部会合，又有通江遣散的乡勇五百人加入起义军队伍，斩清副将朱槐。原来被清廷用以镇压起义的乡勇转而起义抗清，起义军的队伍又不断扩大了。

十月，嘉庆帝诏额勒登保还朝，再命德楞泰出都。苟文润等活跃于川、陕边界山林中。十一月，德楞泰领兵入山剿捕，以乡勇为清军前队。两军交战，前队乡勇与起义军中的乡勇在阵前按兵不动，互诉委屈。清军自副将以下数十名军官，被起义军杀死。德楞泰派遣清军中的乡勇军官魏中才去起义军营劝降，被苟文润处死。

一八〇四年（嘉庆九年）二月，嘉庆帝复命额勒登保带钦差大臣关防出都，查阅陕、楚等省军营，扫荡川、陕边界大山老林，“搜捕净尽，永靖闾阎”（《仁宗实录》卷一二六），并处理裁撤兵勇等事。当时的形势是，起义军余部“具悉官军号令及老林径路，忽陕忽川，忽聚忽散，屡被围，复乘雾溜崖突窜，有中数矢犹力战者。”清军“分军遇之则不利，大队趋之则兔脱，仅余二三百贼而三省不得解严”（《圣武记》卷十）。兵士在山林中展转作战，备极艰苦，且已从战八年，师老兵疲，人无斗志，都想解役归乡。

四月，额勒登保由兴安渡江督师，裁汰疲病兵勇，又下令：“凡士卒擒一贼者，即优遣回籍”（同上），分兵五路，人自为战。苟文润率部出山林，自大宁入四川，又有清军遣散兵勇二百人参加起义军。五月，嘉庆帝得报，下诏切责额勒登保、德楞泰等，说“所叙连日分兵探剿情节，不过杀贼一名”。

“贼匪除二百三四十人外，又新掳百姓一、二百人，贼数竟添至一倍”。“此等败残零匪，不但不能歼除，又复展转奔逃，致增裹胁，均由伊等办理延误所致”。斥责额勒登保“今自与德楞泰会合以来，又阅月余，老师靡饷，一筹莫展”（《仁宗实录》卷一二九）。额勒登保、德楞泰降戴单眼花翎（原戴双眼花翎），并革去原赏用紫缰。德楞泰并由一等侯降为二等侯，“以示薄惩”。这时，川北大雨，军不能进，额勒登保、德楞泰均卧病不起。六月，起义军于夜间偷袭清营后逃脱。额勒登保冒雨扶病入山，马匹陷入泥中，跌死，被众官兵扯引下山。嘉庆帝指责额勒登保、德楞泰等，不知天时地利，不得人和，传旨严行申斥。

德楞泰等于上年冬招降起义乡勇失败，即悬重赏购捕苟文润。一八〇四年（嘉庆九年）夏，苟文润部在川、陕边界之凤凰寨被德楞泰军击败，亡失一百六十余人。余部二百人转赴平利受阻，折回化龙山。八月，起义军中之乡勇赵洪周叛斩苟文润降清受赏，余众散去。同月，苟朝九也在南郑被当地寨堡兵勇擒斩。九月，额勒登保奉诏班师回京，德楞泰回任成都将军。嘉庆帝诏令新任陕甘总督那彦成于边界山林“留心防范”，对山中潜伏的白莲教徒众，勿再搜查滋事，“日久自可潜消”（《仁宗实录》卷一三四）。

波及川、楚、陕、甘、豫五省的白莲教农民起义，自一七九六年初发动至一八〇四年秋败灭，前后延续了九年之久。起义军民被杀数十万。清廷出动官兵十余万，各地乡勇先后不下数十万。消耗军费银二万万两。嘉庆帝自即位以来，即全力镇压起义，于朝政无多兴革。起义震动了全国，给予清朝统治以沉重的打击，也鼓舞了被压迫的各地农民。川、楚、陕等地白莲教起义失败后，其他地区的农民起义又随之兴起。

