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巩固国家统一的各种措施

从东汉末年开始，封建割据势力一直占巨大优势，但统一势力也在继续增长，朝着统一全国的方向前进。魏、汉、吴三国分立，结束了东汉末年的大乱，到西晋实现了统一。西晋极端腐朽的政治，很快引起十六国大乱，魏太武帝扫清十六国残余，周武帝扩大北朝的地域，到隋又实现了统一。自东汉末至隋初四百年间，不管封建割据如何得势，最后还是归宿于统一。这个事实，说明秦、汉以来，汉族已经基本上形成为一个相当稳定的共同体，政治上割据只能是一时的现象，统一却是根本的趋向。还有一点也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十六国割据，主要发动者是所谓五胡的少数族人，后来唐朝的藩镇割据和五代十国大分裂，少数族人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少数族的发动侵扰也应是破坏统一的原因之一。

隋文帝主要的功绩，在于统一全国后，实行各种巩固统一的措施，使连续三百年的战事得以停止，全国安宁，南北民众获得休息，社会呈现空前的繁荣。秦始皇创秦制，为汉以后各朝所沿袭，隋文帝创隋制，为唐以后各朝所遵循，秦、隋两朝都有巨大的贡献，不能因为历年短促，忽视它们在历史上的作用。

隋文帝在力求巩固国家统一的方针下，行政、定制度，对待敌国等方面，都取得了成就，西晋以来将近三百年的动乱，到隋文帝时，确实稳定下来了。他是较好的政治家，因为他多少能够留意到劳动民众的愿望。

行政方面

一建立汉族政权

自十六国时起，黄河流域汉族民众长期遭受非汉族统治者的歧视和虐待，是要求恢复汉族政权的。就是汉士族，也并不满足于自己的政治地位。曾经取得统治权的各族，失势后陆续融合到汉族里，与汉族成为一体，政治要求也就一致了。宇文氏成立政权，主要依靠汉族，本身并无宇文部落作根基。周武帝灭北齐后，汉族势力更有极大的增加，宇文氏政权象一叶扁舟飘浮在大海上，一遇风浪就会覆没，隋文帝杨坚在风浪中轻而易举地夺取了宇文氏的政权。

五七八年，周武帝死，子周宣帝继位。周宣帝昏狂暴虐，屠杀宗室和大臣。颁布《刑经圣制》，用法苛刻。外自朝士，内至宫女，人人恐怖，不保朝夕。他掀起了这个风浪，五八〇年，病死，子周静帝年才八岁，当然无力平息这个风浪。

隋文帝的父亲杨忠，是北周勋臣；他的女儿是周宣帝正后。他系出华阴杨氏，是士族中高门，宗兵（杨氏私兵）多至三千人。这些条件使得一群关西士人在周宣帝临死时，便合谋引他入宫辅政，总揽大权。他的主要谋士李德林和高颎（音窘jiǒng）都是山东士人，他通过二人取得山东士族的支持。五八一年，隋文帝灭周，建立隋朝。

隋文帝在辅政时，革除周宣帝所行暴政，删削《刑经圣制》，改作《刑书要制》，用法较为宽大。又令汉人各复本姓，废弃宇文泰所给鲜卑姓。这都是符合汉族人愿望的。周臣尉迟迥、王谦、司马消难起兵反抗，都很快被消灭，因为隋文帝已获得民众的归心。他即帝位后，首先取消北周官制，恢复汉、魏官制。宇文泰定官制，模仿《周礼》，表示上继西周，实际是想行用一种与汉、魏官制完全隔绝的制度，同时令百官穿着鲜卑服装，称呼鲜卑姓字（如隋文帝姓普六如，字那罗延），希望汉族在复古形式下，逐渐鲜卑化。隋文帝恢复汉、魏官制，就是表示真正恢复了汉族政权。

