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宋王朝的南迁和人民抗金斗争
农民起义不断打击下的北宋王朝，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正在这时，辽朝统治下的女真族进入了它的奴隶制时代。一一一五年，女真贵族的首领阿骨打（完颜旻）在混同江边建立起女真奴隶主的国家，国号金。金国建立后，随即南下，展开大规模的侵掠。一一二五年，辽天祚帝被金兵俘虏。辽朝贵族西迁到楚河流域，建立起西辽。一一二七年，金兵俘虏了宋徽宗和钦宗，宣告了北宋的灭亡。宋朝皇室南迁到东南，史称南宋。此后的三十多年间，金兵不断地南下侵掠，广大汉族人民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金斗争。
女真族进入奴隶制社会，建立起国家机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比起原先的氏族部落制时代来，这是一个进步。金朝奴隶主，在当时是一个新生的、生气勃勃的阶级。但是，奴隶制的发展又必然要向外掳掠奴隶和财富，以扩大和补充奴隶的来源，增加财产的占有。侵掠成了奴隶主们的职业和目的。封建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汉族地区，自然成了他们的主要侵掠对象。一方是新生的强有力的女真奴隶主的无止境的掠夺，一方是不愿忍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广大汉族人民的坚决反抗，斗争激烈地展开了。
在这个主要矛盾的影响下，宋朝内部农民与地主的矛盾，呈现出复杂的变化。当着宋朝地主阶级的官员抵抗金朝的侵掠时，广大人民群众就联合和拥戴他们去进行抗金斗争，农民和地主的这个基本矛盾因之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但当着宋朝向金投降，共同掠夺人民时，人民大众，主要是农民群众，就要举行起义以反抗宋朝的黑暗统治。历史从不同的方面，反复地证明，人民群众是反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主要力量。
北宋末到南宋初约四十年间，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交织在一起，形成为错综复杂的发展过程。
（一）金朝南侵和北宋的覆亡
北宋王朝在镇压了方腊等领导的农民起义后，就又恢复了故态，继续实行它的腐朽统治。一一二一年闰五月，徽宗又恢复应奉造作局，由宰相王黼和宦官梁师成统领，朱勔再次被起用，恢复花石纲的掠夺。这年杨戬病死，宦官李彦继承杨戬当政。王黼、李彦相勾结，继续括取民田，有人控诉，就严刑惩治，成千上万的人因而致死。王黼又借口军用，括境内丁夫，计丁出钱，搜括数千万贯。徽宗、王黼的这些措施，暴露了北宋王朝在农民战争中罢废造作局、花石纲和罢免朱勔等等措施的欺骗和虚伪。农民战争后，徽宗、王黼统治集团变本加厉地压榨农民，继续挥霍享乐，醉生梦死，加速着他们自己的灭亡。
一、对辽战争和金军南侵
一一一五年，女真奴隶主的首领阿骨打（金太祖）建立金国后，随即向辽朝进攻，辽兵屡败。西夏支持辽朝抗金。徽宗和蔡京、童贯密谋，联金灭辽，乘机收取燕云。一一一八年，宋朝派武义大夫马政以买马为名，从海上去金朝探听虚实。此后宋金使者往来联络。一一二〇年，宋金商定，金兵攻取辽中京大定府（辽宁昭乌达盟宁城县境），宋兵攻取燕京析津府。辽朝灭后，宋朝将原来贡献给辽朝的“岁币”，全部献给金朝。宋、金的第一个所谓协议，宋朝就确认了贡纳岁币的屈辱条件。徽宗君臣一心只想依赖金朝，乘机取利，根本没有积极作战的认真打算。一一二二年，金兵攻占辽中京、西京（山西大同）。辽朝的天祚帝逃入夹山。燕京留守耶律淳被辽臣拥立称帝。徽宗、王黼任童贯作统帅，只懂得“太平娱乐”的蔡攸作副统帅，领兵伐辽。这时的辽朝，已处在灭亡的前夕，但童贯、蔡攸统领的宋军仍然不堪辽兵的一击。宋军种师道、辛兴宗部，分东西两路进兵，被辽耶律大石兵战败，退守雄州，辽兵进至雄州城下。徽宗得报大惊，赶忙下诏班师。几天后，宋朝得知耶律淳病死。王黼又命童贯、蔡攸出兵，以刘延庆为都统制，宋兵号称二十万。辽涿州守将郭药师降宋。童贯命刘延庆领兵十万取燕京，郭药师为向导。刘延庆到良乡，被辽萧干军截住。郭药师率兵五千偷渡芦沟，袭入燕京。刘光世（延庆子）率领的援军违约不到，郭药师被辽兵打得大败。刘延庆军在良乡，凌晨见辽军中火起，以为辽兵来攻，自行烧营逃跑。辽兵追击，直到涿水。宋兵一路上，死伤甚多。据说，自神宗、王安石变法以来积存的军需，经此一战，几乎全部折损。
宋兵败退到雄州。童贯为逃避兵败的罪责，密遣使者到金营，要求金军攻打燕京。十二月，金太祖亲自领兵一举攻下燕京，责备宋朝何以不出兵夹攻。金太祖提出，燕京交宋，宋朝需将燕京租税一百万贯献给金朝。徽宗、王黼全部应允照办。宋朝每年除向金贡献原来献辽的岁币五十万外，又增加一百万贯，称“燕京代租钱”。一一二三年四月，金兵退走时，在燕京城内大肆抢掠财物，又把城内男女掳去作奴隶。燕京被搜括一空，据说“城市丘墟，狐狸穴处”。童贯、蔡攸等接收的只是这样一座残破不堪的空城！
攻燕之战把宋朝的腐朽虚弱，暴露无遗，徽宗、王黼、童贯等却自称是“不世之功”，大肆庆贺。童贯上“复燕奏”，把一系列败仗说成是胜仗，吹嘘“凯旋还师”。王黼、童贯、蔡攸等都加官进爵。百官纷纷上表祝贺，又立“复燕云碑”纪功。北宋王朝亡国在即，徽宗君臣却欺人自欺地陶醉在所谓“复燕云”的“胜利”之中。
徽宗为首的腐朽的统治集团内，也还在相互倾轧。王黼以“复燕功”权势日盛，与太子桓不和，阴谋策划立郓王楷作太子。右相（少宰）李邦彦和蔡攸勾结，排斥王黼。御史中丞何栗弹劾王黼“奸邪专横”，王黼罢相。朱勔力劝徽宗再用蔡京。蔡京年已八十，目盲不能写字，称太师，总领政事，政务都由儿子蔡絛把持。白时中、李邦彦为相（太宰、少宰），一切奉行蔡京父子的意旨。一一二五年四月，童贯、蔡攸又与白时中、李邦彦等排斥蔡絛。蔡京再度免官，童贯封郡王，蔡攸加太保。北宋王朝在互相争夺中，坐待灭亡。
金兵退后，用主力去追击逃跑的辽天祚帝。金太祖在一一二三年病死，弟吴乞买（完颜晟，金太宗。晟音胜（shèng）即位。一一二五年二月，天祚在应州被金兵俘虏。耶律大石等辽贵族西迁。金太宗在消灭辽朝后，就又把侵掠的目标转向了宋朝。一一二五年十月，金太宗两路发兵，大规模南侵。一路由完颜宗翰（粘罕）率领，进取太原。一路由完颜宗望（斡离不）率领进取燕京。两路金兵计划在宋朝的国都东京会合。宗翰向太原进军，童贯慌忙从太原逃回东京。金兵直抵太原城下。宗望军到燕京，宋守将郭药师投降。金兵以郭药师为向导，长驱南下，势如破竹，直向东京进军。
徽宗满以为收取燕京，向金朝屈辱纳币，从此又可“太平娱乐”了。金兵南下，徽宗惊慌不知所措，又赶忙罢除花石纲和内外制造局，想再以此欺骗民众。宋军参议官宇文虚中曾上书亟言朝廷失策，主帅非人，“将有纳侮自焚之祸”，多次建策防边，王黼不理。这时，徽宗问计于宇文虚中。宇文虚中说，今天只有先下诏罪己，改革弊政，来挽回人心。徽宗要宇文虚中代他起草诏书悔过，号召各地驻军“勤王”，入援京师。罪己诏说：“多作无益，侈靡成风。利源酤榷已尽，而牟利者尚肆诛求。诸军衣粮不时，而冗食者坐享富贵。”“追惟己愆，悔之何及。”又说：“望四海勤王之师，宣三边御敌之略。”“岂无四方忠义之人，来徇国家一日之急。”诏书下后，又召防御西夏的熙河经略使姚古、秦凤经略使种师中领兵入援。
金兵侵入中山府，距东京只有十日路程，情势更加紧迫。徽宗又想弃国南逃。给事中吴敏去见徽宗，竭力反对逃跑，主张任用有威望的官员，坚持固守。吴敏荐用太常少卿李纲。李纲奏上“御戎”五策。又说，“非传位太子，不足以招徕天下豪杰”，要徽宗宣布退位，“收将士心”。徽宗任吴敏为门下侍郎，辅佐太子。
金兵越来越逼近。徽宗惊慌懊恼，拉着蔡攸的手说：“没想到金人会这样！”说着气塞昏迷，跌倒在床前。群臣赶忙灌药急救。徽宗苏醒后，索要纸笔，写道：“皇太子可即皇帝位，予以教主道君退处龙德宫。”
十二月，太子桓（钦宗）即位，改明年年号为靖康。徽宗退位，号教主道君皇帝，称“太上皇”。次年正月初三日，徽宗、蔡京、童贯等人听说金兵已经渡过黄河，决定连夜向南逃窜。徽宗仅带蔡攸及内侍数人，以“烧香”为名，匆匆逃出东京，跑到亳州，又从亳州逃到镇江去避祸。童贯和殿前都指挥使高俅率领胜捷军和禁卫，在泗州境追上徽宗。蔡京也以“扈从”为名带领家人逃到拱州。
长期以来作恶多端的徽宗、蔡京、童贯集团，一旦溃逃，长久压抑在人们心中的愤怒和仇恨，一起迸发了。朝野官民纷纷揭露蔡京、童贯集团的罪恶。太学生陈东等上书，指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勔为六贼，说“六贼异名同罪”，请把他们处死，“传首四方，以谢天下”。钦宗被迫罢免王黼。吴敏、李纲请斩王黼，开封府尹聂昌（聂山）派武士斩王黼首级献上。李彦、梁师成赐死。蔡京、童贯在亳州被贬官流放。蔡京在流放途中死于潭州。朝中继续揭发童贯罪恶，钦宗又只好派监察御史斩童贯。九月，朱勔和蔡攸、蔡翛（音消xiāo）三人都被流放。此后，朝官纷纷议论，说三人罪不容诛，三人也都在流窜地处斩。蔡絛也被流放，病死。残酷地压榨人民、屠杀人民的民贼们，恶贯满盈。除灭民贼，使人心振奋，濒于灭亡的北宋，又显出了一线转机。
二、保卫东京的斗争
钦宗在军民愤激的形势下即位，不得不在靖康元年（一一二六年）正月初三日立即下诏亲征，命门下侍郎吴敏为亲征行营副使，许便宜从事，以显谟阁直学士、开封府尹聂昌，兵部侍郎李纲为行营使司参谋官，团结兵马于殿前司。钦宗迫于形势，作此部署，但并不真想抗敌。宰相白时中、李邦彦等投降派也还在朝中有相当大的势力。投降派和抗战派的斗争展开了。四日，白、李等建议钦宗弃城逃跑，出奔襄、邓避敌。李纲得知，请求上殿面议，说“今日之计，莫如整厉士马，声言出战，固结民心，相与坚守，以待勤王之师。”钦宗问：“谁能将兵？”李纲说：“这是白时中、李邦彦的职责。”白时中厉声说：“李纲莫非能领兵出战吗？”李纲说：“倘使治军，愿以死报。”钦宗随即任命李纲为尚书右丞、东京留守，以同知枢密院李棁（音卓zhuō）为副，聂昌为随军转运使，领兵守城。李纲受命后，次日早晨入朝，忽见皇帝乘舆都已陈列，禁卫、六宫准备出发。原来钦宗夜间又改变主意，仍然准备逃跑。李纲厉声对军士们说：“你们是愿意死守，还是愿意扈从出巡（逃跑）？”将士齐声说：“愿以死守！”李纲入见钦宗，说“六军父母妻子都在城中，岂肯舍去。万一中道散归，谁还能保卫陛下？而且敌军已经逼近，他们知道乘舆还没有走远，如以快马急追，如何抵御？”钦宗听说，不敢再走。李纲传旨说：“上意已定，敢复有言去者斩！”兵士们都高呼万岁。钦宗又登上宣德门，吴敏、李纲向门楼前的百官将士们宣布，决策固守，各令勉励。将士们感激流涕，决心保卫东京。
钦宗罢免白时中，用李邦彦、张邦昌为相，同知枢密院事蔡懋为尚书左丞。命李纲为亲征行营使，主管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曹曚为副使，急速设备防守。京城四壁，用百步法分兵备御，每壁用正兵一万二千人，编马步军前后左右中四万人，每军八千人，分置将官统领，派前军守护东水门外的粮仓，后军守护东门外樊家冈。又装备各种防守的武器、工具。四日之内，战守设施粗备。这时，金完颜宗望兵已到达东京城下。一支金兵用火船数十沿河而下，进攻宣泽门。李纲以敢死士二千人，布列城下，用长钩搭敌船，投石攻打。又在中流排置杈木，搬运蔡京家中的山石，堵塞门道。宋军在水中斩杀金兵百余人，金兵退去。
金军兵临城下，派使臣来宋，要亲王、宰相去军前议和。李纲请求前去，钦宗不许，说“卿性刚，不可以往”，另派李棁为使臣，郑望之为副。李纲退朝，钦宗密告李棁、郑望之，可许增岁币三五百万两，犒军银三五百万两议和，又命带去黄金一万两和酒果等，送给宗望。宗望见宋使，提出：索要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牛马等各万匹、绢帛百万匹；宋朝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并以亲王、宰相作人质，才许议和。李棁、郑望之等回奏。李邦彦、张邦昌等宰臣，主张全部接受。李纲力争，说：“金币太多，虽竭尽天下之财还不足，何况都城？太原、河间、中山三镇是国家的屏障，割去如何立国？至于遣使，宰相当往，亲王不当往。”他建议，拖延时日，等待大兵四集，然后再议。宰臣等不许。钦宗弟康王赵构在京师，请求使金，对钦宗说：“敌人必定要亲王出质，臣为宗社计，岂能辞避！”钦宗派康王构为军前计议使，宰相张邦昌为副，出使金营。
这时，各地勤王兵，陆续来援东京。河北、河东路制置使种师道，得到勤王诏，立即率领泾原、秦凤兵启程，武安军承宣使姚平仲随行。种师道兵至洛阳，有人告诉他金兵已到东京城下，劝他暂驻汜水。种师道说：“都城人知道我军来，士气自振，何必忧敌！”种师道沿途揭榜，自称“种少保领西兵百万来”，直进东京。其他各处勤王兵，每天也都有几万人到达。种师道和各地到来的援兵，实际有二十余万，金兵不过六万。宗望见宋军日众，将军营北撤，不敢轻动。