（二）英国在海疆的侵扰与鸦片的输入一、英国在海疆的侵扰

乾隆时期，英国已不断在海外殖民，向东方扩展势力。护送货船的英国兵船，经常在中国东南沿海侵扰，截掠他国船只。一七四二年（乾隆七年），英舰在澳门劫夺西班牙商船一只，并带入省河。清两广总督派东莞知县印光任前往质问，英舰被迫将二百九十九名俘虏释放。一七四四年（乾隆九年），又有英舰四艘在广东洋面截捕法国商船。一七八一年（乾隆四十六年），英舰在黄埔擅捕荷兰船只。广东巡抚李湖曾警告说：“倘仍冥顽不灵，不守天朝规矩，此后敢有一天在我天朝地方犯我法度，扰我客商，骚动一草一木，不论公班、港脚夷船，本部院总要按照大皇帝功令，连大班人等同本犯一并严拿，分别从重究治，不稍宽贷。”（《达衷集》一三三页）嘉庆帝即位后，一七九九年（嘉庆四年）有英舰三艘从印度驶来，闯入中国境内，在穿鼻附近停泊。两广总督谕令，在半月之内移往潭仔洋面湾泊，并提出停止与英国贸易的严正警告。一八〇二年（嘉庆七年），英国兵船开到零丁洋，准备进驻澳门。早在明嘉靖时，即有葡萄牙商人获准在澳门居住，明官府向他们征收租税，审理他们的案件。一六五一年（顺治八年），清廷派兵驻守澳门。一七四四年（乾隆九年），增设广州府海防同知（即澳门同知）驻前山寨，香山县丞移驻澳门统治。一八〇二年，清朝接到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的报告，随即饬谕英舰不准登陆。一八〇八年（嘉庆十三年），英国又以防备法国侵占澳门为由，由海军少将度路利（Drury）率军三百人，于七月二十一日到达澳门洋面，八月初二日径行登岸，占据澳门炮台三处。两广总督吴熊光派员晓谕撤出，并于十六日下令封舱，停止贸易。九月初一、二日，度路利带兵船三只，驶进虎门，停泊黄埔地方。二十天后，他又率领官兵五十余名，水手二百余人，到省城外十三行停留，求见总督。这时，英船陆续开到，连前共十三只；陆续登岸英人，连前共七百六十名。十月，吴熊光檄调督扰提镇各标官兵二千六百名，派令参将张绍绪等率领，札黄埔、澳门，并派员向英军宣示嘉庆帝谕旨，警告英军：“若再有延挨，不遵法度，则不但目前停止开舱，一面即当封禁进澳水路，绝尔粮食，并当调集大兵，前来围捕，尔等后悔无及。”（《仁宗实录》卷二〇一）度路利见清廷调集水师，准备作战，遂于十月二十五、六日率兵退出虎门，十一月初二、三日退出澳门。英兵退后，吴熊光宣布开舱，恢复正常贸易。

嘉庆帝采取果断的态度，斥退英国兵船，随即查究此事，下谕斥责两广总督吴熊光说：“前此吴熊光在两广总督任内，英吉利国商船带兵入澳，占据东望洋、娘妈阁、加斯兰三处炮台，虽向系西洋商人防守所设，但究在中国地面，即与闯入内境无异。”吴熊光迟至月余始行具奏，既未亲往查办，度路利求见，又只派员晓谕，并未当面斥逐。“虽开舱在夷兵既退之后，而许其开舱，究在夷兵未退之先。是奏报既属迟延，办理又形畏葸。”（《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二、三）将吴熊光革职拿问，充军伊犁。巡抚孙玉庭革职。

一八一四年（嘉庆十九年）四月，英国“脱里斯”号兵船在老万山群岛附近劫夺美国商船一只，五月又追逐一只美国商船，赶到黄埔截留。清廷为此向英属东印度公司提出强烈抗议，并准备停止英国商人贸易。东印度公司请求英王遣使来中国交涉。一八一五年，英国派出以阿美士德（William PittLord Amherst）为首的使团出使中国，商谈解决纠纷，并再次带来马戛尔尼所提出过的各项要求，向清廷交涉。