二厉行节俭政治

隋文帝感到自己得国太容易，怕人心不服，常存警戒心，力求所以保国的方法。他得出两条保国法。主要的一条是节俭。他教训太子杨勇说：从古帝王没有好奢侈而能久长的。你当太子，应该首先崇尚节俭。其次的一条是诛杀。他假托年幼时，相面人赵昭曾秘密告诉他说：你将来该做皇帝，必须大诛杀才得稳定。他实行节俭，因而对民众的剥削大为减轻。他实行诛杀，因而豪强官吏不敢过分作恶，也就有助于节俭政治的行施。隋文帝在位二十四年，这两条贯注着他的全部行政，《隋书》说他“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陵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宴如也”。史家这种褒辞，难免有溢美之处，但也不会离事实太远。隋文帝政治上的成就，对将近三百年乱局的结束是有重要意义的。

从辅政时开始，隋文帝便提倡节俭生活，积久成为风习。当时一般士人，便服多用布帛，饰带只用铜铁骨角，不用金玉。皇后独孤氏是鲜卑大贵族。隋文帝要通过独孤氏，收揽宇文氏以外的鲜卑贵族，因此畏惧独孤后，让她参与政权，宫中称为“二圣”。独孤后性妒忌，不许妃妾美饰。隋文帝曾配止痢药，要用胡粉一两，宫中找不到胡粉。又曾找织成的衣领，宫中也没有。独孤后的妒忌，倒也助成了隋文帝的节俭生活。

皇帝躬行节俭，是改善政治的一个根本条件，隋文帝具备这个条件，在行政上得以有力地推行下列三事。

奖励良吏——五八一年，隋文帝下诏褒扬岐州刺史梁彦光。后来又褒扬相州刺史樊叔略，新丰令房恭懿。五九一年，临颍令刘旷考绩为天下第一，擢升莒州刺史。五九六年，汴州刺史令狐熙考绩第一，赐帛三百匹，布告天下。旧制，京内外长官都有公廨钱，放债取利息。五九四年，下诏公卿以下各官按品级分给职田，停止放债扰民。州县官直接治民，隋文帝采取奖励良吏，给田养廉等措施，虽然官吏未必就此向善称职，但朝廷既明示改善吏治的方向，对民众还是有益的。

严惩不法官吏——隋文帝对待臣下极严，经常派人侦察京内外百官，发现罪状便加以重罚。他痛恨官吏的贪污行为，甚至秘密使人给官吏送贿赂，一受贿赂，立即处死刑。他的儿子秦王杨俊，因生活奢侈，多造宫室，被他发觉，勒令归第（禁闭）。大臣杨素劝谏，说罚得过重。他说，皇子和百姓只有一个法律，照你说来，为什么不别造皇子律？任何人犯罪，都得按法律惩罚。六〇〇年，他发觉太子杨勇奢侈好色，废黜杨勇，立杨广（隋炀帝）为太子。他依靠一些左右亲信，当作发觉臣下罪过的耳目，这就使得他不能不信谗言、受蒙蔽。杨广奢侈好色，至少同杨勇一样，只因善于伪装，独孤后、杨素都替杨广说好话，终于夺得了太子的地位。杨素广营资产，京城和京外大都会，到处有他的邸店、磨坊、田宅，家里有成千的上等妓妾，又有成千的奴仆，住宅华侈，式样模拟皇宫，隋文帝还以为杨素诚孝，信任有加。隋文帝凭个人权术，察察为明，功臣旧人，多因罪小罚重，杀逐略尽，剩下一个最凶狡的杨素，恰恰就是助杨广杀害他的奸人。吏部尚书韦世康请求退休，对子弟说，禄不可太多，怕多就得早退，年不待衰老，有病就得辞官。这说明当时朝官，有些不愿冒险作官，有些不敢进忠言招祸，能作大官并取得信任的人自然只能是杨素一类的奸人。隋文帝考核官吏，严惩贪污是必要的，但考核流为猜忌，严惩流为苛刻，那就无益而反有害了。不过，由于他执法严明，一般的官吏有所畏惧，贪污行为确是减少些，对民众还是有益的。

