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纲 上
彩插
甲骨文。商代甲骨文最早发现于安阳小屯村一带，甲骨文是中国现存的最古老的一种成熟文字
商代后母戊鼎，一称司母戊鼎。商周时期青铜文化的代表作，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商代兽面纹刀，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兽面纹大钺，商代青铜器，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颂鼎，西周时的史官名颂者所作
西周早期虎形青铜尊，现藏于荆州博物馆
人龙纹环，西周时期玉器，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西周镂空蛇纹鞘剑，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西周大克鼎，内壁铸有铭文，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堇临簋，西周早期青铜器，器内底铸有铭文，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春秋时期“孟姬”铜匜，现藏于河北博物院
越王勾践剑。春秋晚期越国青铜器，制作精美，刻有“钺王鸠浅，自乍用鐱”八字。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郑子产，春秋时期郑国人，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姬姓，氏公孙，名侨，字子产，号成子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反映孔子一生行迹的《孔子圣迹图》（局部）
阎立本《古贤图》（局部）
老聃，李姓，名耳，春秋末年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著有《道德经》留世
吴叡《隶书道德经》纸本，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韩非子》书影
玉虺龙纹冲牙，春秋时期玉器，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宴乐渔猎攻战纹图壶，战国时期青铜器，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楚辞集注》书影
《淄衣》。战国楚简，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战国彩绘漆透雕座屏，为木胎，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玛瑙瑗，战国时期玉器，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战国螭食人纹佩，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五年相邦吕不韦戈，秦代青铜器，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一号坑内景
秦代素漆杯，为木胎，外壁有烙印文字，现藏于湖北博物馆
“荆轲刺秦王”画像石
《效律》。秦代竹简。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阿房宫图屏》《局部》清代袁江绘
秦代阳陵虎符，上刻“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阳陵”十二字铭文，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项羽，秦末农民起义领袖，杰出的军事统帅
刘邦，汉朝开国皇帝，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和指挥家
兽面纹玉铺首，西汉玉器，现藏于陕西茂陵博物馆
西汉时期“长乐未央”瓦当，陶质
敦煌壁画中的张骞出使西域图
奔马纹小壶，汉代青铜器，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汉代五铢钱
西汉镂雕龙凤纹银铺首，现藏于河北博物院
代序：阅尽沧桑，读史明智
钱穆
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又中国史所包地域最广大，所含民族分子最复杂，因此益形成其繁富。若一民族文化之评价，与其历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则我华夏文化，于并世固当首屈一指。然中国最近，乃为其国民最缺乏国史智识之国家。何言之？“历史智识”与“历史材料”不同。我民族国家已往全部之活动，是为历史。其经记载流传以迄今者，只可谓是历史的材料，而非吾辈今日所需历史的智识。材料累积而愈多，智识则与时以俱新。历史智识，随时变迁，应与当身现代种种问题，有亲切之联络。历史智识，贵能鉴古而知今。至于历史材料，则为前人所记录，前人不知后事，故其所记，未必一一有当于后人之所欲知。然后人欲求历史智识，必从前人所传史料中觅取。若蔑弃前人史料而空谈史识，则所谓“史”者非史，而所谓“识”者无识，生乎今而臆古，无当于“鉴于古而知今”之任也。
今人率言“革新”，然革新固当知旧。不识病象，何施刀药？仅为一种凭空抽象之理想，蛮干强为，求其实现，鲁莽灭裂，于现状有破坏无改进。凡对于已往历史抱一种革命的蔑视者，此皆一切真正进步之劲敌也。唯借过去乃可认识现在，亦唯对现在有真实之认识，乃能对现在有真实之改进。故所贵于历史智识者，又不仅于鉴古而知今，乃将未来精神尽其一部分孕育与向导之责也。且人类常情，必先“认识”乃生“感情”。人最亲者父母，其次兄弟、夫妇乃至朋友。凡其所爱，必其所知。人唯为其所爱而奋战牺牲。人亦唯爱其所崇重，人亦唯崇重其所认识与了知。唯知之深，故爱之切。若一民族对其已往历史无所了知，此必为无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分子，对其民族，必无甚深之爱，必不能为其民族真奋战而牺牲，此民族终将无争存于并世之力量。今国人方蔑弃其本国已往之历史，以为无足重视；既已对其民族已往文化，懵无所知，而犹空呼爱国。