钦宗召李纲、李邦彦、吴敏、种师道、姚平仲等商议军事。李纲主张，以重兵临敌营，坚壁不战，等敌军粮尽力疲北撤时，中途邀击，是必胜之计。种师道也主张：“三镇不可弃，城下不可战”，迁延半月，等敌军粮尽北还，在过河时追击，可以得胜。议定在二月初六日出击。但二月初一，姚平仲建议夜间去劫金营，生擒宗望，迎回康王。姚议得到钦宗的支持。钦宗希望徼幸取胜，半夜命李纲出兵应援。但姚军未出，消息已经泄露，金营早有准备，姚平仲劫营不成，落荒而逃。天明，李纲会集行营司左、右、中军将士，出景阳门，与金兵鏖战，杀敌甚多。金兵攻中军，又被李纲亲率将士射退。
姚平仲劫营，完颜宗望责问宋朝的人质。康王构不答，张邦昌吓得涕泣。金军又派使臣到宋朝责问，并提出改换人质。宰相李邦彦回答说：“这都是李纲、姚平仲的主意，不是朝廷的本意。”钦宗、李邦彦赶忙又派使臣去金营解释劫营非朝廷意，送上三镇地图求和，并即日罢免李纲和种师道，来向金军谢罪。
钦宗、李邦彦的荒谬举动，又使军民沸腾了。二月五日，太学生陈东等在宣德向前上书说：“李纲奋勇不顾身，是社稷之臣。李邦彦、张邦昌等只为自己打算，不顾国家，是社稷之贼。李邦彦等惟恐李纲成功，设法破坏，不为国家打算，只是想着要割地。”请求罢免李邦彦，再用李纲，城外军事交种师道。城中军民听说太学生上书，自动赶来声援。一时之间，聚集了几万人，填塞驰道、街衢，呼声震天。这时，百官正好退朝来到宫前，民众当面指出李邦彦的罪行，痛加责骂，并用瓦片投打。李邦彦吓得溜走。吴敏传旨，要群众退去，群众不肯。群起击碎登闻鼓，又打死宦官二十多人。钦宗怕出变故，被迫宣布再用李纲为尚书右丞、京城四壁守御使，督促李纲立即登上西城。军民群众又要求见种师道，种师道乘车来见，民众才退走。
宋使到金营，金军提出，必须宋帝亲自书定三镇，才可退军。钦宗立即下诏，割三镇地给金朝，并按照金军的要求，送肃王赵枢去作人质，换回赵构和张邦昌。
李纲复职，即日下令能杀敌者厚赏，军士奋跃。二月初十，金宗望军已得三镇，又见宋备战，勤王军不断来援，便乘势退军。宋朝军民群众的一再斗争，终于挫败了投降派弃城逃跑的图谋，宋朝首都东京保全了。
三、金军第二次南侵，北宋灭亡
金宗望军刚刚北返，进攻太原的金宗翰军又进兵南侵。一一二六年二月中，宗翰分兵攻下忻州、代州，宋折可求、刘光世军大败。金军又入南北关，进攻隆德府。城中无备，宗翰劝诱知府张确投降，张确拒绝，说：“确守土臣，当以死报国，头可断，腰不可屈。”张确固守，奋战而死。通判赵伯臻、司录张彦遹等都在作战中牺牲。金兵破隆德府，进至高平。
金兵迅速撕毁和约，再度南侵。这对朝中投降派是个迎头的打击。金军到高平，朝中震动。二月十四日，钦宗又被迫罢免李邦彦、张邦昌等，用吴敏和反对割三镇的中书侍郎徐处仁作宰相，李纲知枢密院事，许翰同知枢密院事，准备迎战。朝官中，门下侍郎耿南仲、中书侍郎唐恪（音却què）、尚书右丞何栗等是投降派的代表。战降两派仍在继续斗争。
金兵自东京退走时，种师道曾请领兵追击，钦宗不许，并罢去他的帅任。金兵南下，钦宗又再度起用种师道为河北、河东路宣抚使，驻滑州迎敌。姚古部勤王兵在金兵退后到达，任姚古为制置使，领兵往援太原。以种师中为制置副使，增援中山、河间等地。钦宗又札付三镇统帅，抵抗金兵，不再割让。
金宗望还军途中，去占领中山、河间，两镇固守抗金，金兵久攻不下。三月间，种师中领兵逼近，宗望只好北还。宗翰领兵回西京大同府，留别部围攻太原。姚古部顺利收复隆德府。五月，种师中部进抵平定军，乘胜收复寿阳、榆次等县，辎重、犒赏之物都留真定。许翰催促师中进兵。师中至寿阳石坑，遇金兵，五战三胜，回师榆次。金军以重兵围攻，师中率部下鏖战，身被四创，力战而死。金兵乘胜攻姚古部，姚古兵败，退守隆德。钦宗贬姚古官，安置广州。
李纲奉命去商丘，迎接徽宗回东京。姚、种兵败，耿南仲等又请放弃三镇地，李纲力说不可。种师道以老病请辞，耿南仲乘机荐李纲代种师道为宣抚使，借以排挤他出朝。李纲说，“臣书生，不知兵”，“今使为大帅，恐误国事”。上章十多次请辞，钦宗不准。有人对他说：“这次派你去，不是为边事，要借此赶你出去，人们没有话说。你不去，事情不可测。”六月，李纲受命为河北、河东路宣抚使，往援太原，朝廷只给兵一万二千人。李纲请领军需银绢钱各百万，只给二十万。李纲出兵，七月抵孟州，留十余日，招来当地士卒训练，修整器甲。朝廷下诏，解散招来的士卒，催促李纲去太原。八月初，再任种师道为宣抚使。九月初，罢免李纲兵权，改除观文殿学士、知扬州。
八月间，金太宗再度发大兵南侵。以宗翰为左副元帅，宗望为右副元帅，仍分东西两路进兵。
种、姚兵败，金军大举南侵。唐恪、耿南仲等乘机排挤抗战派。钦宗罢免吴敏、徐处仁、许翰等出朝，任用唐恪作相，又罢去种师道帅任。抗战派被排斥几尽。投降派控制朝政，一心等待金军到来后求和。
金宗翰军猛攻太原。太原被围已八个多月，城中粮绝，军民先食牛马，后食草根、树皮、弓弦，坚持抵抗。九月初城破，太原军民在副都总管王禀率领下进行巷战。王禀兵败，投水自尽。通判方笈（音级jí）等三十六人被杀。知府张孝纯被俘降金。
金军攻破太原后，宗翰、宗望于九月下旬合兵。十月初，攻下真定府，继续南下。
钦宗惊慌失措，召集百官商议三镇事。唐恪、耿南仲等坚主割让，谏议大夫范宗尹甚至伏地流涕，请“割地以纾祸”。兵部尚书吕好问请结集勤王军保卫东京，唐恪、耿南仲不许。诸路勤王军自动集来，唐恪命令停止勿前，诸路军只好反旗而去。种师道听说太原、真定城破，急召西南两道兵赴东京。唐恪、耿南仲令两道兵不得妄动，兵士散走。种师道病死。钦宗派康王赵构作使臣，王云为副使，到宗望军求和。十一月中旬，赵构等走到磁州。磁州知州宗泽，正在修筑城防，加强战备，准备抗金。城中百姓抗敌情绪高涨，骂王云是卖国奸细，愤怒地把他杀死。百姓又告诉赵构，金军已经渡河，劝他不要再往前走，赵构留在相州。
金军渡过黄河后，宗翰派使臣到宋朝，不再提三镇，要挟划黄河为界，河东、河北地全部归金。钦宗写信给金军，说是“一一听命”，立即派耿南仲到宗望军割河东地，聂昌到宗翰军割河北地。钦宗下诏书给河北河东军民，无耻地说：“民虽居大金，苟乐其生，犹吾民也，其勿怀顾望之意。应黄河现今流行以北州府，并仰开城门，归于大金。”河北、河东人民立即掀起反投降反割地的怒潮。聂昌走到绛州，下令割地，绛州人民拒绝诏书，把聂昌杀死。耿南仲伴同金使走到卫州，卫州民兵谋捕金使，金使逃走，耿南仲逃到相州，不敢再提割地事，诈称奉帝命促赵构起河北兵入卫京师，自己在募兵榜上署名，才得不死。宋朝各地军民这样痛恨割地求和，抗金热情高涨，钦宗、唐恪等却仍然一意投降。
十一月二十五日，金军先头部队到达东京。闰十一月初，金军攻城，抗战派官员吴革请求领兵出战，太学生丁特起上书请用兵，钦宗、唐恪一概不理。唐恪随钦宗巡城，军民愤怒，要殴打他，唐恪辞官。钦宗用何栗为相。金军乘大雪攻城，京师城破，宋百官、军队乱成一团。钦宗赶忙派何栗到金营求和，何栗胆战心惊，吓得连马都上不去。何栗到金营后，宗翰、宗望对他说：“我们不想灭宋，叫赵佶（徽宗）来商议割地，我们就退兵。”何栗唯唯听命，回报钦宗。钦宗决定自己到金营投降。
闰十一月三十日，钦宗出京城，到金营见宗翰、宗望。宗翰、宗望索取降表，钦宗叫何栗等起草。降表写道：“既烦汗马之劳，敢缓牵羊之请。”“上皇（徽宗）负罪以播迁，微臣（钦宗）捐躯而听命。”跪倒在金军的面前。宗翰并对钦宗说：“两国既和，恐四方闻京城陷而生变，请遣使晓喻。”钦宗满口答应照办。十二月初二日，金军放钦宗回城。接着，金官员入城，检视府库，拘收文籍，把九十二个内藏库中一百七十年来积攒的金银锦绮宝货全部查封，又索取金一百万锭、银五百万锭、帛一千万匹犒军。钦宗完全按照金军旨意，一面下令大括民间金银，一面分遣朝臣到河北、河东，命令各州县开城降金。各州县人民坚守乡园，不肯出降。凭着钦宗的命令，金军仅仅得到石州一处。
靖康二年（一一二七年）正月，金军又要钦宗再到金营，说是等金银交足后再放回。钦宗被拘留，只好下诏增派大员二十四人，进行根括（彻底搜括），发掘宗室、国戚、内侍（宦官）、僧道、技术（医卜等人）、娼优家藏金。搜括八天，得金二十万八千两、银六百万两、帛一百万匹。金军仍然不满，命令开封府再来一次根括，又搜括十八天，得金七万两、银一百十四万两、帛四万匹。宗翰、宗望认为数量太少，杀根括官梅执礼等四人，余官各鞭背五十。东京人民不堪勒索和杀戮，自动组织起来，“以防护为名，于炉头打造兵器”，准备武装反抗。开封府官员急忙出榜禁止，又捕斩百姓十七人示众。
金军索取金银绢帛之外，又要去皇帝宝玺、仪仗、天下州府图、乐器、祭器，以及各种珍宝古器，掳走百工、技艺、妇女、内侍、僧道、医卜、娼优和后妃、亲王等贵族。徽宗也被押送金营。金朝下令废掉徽、钦二帝，随军掳走当奴隶，宣告了北宋的灭亡。
一一二七年三月，金兵退走前，册立宋朝原宰相张邦昌为楚帝，统治黄河以南地区。四月，金兵大肆掳掠后，还军。
在东京的宋朝皇室全被掳走，只有康王赵构这时领兵在济州，还有兵士八万人。金军先头部队到达东京时，钦宗曾任命赵构为河北兵马大元帅，知磁州宗泽为副帅，起兵勤王。宗泽自大名至开德，与金兵大战十三次，连续获胜，又以孤军进到卫南，连败金兵。宗泽在卫，听说金兵俘掳徽、钦二帝北去，即领兵到滑州，转至大名，计划抢渡黄河，断金兵归路，截回二帝。宗泽传檄邻近各地宋兵来会，共同行动。各地宋兵到期不来。宗泽计划不能实现，于是上书赵构，劝他作皇帝。金兵退后，张邦昌遭到唾弃，在东京无法立足。吕好问等官员也劝张邦昌拥立赵构。五月，赵构到南京（商丘）称皇帝（高宗），重建起赵宋王朝（南宋），改年号为建炎。张邦昌到南京来朝贺称臣，高宗封他为太保。
（二）中原人民的抗金斗争和南宋统治的确立
宋王朝在南京重建后，面临的首要问题依然是：对待南侵的金朝，是战，是守，还是投降？
高宗即位后，不能不标榜“中兴”，因之起用抗战派中声望最高的李纲作宰相，令副元帅宗泽知开封府兼东京留守，领兵进驻东京。李、宗成为抗战派的主要代表。高宗又起用副元帅黄潜善为中书侍郎，参预政务，汪伯彦同知枢密院事，执掌军权（不设枢密使）。黄、汪成为投降派的代表人物。李纲任相命下，投降派官员即起而反对。御史中丞颜岐说：“李纲为金人所恶，不宜为相。”右谏议大夫范宗尹说：“李纲名过其实，有震主之威，不可以相。”六月，李纲奉召入朝，提出十条抗金建国的建议，反和主战，请严惩张邦昌等汉奸，破格任用抗战将士。投降派以“二圣北狩”为借口，主张“割地厚赂以讲和”。李纲提出反驳，说即使“割天下之山河，竭天下之财用”，也绝不可能满足敌人的无穷欲望。要求高宗学习汉高祖刘邦不顾太公被俘勇猛作战的态度，下决心罢一切和议。李纲又提出改革军制、整顿纪律、重新部署防御力量、募兵买马等一系列建策。高宗并不实行。
北宋亡后，河东、河北地区人民纷纷自动组织抗金武装，英勇杀敌。李纲荐用在两河人民中素有声望的抗战派将领张所为河北招抚使、傅亮为河东经制使，招募义兵，组织人民抗金。两河人民踊跃响应，士气大振。
当时抗战派和投降派激烈争论的一个问题，是还都东京抗金，还是放弃中原继续南逃？高宗采纳黄、汪的意见，准备逃往东南。李纲极力反对，说天下精兵健马都在西北，主张暂迁襄、邓，等两河部署就绪，即回东京。宗泽到东京，整顿城市，稳定秩序，“物价市肆，渐同平时”，又上书请高宗“勿听奸邪”，决策回汴。投降派官员纷纷主张南逃，说“汴都蹂践之余，不可复处”，“东南财力富盛，足以待敌”。黄、汪等极力促请高宗南逃。李纲对人说：“天下大计，在此一举。国之存亡，于是焉分。吾当以去就力争。”面见高宗，说君子小人不可并立。高宗一面安慰李纲，一面升任黄潜善为右相，与李纲并列相位，作用黄罢李的准备。
抗战派和投降派争论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对待中原人民的抗金武装。黄、汪等投降派对待两河人民抗金武装，完全采取敌视的态度，称他们是“盗贼”。高宗刚一即位，黄、汪等即建议“罢诸盗及民兵之为统制者”，选择精锐编入官军。实际上就是解散民兵，改编为镇压人民的官军，不准他们抗敌。李纲采取完全相反的政策，依靠民兵抗金。黄、汪等蓄谋破坏，指使知大名府张益谦上奏：招抚使设立后，河北“盗贼”更多，应速罢废。李纲争辩说：“张所尚未出发，张益谦何以知道其骚扰？”又说：“朝廷因河北民众无人统率，才设置招抚使，借民力保国家，并不是设招抚使以后才有盗贼。”傅亮才出发十几天，黄潜善、汪伯彦又指责他逗留不进。李纲再为傅亮辩解，高宗不听，罢免张所、傅亮，废除招抚、经制两司。高宗、黄、汪等又指使朱胜非起草诏书，说李纲“狂诞刚愎”，“兹遣防秋，实为渡河之扰”，“设心谓何，专制若此！”李纲罢相。太学生陈东、进士欧阳澈上书，说李纲不可罢，黄、汪不可用，并请高宗还都，亲征，迎回徽钦二帝。高宗竟将陈东、欧阳澈押赴市上斩首。李纲当了七十五天宰相，所有抗金措施，在他罢相后四、五天内，全被废除。高宗和黄、汪全部控制了军政大权，作放弃中原逃往东南的准备。
一、中原人民的抗金斗争
北宋灭亡后，中原各地人民纷纷组织武装抗金，拿起刀枪，顽强战斗，写下了雄伟的篇章。
抗金义军，主要是由农民组成，也有士兵、下级军官、小商人和僧徒参加；原来起义反对封建压迫的农民武装，这时也加入了抗金的行列；一部分被宋王朝责令解散的勤王兵，不肯散去，也在继续进行抗金活动。由这些力量汇集成的抗金义军，活跃于大河南北、太行东西，成为反抗金兵侵掠的重要力量。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以下几支。
八字军--河内人王彦，曾被张所任命为河北招抚司都统制。张所被罢免后，王彦率领部分义军坚持战斗，转入太行山区。战士都在面部刺上“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字，以表示斗争的决心。因此，号称八字军。八字军将士一心，英勇杀敌，得到两河人民的响应。民兵首领傅选、孟德、刘泽、焦文通等，率领十九寨十几万人归附，绵亘数百里，锣鼓之声相闻。并、汾、怀、泽等地的抗金群众，也接受王彦领导。八字军与金军大小数十百战，斩获敌人无数，并夺回大量河南被掳人口，威震燕代，牵制了金军南侵的活动。