改良统治术——隋文帝对待民众比较宽平。五八一年，制定隋律，废除前朝酷刑。民众有枉屈，本县官不理，允许向州郡上告，最后可上告到朝廷。穷苦人虽未必能到朝廷上告，但在对待官吏极严的当时，也多少起些保护民众的作用。五八三年，又删削刑条，务求简要。五九二年，下诏：诸州死罪囚，不得在当地处决，须送大理寺（最高司法机关）复按，按毕，送尚书省奏请皇帝裁定。五九六年，下诏：死罪囚要经过三次奏请才行刑。隋文帝往往小罪重罚，在朝廷上杀官员，对民众犯死罪，用心却是平恕。六〇〇年，正是他晚年对待官吏更严、诛杀尤甚的时候，齐州一个小官王伽，送囚人李参等七十余人去京城，行至荥阳，王伽对李参等人说，你们犯国法，受罪是该当的，你们看看护送你们的民夫，多么辛苦，你们于心安么！李参等谢罪。王伽遣散民夫，释放李参等，约定某日都来到京城，说，你们如果失约，我只好代替你们受死。到期都来到，不缺一人。隋文帝听了很惊异，召见王伽，大为叹赏。又召李参等携带妻子入宫，赐宴后宣布免罪，并且下了一道只要官有慈爱之心，民并非难教的诏书，要求官吏学王伽，以至诚待民。《隋书》说他留意民间疾苦。五九四年，关中饥荒，他派人去看百姓所用食品，是豆粉拌糠。他拿食品给群臣看，流涕责备自己无德，命撤消常膳，不吃酒肉。他率领饥民到洛阳就食，令卫士不得驱迫民人，遇见扶老携幼的人群，自己引马避路，好言抚慰。道路难走处，令左右扶助挑担的人。他这些表示，在帝王中确是罕见，因为他深知要巩固政权，首先必须取得民众对自己的好感。

制度方面

战国时，秦孝公、商鞅创立秦制，高度的君主集权精神有异于山东六国。秦始皇统一天下，稍作修补，成为通行全中国的制度。两汉以至南北朝（北周中央官制模仿《周礼》，是例外），基本上沿袭秦制，自然也陆续有不少改革。隋文帝统一天下，综合前代各种制度，有沿有革，厘定成隋制。自唐至清，基本上沿袭隋制，自然也陆续有不少改革。隋文帝所定制度，同秦制一样，都有划时代的意义。

官制——五八一年，隋文帝即帝位，即废北周官制，恢复汉、魏旧制。中央官制有三师、三公及尚书、门下、内史（中书）、秘书、内侍（宦官）五省。管理政务的机构是尚书省。尚书省置令一人，左右仆射各一人，下设吏部、礼部、兵部、都官、度支、工部六曹，每曹设尚书一人。六曹尚书分统三十六侍郎。五八三年，改度支为民部，都官为刑部。左仆射判吏、礼、兵三部事，右仆射判民、刑、工三部事。五省以外，有御史、都水（掌水利，五八三年废）二台，太常（掌礼乐等事）、大理（掌刑法）、国子（掌教育）、将作（掌营造）等十一寺，左右卫（掌禁卫兵）十二府。又置上柱国至都督十一等勋官，特进至朝散大夫七等散官，作为荣誉名号，授给有功劳的文武官。六部尚书分掌全国政务，自隋时定型，一直沿袭到清季。汉、魏以下，州郡县长官得就地自辟僚佐，后魏、北齐已多由吏部选授，隋确立制度，全国任何小官，任用权都操在吏部。就地征辟僚佐，自然多是本地豪强。隋制，县佐须用别郡人，地方长官不得自用僚佐，县佐回避本郡，使本地人不得把持本地政务。这些，都有利于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加强。地方官制隋以前极为紊乱，南朝有侨州郡县，南、北两朝都滥立州郡县名目，民少官多，耗费甚巨。五八三年，隋文帝废郡一级地方官，只存州县两级。隋炀帝改州为郡，全国有一百九十郡，一千二百五十五县。隋简化地方官制，消除了东晋、南北朝以来的紊乱现象。