故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欲其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之改进，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真实了解。我人今日所需之历史智识，其要在此。前一时代所积存之历史资料，既无当于后一时期所需要之历史知识，故历史遂不断随时代之迁移而变动改写。今日所需要之国史新本，将为自《尚书》以来下至《通志》一类之一种新通史。此新通史应简单而扼要，而又必具备两条件：一者必能将我国家民族已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知识；二者应能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前者在积极地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源泉，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后者在消极地指出国家民族最近病痛之症侯，为改进当前之方案所本。此种新通史，其最主要之任务，尤在将国史真态，传播于国人之前，使晓然了解于我先民对于国家民族所已尽之责任，而油然生其慨想，奋发爱惜保护之挚意也。此种通史，必将从积存的历史材料中出头，将于极艰苦之准备下，呈露其极平易之面相。将以专家毕生之精力所萃，而为国人月日浏览之所能通贯。则编造国史新本之工作，其为难于胜任而愉快，亦可由此想见矣。故曰：治国史之第一任务，在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
凡治史有两端：一曰求其“异”，二曰求其“同”。何谓求其异？凡某一时代之状态，有与其先、后时代突然不同者，此即所由划分一时代之“特性”。从两“状态”之相异，即两个“特性”之衔接，而划分为两时代。从两时代之划分，而看出历史之“变”。从“变”之倾向，而看出其整个文化之动态。从其动态之畅遂与夭淤，而衡论其文化之为进退。此一法也。何谓求其同？从各不同之时代状态中，求出其各“基相”。此各基相相衔接、相连贯而成一整面，此为全史之动态。以各段之“变”，形成一全程之“动”。即以一整体之“动”，而显出各部分之“变”。于诸异中见一同，即于一同中出诸异。全史之不断变动，其中宛然有一进程。自其推动向前而言，是谓其民族之“精神”，为其民族生命之源泉。自其到达前程而言，是谓其民族之“文化”，为其民族文化发展所积累之成绩。此谓求其同。此又一法也。
故治国史不必先存一揄扬夸大之私，亦不必先抱一门户立场之见。仍当于客观中求实证，通览全史而觅取其动态。“变”之所在，即历史精神之所在，亦即民族文化评价之所系。而所谓“变”者，即某种事态在前一时期所未有，而在后一时期中突然出现。此有明白事证，与人共见，而我不能一丝一毫容私于其间。
今于国史，若细心籀其动态，则有一至可注意之事象，即我民族文化常于“和平”中得进展是也。一民族一国家历史之演进，有其生力焉，亦有其病态焉。生力者，即其民族与国家历史所推进之根本动力也。病态者，即其历史演进途中所时时不免遭遇之顿挫与波折也。人类历史之演进，常如曲线形之波浪，而不能成一直线以前向。若以两民族两国家之历史相比并观，则常见此时或彼升而我降，他时彼降而我升。只横切一点论之，万难得其真相。今日治国史者，适见我之骤落，并值彼之突进，意迷神惑，以为我有必落，彼有必进，并以一时之进落为彼、我全部历史之评价，故虽一切毁我就人而不惜，唯求尽废故常，以希近似于他人之万一。不知所变者我，能变者亦我，变而成者依然为我。
“生原”者，见于全部潜在之本力，而“病原”则发于一时外感之事变。故求一民族一国家历史之生原者，贵能探其本而揽其全；而论当前之病态者，则必辨于近世而审其变。国史绵历，既四五千年于兹，其病象之见于各时期者，推原寻因，不能全同。有染稍久者，亦有仅起于当前者。而要言之，国史自隋唐以来，科举制既兴，士族门第之地位消融渐尽，而社会走上平铺散漫之境，此中国晚近世一大变也。逆溯中国当前病象，推之最远，至于中唐安史之乱以来而极。究生力必穷之最先，诊病况必详之最后。
盖今日者，数十年乃至百年社会之积病，与夫数千年来民族文化之潜力，乃同时展开于我国人之眼前。值此创剧痛深之际，国人试一番我先民五千年来惨淡创建之史迹，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必有渊然而思，憬然而悟，愀然而悲，奋然而起者。要之我国家民族之复兴，必将有待于吾国人对我先民国史略有知。此则吾言可悬国门，百世以俟而不惑也。
茫茫员舆，芸芸众生，我不知其已历几何世矣！抑有始终未跻于抟成“民族”之境者；有虽抟成为一民族，而未达创建“国家”之域者；有难抟成一民族，创建一国家，而俯仰已成陈迹，徒供后世史家为钩稽凭吊之资者；则何与？曰：唯视其“文化”。民族之抟成，国家之创建，胥皆“文化”演进中之一阶程也。故民族与国家者，皆人类文化之产物也。举世民族、国家之形形色色，皆代表其背后文化之形形色色，如影随形，莫能违者。人类苟负有一种文化演进之使命，则必抟成一民族焉，创建一国家焉，夫而后其背后之文化，始得有所凭依而发扬光大。若其所负文化演进之使命既中辍，则国家可以消失，民族可以离散。故非国家、民族不永命之可虑，而其民族、国家所由产生之“文化”已衰息断绝，而其国家之生命犹得长存者。环顾斯世，我民族命运之悠久，我国家规模之伟大，可谓绝出寡俦，独步于古今矣。
抑思之又思之，断断无一国人之相率鄙弃其一国之史，而其国其族犹可以长存于天地之间者。亦未有专务于割裂穿凿，而谓从此可以得我先民国史之大体者。继自今，国运方新，天相我华，国史必有重光之日，以为我民族国家复兴前途之所托命。则必有司马氏其人者出，又必有刘、范诸君子者扶翼之，又必有贤有力者奖成之。而此书虽无当，终亦必有悯其意，悲其遇，知人论世，恕其力之所不逮，许其心之所欲赴。有开必先，若使此书得为将来新国史之马前一卒，拥慧而前驱，其为荣又何如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