红巾军--起初在晋城、长治一带活动，后来扩大到河北、陕西等地。声势浩大，组织严密。他们的器械虽不如金兵，但了解敌情，而且“略无所惧”，所以能屡败敌人。有一次，红巾军袭击金军大寨，金左副元帅宗翰几乎被擒。金军痛恨红巾军，逐捕最急，往往妄杀平民以泄愤，但不能获得真红巾军。红巾军的队伍反而日益扩大。
五马山义军--五马山在庆源，五马山寨首领是武翼大夫赵邦杰和保州路廉访使马扩。后来他们访知一个自称信王赵榛（高宗兄弟）的人，便迎请他为主将，加强号召力。五马山寨义军，发展到十余万人，在河北、山西等地区发生了很大影响。
梁山泊水军--梁山泊起义农民，遭到宋军镇压后，继续以梁山泊为据点，坚持战斗。金军南侵，中原沦陷，以张荣为首的水军，形成为一支强劲的抗金队伍。
处于敌后的幽燕地区人民，也配合中原人民的抗金，纷纷起义。原巡检使杨浩与僧人智和禅师一起，在玉田县山中，集结抗金壮士万余人，准备扩大力量，反抗金朝的统治。易州十八岁的青年刘里忙占据山区，结集南北少壮兵士邀击金军，也发展到万余人。
以上几支外，黄河南北各地遍布着人民抗金队伍，依山靠水结寨，总计约有六、七十万人，斗志昂扬，声势浩大。知开封府宗泽，不顾高宗、黄、汪一伙对民兵的敌视，积极联络两河和陕西的人民抗金队伍，依山河筑垒防守。许多人民武装自愿拥戴宗泽，听他的号令。宗泽依靠民众的支持，驻守东京。金兵不敢来犯。
高宗在八月间罢去李纲，十月间即实现南逃的计划，南宋小朝廷全部逃到扬州。这个逃跑的行动等于向敌人表示：南宋王朝已决意放弃中原。
金朝得到高宗南逃的消息，在这年十二月再次发动南侵，向中原大举进兵。中原地区人民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抗金战斗。
金兵分道南侵。由宗辅、宗弼（兀术。术音烛zhú）率领的金东路军，在建炎二年（一一二八年）正月攻陷山东青州、潍州，至千乘县被人民义军击败，放弃青、潍两州退走。活动于梁山泊一带的张荣水上义军，出动船只万艘作战，给金军以沉重打击。
由宗翰率领的中路军，在建炎元年（一一二七年）十二月攻入西京洛阳。次年正月，西京统制官翟进和兄翟兴败金军于伊川皂矾岭，又败之于驴道堰，三月再败之于福昌、龙门，把金军赶到河北，收复西京。翟进死，翟兴与接近两京的河东、河北诸路义军密切联系，配合作战，虽三面受敌而屹立不动，对金军是一个不小的威胁。
由娄室率领的金西路军，建炎二年（一一二八年）正月攻陷长安，二月又连陷华、岐、陇、秦诸州。鄜延经略使王庶召募河南北义兵抗敌，十天内，得孟迪、种潜、张勉、张渐、白保、李进、李彦仙等部，各有兵万人，远近响应。巩州人李彦仙领导的义兵多次和金军交战，一月中破敌五十余垒，三月间收复陕州，又过黄河收复绛、解等县。邵兴（后改名邵隆，人呼邵大伯）率义兵归李彦仙，李彦仙命他领兵渡河收复平陆县所属四镇。另一义兵首领刘希亮收复凤翔，张宗谔收复长安。金兵至咸阳，看到渭河南岸义兵满布平野，不敢再战，仓皇退去。
人民的抗金斗争开展得如火如荼，再一次造成抗战的有利形势。南逃的高宗小朝廷不但不予支持，反而在建炎二年正月下诏，诬指义军“遂假勤王之名，公为聚寇之患”，勒令解散。宗泽接到此诏后，立即上疏反对，要高宗收回成命，“黜代言之臣，降罪己之诏，订还阙之期”，“以大慰元元激切之意”。高宗不理。
宗泽又部署诸军，想乘势大举渡河，拟出全面反攻的计划奏报朝廷。黄、汪等说宗泽发了狂，拒不允准。七十多岁的老臣宗泽，既想依靠中原人民抗战，又要忠于决心投降的宋王朝，陷于无法解脱的矛盾中，忧愤成疾，背上发疽（音居jū）而死。临死前，对部下诸将说：“诸君能为我歼灭强敌，我死也不恨了！”诸将流涕回答：“愿尽死力！”宗泽长吟“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又连呼三声“过河”，念念于未竟的壮志。
宗泽死后，高宗任命投降派杜充继任东京留守。杜充一意打击宗泽部下抗战将士和人民义军，许多受宗泽号令的抗金义军都被迫散去。八字军领袖王彦亲自到扬州见高宗，力陈两河地带民兵的抗敌热情，请高宗派官军北伐。高宗和黄、汪等竟下令夺去王彦的兵权，要他把八字军交给投降派范琼统领。坚持抗金的人民武装力量，接连不断地遭到了南宋王朝的打击。
二、金军再度南侵，南宋小朝廷继续逃窜
高宗一意求和，中原人民抗金力量受挫。一一二八年秋，金兵再次南侵，目标直指扬州。
金兵南下，攻陷五马山寨，抗金义军战败。宗翰军出云中，陷濮州、澶渊，入山东境。建炎三年（一一二九年）正月，宗翰军先后攻下徐州、淮阳、泗州，并派遣拔离速率兵奔袭扬州。二月初三日，高宗在扬州听到拔离速部攻陷天长军的消息，惊慌失措，带领御营都统制王渊和亲信宦官康履，匆忙逃跑。渡过长江到达镇江后，百官才陆续赶到。金军进入扬州，大肆掳掠后，焚城而回。
高宗从镇江逃到杭州。朝野激愤，揭露黄、汪。高宗被迫罢免黄、汪，改任朱胜非为相，王渊签书枢密院事。三月间，统制官苗傅、刘正彦以“为民除害”的名义，发动兵变，杀死王渊和康履，逼迫高宗退位，让位给三岁的儿子赵旉（音夫fū）。江东制置使吕颐浩、尚书礼部侍郎张浚，约集韩世忠、张俊、刘光世等起兵镇压，苗、刘出走，高宗又恢复了帝位。吕颐浩任宰相，张浚知枢密院事。
一一二九年五月，高宗由杭州北上，进驻江宁，改名建康府，派洪皓为大金通问使向宗翰求和。金朝不许，扣留宋使。八月，高宗又派杜时亮为“奉使大金军前使”求和，求和书无耻地说：“今以守则无人，以奔则无地，此所以朝夕諰諰（战战兢兢。諰音喜xí） 然惟冀阁下之见哀而赦己也”。“前者连奉书，愿削去旧号，是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而尊无二上，亦何必劳师远涉而后为快哉！”金朝不理高宗的摇尾乞怜，再次出兵，南下侵掠。
闰八月末，高宗在建康听到金宗弼军南下的消息，急忙从建康跑到镇江。九月初，听说金军攻陷山东登、莱、密等州，又从镇江逃到常州。十月，又逃到杭州。金军打到长江沿岸，宋军沿江防线很快崩溃。金兵进至黄州，荆湖沿江措置副使王羲叔领兵逃走，金兵过江。江东宣抚使刘光世在江州，守御长江，每天只是与部属宴饮，金兵从黄州过江还不知道，直到金兵离江州几十里地，他才仓皇逃走。金兵顺利地攻入江西、湖南。守御江淮、镇守建康府的杜充（自东京逃来守建康），听说金兵来到，藏在城中不敢出来，金兵过江，他便领着三千军马跑到真州去向金朝投降了。十二月，宗弼向杭州进军，如入无人之境，连续攻下杭州、越州、明州、定海。
高宗小朝廷，从杭州逃到越州，从越州逃到明州，从明州逃到定海。金兵逼近定海，高宗又采纳宰相吕颐浩的建议乘船入海，漂泊到温州避难。金军乘船追袭，遇到大风雨，被和州防御使张公裕率领的大船冲散。金军退回明州，放火烧城，掳掠大批财富。一一三〇年二月，金军又在杭州大肆掳掠后北还。
金军北撤，一路烧杀抢掠。一些抗战派将领指挥的队伍，奋起阻击了金军。
镇江之战--浙西制置使韩世忠，守镇江。一一三〇年三月，韩世忠在镇江与宗弼军会战，世忠妻梁氏亲自击鼓助战。宋军大败金兵。金兵不能渡江，便向韩世忠行贿，表示愿尽归所掠，赠以名马，被韩世忠严正拒绝。金军被堵截在黄天荡四十八天不得出，后来利用老鹳河故道凿成一条连接江口的大渠，才得以逃往建康。这次战役，宋军虽然未获全胜，但韩世忠以八千人的队伍，打得号称十万的金军狼狈而逃，扭转了南宋一味逃窜的颓势，意义是重大的。
建康之战--金宗弼军退回建康，掳掠大批居民和大批财物，集中到六合。从瓜步口到六合，无数载运的船只连绵不断。金军在城内放起大火后，退出建康城，准备从静安镇渡江北返。到静安后，却意外地遭到了宋岳飞军的沉重打击。
相州汤阴人岳飞，出身于贫苦农家。北宋联金攻辽时，岳飞曾应募从军。一一二六年，金军围攻东京。赵构在相州召募兵士，岳飞再次应募。此后，曾在张所部下作统制。张所被罢免，岳飞投入王彦军抗金，又转到宗泽部下。杜充代宗泽后，岳飞受杜充统辖。一一二九年建康失陷，杜充叛变降金。岳飞集合余部继续抵抗，转移到宜兴县境，归张俊节制。二十七岁的青年将官岳飞，在战场上转战四年，始终坚持抗敌。岳飞统领的部众，锻炼成一支斗志旺盛的坚强队伍。
金兵焚掠建康时，岳飞军正驻扎在距建康不远的前线。岳飞得知金兵到静安镇，不等张俊的命令，主动向敌军发动出其不意的猛攻。权建康通判钱需，在建康失陷后拒不降敌，在静安镇附近联合抗金乡兵，坚持抵抗。岳军来攻，乡兵从敌后杀出，主动配合。两军夹攻，金兵大败。十数里内，金兵尸横遍野。金兵大小军官一百七十多人被杀。宋军缴获金兵马甲近二百副，弓箭刀旗金鼓等三千五百多件。金兵败退，岳飞、钱需进驻建康城，胜利地收复了建康。
富平之战--金军宗弼部侵掠东南时，西路娄室部攻打陕州，李彦仙领兵固守，坚持两年，大小二百余战，使金军不能前进。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命都统制曲端去援救，曲端按兵不动，最后陕州粮尽城破，李彦仙壮烈殉难。金军长驱入关。宋军中只有曲端的副将吴玠（音介jiè）率兵抗击，先后在青溪岭、彭原店战败了金军。
一一三〇年九月，金朝又派皇子、右副元帅宗辅到陕西，会合北上的宗弼军和在陕西的娄室军，打算深入陕川，然后从长江东下，侵掠东南。张浚召集刘锡、吴玠、刘 、孙渥、赵哲等秦川五路人马，共约三十万，以刘锡为都统制，发檄文向金兵问罪，展开大规模的反攻。九月下旬，刘锡率五路大军与金军在富平激战，赵哲畏敌先逃，宋军溃败。富平之战是金军南侵以来宋军第一次大规模抵抗。宋军战败退兵，金军侵入关陇。
和尚原之战--富平战败，张浚退守兴州，都统制吴玠招集散卒，扼守秦岭北麓大散关附近的和尚原。一一三一年十月，金宗弼军进攻和尚原，吴玠和弟吴玠（音林lín）选劲兵强弩分番轮射，连战三日，大破金兵，俘虏金兵以千计。宗弼身中流矢，逃回燕山。金军南侵以来，还没有打过这样大的败仗。金军自陕川进军的计划被粉碎了。
金军这次南下侵掠，直抵海边，但和攻掠东京或扬州时不同，在掳掠北返的途中，一再遭到南宋抗战将士的沉重打击。金军败走，政治形势由此发生了新变化。
这时的金朝，仍然建都在会宁府。奴隶主贵族一再发动的南下侵掠战争，主要目的在于掳掠财富和掳掠人民作奴隶，还不想直接统治中原地区。金兵南侵，掳去大批汉人，锁上铁链，在耳部刺字，标价出卖，或者赶到西夏去换马，或者卖给蒙古、室韦等邻族。女真贵族夏天北还，秋天南侵，不在中原久居。
高宗南逃，决意放弃中原。金太宗告谕宗望，应当再立一个象张邦昌那样的“藩辅”。宋济南府知府刘豫在一一二八年金军南侵时，杀掉济南守将关胜，叛变降金。刘豫向金将完颜昌（达赖）行贿，请求立他作傀儡皇帝。金军南侵途中，连续攻下大名、归德，并在杜充弃职逃跑后，在一一三〇年二月，攻占了东京。这年九月，金朝便立刘豫在大名作“大齐皇帝”，以降金的原太原知府张孝纯作宰相。两年后，刘豫又迁到东京。金朝把齐国作属邦，把中原和陕西地区交给刘豫等去统治。
高宗在一一三〇年四月从海上回到越州，绍兴二年（一一三二年）正月，又返回杭州。早在一一二九年七月，高宗已把杭州升为临安府，作建都的打算。金兵退走后，东起淮水、西至秦岭的战线，逐渐稳定下来。南宋王朝在临安建立起它的统治，控制着半壁江山。
三、南宋统治的确立
高宗建都临安，只图苟安江南，对外继续屈辱妥协，对内加强对人民群众的镇压，以维护它的统治。
妥协苟安--金兵退走，高宗回到临安，不能不标榜“恢复”“中兴”，但随即大兴土木，修建明堂、太庙，明显地表示出苟安江南的企图。御史张致远说：“创建太庙，深失复兴大计。”殿中侍御史张洵更明白地指出：“去年建明堂，今年立太庙，是将以临安为久居之地，不复有意中原。”金朝立刘豫后，高宗更加放弃了还都东京的打算。黄潜善、汪伯彦等放弃中原、苟安东南的主张，被高宗实现了。
一一三〇年十一月，前御史中丞秦桧从金朝来到临安。秦桧在金兵攻下东京时，随徽、钦二帝和大臣们被掳走。何栗等在进入金界途中自杀。秦桧却一直跟到金朝，屈膝投降，又为金军南侵作参谋。秦桧自称从金军逃回，其实是金朝放他回来作内奸。这时，吕颐浩已出为建康府路安抚大使，范宗尹作右相。秦桧由范宗尹引荐，得见高宗。范宗尹进上秦桧代高宗拟好的一封向完颜昌议和的国书。高宗看后，说“桧朴忠过人，朕得之喜而不寐”，遂命刘光世向完颜昌通书致意。高宗任秦桧为礼部尚书，三个月后，又升任参知政事。秦桧自称，他有两策可以耸动天下。一一三一年七月，范宗尹罢相。八月，秦桧受命作右相兼知枢密院事。一一三二年五月，秦桧网罗南宋投降派官员，设置修政局，准备修改南宋的政治、军事体制，以适应降金的需要。七月，左相吕颐浩回朝，与秦桧不和。秦桧抛出他的两策：“南人归南，北人归北”，即不但放弃中原，而且把抗金投宋的河北人、中原人全部交还给金朝和刘豫。八月，御史黄龟年弹劾秦桧“专主和议，沮止国家恢复远图”，“植党专权”。吕颐浩也向高宗竭力揭露秦桧。高宗说：“秦桧说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我是北人，该归到哪里？”命兵部侍郎綦崈礼（綦音奇qí，崈同崇）起草制书，谴责秦桧，罢免相位，并告谕朝廷永不再用。秦桧为相一年，遭到朝臣反对而罢相，但放弃中原，偏安江南，仍然是高宗既定的国策。