阿美士德使团于一八一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嘉庆二十一年闰六月初六日）到达天津口外。清廷派长芦盐政广惠、工部尚书苏楞额接待，又派理藩院尚书和世泰、总管内务府大臣穆克登额前往通州迎候。进京途中双方讨论，清方要求英使觐见皇帝行三跪九叩礼，并令演习跪叩如式，方能进京；英使坚持不肯。和世泰等谎报：“谕以天朝礼节，该贡使等肃恭诚敬，具见顺从”，于七月初六日（八月二十八日）带领进京。次日清晨，嘉庆帝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接见使臣，阿美士德借口国书和制服未到，拒绝晋见行礼。和世泰等诡称正使患病，不能行动。嘉庆帝召见副使，又说副使也称病不至。嘉庆帝察觉真实情况，立即命英使回国，并将和世泰等人革职议处。阿美士德一行由清朝官员伴送，从通州沿运河至瓜州，溯江西上至南昌，沿赣江至大庾，过梅岭至广州，于一八一七年初离广州回国。嘉庆帝随即传谕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各督抚，饬知沿海各地官员：“各将水师炮械，勤加训练，并留心察探。此后如有英吉利国夷船驶近海口，即行驱逐，并不许寄椗停泊，亦不准其一人上岸。倘该夷船不遵约束，竟有抢掠情事，即痛加剿杀，或用炮击，不可稍存姑息。”（《清代外交史料》六?五）嘉庆帝对于英国兵船在沿海的侵扰，坚决制止，是完全必要的。但由于礼仪上的纠葛而斥退阿美士德使团，则使清王朝失去了一次与英国商谈正常贸易的时机。

二、鸦片的输入

早在明朝万历年间，荷兰、葡萄牙商人即曾把少量鸦片作为药材贩运到中国。鸦片是从罂粟中提炼出的含有刺激性和麻醉性的毒品，清人或称为阿芙蓉。提炼的烟膏又称烟土或大烟。抽吸后即不易戒绝。清朝初年，英国在和清朝的贸易中，从中国购买大批丝、茶、瓷器等商品，造成贸易逆差，每年需要支付大量白银。雍正时，英国开始经营鸦片交易。一七二七年（雍正五年），向中国输入鸦片二百箱（每箱重一百三十余磅），中国吸鸦片者逐渐增加。广州等地出现了供吸食鸦片的烟馆。一七二九年（雍正七年），雍正帝曾下谕严厉禁烟，“兴贩鸦片者，照收买违禁货物例，枷号一月，发近边充军；私开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候”（李圭：《鸦片事略》卷上）；失察的地方文武官员及海关人员，也都要严加议处。但此后吸鸦片者并未敛迹，英国鸦片商人通过向清朝官员行贿，鸦片作为药材纳税后，仍然不断输入中国，有加无已。乾隆时期，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控制了孟加拉等鸦片产地，从而取得向中国贩卖鸦片的垄断，经由私商，大量贩运鸦片，牟取暴利。鸦片的售价，高出成本数倍。

嘉庆帝即位后，英国东印度公司每年向中国输入的鸦片，已经多达四千箱左右。各地吸食鸦片者也日渐增多，成为流毒全国的一大祸害。一八〇〇年（嘉庆五年），清廷再次禁止鸦片输入，停征鸦片税，并规定外国商船来广东，必须由广东行商具结担保不夹带鸦片，才准驶入黄埔。英国商船遂将鸦片由广州内河移到澳门，加以伪装，分船装运。再行贿行商具保，买通当地官员，走私运入黄埔。行商明知运入鸦片，受贿后继续具保。当地商贩代英商销烟，按箱收取佣金。官员和行商因走私鸦片而收取的贿赂，每年多达十万元左右。英人格林堡记载说：“贪污风气已经达到如此程度，以致运送鸦片的走私船常常就是那些负责缉私职务的官船。同样，每年由广州到北京装着呈献皇帝贡品的贡船，也成了运送鸦片到北方各省的一个得力工具。”

（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页100—102）中国官员和行商、商贩因走私鸦片而获得巨额贿赂和佣金，不惜千方百计输入鸦片。英国商人和东印度公司因贩运鸦片而获得高额利润，英印政府每年由此取得大量税收，不遗余力地向中国输入鸦片。嘉庆帝禁烟的诏令不能不成为一纸空文。

嘉庆帝在位二十五年间，每年输入的鸦片始终在四千箱左右，并未因清廷的禁令而有所减少。鸦片不仅在广东、福建等地贩卖，而且逐渐行销于内地各省，直到京城。一八一〇年（嘉庆十五年）三月，嘉庆帝在一个诏书中说：“鸦片烟性最酷烈，食此者能骤长精神，恣其所欲，久之遂戕贼躯命，大为风俗人心之害。”“近闻购食者颇多，奸商牟利贩卖，接踵而来。? .