礼乐——皇帝祭天地众神、祭祖先以及朝廷吉凶等大事，一切礼乐，历朝相传，都有详备的规定。自孔子以来，儒家以议礼乐为专掌，积累起繁缛的学说，朝廷采用它，与实际政治并无关系，背弃了它，却不成其为中国皇帝。非汉族人做中国皇帝，对汉族传统礼乐，只能加入一些本族的旧惯例，不敢有较大的改变，如果改变较大，就会更显著地被看作“异类”而遭受反对。所以，礼乐有精神上的作用，任何封建朝代都得加以重视，隋文帝从来不喜欢儒学，但对礼乐的重视并不能例外。

东晋和南朝，虽然偏安在长江流域，北方占据者却不得不承认南方是华夏正统。魏孝文帝力求华化，恰好南齐高级士族王肃逃奔到北魏，魏孝文帝极为敬重，请王肃为魏兴礼乐，定制度，尽量模仿南朝。后来梁武帝制礼作乐，声望甚高，大得北方士族的仰慕，连高欢也害怕萧衍老翁。北方士族聚集在山东，北齐时，以邺为中心，文化比魏都洛阳时更高。北齐后主高纬，令薛道衡与诸儒修定五礼，按当时儒学水平来说，大概齐礼仅次于梁礼。至于苏绰、卢辩为宇文泰所造的周礼，在南朝和山东儒生心目中，只是一些陋儒的杜撰，距离正统礼乐甚远。隋文帝以恢复华夏正统为号召，当然要废弃周礼，依照梁礼及齐礼来修定隋礼。

五八一年，隋文帝下诏：祭天祭祖时冕服必须依照《礼经》。所谓依照《礼经》，就是采用北齐冕服。五八五年，命礼部尚书牛弘修五礼（吉、凶、军、宾、嘉），成书一百卷，下诏行新礼。牛弘等人不懂音乐，议定雅乐，积年不成。五八九年，灭陈，得南朝旧乐器及乐工。隋文帝听南朝乐，赞叹说，“此华夏正声也”。牛弘奏称中国旧音多在江南，梁、陈乐合于古乐，请修补以备雅乐。魏、周乐杂有塞外声音，请停止演奏。五九三年，雅乐成。六〇二年，命杨素、苏威、牛弘等修定五礼，参加修定的有许善心、虞世基、明克让、裴政、袁朗等人，原来都是南方士族，显然，隋礼大量采用了梁礼。隋文帝并不懂得礼乐，这样做，目的在于从南朝接收华夏正统的地位。

刑律——五八一年，隋文帝命高颎、杨素、裴政等十余人修定刑律。裴政为主要修定人，上采魏、晋旧律，下及齐、梁，沿革轻重，务取平允。废除前世枭（音消xiāo 斩后悬首于木上）、轘（车裂）、鞭等惨刑。除了犯谋叛以上罪，一概不用灭族刑。死刑分绞、斩二等；流刑分一千里、一千五百里、二千里三等，服刑最多不超过五年；徒刑分一年至三年五等；杖刑分六十至一百凡五等；笞刑分十至五十凡五等。废前世审囚酷法，规定敲打数不得超过二百。枷和杖，大小都有定式。民有枉屈，得依次上告到朝廷。五八三年，因刑部奏，每年断狱数还多至一万件，隋文帝认为犯罪人多，由于律太严密，命苏威、牛弘等再定新律，删去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徒、杖等罪一千多条，剩留五百条，制定：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凡十二卷。自此刑律简要，基本上为唐、宋至清各朝所沿用。大理寺设律博士八人，讨论疑狱，全国死罪囚，都得经大理寺复按。五八六年，废除孥戮相坐之法。孥戮见于《汤誓》，连坐创自商鞅，这种野蛮的刑法，至隋始废除，实是法律上的一个大进步。五九六年，规定死罪囚要经过三次奏请，才决定行刑。秦律残刻，汉沿秦律，直到南北朝一脉相承。隋定新律，标“以轻代重，化死为生”的律意，比秦、汉系刑律确有很大的改进。不过，在封建朝代里，法律的条文与法律的使用，有很大出入。隋文帝自己就在朝廷上律外杀官员，并且允许长官对属官，以律轻情（罪情）重为理由，杖责属官。皇帝和长官可以不守法律，官吏对民众能否守法，也就难说了。隋文帝定新律是有进步意义的，但律外施刑，却大大损害了新律的进步作用。