镇压农民--金兵南侵、高宗逃窜的过程中，宋朝的溃军乘机四处劫掠，城市乡村都遭到严重的破坏。舒蕲光黄镇抚使李成、蕲黄镇抚使孔彦舟等各领兵数万人，占据州郡，到处杀掠，变成残害人民的盗匪，最后又去投降金朝或刘豫，往来窜扰。御史韩璜描述当时的情况说：“自江西至湖南，无问郡县与村落，极目灰烬，所至残破，十室九空。询其所以，皆缘金人未到而溃散之兵先之，金人既去而袭逐之师继至。官兵盗贼，劫掠一同，城市乡村，搜索殆遍。盗贼既退，疮痍未苏，官吏不务安集而更加刻剥，兵将所过纵暴而唯事诛求，嗷嗷之声，比比皆是，民心散叛，不绝如丝。”南宋王朝暴露了投降逃跑的面目，官吏、兵将和盗匪一样地劫掠刻剥。在此情况下，各地农民纷纷举行了武装起义。
高宗小朝廷把起义群众看作是比金朝更危险的敌人。反对秦桧的吕颐浩也主张“先平内寇，然后可以御外侮”。金兵退后，高宗随即把几个领兵的大将张浚、韩世忠、刘光世、张俊以及张俊统率下的岳飞等部，都从前线调离，大力平定“内寇”。几年之内，他们屠杀的农民，竟达几十万人。对待金朝的“外侮”一意屈辱妥协的高宗小朝廷，就这样在农民的血泊中，建立起黑暗统治。
诋毁王安石--北宋末，钦宗即位，就下诏说：“今日政令，唯尊奉上皇诏书，修复祖宗故事。群臣庶士，亦当讲孔孟之正道，察（王）安石旧说之不当者，羽翼朕志，以济中兴。”随即起用程颐最得意的门生、程学的继承人杨时，作右谏议大夫兼侍讲、国子祭酒。杨时立即上书攻击王安石，说“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安石挟管、商之术，饰六艺以文奸言，变乱祖宗法度”，请钦宗“毁去（王安石）配享（孔庙）之像，使邪说淫词不为学者之惑”。钦宗下诏罢去王安石孔庙配享，改为从祀。当时太学生多崇信王安石的学说，纷纷起来反驳杨时。御史中丞陈过庭等也上疏对杨时进行弹劾。杨时终于在反对声中被罢免。
高宗刚一建立南宋小朝廷，就又起用杨时为工部侍郎兼内殿侍讲。一一三一年八月，秦桧拜相的第二天，追赠程颐直龙图阁。高宗在制书中称赞程颐是“老师大儒”，“自得于正心诚意之妙”，“高明自得之学，可信不疑”，又攻击王安石等变法派是“曲学阿世”：说褒显程颐，是为了表明“上之所与，在此而不在彼”。范宗尹为相，高宗对他说：“人欲明道见礼，非学问不可”，“正心诚意，率由于此”。范宗尹说：“人主尤以此为先务”。吕颐浩、秦桧作相，高宗又对他们说：“人主之德，莫大于仁。”吕、秦说：“圣学高明，以诚、仁二者治心，修身、正家、齐天下有余裕矣。”高宗大力提倡“正心诚意”的程学，崇信程学的儒生都得到任用。士大夫想作官得利禄，便“托其说（程学）以自售”。一时程学大兴，成为作官的捷径。
在高宗和范宗尹、秦桧等倡导下，程颐的门徒，展开了对王安石的围攻。宋朝以科举取士，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在太学生和青年文士中有着广泛的影响。钦宗时杨时曾奏请销毁“三经新义”，这时又写出《三经义辨》，从学术上向王安石进攻。一一三五年，杨时病死。高宗特诏褒扬《三经义辨》，又赐其家属银二百两、帛二百匹，作为对杨时反王安石的酬赏。攻击王安石的另一个办法，是篡改历史。高宗任命范冲（范祖禹子）重修《神宗实录》，杨时也著《熙宁日录辨》，对王安石变法的历史事实肆意篡改。再一个办法，是对王安石进行人身攻击。代表作就是邵伯温（邵雍子）的《邵氏闻见录》。邵伯温假托苏洵的名义，伪造《辨奸论》，说邵雍听到杜鹃的叫声，就预测到王安石作相“天下将乱”。邵伯温还编造说：王安石平日不梳头，不洗脸，前生是个獾（音欢huān），儿子王珪死后下了地狱等等。以荒唐的谩骂，对王安石肆意诋毁。
高宗、杨时等加给王安石的最大罪状是：徽宗、蔡京的亡国和宋朝的南逃，都是由熙宁变法造成的。这当然是自欺欺人。明代的陈汝锜曾反驳说：今史牒具在，凡蔡京所逢迎，“蠹国害民非一政，然何者为熙宁之政？”凡蔡京所交结，如童贯、李彦、梁师成、朱勔、王黼、白时中、李邦彦等等，“何者为熙宁之人？”高宗集团把徽宗、蔡京的亡国，归罪于王安石变法，显然是想借以掩盖投降逃跑的罪责，继续苟且偷安。
控制将帅--高宗狼狈逃窜过程中，不得不允许抗金将帅“便宜从事”。将权日重，就又引起高宗的疑忌。一一三〇年五月，崇奉程学的御史中丞赵鼎奏说：“祖宗于兵政最为留意”，“太祖和赵普讲明利害，著为令典，万世守之不可失。今诸将各总重兵，不隶三衙，则民政已坏”。“是祖宗之法，废于陛下之手”。高宗会意，下诏限制将帅转移财用和任免官员的权力。六月，又以宰相范宗尹兼知枢密院事，废除南逃时设立的御营司。北宋以来，政治和军事分立两府。仁宗以后，宰相不兼枢密。高宗用宰相兼领军事，说是为了“收兵柄，一赏罚，节财用”。中书舍人季陵又上奏说：“张浚在川陕，区处军事，安置从臣。偏于太专”。一一三一年二月，翰林学士汪藻上“驭将三说”，大意说：“诸将过失，不可不治”；将领只能听命，不应参预谋划，议论政事；“自古以兵权属人久，未有不为患者”，“不早图之，后悔无及”。他建议“渐销诸将之权”，能驭将才能“弭盗”“遏敌”。高宗既要依靠诸将镇压人民起义和抗御金兵，又担心将领功高权大威胁他的统治，陷于难以解决的矛盾当中。北宋建国之初，太祖收兵权，意在防止割据，反映了中央集权和地方割据之争。南宋建国之初，主降的文臣力求控制主战的将帅，意在防止将帅专权抗敌，实质上是反映了投降派和抗战派的斗争，和北宋初的收兵权，性质完全不同。高宗对金朝“且守且和”，对将帅且用且疑，处在重重矛盾之中。
（三）钟相、杨太等领导的农民起义
南宋小朝廷自重建以来，面对金兵的南侵，从河南逃到江南，从江南逃入大海，不惜对金朝屈辱妥协，只求苟安江南，压迫人民大众。广大农民陷入金兵掳掠，官军抢夺，官府、地主加紧压榨的重重迫害之中。一一三一年，江西安抚大使朱胜非描述他所看到的情形说：“来自桂岭，陆行一千七百余里至临江军，所见道上居民及近路村落：自入衡州界，有屋无人；入潭州界，有屋无壁；入袁州界，则人屋俱无。”遭受残酷掠夺的广大农民，不断举行起义，以反抗南宋的黑暗统治。
钟相、杨太起义一一三〇年春，洞庭湖畔的鼎州爆发了钟相领导的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
鼎州武陵人钟相领导的起义军原来曾是一支人民抗金队伍。一一二七年春，高宗在南京（商丘）号召各地军兵“勤王”。钟相组织义兵三百人，由钟相子钟昂率领，赶到南京，拥戴高宗反抗金兵的南侵。高宗决策南逃，便又下令将各地前来“勤王”的义兵遣散，要他们“归元来去处，各著生业”。钟昂率领的义兵亲眼看到高宗小朝廷妥协求降的面目，归来的途中更看到各地官军、盗军的劫掠情景。钟相并没有按照高宗的意旨解散回乡的队伍，而是继续结集，结寨自保，并设置旗帜器甲，作起义的准备。荆南一带不断遭到官军和盗军的蹂躏。一一三〇年初，金兵攻陷潭州，大事掳掠后，屠城而去。孔彦舟乘机收集溃兵，占据荆南和鼎、澧诸州，并利用钟相在民间的威信，诈称是“钟相民兵”，四处窜扰。在这样的形势下，钟相毅然举起武装起义的旗帜，号召抗拒孔彦舟的盗军。鼎、澧、荆南各地的人民纷纷响应，农民起义的烈火点燃了。
早在起义的二十多年前，钟相就在武陵一带利用宗教作工具，联络组织农民，宣传反抗思想。史书记载，钟相利用的宗教是不同于佛、道的“左道”。很有可能，这就是方腊起义时利用过的摩尼教。方腊起义失败后，摩尼教仍在各地农民群众间秘密流传，成为他们相互联络、准备起义的工具。宋朝统治者不断下令禁止，对“事魔”的农民严厉镇压。起居舍人王居正向高宗报告说：“方腊以前，法禁尚宽，而事魔之俗，犹未至于甚炽。方腊之后，法禁愈严，而事魔之俗愈不可胜禁。”“自方腊之平，至今十余年间不幸而死者，不知几千万人矣。”宋朝统治者们，在向金兵屈膝求降的同时，不惜大规模地屠杀“事魔”的农民，宋朝杀人越多，反抗的力量越大。自温州、台州、衢州、徽州、严州、信州以至河南的信阳军、河北的沧州、清州，南到两广、福建，到处都有摩尼教的秘密起义组织。钟相发动起义的荆湖一带，早在唐代宗时，荆州就建有大云光明寺，是摩尼教的一个传布中心。
长期形成的钟相农民军是一支有组织、有训练的队伍。钟相自称“有神灵与天通，能救人疾患”。向农民宣传说：“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早在五代时，南唐诸祐利用“左道”组织农民起义，就曾提出“吾能使富者贪，贫者富”的口号。钟相继承诸祐和王小波的口号，更加明确地提出“等贵贱，均贫富”的平等、平均思想以反抗官僚、地主的封建统治。“入法”（入教）的民众，分财互助，团结一致，又有自己的武装，有效地抵制了官军和盗军的骚扰。洞庭湖周围各县的广大农民，自备干粮，络绎不绝地到武陵投拜“入法”，尊称钟相为“老爷”或“天大圣”。一些士大夫也到这里来避乱。
但是，一一三〇年二月钟相发动武装起义后，并没有停留在宗教组织的范围。钟相立即建立国号大楚，钟相称楚王，钟昂为太子，立年号天战（一作“天载”），建置将相官属。起义军宣布宋朝的国法是“邪法”。焚烧官府、寺观、庙宇和“豪右之家”，镇压官吏、僧侣、道士、巫医、卜祝以及跟广大农民结有仇隙的地主富豪。夺取官僚地主的财产还给农民，称为“均平”。起义军的行动，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说这是“天理当然”。
钟相在武陵发动起义后，鼎州武陵、桃源、龙阳、沅江，澧州澧阳、安乡、石门、慈利，荆南枝江、松滋、公安、石首，潭州益阳、宁乡、湘阴、安化，峡州宜都，岳州华容，辰州沅陵，各地农民群众纷起响应。起义的烈火燃遍了十九个县的广大地区。钟相派出一支农民军攻打桃源县城。知县钱景持率领保甲兵丁来镇压起义，农民军杀钱景持，大败宋兵。两日后，钟相军又攻克澧州，杀宋守臣黄琮，胜利进入州城。
来势迅猛的钟相起义，震撼了南宋王朝。孔彦舟叛军勾结鼎州的地主豪绅，占据鼎州。南宋小朝廷便任命孔彦舟为荆湖南北路捉杀使，让他去镇压钟相起义军。南宋驻守鄂州的宣抚司访察使李允文，派遣统领官安和统步兵入益阳，统制官张崇领战舰入洞庭湖，张奇统水军入澧口，分道镇压起义。
孔彦舟看到不能以战取胜，便另生诡计，向起义军散布说：“爷（农民军称钟相为“爷”）若休时我也休，依旧乘舟向东流”，假装无意决战。一面又派人到钟相处，请求“入法”，做打入起义军内部的奸细。钟相没有识破诡计，农民军中混入了内奸。一一三〇年三月，孔彦舟军大举进攻，奸细作内应，起义军兵败。钟相、钟昂父子在山谷中被当地一个地主捉住。孔彦舟将钟相父子押送朝廷处死。钟相发动起义仅仅一个多月，便英勇牺牲了。
南宋王朝处死了钟相，却无法扑灭已被钟相点燃的起义烈火。洞庭湖畔各地的起义农民，在青年领袖杨太领导下，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持久的战斗。
杨太是随钟相“入法”起义的一位青年农民。当地称兄弟中最小者为“幺”，因此又亲切地叫他“杨幺”或“幺郎”。钟相牺牲后，杨太和农民军首领杨广、夏诚等领导一支农民军占据龙阳县继续战斗。农民军沿洞庭湖分立寨栅，组成了八千人的队伍。
一一三〇年六月，宋朝调任知荆南府程昌■（音宇yú）去鼎州，任鼎澧路镇抚使，镇压起义。程昌■途经龙阳县境，随从官吏和仆从们上岸掠夺民间财物。杨太部下的水寨首领谢保义，立即指挥起义军出击，缴获了他们在各地搜括的金银财帛等赃物，程昌寓只身逃回公安县，改由陆路绕道到鼎州。程昌■到任后，指挥官军进攻起义军，并对起义军展开诱降活动。起义军的一个首领杨华叛变，到鼎州投降。程昌■又命杨华派亲信到杨太军中劝诱诸首领降宋。杨太“极口骂杨华不是丈夫汉”，痛加斥责。接着，便率领水军，到鼎州城下向宋军发动进攻。程昌■龟缩城内，不敢出战。
杨太起义军以洞庭湖为基地，采集木料，打造战船，训练水军，声势大振。绍兴元年（一一三一年）正月，夏诚指挥的起义军大败程昌■新组成的水军，获得大批战船。此后起义军又打造了多种样式的车船。每船可载兵千人，用人踏车，可进可退，船上设拍竿长十余丈，上置大石，下作辘轳，遇敌军船近，即用拍竿发石击碎。车船的制造，始于唐代李皋。起义农民在都料匠高宣的指导下，以宋军的车船为样式，进一步提高了打造车船的技术。起义军用车船作战，官船不能接近。起义军水寨数十处，车船数十只，布满洞庭湖边，雄壮非常。继承钟相事业的杨太，不再以攻取州县作为作战目标，而是继承并发展了梁山泊农民起义的传统，在洞庭湖建立了起义据点，形成可攻可守的指挥中心。农民军不断发展壮大。
宋王朝看到程昌■不是农民军的对手，又在一一三二年十一月，起用李纲作湖广宣抚使，来镇压起义。李纲立即派将官招降溃散的官兵，作镇压农民起义军的准备。朝中一些投降派官僚，担心李纲“剿寇”立功，再被重用，于是纷纷上章攻击李纲是“藩镇跋扈之渐，若久任之，将使军民独知有纲，不知有陛下，知有宣抚司，不知有朝廷”。高宗又把李纲撤职，改派龙图阁直学士折彦质为湖南安抚使，督率潭、鼎、荆南兵，镇压起义。
这时，杨太起义军以洞庭湖水寨为据点，已经发展到二十万人。占领的地区北到公安，西到鼎、澧，东到岳阳，南到长沙。洞庭湖沿岸各州县的广大农村几乎都已为起义军所占有。宋官军所盘据的，只是处在农民起义军包围中的几座州县孤城。一一三三年四月，杨太拥立钟相少子钟义作太子，自号大圣天王，下设三衙等机构。起义军占领地区的农民，在杨太领导下努力发展生产，实现了钟相“田蚕兴旺，生理丰富”的理想，境内人民安乐，物产丰盛。起义军春夏耕耘，秋冬战斗，不断袭击宋军。折彦质部难以前进。
一一三三年六月，宋王朝又增派王珪（音泄xiè）为荆南制置使，领兵六万，会同折彦质等镇压杨太起义军。王珪水军攻进杨太大寨，却是一座空寨。原来杨太早已转移到鼎口港地泊驻，伏军待战。十月，王珪军赶到鼎口，杨太发动车船迎战。农民起义军车船高数丈，用坚木二尺余，削尖两端作投掷武器，与矢石俱发，叫做“木老鸦”。官军大败。王珪本人也被流矢、木老鸦打中，逃回鼎州，留下统制崔增、吴全据守洞庭湖下游。