仍著步军统领、五城御史于各门禁严密查访，一有缉获，即当按律惩治，并将其烟物毁弃。”（《仁宗实录》卷二二七）鸦片大量输入，吸食者日众，官吏、将士以至满洲贵族因吸食鸦片而更加昏怠腐败。清王朝的对外贸易也由出超渐变为入超，白银内流变为外流。鸦片贸易也使正常的商业的发展受到重大的影响。英国政府和商人由经营鸦片而获得巨大利益。清王朝的社会经济却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威胁。

（三）浙闽粤沿海人民的斗争与豫鲁直三省的农民起义嘉庆帝面对乾隆时期所形成的吏冶腐败、军兵虚溃、社会矛盾加剧的局面，曾经企图在诛和珅后，有所兴革，但事实上积重难返的局势并不能有所扭转。一七九九年，翰林院编修洪亮吉上书，大致说出了当时的情势。他说，“今天子求治之心急矣，天下望治之心孔迫矣”，但“机局未转”，言路似通而未通，吏治欲肃而未肃。一是处事太缓，二是集思广益之法未备，三是进贤退不肖尚在游移。他指出，“官场以摸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取进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朝内诸臣，事本不多，还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外督抚，“贤者斤斤自守，不肖者亟亟营私”。“国计民生，非所计也，救目前而已。官方吏治，非所急也，保本任而已。虑久远者，以为过忧；事兴革者，以为生事。”赏罚不明，风俗日下，贪欺害政，比比皆是。（《卷葹阁文甲集》卷一）洪亮吉上书成亲王永瑆，奏呈嘉庆帝。嘉庆帝大怒，交廷臣会审，当以“大不敬”罪处斩，从宽免死，革职遣戍伊犁。

洪亮吉上书得罪，说明嘉庆帝虽然求治心急，却无意集思广益，励精图治。

官府与民众的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了。

延续九年的川、楚、陕白莲教起义后，东南沿海随即爆发了蔡牵领导的武装斗争。此后又爆发了林清、李文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摇撼着清朝的统治。

一、蔡牵等领导的海上斗争

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地区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多依海谋生，或作水手，或捕鱼虾，乘船在海上往来。他们不堪官府的敲索压迫，往往结为帮伙自卫互助。清廷把他们和劫掠海上的盗匪不加区别，统称为“海盗”或“洋盗”。

两广总督百龄向嘉庆帝奏称：“洋盗本系内地民人，不过因糊口缺乏，无计谋生，遂相率下洋，往来掠食。伊等愚蠢无知，但知趁此营生，不知干犯王法。岁月既久，愈聚愈多，甚至不服擒拿，冒死抗拒。”（《仁宗实录》卷二二七）百龄的陈述，大体反映了历来所谓洋盗的实状。清廷的擒拿，迫使他们冒死抗拒，自乾隆时，即已形成自己的帮伙武装。

东南沿海的帮伙有水澳、凤尾等帮。各帮又相互联合。广东沿海以自称海南王的走私商人朱濆为首。浙江、福建海域以弹棉花出身的福建同安县贫民蔡牵为首。各有船数十艘。蔡牵得渔民船户拥戴，势力日渐扩展。一八〇二年（嘉庆七年）五月，曾率部攻下厦门海口大担、小担等岛的清军炮台。

清军原来雇商船剿捕渔船，不能与敌。浙江巡抚阮元捐资，命定海总兵李长庚在福建造大船三十艘，名为“霆船”，配铸大炮四百余尊。李长庚擢任浙江水师提督，统领兵船。

蔡牵雄踞闽海，有船五十余艘。嘉庆八年（一八〇三年）正月，驶入定海登岸，至普陀山进香。李长庚率部来袭。蔡牵败走福建海面，向闽浙总督玉德伪降。玉德纳降，命浙师停止追击。蔡牵乘势扬帆遁去。