兵制——自魏末至齐，朝廷宿卫兵（鲜卑人）分为六坊。六坊也称六府。坊兵以战争为专业，完全脱离生产。五五〇年，齐文宣帝挑选坊兵中最勇健的人，称为“百保鲜卑”，充皇帝的卫士。又挑选勇健汉人，称为“勇士”，充边塞要害地的守兵。宇文泰在关中，人力财力都不及北齐，因此创行府兵制，来对抗北齐的精兵。府兵是挑选有勇力的农民充兵。平时，仍从事生产，并免本身租庸调，只在农闲时候受战阵训练。战时，邻居六家供给军需。府兵制既能寓兵于农，又有各级军官督率，自立军籍，不编入民籍，可以随时调发，比完全依靠军饷为生的坊兵制至少有省费的优点。五七三年，周武帝准备灭齐，招募百姓当兵，免除民籍，《隋书?食货志》说，“是后夏（汉）人半为兵矣”。隋恢复兵农合一的府兵制度，归十二卫大将军统率。周武帝灭齐，坊兵制并无改变。五八九年，隋灭陈。次年，隋文帝下诏说，六坊军人，都由州县官管理，垦种田地与民人同样待遇。原有统领坊兵的军府，照旧不废，仅废山东、河南（与陈接境地）及北方边境的新置军府。隋文帝取消坊兵制，也就是扩大府兵制，统领坊兵的军府改为统领府兵，也是较为顺便的办法。全国通用府兵制，对久苦军费重担的民众有很大的利益。灭陈国后，下诏“戎旅军器，皆宜停罢，..武力之子，俱可学文，人间甲仗，悉皆除毁”。五九五年，下诏收藏天下兵器，禁止私造。关中和边地不在此例。隋文帝惟恐民间有兵器，自然也不要民众有作战技能，大概府兵的训练，在一般地区不再认真实行了。

科举——隋朝用人主要是北周旧贵族。南朝的江南士族和北齐的山东士族只能保持传统的社会声望，却失去了政治上的特殊权利。朝廷采取考试法，这就逐渐形成为科举制度，使士族有入仕的途径。五八七年，隋文帝定制，每州每岁贡士三人。州县保荐贡士的标准是文章华美。文章尤美的士人，州可保荐应秀才科，受特别考试。山东士族受南朝影响，学华美文章为专业，早成风气，朝廷无法抑止。五九九年，隋文帝令京官五品以上，地方官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有德）、清平干济（有才）二科举人。取士按德才，是想改变文章取士的惯例，可是事实上还是行不通。李谔上书请正文体说，魏晋士人“竞骋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可见齐梁以来，南朝士族求官，不仅凭门阀，还要凭文章。南北统一后，南方士人一向有这种惯例，自然要用文章作仕进的工具。六〇七年，隋炀帝定十科举人，其中有“文才秀美”一科，当即进士科。隋炀帝本人是个文学家，创立进士科，以考试诗赋为主，是不足为奇的。这是科举（主要是进士科）制度的开始，南北士人凭文才来竞争高低，魏、晋以下凭门阀高低作官的制度，从此逐渐为科举制度所代替。进士科的作用，不仅在提倡华美文学，更重要的意义还在消除南北士族的界限。

度量衡——官吏总想多取民财，因之度量衡总是由小变大。东晋至南北朝，增大尤为急剧，但各国情形也并不全同。以古度量衡（指王莽所定度量衡）为标准，南朝尺增大不到一寸，北朝增大到二寸至三寸。南朝，齐一斗等于古一斗五升，一斤等于古一斤八两。梁、陈两朝恢复古斗秤。北朝，魏、齐一斗等于古二斗，一斤等于古二斤；北周一斗比古斗仅大百分之六，一斤比古秤仅多二两。隋文帝制定度量衡，一尺等于古尺一尺二寸八分（约合今九市寸），等于南朝尺一尺二寸，一斗等于古斗三斗（约合今六升），一斤等于古秤三斤（约合今一市斤三两）。顾炎武《日知录》说，“三代以来权量之制，自隋文帝一变”。这个大变革，当时并没有引起民间显著的反对，因为赋役减轻以及南北统一后的经济繁荣，衡量骤增也就不甚感到负担的过重。唐以后历朝沿用隋制，变动不大。