崔、吴军守下游，企图与上游程昌■部官军夹击起义军。杨太军得知后，顺江放下三只大船，船上不树旗枪，也不见人，沉寂无声，交横而下。崔、吴军见了，以为起义军为上游官军杀败，流来空船，于是发动全队舟船，乱次争先，纷纷而上，到了水面宽广处，农民军车船突然擂鼓呐喊，踏车回旋，发动猛攻，迅速地把官军大小数百只战船全部击沉。沙滩上的官军步兵也被起义军消灭。一日之间全歼崔、吴军一万人，获得弓矢甲胄不计其数。起义军获得重大胜利。
这时，王珪还在下江口营帐，不知道宋水军全军覆没的消息。农民军百余人穿着新衣，打着鼓板，吹着笛子，弄着气球，到宋军大营，用竹竿挑着一卷文书，喊宋军来取。宋军满以为这是“受招安”的文书，打开一看，原来是农民军缴获的宋朝的官告。农民军使者在旁哈哈大笑说：“崔家水军一万来人，前日晚被我们杀了，一个不存。衣甲、枪刀、旗号、钱粮，一齐属我了也！”农民们在欢笑声中吹笛打鼓扬长而去。当晚，起义军又乘车船相继而来，全装铁甲，各执雁翎长刀，光彩射目。向宋军高喊：“崔增、吴全是天下有名水军，一万来人，只消我三支车船，尽底杀了。你们消得甚的杀也！”二更时，起义军的大小车船无数，大举追袭宋军。宋船两边都被打空，满身中箭。宋军士头破额裂，狼狈逃走。王珪带领残兵败回鄂州。农民军再次取得辉煌的胜利。
起义军乘胜前进。一一三四年七月，进攻鼎州社木寨，又大败宋军，继续获胜。
一一三四年二月间，张浚自西北被召入朝时，路过潭州，曾派枢密院计议官去和折彦质共同策划“招安”农民军，遭到杨太拒绝。这时，刘豫的齐国看到农民起义军胜利发展，也想以“联军灭宋，分地而王”，招诱农民起义军。齐“太尉”李成差密使来杨太大寨，送来金帛文书，说愿与水寨首领会合，水陆并进，取宋沿江州县，得县的做知县，得州的做知州。起义军严正拒绝，把来人打发回去。一月后，李成又派三十五人来，带着官诰、金束带、锦战袍、羊羓（音巴bā）等物，劝诱起义军配合金、齐大军灭宋。农民起义军将这三十五人全部处死，投入江中。高宗得知后，下诏向杨太等诱降，说可以给他个知州的官做，也被杨太拒绝。杨太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复杂环境中，坚持反对宋朝的统治，又坚持抗拒金、齐，始终如一，大义凛然。
和杨太的正义行为相反，一贯对金屈服的南宋，把农民军看做是比金、齐更为危险的敌人。江西一个地主向高宗上书说：“方今之大患有三：曰金虏，曰伪齐，曰杨幺。然金虏伪齐，皆在他境，而杨幺正在腹内，不可不深虑之，若久不平灭，必滋蔓难图。”侍御史张致远也在一一三五年二月上奏说：“金朝侵侮，不过是皮肤病，如果善用药石，就很容易去掉。庶民作乱，是心腹蓄毒，若养而不治，实在难好。洞庭被占据这多年，招安之人屡遣，而大半不还，水陆之师每进，而无敢深入”。这时已掌握军政大权的右相张浚也说：“杨幺据洞庭湖，实占上流，不先去之，为腹心害，将无以立国。”对待金朝，宋朝官员中存在着抗战派与投降派的对立，但在镇压农民起义时，他们又完全一致起来。高宗派张浚亲临督战，又下令把精锐的岳飞军从淮西的前线调往洞庭湖。一场血腥的镇压开始了。
宋军这次镇压杨太起义军，按照张浚的主意，改变了历来冬季出师的惯例，选在农忙季节进军，想趁起义军忙于生产，发动突然袭击，同时还想以毁坏田亩禾稼为手段来进行威胁。一一三五年五月，张浚、岳飞领兵到达洞庭湖地区，施展所谓“剿抚并行”的策略，大力开展诱降活动，释放俘虏，重用叛徒，分化瓦解农民起义军。起义军中的黄佐、杨钦，先后叛变，投降岳飞军。六月，杨太大寨由于杨钦等叛变而陷于孤立，被岳飞军攻破。杨太拒不降宋，和钟义泅水突围，被宋军俘虏。杨太被押送到岳飞面前，英勇就义。杨太就义前，仍然高呼钟相称号（老爷），至死不屈，表现了中国农民不甘屈服于黑暗统治的顽强反抗精神。
杨太就义后，夏诚仍然据水寨固守，继续战斗。岳飞军以巨筏塞置港汊中，用腐木烂草填入行船通道，使起义军车船无法行驶。起义军水寨被攻破。夏诚被俘，也壮烈牺牲。钟相、杨太领导的洞庭湖农民起义，前后持续六年之久，给南宋王朝以沉重打击。农民起义军依据江湖港汊建立据点，春夏耕耘，秋冬作战，为历史上农民战争积累了宝贵经验。
在钟相、杨太起义的同时和起义失败后，江西、湖南、福建等地的农民群众相继举行起义，不断打击着南宋王朝的统治。
信州王宗石（王念经）起义一一三〇年四月，在钟相发动起义的同时，信州贵溪县农民在王宗石（王念经）领导下，举行起义。王宗石是当地摩尼教的一位首领，长期以来利用摩尼教组织农民，具有广泛的影响。起义发动后，农民军迅速攻下贵溪、弋阳两县。信州和饶州一带的贫苦农民纷纷加入起义队伍，农民军很快发展到几万人。高宗派辛企宗军去镇压。一月之间，农民军连续战败官军，取得胜利。高宗又调派张浚和刘光世部的王德军，对农民军四面围剿。农民军激烈战斗，王宗石等二十六名领袖战败被俘，被押送到越州的高宗小朝廷，英勇就义。起义发动不到两月，即遭到南宋官军的镇压而失败。起义失败后，刘光世部王德残酷屠杀贵溪、弋阳两县的人民近二十万人。
建州农民起义一一二九年，苗傅、刘正彦发动政变失败，领兵退走建州。宋朝各路官军进入建州追击，沿途向百姓勒索军需，烧杀劫掠，农民群众被迫迁徙流亡。宋兵擒捕刘、苗去后，建州一带出现严重的灾荒。一一三〇年，建州瓯宁县农民在回源峒发动起义，私盐贩范汝为被推为领袖。八月间，范汝为领导起义军攻入建阳县。宋神武副军都统制李捧率官军三千迎击，被起义军击溃，李捧逃走。农民军迅速发展到数万人。
十月间，南宋小朝廷派朝请郎谢向持金字牌到范汝为军中“招安”。十一月，又派神武副军都统制辛企宗率大兵镇压。辛企宗进驻邵武军，距回源峒二百多里。在宋朝的威胁利诱下，范汝为受“招安”，接受宋朝赐给他的从义郎、福建民兵都统领的官职，受辛企宗节制。范汝为以下的一些首领也接受了宋朝的官职。起义军由于首领叛降而被出卖了。
范汝为投降后，农民军仍在建阳城外驻扎、耕田。当地地主也要向农民军交纳租税。一一三一年二月，高宗诏令辛企宗将农民军“放散”“归农”。农民军拒不解散。
建阳农民继续展开斗争。农民丁朝佐领导另一支农民军发动起义。范汝为部下、降宋后称保义郎的熊志宁又率领部分农民军离去，与丁朝佐会合。九月间，丁、熊军进到建州浦城、崇安等县。南宋得报，派江东统制官阎皋统领部下全军镇压丁、熊，又派监察御史胡世将到福建“督捕”。十月九日，胡世将奏报说：“汝为自就招安，心怀反侧，仍前剽掠”。高宗立即下诏捕杀范汝为。诏书说：“官军杀获范汝为，与补汝为现带官职”。十月十九日，范汝为率领农民军向建州转移，宋建州守臣逃跑。范汝为入据州城。范汝为部下叶谅等向邵武军进攻。
十一月，御史弹劾辛企宗长期不能“放散”农民军，“拥兵逗留”，请另遣将。高宗贬辛企宗，降三官。另派韩世忠领兵入福建镇压。绍兴二年（一一三二年）正月，韩世忠军围攻建州，攻城六日，农民军三万余人战死。范汝为逃回回源峒自杀。宋军到邵武军，叶谅败死。熊志宁接受阎皋的“招安”，充当宋军的“前军统领”。
建州起义发动以来，起义农民前后有十余万人，声势是浩大的。但由于农民军领导者的动摇投降，终于遭到宋朝的血腥镇压而失败。广大起义农民作出了重大的牺牲。
但是，起义农民仍在继续战斗。农民军千余人在范忠领导下，转向建州松溪县进攻，杀县尉吴某，又进而打到浙东。十一月，范忠军转战龙泉县，进攻处州，震动了宋朝。十二月，高宗命令神武前军左部统领申世景领兵二千镇压，下诏说：“如不即扑灭”，“并重置典宪”。宋军到处州，不能得逞。高宗又增派精兵二千会合。范忠农民军寡不敌众，遭到镇压牺牲。
范忠领导的农民军，在范汝为死后，转战闽浙，坚持斗争达一年之久，又一次体现了农民群众反对“招安”、坚持斗争的光荣传统，是值得赞颂的。
吉州彭友起义 一一三〇年，吉州一带的农民也在彭友（一称彭大或彭铁大）、李满（号称“李动天”或“李洞天”）、王彦和廖八姑三姐妹的领导下举行起义。起义农民推举彭友等十人作领袖，称为“十大王”。起义军攻占江西、湖南八个县城，起义队伍达几万人。起义军在各地区往来活动，声势越来越大。到一一三三年初，广东、江西等路官吏纷纷向宋朝上奏章，要求调派岳飞军前往镇压。四月，宋朝派岳飞军到吉州。这时彭友已率领农民军转移到雩都（雩音于yú），联合永新县尹花八等两支农民军三千多人，严阵以待。岳飞军赶到雩都，派出两名“辩士”找彭友劝降，彭友义正辞严地说：“吾宁败，不肯降，毋以虚声恐我！”岳飞指挥官军猛攻山寨，起义军战败，彭友被俘。李满等率领农民军退到固石洞拒守。固石洞山高而险，易守难攻，岳飞驻兵山下，再次派说客到山上劝降，企图动摇农民军的斗志。农民军义愤填膺，表示“虽死无憾”，坚决斗争到底。岳飞见诱降不成，又调动骑兵，围住固石山，派步兵强行攻山。起义军腹背受敌，经过激烈战斗，主力大部牺牲，终于失败了。
虔州陈颙起义 一一三一年七月，陈颙（音拥yōng）领导虔州农民几千人起义，攻打雩都、信丰等县。一一三二年四月，起义军进攻循州，克龙川县。十一月，克武平县，又围梅州。绍兴三年（一一三三年）正月，起义军围攻潮州，不能下，撤回江西。虔州各县农民纷纷起来响应，罗闲十、蓝细禾、钟超等“四百余党，自为头首，各成寨栅”，共有十多万人。各支队伍“结为表里”，建立联盟，共同反抗官军，依靠山区的险要形势，建寨五百多座，活动于广东循、梅、潮、惠、英、韶、广、南雄等州，江西虔州、南安军、建昌军，以及福建汀州、邵武军等广大地区。这年四月，岳飞在镇压吉州农民军以后，又进兵虔州。农民军在兴国县，与官军摆开阵势，英勇战斗。但由于各支农民军队伍缺少统一的指挥，最后被岳飞军各个击破。陈颙、罗闲十、蓝细禾等被俘。陈颙等农民领袖同吉州农民领袖彭友、李满等一起，都被岳飞杀害了。
严州农民起义 王宗石等利用摩尼教起义失败后，摩尼教作为农民群众的秘密组织，仍在江、浙一带继续活动。入教的农民，设置兵器，随时准备“群起举事”。衢州开化县是万山环绕、路不通驿的地区，接近徽、严二州，宋朝统治力量较为薄弱。摩尼教领袖余五婆在这里“传习魔法”，组织农民。一一三三年春，官府发现了余五婆的活动，下令捕治禁止。余五婆随即转移到严州遂安县白马源，隐蔽在教徒缪罗家中。同年三月，缪罗的怨家发现余五婆，向保正告密。保正乘机对缪罗进行敲诈勒索。缪罗杀死保正，发动摩尼教农民起义。起义农民多次打败前来镇压的官军，接连击毙凤林巡检章浦、淳安县尉曹作肃等人。五月，知严州颜为带领临时拼凑的弓手、保甲六千多人，宋朝又派神武中军统制杨沂中领兵三千，会同前往镇压。在决定起义成败的关键时刻，缪罗经不起杨沂中的威胁利诱，接受了杨沂中的“招安”。起义农民仍然坚持与官军作战。但由于缪罗等人的叛变，起义军力量削弱，终于被杨沂中镇压下去，起义军骨干王仓等九十多人被捕牺牲。
郴州宜章县农民起义 一一四〇年，湖南郴州宜章县山区农民在骆科、文遂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起义后，骆科率领义军攻打桂阳、郴、道、连、贺等州的县城。宋朝派统制郝政带领官军镇压，骆科中途叛变，投降官军，义军被打散。但不久之后，义军余部又集结在一起，在邓宁、李定等人的领导下，继续战斗。义军的另一部分在欧幼四的领导下，以桂阳监临武峒为据点，发展到几千人，屡次打败官军，攻克了蓝山县。直到一一四一年十月，这几支农民军才被宋军镇压而最后失败。
（四）抗战与投降的斗争
高宗统治集团残酷地镇压了农民起义。但是农民群众此仆彼起的英勇斗争，显示了自己的强大力量。它明确地告诉了人们：如果金兵南侵，南宋小朝廷再要投降逃跑，就难免被人民群众的巨掌所葬埋。
高宗集团一味妥协苟安的政策，并不能阻止金朝的继续南侵。刘豫傀儡政权“大齐”建立后，金朝一面支持刘豫南侵宋朝，一面继续派出金兵南下侵掠。在这样的形势下，南宋王朝是抗战还是投降，仍然是摆在高宗统治集团面前的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朝廷中形成以岳飞等为代表的抗战派和以秦桧为代表的投降派，进行了反复的斗争。
在以偏安东南为既定国策的高宗集团统治下，南宋抗战与投降的过程大致是：当着金、齐发动南侵，战争威胁到南宋的统治时，高宗不得不任用抗战派抵抗敌兵；当着抗敌获胜，将领们权势增强，而金朝又采取“以和议佐攻战”来诱降时，高宗就又信用投降派屈膝求和；南宋的屈辱招致金兵的再度南侵，高宗被迫再次起用抗战派将领；抗战派再度抗敌获胜，高宗和投降派就又在胜利形势下，再来求降。自高宗迁都临安以来的约三十年间，伴随着宋、金斗争和南宋王朝内部斗争的发展，南宋王朝大体经历了抗战--投降--再抗战--再投降这样一个历史过程。
一、保卫川陕和收复襄阳的胜利
从一一三三年到一一三六年的三年间，金朝南侵军一面在川陕地区继续向南宋进攻，一面支持刘豫的齐国从中原地区南下，同南宋展开激战。吴玠军打退金军，保卫了川陕。岳飞军战败金、齐，取得了收复襄阳六郡的胜利。
川陕之战--金宗弼军自和尚原之战败退后，金朝又派撒离合屯兵凤翔，与宋吴玠军对峙。绍兴三年（一一三三年）正月，撒离合绕开和尚原，率主力东进，攻下金州，沿汉水西上，进攻兴元，宋王彦军败走。知兴元府刘子羽派统制田晟带兵据守金州石泉县西的饶风关，向吴玠告急。吴玠亲自领兵从凤州河池县启程，日夜行三百里，在金军到达前，赶到饶风关，会合王彦军及抗金义军一万三千人守关。金军没有料到吴玠军来得这样快，赶忙发动猛攻。攻关六昼夜不能下。吴玠部下一个将官叛变，向金军告密，金军从小道绕到饶风关后，两面夹击，宋军只好撤退。饶风关失守。王彦退守达州，吴玠退守仙人关，刘子羽退守潭毒山。金军到川陕界上的金牛镇，不见宋军踪影，怀疑有埋伏，不敢深入，退军兴元，然后又从斜谷撤退。吴玠派兵追袭，金军大败，死亡一千多人，丧失了全部辎重。刘子羽趁势进兵，收复兴元、洋州等地，王彦收复金州等地，全部恢复了战前局面。宋军在川陕保卫战中取得了胜利。