蔡牵原居陆上，得岸上商民支持。用重金托闽商购造较清军霆船更为高大的战船，闽商载货出海，送船接济，伪报被动。蔡牵得大船，声势又振。

一八〇四年（嘉庆九年）夏，驶近台湾，夺取台湾粮米数千石，接济朱濆领导的广东海上武装，联合战船八十余只，进入福建海面，清官兵不能抵御。

八月，进入浙江海面，结连战船百艘为一阵，声势浩大。李长庚率兵船直贯其中，分割蔡牵、朱濆战阵，命令镇兵对付朱濆，亲自带兵追击蔡牵，遇风雨退回。蔡牵责备朱濆没有配合作战，朱泼遂脱离蔡牵而去。一八〇五年（嘉庆十年）十月，蔡牵率船百艘攻台湾，得台湾起义军民的支持，二十三日攻克凤山县，沉舟塞鹿耳门，阻止清军登岸。联合台湾起义民众万余人，围攻府城，自称镇海王。建立年号，树起反清旗帜，有众二万余人。嘉庆帝得报蔡牵称王台湾，特命广州将军赛冲阿佩钦差大臣关防，赴闽剿办，节制诸军。

嘉庆十一年（一八〇六年）正月，李长庚率兵三千增援台湾，派小船封锁南北二汕。蔡牵围攻府城不克，又在南汕战败，兵船被焚，退守北汕。二月初七日，大风，鹿耳门沉舟被风浪漂起。蔡牵率兵船夺门而去，退出台湾。

李长庚部仅有三千余人，不得闽师援助，不敢追击。嘉庆帝诏责闽督玉德，降职示惩。随后又将玉德革职，调湖南巡抚阿林保接代。

蔡牵率领的反清兵船得到沿岸居民的广泛支持。嘉庆帝在斥责玉德的诏书中指出：“洋匪帮船所用水米，自必藉各口岸私行接济”。“至火药一项，必非洋匪所能自行配造”。“官贮火药较少，而盗匪转多有积存，若非内地奸民私运接济，即系营汛弁兵牟利营私，暗中售卖。可见沿海一带，非特视诘奸为具文，竟以通盗济匪为常事。”（《仁宗实录》卷一六一）蔡牵自鹿耳门退出后，迅速在沿岸得到补济。五月间，李长庚奏报说：“蔡逆此次在鹿耳门窜出时，篷索破烂，火药缺乏，一回内地，在水澳、大金装篷燂洗。

现在盗船无一非系新篷，火药无不充足。”（同上）蔡牵率领的队伍，不仅有沿岸商民和弁兵不断接济水米火药，而且还有不少官兵暗中传送消息，官船的动静，事先便可得知。闽商代造的大船，高过清军艇船五、六尺。嘉庆帝也已察知“蔡逆贼船较大，驾驶便捷。官兵乘船低小，每致落后。即追及时，仰攻亦不能制胜。”（同上）英国和葡萄牙停驻澳门的兵船，要求出师助剿，被广东官员拒绝。

阿林保到任后，见势难取胜，与李长庚密商，斩一假蔡牵首级报功了事。

李长庚不从。阿林保即上密疏，弹劾李长庚逗留不进。嘉庆帝命浙江巡抚清安泰察访。清安泰奏称李长庚熟悉海岛形势，倾其家资造船，奋勇作战，“实水师诸将之冠”。嘉庆帝怒责阿林保“忌功掣时”，将追剿蔡牵事责成李长庚一人专办。赛冲阿调任福州将军。八月间，李长庚曾追击蔡牵于渔山，身受重伤，清军伤一百四十人。十月，在广东海域，击灭蔡牵侄蔡天来的兵船。

一八〇七年（嘉庆十二年）春，李长庚军在广东海上之大星屿与蔡牵军作战，蔡牵败走。清军奉旨加造大船，并严防沿岸兵民与海上的联系。夏、秋间，蔡牵率领的反清兵船远流海外，无大战事。嘉庆帝命赛冲阿还任广州将军本官。冬十一月，李长庚在福建海上之浮鹰岛败蔡牵军。十二月，与福建水师提督张见升追击蔡牵至黑水外洋。蔡牵统领大兵船三艘被李长庚追及。李长庚以火攻船挂蔡船后艄，企图登船生擒邀功。蔡牵般尾猛发一炮，李长庚中炮身死。张见升仓皇退走，清军大乱。蔡牵亦率部远去。李长庚战死，清廷震动。嘉庆帝说：“览奏，为之心摇手战，震悼之至。”（《仁宗实录》卷一九一）追封李长庚伯爵，在原籍同安县建祠祭祀，命李长庚部将王得禄、邱良功继续领兵追剿。次年，王得禄调任福建提督，邱良功为浙江提督。