上列隋文帝所定制度，显然是总结了秦、汉至南北朝一段的制度，从而提高到新的阶段。唐以后历朝的制度，都溯源于隋制。一般说来，隋中央集权制度比秦、汉又有加强，这对经济上同样繁荣的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在一个朝廷统治下统一起来，是有重大意义的。

对待敌国方面

隋文帝在行政、定制度方面，都以安定社会、巩固政权为目标，而且也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是，如果不善于对待敌国，那就无法取得这些成效。隋文帝对待敌国特别是对待北方边境外的突厥，政治策划多于军事行动，大有助于国内安宁的保持。

废梁国——梁武帝的嫡长孙萧詧投靠北周，在江陵立梁国，自称皇帝，对周称臣。五八七年，隋文帝命梁帝萧琮入朝，萧琮率臣下二百余人来长安。梁国大臣萧岩驱文武官及民众十万人投降陈朝，隋文帝废梁国。这个弱小的梁国，因为国君门第高贵，一向被北朝重视。五八二年，隋文帝纳梁帝萧岿女为杨广妻。隋炀帝时，萧家很多人做朝官。

灭南朝陈国——陈后主（陈叔宝）是极度荒淫昏暴的国君：亲信小人，任用阉宦，赋税繁重，刑罚苛暴。腐朽的陈和新兴的隋南北隔江对立，陈国灭亡是无可避免的定局。

五八一年，隋文帝即位，就有意灭陈，命贺若弼为吴州总管，镇广陵（江苏扬州市），韩擒虎为庐州总管，镇庐江（安徽合肥市）。贺若弼、韩擒虎是隋名将，镇守两个重镇，作军事准备，陈后主全不在意，淫暴愈甚。

要灭一个国，即使是极其腐朽的国，也不可以轻率从事。隋文帝灭陈，是作了充分准备才行动的，单是散发到江南宣布陈后主罪恶的诏书，就多至三十万纸。五八八年，正式出动大军，命晋王杨广、秦王杨俊及大臣杨素为行军元帅。杨广军从六合（江苏六合县）出发，杨俊军从襄阳出发，杨素军从永安（四川奉节县）出发，刘仁恩军从江陵出发，王世积军从蕲春（湖北蕲春县）出发，韩擒虎军从庐江出发，贺若弼军从广陵出发，燕荣军从海上进攻南沙（江苏常熟县西北），各路军共有总管九十员，兵五十一万八千人，统受杨广节度。五八九年，贺若弼、韩擒虎率兵渡江，分南北两路进攻陈都城建康，陈兵溃败，陈后主投降，将近三百年的南方政权，到这时候一战便归消灭。隋文帝用兵着重在准备，时机到来，大举出击，是取全胜的一个原因。

东晋朝至陈朝，一向刑法废弛，高门压抑寒门，士族侵陵民众，是典型的士族政权。隋灭陈后，隋地方官按照隋制度大加变革。五九〇年，陈旧境自长江南岸到泉州（治福建晋江县）再南到岭南，士族和土豪到处起兵叛变。首领有的自称皇帝，有的自称大都督，聚众多至数万，少也有几千，攻陷州县，杀害地方官，甚至抽肠割肉，发泄破落地主的野蛮性。隋文帝遣大将杨素率兵讨伐，先攻下京口，继续进兵扫荡，一路入山区，一路沿海岸，击破各地叛军，最后克复泉州，江南兵乱迅速消灭。岭南少数族豪酋纷纷起事，围攻广州，裴矩率兵三千，会同高凉郡（治安宁，广东阳江县西）洗夫人，安抚岭南诸豪酋。隋用兵不过数月，陈旧境全部平定，显然由于隋制度得到多数民众的同情。这次用兵，打击了南方士族豪强积累已久的恶势力，使南北统一进一步趋于稳定。