一一三四年二月，宗弼、撒离合又协同齐国的刘夔率十万骑兵从宝鸡入侵仙人关。吴玠军万人在杀金坪抵御。吴玠领兵由七方关急援，转战七昼夜，与吴玠合兵。三月，金兵进攻关隘，身披重铠，用铁钩相连，鱼贯而上。吴玠督军死战，矢下如雨，金兵死尸层层堆积。撒离合改用火攻，又被宋统领姚仲设法扑灭。吴玠派统制杨政、统领田晟率军出击，战场上火炬照亮了群山，战鼓声震动天地。次日夜间，吴玠又派统领王喜、王武率勇敢战士，分紫、白两色旗帜杀入金营，宋军全力奋战，金军不支，连夜撤走，退守凤翔。吴玠、吴玠军奋勇战斗，又一次胜利地保卫了川陕。吴玠升任川陕宣抚副使，又乘胜收复凤、秦、陇诸州。
收复襄阳--中原战场上，宋、齐间不断发生小规模战事。一一三三年二月，襄阳镇抚使李横会合右武大夫牛皋等收复颍昌。刘豫派宋朝叛将李成率二万人迎战，又向金朝求救兵。金宗弼领大军来侵，李横败退，襄阳、颍昌失守。五月，高宗下令沿边诸将不得“侵犯齐界”，派韩肖胄等去金朝求和。十一月，韩肖胄回朝，金使李永寿来宋，要挟宋朝归还齐俘虏和在东南的西北士民，并要求以长江为界，把江北地方全部给刘豫。金使的无理要求，激起宋朝抗战派将士的愤怒。广州一个监管盐税的官员吴绅上书，请高宗亲征，讨伐刘豫。殿中侍御史常同对高宗说：“先振国威，则和战常在我。若一意议和，则和战常在彼。”“未闻二十万兵而畏人者也”。岳飞建议出兵，收复襄阳六郡，恢复中原。岳飞收复建康后，被任命为通、泰州镇抚使，守卫长江下游。在一一三一年到一一三三年两年多的时间中，岳飞忠实地执行南宋王朝“荡清内寇”的使命，转战湘赣间，讨伐李成等盗军，又残酷地镇压了虔州和吉州等地的农民起义，因而得到高宗的赏识和信任。高宗亲自召见岳飞，特赐“精忠岳飞”的军旗，提升他为镇南军承宣使、江南西路舒蕲州制置使，驻军江州。岳飞连续上疏，建议出兵北上，进取襄樊。岳飞的建议得到宰相朱胜非和参知政事赵鼎的支持。赵鼎荐任岳飞为统帅。牛皋进见高宗，说“刘豫必灭，中原可复”，受命率部去江州，归岳飞指挥。
高宗迫于形势，不得不派岳飞出兵抗战，但仍然无意恢复中原。在岳飞出兵前，就先规定了种种限制。南宋朝廷用“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的名义，向岳飞明确规定：只准“收复襄阳府、唐、邓、随、郢州、信阳军六郡地土”，“不得辄出上件州军界分”。敌军“若逃遁出界，不须远追”；“亦不得张皇事势，夸大过当，或称‘提兵北伐’，或言‘收复汴京’之类，却致引惹”。还规定：事毕，大军复回江上屯驻。
一一三四年五月，岳飞接受了新任命给他的镇南军承宣使、江南西路舒蕲州制置使兼黄复州汉阳军德安府制置使等本兼各职，率领大军，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岳飞命令军士，所过各处，不准残害民众，不准侵犯禾稼。渡江时，他在船上对幕僚们说：“飞不擒贼，不再渡江！”岳飞军旗开得胜，一举攻下郢州，齐守将京超自杀。岳军兵分两路：张宪、徐庆分兵攻随州，岳飞亲率大军直趋襄阳，军声大振。齐将李成出襄阳四十里迎战，岳飞看到李成列阵后，说：“步兵利险阻，骑兵利平旷，李成左列骑兵于江岸，右列步兵于平地，兵虽多至十万，有什么用呢？”举鞭命王贵以长枪步卒攻击李成的骑兵，命牛皋领骑兵攻击李成的步兵。李成军大败，死伤无数，李成夜中逃跑，岳飞顺利收复襄阳。随后又派牛皋增援张宪、徐庆，很快攻克随州，生擒齐将王嵩，俘虏五千人。李成自襄阳败退后，又纠集兵马与金军汇合，在邓州西北列寨三十几所，准备与宋军决战。岳飞把军队分成几支，发动突袭和两面夹击，把李成军再次击溃，一鼓作气连续收复了邓州、唐州和信阳军。这年七月，岳飞便完全按照预定的计划，胜利地收复了襄阳等六郡，屯兵鄂州。
捷报传来，整个临安轰动了。高宗慨叹说：“不知他能破敌立功到如此地步！”随即升任岳飞为清远军节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统辖襄阳府路。不久又晋封为武昌开国侯。宋朝建国以来，作为最高荣誉官衔的节度使，从来不轻易授人。这时南宋带节度使衔的，也只有刘光世、韩世忠、张俊三个大将。几年前，还是个普通军官（统制）的岳飞，还只三十二岁，便建节封侯，这在宋朝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但是，这时的岳飞却把功名看作尘土，念念不忘的是乘胜收复中原。他在鄂州作《黄鹤楼》词说：“何日请缨提劲旅？一鞭直渡清河洛。”直渡黄河，北上抗敌，一直是岳飞的高远理想。但这就和高宗苟安东南的国策处在了相矛盾的境地。岳飞直上青云，功高位显，也开始陷入了高宗统治集团的疑忌之中。打退金、齐--一一三四年九月，金朝又纠合刘豫，发兵南侵。金兵五万，由宗弼等率领，齐兵由刘豫子刘麟率领。金、齐兵绕开岳飞和吴玠的防区，自泗州和楚州两地渡淮南侵。知楚州樊序弃城逃走，淮东宣抚使韩世忠自承州退守镇江。高宗得报，惊惶失措，又和投降派朝臣议论着逃跑避难。宰相赵鼎（一一三四年任相）和参知政事沈与求等都劝高宗“御驾亲征”。高宗仓促间派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分别率军赴建康、扬州、当涂防守。
宋军将士奋勇杀敌。十月，金兵进至扬州大仪镇，韩世忠军迎哉。金兵大败，将官挞也被擒。韩军前军统制解元和部将成闵在承州败金兵。韩世忠大军追至淮水，金军溃败而逃。韩军进驻楚州。
十月，金兵主力侵犯淮西。十二月初，宋庐州军败，退守城内。岳飞部受命来援。牛皋、徐庆在庐州城外击败金兵，追袭三十余里，金兵败走。金、齐兵在淮东、淮西连续被挫败，便在这年年底收兵而去。
金兵退后，一一三五年二月，赵鼎、张浚分任左、右相。高宗命张浚、岳飞领兵镇压了杨太领导的农民起义队伍。事过之后，张浚回朝，又向高宗建议，北伐刘豫，恢复中原。
一一三六年二月，张浚以宰相兼都督诸路军马事的身分，召各路将领到平江府集议北伐。议定由韩世忠军出楚州攻淮阳，刘光世屯合肥，张俊屯盱眙，岳飞驻襄阳，作进取中原的准备。
岳飞军受命，进驻襄阳，八月间出征。前锋军顺利攻占了虢州卢氏县城，又收复了长水县。十一月，岳军王贵、董先、牛皋等部在唐州北大败齐兵，进抵蔡州境内，距离东京不远了。蔡州齐兵防守坚固。岳飞向朝廷请示进止，高宗回答说：“兵家不虑胜，惟虑败，万一小跌，不知如何！”下诏要岳飞回师。岳飞奉诏退兵，敌军来追。岳飞又乘势在唐州山林内设下伏兵，出其不意，围歼敌人的追兵，生擒敌兵几千人、战马三千匹，获得大胜利。岳飞和部属们议论着，总有一天要打到金朝的巢穴，“直抵黄龙，与诸君痛饮！”但岳飞军仍不得不奉命退守鄂州。岳飞在鄂州“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吟成一曲传诵的歌词《满江红》。岳飞在词中慨叹“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向往着“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侍从头，收拾旧山河”。岳飞出兵节节获胜，北上抗敌的意志越来越高昂，和高宗苟安东南的国策，矛盾也越来越大了。
刘豫傀儡政权见张浚部署北伐，岳飞出征，便赶忙向金朝求救。这时，金太宗已在一一三五年死去，完颜亶（金熙宗。亶音但dàn）继位，对刘豫置之不理。刘豫不得不孤注一掷，倾巢而出。一一三六年九月，发大兵出击。兵分三路：中路刘麟一军，经寿春，攻庐州；东路刘猊（音泥ní）一军，出涡口，攻定远，兵锋直指宣、徽二州；西路宋朝的叛将孔彦舟一军，由光州，攻六安。东路军至淮东，被韩世忠军阻挡，退回顺昌府；西路军攻光州不能下。只有进攻庐州的刘麟中路军渡过淮水到达寿春、濠州之间，刘光世放弃庐州。
张浚部署军事后，请高宗进驻建康。高宗到平江府，开始犹豫踌躇，宰相赵鼎和签书枢密院事折彦质等从而提出“皇帝回銮”的建议。刘光世得到折彦质的支持，自庐州退保当涂。张浚从前线归来，竭力反对，请高宗写御笔军令“有不用命，当依军法从事”，急令刘光世回庐州抗敌。刘光世被迫回军，刘麟的齐军正向庐州杀来。两军相遇。刘光世部将王德、郦琼（郦音丽lì）部在淮河南岸霍丘附近大败齐兵，刘麟败退。张浚派杨沂中部援淮西，在藕塘大败齐刘猊军，齐兵纷纷投降。杨沂中与王德部合兵追击刘麟至南寿春，刘麟大败而逃。围攻光州的孔彦舟听说主力军败，也慌忙撤兵逃走。刘豫齐军的进攻被彻底粉碎了。
战争过后，张浚面见高宗，请求罢免刘光世兵权。赵鼎反对，因而辞相。一一三七年八月，张浚罢免刘光世，命王德统军。郦琼不服，率领淮西兵四万人投降刘豫，朝廷震动。张浚因处置失宜，引咎辞相。高宗再用赵鼎为相，作议和的准备。
二、屈辱的“和议”
刘豫南侵，被宋军打得狼狈逃窜，金朝统治者更加感到刘豫的无用，便在一一三七年十一月明令宣布废掉刘豫的齐国。这时，金朝统治者面临的问题是：继续以会宁府为中心发展它的奴隶制统治，还是直接统治封建制的中原地区。对待这个重大的问题，金朝贵族内部出现了两种不同的主张。金熙宗采纳完颜宗磐、完颜昌的建策，准备把刘豫统治的河南、陕西地区交给宋朝，而要高宗象刘豫那样地向金称臣，贡纳岁币。这实际上是在宋军得胜的形势下，把南宋变成和齐国一样的属邦。金熙宗决策后，便派遣宋朝在金的使臣王伦回朝，向高宗诱降。
绍兴七年（一一三七年）十二月，王伦向高宗奏报了完颜昌的口信：“好报江南，自今道途无壅，和议可成。”一意追求妥协苟安的高宗，得报大喜，厚赏王伦。数日前，高宗说：“若金人能从朕所求，其余一切非所较也。”这就是说，只要金朝许和，一切条件都可接受。次年三月，任命秦桧作右相，作向金投降的准备。
这时，北宋的亡国之君徽宗，已在金朝死去。王伦回来说，如果议和，金朝允许送还“梓宫”（皇帝棺柩），高宗更加感激，急于求和。抗战派将领正在乘胜备战，指望进兵中原。听说要议和，群情激愤。绍兴八年（一一三八年）正月，赵鼎对高宗说：“士大夫多言中原有可复之势，宜便进兵。恐他时不免议论，谓朝廷失此机会，请召诸大将问计。”高宗说：“不须恤此！今日梓宫、太后、渊圣皇帝（钦宗）皆未还，不和则无可还之理。”高宗决意求和，对反和的意见一律严厉拒绝。
宋、金使臣往来议和。一一三八年七月间，王伦再次去金朝商议地界。高宗、秦桧主张，只要许和，地界划到哪里都可。王伦请问赵鼎。赵鼎说当依钦宗时的旧约，以黄河旧河（黄河旧道自山东滨县南入海）为界，不能以新河清河为界（黄河改道后，自江苏清河县入淮）。不然，就罢议。秦桧与赵鼎意见不和。枢密副使王庶也一再上书，坚决反对和议。秦桧向高宗说：“若陛下决欲讲和，乞陛下英断，独与臣议其事，不许群臣干预，则其事乃可成。”高宗完全同意，说：“朕当与卿议。”十月间，赵鼎被罢相，出知绍兴府。秦桧独揽相权，加紧“讲和”的活动。
十月，金朝派萧哲为江南诏谕使来宋，要高宗跪拜授受诏书。金使不称宋国而称江南，不称“通问”而称“诏谕”，明白地把南宋看成齐国一样的属邦。金朝所谓“和议”的实质完全暴露，朝野抗战派官员掀起了反投降的热潮。
抗战派将领张浚连续五次上书，激切反对“和议”。韩世忠奏请拒绝“议和”，立即决战，愿在金兵势最重处抗敌。岳飞奏称“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直接指责秦桧：“相臣谋国不臧，恐贻后世讥。”枢密副使王庶再次上书，说现在群议汹汹，和战是存亡所系。他建议高宗“深戒前辙”，“与中外知兵大臣谋长久保邦至计”。秦桧罢免王庶，出知潭州，改任附和议和的参知政事孙近同知枢密院事。
兵部侍郎张焘和吏部侍郎晏敦复等人联名上奏说：“今日屈己之事，陛下以为可，士大夫不以为可，民庶不以为可，军士不以为可，如是而求成，臣等窃惑之。”馆职官员胡珵（音呈chéng）等人联名上书，揭穿金朝的“和议”是“弛我边备”，“竭我国力”，“解体我将帅”，“懈缓我不共戴天之仇”。礼部侍郎曾开更指出，金朝同意议和，并不是高宗屈己所得而是为军民坚决作战所迫。不当议和，而当增修武备，“发扬征讨之令”，乘机进兵。枢密院编修官胡铨上疏，请斩秦桧、孙近、王伦。疏中说：“愿斩三人头，竿之藁街（藁音搞gǎo），然后羁留敌使，责以无礼，徐兴问罪之师，则三军之士不战而气自倍。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宁能处小朝廷以求活耶？”民间把胡铨奏疏刻板传诵，流布四方。胡铨等人的言论，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和愤怒，因而获得了广泛的支持。高宗、秦桧惊怒交加，说胡铨“狂妄上书，语言凶悖，仍多散副本，意在鼓众劫持朝廷”。胡铨被罢官，送昭州编管。
反和舆论高涨，秦桧无法制止。中书舍人勾龙（姓）如渊（名）向秦桧建议，选择台官（御史台），就可控制言路。秦桧罢免反和的台官张戒、萧振等，用党羽勾龙如渊为御史中丞、施庭臣为侍御史，控制言论。高宗下诏，用“孝”“悌”之道来为投降辩解，说：“朕以梓宫未还，母后在远，陵寝宫庙，久稽洒扫，兄弟宗族，未得会聚，南北军民十余年间不得休息，欲屈己求和。”原宗正少卿冯檝（音级jí）随声附和，上疏赞颂和议，是“一举而兼备孝、弟、仁、慈四德”。秦桧立即恢复冯檝宗正少卿原官，叫他与王伦同见金使议事。高宗、秦桧罢斥抗战派，起用投降派，控制反和言论，不惜使用一切手段，一意投降。