清军失主帅，损失惨重。蔡牵军也多次战败受损。由于与岸上兵民的联系被割断，补济困难。一八〇八年（嘉庆十三年），蔡牵军在安南海面休整后，返回广东海域，得到朱濆部的接济。蔡、朱再度联合，进入浙江沿海，与海上张阿治部的反清船队联络。复任浙江巡抚的阮元（前以丁忧离任，由清安泰代）用计离间朱、蔡。朱濆再度离去，率部去福建，至东涌外洋。金门总兵许松年奉命追击，至长山尾。朱濆率兵船四十余艘，与清军激战，中炮死。张阿治率众五百人，献炮八十余尊降清。

蔡牵率部自浙江驶入福建沿海。一八〇九年（嘉庆十四年），各帮反清兵船均活动于福建海域。七月，嘉庆帝调阿林保为两江总督，擢任陕西巡抚方维甸为闽浙总督。八月，蔡牵率部再入浙海。福建提督王得禄与浙江提督邱良功联合，在定海县属渔山岛乘顺风攻蔡牵。蔡牵率兵船驶向东南，至绿水洋。次日，浙、闽清军围攻蔡牵。浙船在蔡船之东，并船激战。邱良功中枪矛负伤。闽船继续在浙船之东阻截。蔡牵兵船三十余艘，被清浙、闽诸船从中隔断，不能相救。炮弹用尽，以刀矛拼斗。王得禄受伤，冲击蔡牵兵船，兼用火攻。蔡牵兵败被围，沉船自杀。朱濆弟朱渥率众三千余人向福建清军投降，交出船四十二艘、炮八百余门。次年，蔡牵余部一千三百余人也在福建海上降清。浙、闽、粤三省的海上反清斗争，遭到失败。

海上船民的武装反清斗争，自蔡牵发动，先后延续九年，波及三省。在白莲教起义失败后，又一次震撼了清朝。

二、林清、李文成领导的天理会起义川、陕、楚白莲教起义和浙、闽、粤海上斗争失败后，紧接着，又在直隶、河南、山东地区爆发了天理会起义。起义者直接攻打了首都的皇宫。

天理会又名白阳教龙华会，是白莲教遭到禁止后形成的一个支派。天理会的秘密组织以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卦为号，因而又称八卦教。坎卦教首林清原籍浙江绍兴，出生于京畿大兴县黄村宋家庄。青年时期，在北京药店学徒，以后当过商店伙计、衙门书吏。后在苏州做粮道的长随。

失业后，为粮船拉纤，返回通州，在北京开店卖鸟为生。一八〇六年（嘉庆十一年）加入天理会，被推举掌管直隶坎卦组织，自称是弥勒佛转世。河南震卦教首李文成，滑县谢家庄人，木匠出身，人称“李四木匠”。其师梁健忠，与李文成争做卦首。一八一一年（嘉庆十六年），自春至冬，林清三次去滑县扶立李文成，宣称李文成是原震卦王教主转世。梁健忠交出经卷底簿及钱粮号簿，不再争位。此后，河南震卦教徒日增。山东定陶人张廷举为首的乾卦、山西岳阳人邱玉为首的坤卦、山东武城人程百岳、张景文分领的巽卦、离卦、河南虞城人郭泗湖统领的艮卦、山西岳阳人侯国龙统领的兑卦等组织，都隶属于震卦，李文成成为八卦教的教首。署名兰簃外史（盛大士）所撰《靖逆记》说：“震为七卦之首，取帝出震宫之意，习教者共听约束。

文成兼长九宫，统管八卦，众至数万。”李文成统管教众，扶立他的林清在教内拥有崇高的地位。李文成向他跪拜，尊称为“当家的”。

一八一二年（嘉庆十七年）春，林清至滑县与各卦首领集会，密谋起义。

十一月及次年正月，李文成与接管离卦的河南滑县人冯克善先后到黄村宋家庄，会见林清，商议起义的组织和计划。林、李二人共掌教事，林清称天皇，李文成称人皇，冯克善称地皇。林清曾于一八〇八年（嘉庆十三年）在保定结识滑县革职库书牛亮臣，并经牛的联系，得与李文成、冯克善相识。林、李商定，以牛亮臣为起义军的丞相。以次各卦首领，各有分职。起义沿用民间熟知的反清复明口号，新创的王朝称为“大明天顺”。起义者以小白旗为标志，定于西之年戍之月寅之日午之时即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日午时举事，林清攻直隶保定，李文成攻河南彰德，冯克善攻山东德州。