削弱突厥——突厥木杆可汗灭柔然后，成为北方唯一的强大国家。北齐、北周对立，各送重赂求突厥援助，突厥愈益骄横。佗钵可汗死，沙钵略可汗立。贵族争继承权发生纠纷，沙钵略只好使庵逻为第二可汗，大逻便为阿波可汗，玷厥（玷音店diàn）为达头可汗，与贪汗可汗并称四可汗。沙钵略弟处罗侯，与沙钵略不睦，因势力较弱，不得可汗名号。这些人各有部众和居地，听沙钵略的号令。沙钵略兵力最强，是突厥大可汗。

隋文帝即位，不再给突厥礼物，突厥怨恨，起兵入寇。长孙晟在突厥时，曾与处罗侯秘密结盟，熟悉突厥情形，上书献谋略，说：现在对突厥用兵，还不是时候，可是不用兵，突厥将大肆侵扰，应该用远交近攻、离间强部、扶助弱部的方法，派遣使人到西面联络达头和阿波，使沙钵略分兵防西，又到东面联络处罗侯和奚、契丹等部，使沙钵略分兵防东，突厥各可汗间互相疑忌，十数年后，乘机出击，可以成大功。隋文帝完全采纳长孙晟的献策，遣元晖出伊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县）道，去见达头。达头派使官来朝，班位比沙钵略使官高。达头是强部，这样，更增加了反对沙钵略的意图。长孙晟走黄龙（即柳城，辽宁朝阳县）道，赏赐奚、契丹等部，使作向导，去见处罗侯。他们本有旧盟，这样，处罗侯更增加了内附的意图。五八二年，沙钵略尽起本部兵十余万及所属四可汗兵共四十万人大举侵入长城。五八三年，突厥兵深入武威、天水、延安等地，掳掠人畜，百无一留。沙钵略还想南侵，达头不从，引兵自去。沙钵略也只好退兵。隋文帝命杨爽为行军元帅，率兵分八路出击突厥。杨爽出朔州（山西朔县）道，大破沙钵略军，沙钵略逃走。窦荣定出凉州（治姑臧，甘肃武威县），击败阿波军。长孙晟说阿波归附，阿波遣使来朝。沙钵略袭破阿波居地，阿波逃归达头，得达头援助，回击沙钵略。贪汗与阿波友善，被沙钵略废黜，也逃归达头。突厥内乱，攻战不息，各可汗都遣使入朝，请和求援，隋文帝一概不许，让他们继续互斗。

隋兵专击沙钵略，沙钵略屡败，五八四年，遣使来求和。阿波与沙钵略战，势力渐强大，东与沙钵略居地接境，西有龟兹、铁勒、伊吾等西域地，号称西突厥。自此突厥分为东、西两部。五八五年，隋文帝遣使联络阿波，表示对阿波的支持。沙钵略西面为达头、阿波所困，东面又怕契丹的攻击，遣使来求救，请率部落到漠南，寄居白道川（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北）。隋文帝允许他的请求，命杨广出兵援助。沙钵略得隋兵声援，击败阿波军。沙钵略与隋定约，承认隋皇帝为真皇帝，自己是藩属国，受隋保护。

五八七年，沙钵略死。沙钵略嫌儿子雍虞闾懦弱，不能对抗西突厥，遗令立弟处罗侯为可汗。处罗侯立，号莫何可汗。隋文帝使长孙晟赐莫何旗鼓。莫何得隋旗鼓，西击阿波。阿波部众以为隋出兵助莫何，多不战求降，莫何因此生擒阿波。五八八年，莫何死，雍虞闾立，号都蓝可汗。

沙钵略的儿子染干，号突利可汗，居北方。五九七年，隋文帝允许突利娶隋安义公主为妻，故意给他优厚的礼遇，借以离间都蓝。都蓝果然发怒，说，我是大可汗，反不如染干体面。从此断绝朝贡，侵扰边境。突利侦察动静，有事先来告知，隋边境先作准备，都蓝不得逞。