绍兴八年十二月，秦桧代表高宗拜受金朝诏书，接受“和议”。金朝把陕西、河南地“赐”给宋朝，宋向金称臣，每年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金朝归还徽宗和皇后的棺木。这样，高宗便在抗金得胜的有利形势下，成了金朝的臣属。
高宗、秦桧投降成功，大事庆祝，命百官进呈贺表，加官进爵。抗战将领吴玠等拒不上表。岳飞拒不接受加官，说“今日之事，可忧而不可贺，勿宜论功行赏，取笑敌人”。兵部侍郎张焘六月间去洛阳，回临安后向高宗报告，金朝仍在备战，建议加强边防。高宗，秦桧不理。
三、顺昌和郾城抗金战争的胜利
不出人们的预料，仅仅一年多后，金兵又大举南侵了。
金朝统治集团内的派别斗争，在一一三九年秋季，发展到极为激烈的地步。金熙宗以谋反的罪名，处死了完颜昌等贵族。完颜宗弼、宗干等掌握了大权。宗弼等反对把陕西、河南地交给宋朝，决意发兵夺回，并继续南下侵宋。一一四〇年五月，金军以宗弼为统帅，兵分四路南侵。聂儿兵出山东，完颜杲入陕西，李成入西京，宗弼率孔彦舟、郦琼、赵荣兵十余万取汴梁。“和议”以后，高宗群臣根本没有部署边防，中原没有任何备战设施。各地守官仍然是金、齐旧官，金兵打来，纷纷迎降。不到一月，根据和议金“赐”宋的土地，全被金夺去。金兵进而威胁淮南。
面对着宋朝覆灭的危险，高宗又只好下令各军进行抵抗。说：“昨者金国许归河南诸路及还梓宫、母、兄。朕念为人子弟当申孝悌之义，为民父母当兴拯救之思，是以不殚（音丹dān）屈己，连遣信使，奉表称臣，礼意备厚。..不谓设为诡计，方接使人，便复兴兵。..仰诸路大帅各竭忠力，以图国家大计。”抗金令下，宋、金间展开规模空前的激战。
顺昌之战--一一四〇年五月，新任东京副留守刘 ，率王彦旧部八字军（王彦已于一一三九年去世），自水路赴任，至顺昌，闻金军已毁约破东京，进入陈州，决计坚守顺昌，反击金军，赢得了著名的顺昌大捷。
刘 到达顺昌，听到金军将至，他下令把船只凿沉，决心坚守。八字军士气昂扬，妇女们也磨刀擦枪准备战斗。五月底，金军三万包围顺昌。刘 令大开城门，金军疑惧，不敢轻进。守军先用强弓劲弩射敌，接着步兵冲击，杀败金兵，金军退兵二十里。夜间，浓云密布，闪电四起，刘 命勇将阎充率五百壮士袭金营，大胜，金兵又退十五里。次夜，天气依旧，刘 又命壮士百人直袭金营，金军大乱，终夜自相混战，大败而退。宗弼在开封听到败报，亲率大军十万来援。刘 只有二万人，能够出击的不过五千。宗弼到达城下，大骂诸将无能，诸将说：“今天的南军用兵，不比往昔。”刘 派人到金营约战，宗弼大怒说：“你们这座城，我用靴尖就可踢倒它！”第二天，金军渡河抵城下，宋军以逸待劳，部队轮番休息，与金军相持到中午。金军是昼夜兼程赶来，本已疲敝，加上天气炎热，人马又饥又渴。宋军早已在颍河上流和城外草丛撒下毒药，金人马食用水草后中毒。刘 趁机发兵出击，直捣宗弼中军，宋军备战，大败金军。次日又值大雨，宗弼不敢再战，下令拔营退兵。刘 乘胜追击，宗弼只好令其三千牙兵（侍卫亲军）迎战。这是金军的精锐，披重铠甲，戴铁兜，号“铁浮图”（铁塔）。刘 军先用长枪挑其铁兜，继用大斧砍杀，金军这支精锐部队，被杀得十去七、八。宗弼鞭打了韩常以下将官，狼狈逃回汴京，遗弃器物，堆积如山。顺昌之役，宋军以少胜多，震动了金朝。金朝把燕京珍宝北运，准备逃跑。被拘留在金的宋使洪皓看到这种情况，曾派密使回报宋廷，建议乘胜出兵直追。高宗、秦桧不听，严令刘 退军。
顺昌大捷的同时，韩世忠派统制官王胜，收复海州。归于张俊部下的王德军，收复了宿州、亳州。
川陕保卫战--宋、金定约后，朝廷令川陕宣抚副使胡世将撤回前线戍兵，关隘撤去守备。一一四〇年三月，张焘受任成都府路安抚使，路上听说金人有败盟的动向，告诉胡世将说：“和尚原最为要冲，如和尚原失守，四川就不保了。”胡世将请张焘代奏朝廷：事势危急，应调回戍守陕西的右护军，再屯蜀口。
五月，金人进犯凤翔府的石壁寨。这时，吴玠已死，右护军都统制吴玠派统制官姚仲等拒敌。姚仲亲自督战，金将折合受伤，退屯武功。
六月，吴玠和都统制杨政与金军约定日期会战，完颜杲派三千骑兵直冲宋军，都统制李师颜等以骑兵迎击，金兵退入扶风县城。李师颜等攻下扶风，完颜杲亲自领兵出战，又被姚仲等战败。都统制郭浩派兵收复醴州。
完颜杲与吴玠、杨政夹渭河而阵，吴玠驻兵大虫岭，完颜杲不能取胜，退回凤翔。自凤翔攻打泾州，击败泾原经略使田晨所部宋军，但金军也损失惨重，退守凤翔，不再出战。金兵侵占和尚原进攻四川的计划被挫败了。
郾城之战--战果最为辉煌的，是岳飞统帅的“岳家军”在郾城的大捷。顺昌大捷后，岳飞从驻地德安府，率军出发，大举北伐。高宗、秦桧又想趁机乞和，六月间派司农少卿李若虚到岳飞军中，传送“不得轻动、宜且班师”的命令。李若虚还未到，岳飞大军已经北进。李若虚赶上，见到岳飞军胜利前进，对岳飞说：“现在既已发兵，不应仓促班师。朝廷如果追究不肯奉命停师之罪，由我承担。”岳飞得到李若虚的支持，按原计划向北推进，派张宪、王贵、牛皋、徐庆、董先、杨再兴等分路进攻，又命梁兴（原是太行山抗金民兵首领）渡河，集结“忠义巡社”，攻取河东、河北州县。岳飞自率主力，直取中原。
不久，诸路告捷。闰六月，张宪打败韩常军，攻克颍昌府，又与牛皋、徐庆会师，攻克陈州。王贵部将杨成、张应、韩清等收复郑州。七月初，郝晸（音枕zhěn）等收复西京洛阳，张应、韩清又与河南兵马钤辖李兴会合，收复永安军。在这样强大的攻势下，宗弼被迫率领主力与岳飞亲率的主力军七月八日在郾城决战。金军以“铁浮图”居中，以号称“拐子马”的两翼骑兵居左右，列阵进攻。岳飞指挥儿子岳云等率军应战，令将士手持刀斧，冲入敌阵，上砍敌人，下砍马足。杨再兴单骑闯入敌军，打算活捉宗弼，受伤数十处，杀死敌军数百人，又杀出敌阵。两军鏖战到天色将黑，金军败退。岳飞军取得郾城大捷。
宗弼在郾城败后，又在七月中率兵十二万进逼临颍。岳飞督军迎战。杨再兴率三百骑做前哨，在小商桥与金军大军遭遇，杀敌两千余人，杨再兴英勇牺牲。张宪率大军赶到，连战皆捷，金军夜遁。宗弼重整军马改攻颍昌，岳飞早就料到，已派王贵、岳云率兵防守。王贵、岳云率军与金兵大战，岳云手执一对铁椎，率八百骑，往来冲杀，两翼步兵继进，董先、胡清又从城中发兵增援，金兵再次大败，宗弼逃窜。
岳飞军这次作战，得到太行山和两河义军的有力配合。梁兴约会太行山义士和两河豪杰赵云、李进、董荣、牛显、张峪等，破金人于垣曲、沁水、济源。乔握坚等收复赵州，李宝收复兴仁。梁兴在河北攻取怀、卫二州，大破宗弼军，截断了金军从山东到河北的运输通道。老百姓拉车牵牛运送粮食给义军。岳飞注重联络河朔抗金义兵的工作已有十多年，现在取得显著效果。河北、河东人民广泛发动起来，支持“岳家军”，给金兵以极大威胁。
“撼山易，撼岳家军难！”金军已被“岳家军”打得闻风丧胆了。金将投降或准备投降的很多。自燕京以南，金朝的号令不行。宗弼想签军（征兵）继续抵抗，没有人肯从军。宗弼叹息说：“自我起兵北方以来，没有像今日这样挫败过。”他不敢再战，准备从开封北撤。
岳飞立即向高宗报告了宗弼已令其老小渡河的消息，说这是“陛下中兴之机”，“金贼必亡之日”，请求赶快命令各路兵火急并进，发动总攻。岳飞自郾城进军朱仙镇，距东京开封只有四十五里了。岳飞全军将士急切地等待着渡河进军的命令。高宗、秦桧却在胜利面前，再一次停战求和。
高宗、秦桧一面急令张俊、杨沂中等从宿州、亳州和泗州撤军，使岳飞军陷于孤立；一面又以“孤军不可久留”为理由，勒令岳飞退兵。岳飞上书力争，说：“金贼锐气沮丧，内外震骇，欲弃其辎重，疾走渡河。况今豪杰向风，士卒用命，天时人事，强弱已见，功及垂成，时不再来，机难轻失。”高宗、秦桧一天之内，连下十二道金牌（朱漆木牌上写金字，有紧急军机，由皇帝直接发出），迫令岳飞退兵。岳飞悲愤交集，慨叹道：“十年之功，废于一旦！”只得先扬言要渡河进攻，迷惑金军，然后下令从郾城撤退。当地人民拦住岳飞马，说：“我等顶香盆，运粮草，迎接官兵，金人都知道，将军走后，我们还能活吗？”岳飞悲痛流泪，取诏书给他们看，说：“我不得擅留！”岳飞下令，留兵五日，保护人民南撤。
七月间，岳飞军退守鄂州，已收复的郑州、颍昌、蔡州、淮宁等大片土地，又被金军夺去。
韩世忠、刘光世、刘 等军纷纷从前线撤回。刚从临安出发、领兵出泗上的淮北宣抚副使杨沂中，在宿州中金兵埋伏，军溃。
四、高宗、秦桧集团的投降活动
以妥协苟安为国策的宋高宗，在大敌当前，不得不战的形势下，下令抗金，但目的仍在战后求和，并无北上恢复的打算。六月间，顺昌之战时，枢密院颁下檄书，引录高宗的话说：“本欲为民而吊伐，岂忍多杀以示威！誓与华夷，捐除首恶，期使南北，共享太平。”明白宣布战争只在“生擒兀术（宗弼）”，恢复南北“共享太平”的“和议”。高宗时刻担心战争的胜利发展，影响和议，又时刻担心将帅权大，威胁朝廷。他对张俊说：“你读过郭子仪传么？子仪总重兵处外，而心尊朝廷，或有诏至，即日就道。”又说：“若恃兵权之重而轻视朝廷，有命不即禀，非特子孙不能享福，自身也要有不测之祸。”岳飞始终反对苟安，坚持抗战，以“直抵黄龙”为目标，越是作战得胜，功高望重，越是触犯高宗的大忌。两种不同观点的对立，日益尖锐，岳飞的“不测之祸”临头了。
一一四一年二月，宗弼统领的金兵从汴京再犯淮北，高宗命诸将合兵淮西，杨沂中与刘 、王德等部在柘皋镇大败金兵，收复庐州。岳飞奉诏出援，兵行至舒、蕲间，金兵已败退。岳飞还师。四月，秦桧和他的死党参知政事王次翁、给事中范同等计议，以酬赏柘皋之捷为名，把韩世忠、张俊、岳飞召到临安。高宗任张俊、韩世忠为枢密使、岳飞为副，一举收回了三大帅在外的兵权。张俊这时依附秦桧主和。韩、岳成为秦桧的大敌。
宗弼败后，派密使告秦桧说：“你朝夕请和，岳飞却正想图河北，必杀岳飞，才可议和。”金军明确提出杀岳飞为议和的条件。高宗、秦桧密谋实现这个条件求和。
七月间，秦桧党羽、右谏议大夫万俟谢（音mòqíxiè）首先上章弹劾岳飞。罪状一是柘皋之役，迟迟不出兵；一是依据张俊的谣传，说岳飞主张放弃楚州。投降派使用倒打一耙的手段，把不战和弃地的罪名强加给坚持抗战的岳飞，请罢免岳飞的枢密副使。御史台官何铸、罗汝楫等也交章弹劾，请求“速赐处分”。岳飞被罢官出朝。秦桧一伙随后又伙同张俊收买岳飞部将王贵部下的副统制王俊，指使王俊诬告张宪与岳云谋反，把张宪、岳云逮捕下狱。岳飞这时住在庐山，秦桧派杨沂中到庐山把岳飞诱骗到临安，以谋反罪名下狱。岳飞长叹道：“我方知已落秦桧奸贼之手，使我为国忠心，一旦都休！”
岳飞被捕入狱。高宗、秦桧加紧向金朝求降。一一四一年十月，高宗派吏部侍郎魏良臣等使金，在宗弼面前。“再三叩头，哀求甚切”，宗弼才准议和。韩世忠连续上章反对和议，力陈秦桧误国。韩世忠因此罢枢密使。
十一月，金朝派使臣萧毅到“江南抚谕”，规定宋朝投降条款：东自淮水中流、西至大散关为界，京西割唐、邓二州，陕西割商、秦二州之半。宋朝仍向金称臣，贡纳银绢。
高宗投降成功，向金帝进誓表，写道：“臣构言：既蒙恩造，许备藩方，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每年皇帝（金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称贺不绝。岁贡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金朝派使臣册封高宗为宋国皇帝，规定宋国不得随意更换宰相。在宋朝抗金大胜之后，高宗割去更多的土地，继续充当金朝的藩臣。
高宗、秦桧如愿以偿地屈膝投降后，便又按照金朝的意旨，谋杀岳飞。岳飞和子岳云、部将张宪等，在狱中遭受百般毒打逼供。秦桧、万俟■等始终找不到岳飞谋反的任何证据，但还是要以谋反罪处死。已被罢免枢密使的韩世忠去向秦桧质问，秦桧回答说：“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或许有）。”韩世忠愤慨地说：“‘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绍兴十一年（一一四一年）十二月，高宗、秦桧终于以“莫须有”的罪名，毒杀了岳飞。岳云、张宪被斩首。岳飞军中一些官员被罢免。支持岳飞出兵的李若虚也被送往远州羁管。金军听说岳飞死，摆酒祝贺。
岳飞自二十岁开始从军，到三十九岁被害牺牲，在抗金的战场上，英勇战斗了一生。当着广大汉族人民同金朝女真贵族的矛盾，成为社会阶级斗争中主要矛盾的年代里，岳飞的抗金活动，实质上是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为保卫南方人民免于遭受金朝的侵掠，作出了历史的贡献。
岳飞自诩（音许xú）为宋朝的“忠臣”，他完全自觉地站到了保卫宋王朝的地主阶级立场上。正由于此，他不惜一再去残酷镇压农民起义。也正由于此，他也不能依靠人民群众把抗金斗争进行到底；而当高宗发出金牌迫令退军时，便不敢“擅留”，伏首受害。岳飞的悲剧在于：他既要反对高宗的妥协苟安，坚持抗金，又要效忠于高宗的南宋王朝，陷到了无法解决的矛盾之中，终不免于遭受迫害而失败。
岳飞对抗金斗争作出了贡献，并且只是因为抗金获胜而被投降派秦桧谋害的。岳飞被害牺牲，在广大人民当中，引起了深厚的同情和怀念。投降派秦桧则永远遭到人民的唾弃。
（五）高宗、秦桧集团的黑暗统治和人民的反抗斗争
高宗投降金朝，秦桧立了“大功”，以左相加封太师、魏国公。张俊追随秦桧，附和投降，独掌枢密院。投降成功，秦桧便又指使御史台弹劾张俊去位。从此，秦桧独揽军政大权。此后十几年间，宋金之间，没有再发生大的战事。高宗、奏桧继续迫害抗战将官，排斥异己，朝政日益腐败。