一八一三年（嘉庆十八年）七月，林清去滑县与李文成会商，修订起义计划。九月十五日，趁嘉庆帝去热河驻夏，由林清指挥京城教徒攻打皇宫，李文成选派精兵一千名化装进京协助。同日，李文成在滑县率众起义响应。

八月，林清回到黄村宋家庄，组成陈爽、刘呈祥、陈文奎、刘永泰等率领的一百四十人攻打皇宫的小队。随后进京与皇宫中的天理会教徒太监刘得财等六人会商，联络正蓝旗豫亲王府的包衣陈爽、祝现，正黄旗汉军独石口都司曹纶及其子曹福昌，宗室子弟海康、庆遥等八旗会众，参加起义，分头接应。

李文成、牛亮臣也在滑县大坯山东坡，打造军器，树起“大明天顺李真主”大旗。被老岸司巡检刘斌侦知，报告滑县知县强克捷，李文成被捕受刑，足胫被夹断。九月七日，牛亮臣、于克敬、刘成章等率领三千人，攻占滑县县城，杀死强克捷（一说潜逃，后在封丘自杀）、刘斌等官吏，救出李文成，提前宣布武装起义。直隶长垣、东明，山东曹县、定陶等地天理会教徒和农民群众纷起响应，十日攻下定陶，十一日攻下曹县。河南、直隶、山东三省交界地带，起义军东西相联，声势浩大。直隶总督温承惠、河南巡抚高杞、山东巡抚同兴等派兵加强设防，不敢出战。起义军因而也无法按计划北上，支援京城。

九月十四日，林清仍按原计划攻打皇宫，命小队潜入京城，分散于饭铺、酒楼等处。十五日，或头裹白布，身藏小刀；或扮作卖柿子的小贩，在柿筐中藏刀，分东西两路进入内城。东队由陈爽、刘呈祥带队，太监刘得财、刘金领入东华门；西路由陈文奎、刘永泰带队，太监张泰、高广福领入西华门。

太监王福禄、阎进喜等专为内应。东队接近东华门，被护军察觉，闭门拒守，起义军小队进入宫门者只有五、六人。西队七十多人进入西华门后，击毙护军，冲入尚衣监水颖馆，攻打隆宗门，被清护卫军击败，向南撤退，在宫城树起“大明天顺”、“顺天保明”的白旗。皇次子绵宁、总管太监常永贵指挥侍卫、太监进行镇压，仪亲王永璇、成亲王永璇、庄亲王绵课等率领健锐营、火器营官兵千余人从神武门进宫。起义军小队激战一昼夜，至十六日午，战死三十余人，被俘四十余人，攻打皇宫的战斗遭到失败。

林清坐镇黄村宋家庄，等候滑县援军。十五日夜，在东华门被阻不能进宫的小队十余人返回黄村报告。十六日，不得消息。十七日晨，县衙差官伪装起义军，来迎林清入京。林清中计被捕。十九日，嘉庆帝自热河返回北京，处死林清及响应起义的太监。命陕甘总督那彦成为钦差大臣，与提督杨遇春、副都统富僧德、总兵杨芳等领兵去河南，镇压起义。又派兵分赴直隶开州及山东曹县，镇压当地的起义军。

李文成占领滑县后，树立“大明天顺李真主”大旗，以牛亮臣为军师，宋元成为大元帅，以县北道口镇为军事据点，北攻浚县。九月二十二日和二十六日，起义军两度大举攻城，清兵增援三千人，起义军两次战败，损失惨重。李文成得知清廷派大兵来攻，命浚县退兵，集结于道口以待。又命曹县起义军三千人由徐安国率领向道口结集。九月二十七日，清军进攻定陶，起义军在髣山战败，退入曹县扈家集。十月初四日，清军来攻，定陶、曹县起义军战败，全部覆灭。十月初，清杨遇春军与直隶总督温承惠军合攻道口，遭到起义军袭击，大败而退。那彦成至河南卫辉府，部署重兵，围困道口。

起义军面临大敌，处境艰难了。

面对严峻的形势，李文成与牛亮臣、宋元成等集议，命曹县来此的徐安国率二千人突围渡河去太行山，与山西起义会众联系，作转移的准备。徐安国遭到清军堵截，不能渡河。十月二十七日，清军万余名分七路围攻道口。