都蓝与达头结盟，五九九年，合兵袭击突利，大战长城下，突利大败。突利只剩下部众数百人，觉得降隋不会被重视，想投奔到达头那里去。实际上隋要利用的是他的名号，部众散亡，势力微弱，利用起来更为方便些，因此，长孙晟设计挟突利到长安归降。隋文帝大喜，厚待突利。隋大将高颎、杨素率兵出塞，大破达头、都蓝军。隋文帝封突利为启民可汗，使居五原，招收旧部落。都蓝败后，被部下杀死，达头自立为步迦可汗。隋兵屡次击败步迦，六〇三年，步迦所部大乱，铁勒、仆骨等十余部叛步迦，归附启民。步迦丧失部众，逃奔吐谷浑。启民在隋保护下成为东突厥可汗。他是完全依附隋朝得国的，不得不对隋表示忠诚，隋也利用他的衰弱，取得边境的安宁。六〇九年，启民死，子始毕可汗立。六一五年，始毕叛隋，举兵入寇。隋末大乱，内地人避乱入突厥，始毕强盛，突厥又成为北方大国。

阿波可汗建立西突厥。阿波被莫何生擒，西突厥立泥利可汗为主。泥利死，子处罗可汗立。处罗部众多在乌孙故地游牧。隋炀帝时，裴矩经营西域，设计分裂西突厥。达头的孙子射匮可汗，居地在处罗居地的西面，遣使来隋求婚，隋炀帝要射匮攻杀处罗，才允许通婚。六一一年，射匮起兵攻处罗，处罗大败，向东逃走，被迫归降隋朝。处罗部众分为三部，居住中国，不得归西突厥故地。

隋文帝用长孙晟的谋略，中国边境安宁，突厥分裂破败。从隋朝方面说，是用力少而收效多；从突厥方面说，由于贵族争夺权位，给隋以可乘之机，部落离散，几至灭亡。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国与国的关系，总是处于角力状态中，按照力量的强弱与暂时的平衡，呈现出胜败存亡荣辱与暂时的和平等复杂现象。产生力量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国内统一，丧失力量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国内分裂。北朝，齐、周分裂，争向统一的突厥忍辱献厚礼，隋文帝统一，击破分裂的突厥。隋末大乱，当时割据者如薛举、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高开道之流，都向统一的突厥可耻地称臣求援。突厥给他们称号，助长他们的分裂势力，借以坐收大利。统一是立国的生命，分裂是衰亡的根源，历史上无数事实证明了这个规律，隋与突厥胜败的变化也是许多证明中的一个。

攻高丽——高丽国建都平壤，国王姓高氏。隋灭陈，高丽王高汤怕隋兵来攻，作战守准备。这本是立国应有的要务，隋文帝却认为高汤有罪。五九七年，高汤死，子高元立。五九八年，高元率众万余人攻辽西，被隋兵击走。隋文帝得到这个借口，发兵三十万，分水陆两路进攻高丽。陆路出临榆关（山海关），军中发生疫病，海路向平壤，遭遇大风，船多覆没。隋文帝只好退兵。史书说，兵士死去十之八九。他无故兴兵，表现了大国的骄横态度，出兵受挫，他当然不会甘心。可是，他终究是个有经验的皇帝。当时正是与突厥达头、都蓝两可汗决胜败的紧要关头，他利用高元遣使来请和的机会，宣告罢兵，恢复两国原来的关系。后来隋炀帝骄横无比，继续走隋文帝受挫的旧路，对高丽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终于引起国内的大乱，隋朝也就崩溃了。

隋文帝为巩固国家统一作出了贡献。首先是厉行节俭政治，使民众在较轻的剥削下得以发展生产。其次是修定刑律和制度，使适合于南北统一后的中国。刑律删去若干秦、汉、南北朝相沿的酷刑，更是一个重大的改进。隋文帝利用突厥内部存在的弱点，以谋略为主，军事为辅，避免发生大战争，这对国家的安定是很有利的。西晋末年开始的国内分裂，经隋文帝积极经营，造成了较为稳定的统一局面，盛大的唐朝就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