迫害抗战派--早在岳飞被害前，秦桧的党羽万俟■就上奏说：“诸大将起行伍，知利不知义，畏死不畏法”，应该加以“败亡之诛，不用命之戮，使知所惧”。高宗、秦桧杀岳飞来镇服诸大将。岳飞死后，抗战将领相继受到迫害。
张浚被排挤出朝，见高宗、秦桧降金，上疏说：“当今时事，如养大疽头目心腹之间，不决不止”。说他食不下咽，一夕不能安，建议备战。秦桧大怒，指使御史弹劾张浚“居常怨恨，以和议非便，惟欲四方多事，侥幸再进”。张浚被免去节度使职名，迁往连州居住。韩世忠罢政家居，闭门谢客，绝口不谈国事。在家读佛经，自号清凉居士，借以避祸。十年后病死。一一五四年张俊死时，高宗说“武臣中无如张俊者，比韩世忠相去万万”，就是因为韩世忠始终主战，而张俊接待过金使，附和“和议”，与韩世忠等不同。
岳飞部将牛皋，在抗金战场上屡立战功。秦桧找不到对他治罪的借口，在一次将领集会上，指使他的党羽在食物中秘密放置毒药，牛皋中毒而死。顺昌大捷的将领刘 被罢去兵权，出知荆南府，后又被罢官。抗金有功将领，都遭到打击。反对过和议的官员，也都被贬黜。
排斥异己--秦桧当权时期，又对以前同他不和的朝臣，大加报复。和秦桧并列过相位的吕颐浩已经死去。秦桧怀恨不已，指使地方官把吕颐浩的儿子吕摭免官，除名编管。赵鼎与秦桧并相，不和，被贬到吉阳，秦桧仍横加迫害。赵鼎对儿子赵汾说：“秦桧一定要杀我。我死了，你们可以无事。不然，全家都要被杀掉”。赵鼎被迫绝食自杀。赵鼎信奉程颐，任相时举荐的官员也多是程学的信徒。一一四四年，秦桧又用禁止程学支持王学的办法，对拥赵的官员进行排挤。秦桧尊程而又禁程，显然完全是出于排斥异己。
一一五五年冬，秦桧老病交加，自知活不长久，又下令逮捕赵汾下狱，严刑拷打，逼令他承认和被罢官的张浚、已在海南编管的胡铨，新州安置的胡寅等谋反。被诬陷的官员达五十三人，凡是反对过秦桧的人几乎全都在内。秦桧阴谋把反对他的官员一网打尽，置于死地。不料他竟死在了前面，阴谋未能得逞。
贪污勒索--秦桧当权，一意图谋私利，无所不为。一一四二年，指令考试官录取他的儿子秦埙状元，任为礼部侍郎，又升任知枢密院事。一一五四年，又指令考试官考取他的孙子秦埙（音勋xūn）作状元，任礼部侍郎，妄想一家世代专权。秦桧利用权位，贪污勒索，广置家产。一一四二年刘光世病死，在建康的园第，归秦桧所有。张俊死后，房地产日收二百贯，全部被秦桧夺去。各地官员平时要向秦桧贡献财物，每年秦桧生日，还要送大批礼物祝寿。秦桧一年收入几十万，据说，他的财富比朝廷的左藏库还要多过数倍。秦桧又密令各路州县用各种方式增加民税七八成。《宋史?食货志》记载说，民力因此重困，饿死者极多。
高宗、秦桧集团的腐朽、黑暗统治，不能不激起人民群众的强烈反抗。各地人民陆续举行了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
自一一四三年起，福建各地农民在管天下、伍黑龙、满山红几名领袖的领导下，陆续发动起义。起义农民，攻打漳、泉、汀、建四州以及广东梅州、江西虔州的县镇，胜利进军，如入无人之境。一一四五年，宋朝派薛弼为福建安抚使，并命殿前司后军统制张渊协同措置镇压。薛弼先派福建钤辖李贵带兵与管天下作战，被管天下活捉。薛弼决定改变对策，委任大土豪陈敏为汀漳巡检使、周虎臣为本路将官，从陈、周两家的“家丁”中挑选一千人，称之为“寄兵”，日给钱米，命令这些地主武装专门对付起义农民，切断福建农民军和虔、梅等州的联系。起义军经过一年多的苦战，到一一四六年，被薛弼等人镇压而失败。
一一四四年，宣州泾县摩尼教徒在领袖俞一领导下发动起义。高宗、秦桧集团对金朝侵掠者屈膝投降，对人民群众却严密防范，血腥镇压。高宗“圣旨”规定，各路提刑司每月心须奏报有无“魔教”活动。俞一起事后，高宗接到宣州奏报，惊愕说：“本朝与大金修好，并没有苛捐杂税，百姓怎么会当‘盗贼’？监司（提刑司）每次奏报都说没有事魔的人，今天竟发生这事，可令取问原因！”知宣州秦梓（秦桧弟）受到高宗的责问后，立即派兵，将俞一起义镇压下去。张守在《措置魔贼札子》中说，朝廷对“魔教”法禁极严，“告捕罪赏，委曲详尽，不可复加”。但各地州军始终不能禁绝“魔教”，这是因为田野之间，深山穷谷，吃肉的人少，只吃蔬菜；加上“魔教”“诡秘难察”，平时跟一般百姓无所区别，所以一旦起事，连乡接村，动辄千百人参加。
一一四九年春天，建州瓯宁县回源峒杜八子领导农民起义，攻破建阳城，驱逐官吏，杀死地主富豪。这一年的夏季，张大一、李大二再次在回源峒举行起义。福建路帅臣调遣了大批官军，残酷地镇压了这两次起义。
一一四九年五月，《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说汀、漳、泉等州有“剧盗”何白旗活动。这是何白旗起义首次见于记载。起义军势力发展很快，曾经到达广东梅、循、潮、惠四州以及江西虔州。一一五〇年七月，起义最后失败，何白旗牺牲，起义领袖黄大老、谢二化等被俘。
一一五〇年初，军校施全在路上劫杀秦桧不成，被捕。秦桧亲自审问，施全说：“全国都和金朝是仇敌，惟独你要降金，我就要杀你！”秦桧以残酷的磔（音哲zhé）刑（割剐）处死了施全，但无法扑灭人民的怒火。此后，秦桧不敢自己出门。外出要列兵五十，执武器保卫。秦桧又命令“察事卒”（特务人员）数百名整天在街市上巡察，听到有人议论秦桧，就逮捕处死。秦桧还唯恐人们引起对岳飞的怀念，采纳一个党羽的建议，把带有岳字的地名全都改掉。如岳州改为纯州，岳阳军改为华容军等等。秦桧的这些措施，不仅表现了他的凶残，而且暴露出他的虚弱和惊慌。
一一五五年十月，秦桧病死，临死前，把他的党羽参知政事董德元、签书枢密院事汤思退叫到床边，各赠黄金千两，嘱托后事，就是嘱托他们继续向金朝投降。又向高宗上遗表说：“愿陛下益固邻国之欢盟”，“杜邪党（指抗战派）之窥觎（音余yú）”。秦桧死，高宗赐谥号“忠献”。秦熺党羽密谋继任相位。高宗趁机命令秦熺子退闲。次年，任命秦党万俟■作相，汤思退知枢密院事。
秦桧一生作恶多端，死后群情激愤，纷纷揭露秦桧罪恶。高宗被迫恢复了一些被秦桧迫害诬陷的官员的名誉，但又担心抗战派否定“和议”，引起金朝怀疑。一一五六年三月，高宗采纳万俟■、汤思退等人的建议，下诏说明，降金是他的主意，不会因秦桧之死而有所改变。诏书说：“朕惟偃兵息民，帝王之盛德，讲信修睦，古今之大利，是以断自朕志，决讲和之策。故相秦桧，但能赞朕而已。岂以其存亡而有渝定议耶？近者无知之辈，遂以为尽出于桧，不知悉由朕衷。”“如敢妄议，当置重典！”高宗起用张浚判洪州，张浚以母丧不赴任。五月间，上疏力言国事危急，说：“臣诚恐自此数年之后，民力益竭，财用益乏，士卒益老，人心益离，忠烈之士沦亡殆尽，内忧外患相继而起，陛下将何以为策？”书上，高宗及宰臣不理。十月间，张浚再次上书揭露秦桧，说：“向者讲和之事，陛下以太母为重尔。幸而徽宗梓宫亟还，此和之权也。不幸用事之臣，肆意利欲，乃欲剪除忠良，以听命于敌，而阴蓄其邪心，故身死之日，天下相庆，盖恶之如此。”他建议朝廷备战，以待机会，派使臣去金“与之分别曲直逆顺之理，事必可成”。万俟■、汤思退等见奏章大怒，说金朝并没有挑衅，指使御史中丞汤鹏举弹劾张浚“闲居日久，以冀复用”，应当屏弃到远处，以为臣下不忠之戒。高宗又下诏收回张浚判洪州的任命，依旧永州居住。高宗、汤思退继续排斥抗战派，一意信守降金的“定议”。不知金朝已在整顿军马，又要南侵了。
（六）金完颜亮南侵，高宗退位
当着高宗、秦桧集团实行黑暗统治的年代，金朝正处在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阶段，统治集团内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一一四九年，金平章政事完颜亮（海陵王）杀金熙宗，夺取了政权，继位作皇帝。一一五四年，金朝从上京迁都到燕京，直接统治北方汉人地区。完颜亮在策划着继续南侵，消灭宋朝，直接统治江南。一一六〇年，完颜亮发动女真族和契丹、奚兵二十四万，中原汉人兵十五万（包括渤海），编组二十七军，准备大举南下。一一六一年秋，金兵分四路南侵。一路从海上直取临安；一路从宿、亳，攻淮泗；一路出唐、邓，取荆襄；一路出秦、凤，侵四川。
一一六〇年底，汤思退罢相（万俟■已死），陈康伯独任右相，一一六一年，起用正在患病的老将刘 为江淮浙西制置使，领兵抵御。
金军从寿州渡淮，长驱直入。刘 领兵迎战，命副帅王权先行。王权和妻妾哭泣告别，以犒军为名，将家中金帛装船运走，住在和州不进。刘 又命令王权进军寿春。王权不得已，进军到庐州，听说金军到来，连夜逃走，宋军不战而溃。刘 患病已重，只好退兵镇江。高宗闻迅，决计重演故技，再次入海避敌。宰相陈康伯竭力劝阻，高宗暂留临安，观望形势。高宗派知枢密院事叶义问到建康督视江淮军马，中书舍人虞允文参谋军事，准备抗敌。但又暗地命令建造御船，做海上逃难的准备。
一一六一年十月，完颜亮军已抵和州，叶义问在镇江想要逃跑，被部下强留在建康。金军在和州赶造船只，打算渡江攻占采石镇，形势十分严重。这时，虞允文赶到采石，整顿溃军，激励士气，迅速做好迎战的部署。完颜亮派遣五百兵士，驾船入江，亲自在江边用小红旗指挥。虞允文命宋军战舰迎战，当涂县民兵驾海鳅船冲锋，金船被冲分两处。宋军奋勇向前，把金兵大部分杀死在江中。第二天，虞允文命舟师至杨林河口阻击金军，又在上流放火烧毁其余金船，取得大胜利。完颜亮不能过江，只好移军瓜洲。
金军从海上攻临安的一路，由工部尚书苏保衡率领，也在密州胶西县陈家岛被宋李宝军打得大败。李宝，早年在岳飞部下统领义军，屡立战功，这时任浙西路马步军副总管。他自请率领战船一百二十只，弓弩手三千人，航海抗击金水军。途中，李宝援救了被金军围困在海州的魏胜的抗金义兵，并与山东义军取得了联系，然后从海上进军到密州胶西县。他从来降的金军汉人水手那里，得到金军不惯水战、在船中匍匐而睡的底细，及时发动进攻。敌舰逼近后，李宝军突然鼓噪而进，金军惊慌失措。李宝军用火箭射金船油帆，金船大半起火，少数没起火的金船，也被宋军跳上船去以短兵击刺金军，金军中的汉人脱甲而降的达三千余人。苏保衡座船尚未启程，得报战败，急忙逃跑。金军舰队被全部歼灭。
由唐、邓南侵的金军，看到宋军已有防备，所积粮草又被焚烧，改去淮东。宋军与义军联合作战，先后收复邓州、蔡州、陈州、顺昌府等地。
西北方面进犯川陕的金军，受到四川宣抚使吴玠军的痛击，吴玠指挥各路军马收复了秦、洮、陇、商、虢、华、陕七州。
金军后方，抗金义军也纷纷起兵。魏胜攻克海州，使完颜亮南侵军发生后顾之忧。“山东魏胜”的威名，金军闻之丧胆。其他各路义军，也活跃在金军后方，攻打城邑，给金朝统治者以很大的威胁。
在金军南侵失败的形势下，金朝统治集团内又一次发生了政变。金东京留守完颜雍乘完颜亮南下，夺取政权，自立为皇帝（金世宗），宣布废去完颜亮。完颜亮进军到扬州，被部将杀死。金军撤退，宋军收复了两淮地区。
南宋又一次抗金大胜，也又一次面临着抗战还是求和的问题。和以前一样，以高宗为首的投降派，仍然主张乘胜求和。绍兴三十二年（一一六二年）正月，金朝在退兵后遣使来告世宗即位。高宗说：“今若拒之，则未测来意，有碍交好。”一些大臣认为：“金朝南侵，已弃绝原来的盟约，接待金使，当用平等的敌国礼，不再称臣。高宗指望要回河南的皇室陵寝地，对大臣们说：“朕料此事终归于和”，“至如以小事大，朕所不耻”，仍然甘愿作金朝的藩臣，不以为耻。投降派官员附和高宗，说土地是实利，称臣是虚名，主张继续称臣。金使到临安，要求宋朝行臣礼。宰相陈康伯当面批驳，改用敌国礼接待。宋使洪迈去金朝报聘。高宗又亲自写手札给洪迈，说：“若彼能以河南见归，必欲居尊如故，朕复屈己，亦何所惜。”洪迈到燕京，金朝叫他行臣礼，洪迈不听，被关锁三日后遣还。高宗在抗金的胜利面前，一再要对金“屈己”称臣，继续投降。
和投降派相反，抗战派的主张是乘胜北上作战，恢复中原。江南东路转运判官李若川、柳大节说：完颜亮被杀，金朝内乱，是不可失之机会。请高宗召集诸大帅共议军事，诸路并进，恢复中原，一举灭金。提举江南东路常平茶盐官洪适（音扩kuò）建议，密传檄文，号召中原义士，各取州县。等有机会可乘，恢复故地，势如破竹。张浚在一一六一年出判建康府。高宗到建康慰问军兵，张浚出迎，对高宗说，秦桧盛时，不是陛下保全，我早就没命了。高宗卫兵见到张浚，都自动行礼。军民把抗战的希望，寄托于张浚。高宗命杨存中（杨沂中改名）为江淮荆襄路宣抚使，虞允文为副使，不用张浚领兵，朝野大为失望。给事中金安节、起居舍人刘珙（音巩gǒng）等，请“别择重臣，以付盛举”。高宗大怒，说这是专为张浚说话。刘珙等继续坚持反对，高宗改命虞允文为川陕宣谕使，杨存中只措置两淮。高宗回临安后，有人劝张浚辞官，张浚以为身为旧臣，一时人心以他的去就为安危所系，不敢辞去。张浚判建康府，事无大小，都亲自处理，小心从事。朝野上下热烈拥护张浚，不仅是对他个人的倚重（刘 已病死），而是集中反映了反降主战的普遍希望。
朝野对抗战派的代表张浚的拥护，同时也正是对投降派的代表高宗、秦桧的抗议。金朝撕毁“和议”大举南侵，宣告了高宗、秦桧投降政策的破产。高宗在抗金胜利后想称臣归地而不得，再次宣告了求和幻想的破灭。在军民一片抗敌声中，高宗的统治难以继续了。高宗与宰相陈康伯等商议后，宣布退位，传位给太子赵昚（音慎shèn）。高宗称太上皇帝，说他要“以淡泊为心，颐神养志”。高宗统治三十六年，从“且守且和”到一意求降，被迫退位，标志着抗战派对投降派斗争的一个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