道口起义军也有万余人之众，两军激战，互有胜负。清军以大炮轰击，攻入镇上，纵火烧镇，起义军大败。徐安国率众数百人，败归滑县。道口重镇，陷于清军。

十月末，李文成与牛亮臣、宋元成、徐安国等计议，牛、宋、徐等留滑县坚守，由驻守滑县东北桃源镇的兑卦首领刘国明护送李文成向太行山转移，扩充兵力，再反攻清军，救援滑县。由于清重兵在滑县以西，李文成东走直隶南部的开州、东明、长垣，再向西南绕道赴辉县，去太行。当时直隶南部的形势是，开州、东明、长垣一带都有天理会起义军活动，十月初以来，清军曾先后三次进攻。起义军坚持抵抗，并曾于十月二十三日在开州获得胜利。李文成、刘国明率领军士一千名，顺利经过直隶南部，西行至辉县。沿途扩充队伍，至四千余人，驻于辉县西北山中，在司寨扎营。

十一月中，那彦成得报，命杨芳领兵追击李文成。司寨依山背河，易守难攻。清军计诱义军出寨，设伏兵围攻，义军损失二千余人。十一月二十日，清军大举攻寨。自晨至午，司寨被攻破，起义军退据民房抵抗，枪炮齐发，清军死伤甚众。杨芳又用火攻，在寨内纵火。刘国明跃出碉楼，击杀清兵数人，战死。杨芳向李文成喊话诱降。楼内大呼“李文成在此，欲杀即杀，断不肯降！”（《靖逆记》卷三）李文成与战友数十人，自焚而死。

这时，直隶南部开州以南的各地起义军也相继遭到清军的镇压而失败。

起义军的主力据守滑县，仍有众二万余人，由牛亮臣、宋元成等统领。在杨芳部攻陷司寨的同时，那彦成于十一月十九日调集重兵，发起对滑县的围攻。

清军约两万人分路攻打滑县四城的城门，都不能攻下。清军挖掘地道，也被起义军发现捣毁。起义军坚守滑县的战斗，持续二十日。清军久攻不下，架云梯登城，被起义军击退。十二月十日，清军暗中在城墙角下埋置炸药，炸开西南城墙，乘势攻入县城，展开巷战。义军奋勇抗击，伤亡惨重。次日，清军又施火攻的故技，纵火焚烧城内房舍。起义军被困。李文成妻张氏挥刀杀敌，在家中自缢殉难。突围军士约四、五千人，遭清军阻截，战死。二千余人被俘。宋元成战死。牛亮臣、徐安国等被俘不屈，被押送京城处死。起义军将领及军士数千人遭到清军的残酷屠杀，壮烈地结束了战斗。

林清、李文成领导的天理会起义，前后持续了三个月。起义发动时，即揭出推翻清朝重建新朝的目标，建立“大明天顺”旗号。起义者联合满汉人民，深入皇宫，更为前此起义所罕见，极大地震动了清朝。以滑县为中心的三省边界的起义军，邻近京畿，给予清王朝以严重的威胁。嘉庆帝调动数万重兵镇压了起义，随即命刑部酌议传习白阳等教分别治罪条例，搜查各地教徒。白阳、白莲、八卦等教，传徒为首者处以绞刑。奉教的“愚民”，“许以自赎”，由地方官“详为化导”（《仁宗实录》卷二八一）。

此仆彼起的各地农民起义，不断冲击着腐朽的清王朝。清朝的统治日益动摇了。

（四）嘉庆帝病死

当林清起义军在一八一三年（嘉庆十八年）九月攻入皇宫养心殿附近时，嘉庆帝第二子、三十一岁的旻宁曾击毙起义兵士二人。嘉庆帝得报大喜，称赞他“忠孝兼备”，加封为智亲王。嘉庆帝晚年，面对重重矛盾，难于有所作为。一八二〇年（嘉庆二十五年）七月，去木兰狩猎，旻宁随行，驻于热河避暑山庄。一日，嘉庆帝登山骑射，突然发病。次日，立旻宁为皇太子，随即病死，年六十一岁。旻宁（宣宗）奉梓宫回京，即皇帝位。改明年年号为道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