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战国的文化

学术的繁荣和百家争鸣　随着社会大变革的到来，以往学在官府的传统被打破了，少数贵族已不能再继续垄断文化知识，文化教育开始普及于民间。于是“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社会上涌现出大量的文学游说之士。

各国国君为了富国强兵而争相礼贤下士，甚至一些官僚、贵族也招贤养士。齐国在临淄稷门设馆，延请了邹衍、慎到等76人，给予他们优厚的生活待遇，让他们不任职而论国事。由于养士之风的盛行，文学之士的队伍不断扩大，他们著书立说，上说下教，文化学术获得空前的发展。

《汉书•艺文志》说：“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为了适应政治需要而学术思想的流派日益增多。战国时除孔、墨显学之外，还有道、法、阴阳、名辩等家。甚至同一家之内也不断地再分化成小的宗派，如“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各家都抱着“以其学易天下”的宗旨，而且他们确是“皆有所长，时有所用”，因此各国的君主对各家是“兼而礼之”。由于不主一家，并允许各家之间展开相互的批判和论战，便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正是这种争鸣，大大地促进了思想学术的活跃和繁荣。

诸子的学说和思想　墨子名翟，约生于春秋末年，鲁人，是墨家的创始人。

面对当时的实际，墨家提出了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兼爱、非攻这样十种主张。尚贤是要求做到“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就是说出身低贱的人只要有才能，君主也应擢用他们，以此来反对贵族的世官制。墨家又提倡节用来反对当时君主和贵族的奢侈无度，以“去无用之费”。又提出非乐、节葬来反对贵族久丧厚葬和对钟鼓之乐的沉溺。墨家竭力宣扬天下如能“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从兼爱的观点出发，墨家提出非攻以反对当时以强欺弱的残酷战争。

墨家尊天事鬼，相信天有意志，能降祸福于人，认为君主如违背兼爱、非攻或节用、尚贤，就将受到天和鬼神的谴罚，反之，则能受到福佑。

老子的事迹不详。写成于战国时的《老子》，是研究老子思想的主要依据。

老子哲学中具有自发的辩证法因素。他认为事物中总包含着大小、有无、长短、强弱、生死等对立的两个方面。而彼此又是互有联系的，还可相互转化，弱可变强，小可变大。“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又认为“反者道之动”，即认识到矛盾的运动，是事物发展的推动力。

在政治上，老子主张无为。老子指出，国家不安定是统治者所造成的。他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针对这种情况，应该“损有余而补不足”，使农民生活得到一些改善，国家就易于治理了。

庄子名周，宋人，他曾作过漆园吏。庄子是老子以外的道家重要代表人物。

把世间事物都看做是相对的，这是庄子哲学的一个特点。他说：“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庄子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标准去衡量事物，那么有时就可以把大小、寿夭颠倒过来。他又说儒墨两家各以对方所是为非，所非为是，最后争辩不出一个结果。在庄子看来，认识事物的客观是非标准是没有的，他在认识论上走向了相对主义。

相对主义也被运用到人生和处世这方面。庄子要求人们对于诸如寿夭、生死、祸福等现象不必计较。根据相对主义，人们判断社会政治的是非善恶的标准也是没有的，庄子认为讨论尧和桀的是非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庄子对待生活的态度是，“依乎天理，因其固然”，要“安时而处顺”，“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斗争是无必要的，一切都顺从命运、安于现状就可以了。

孟子名轲，邹人。曾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下，是战国中期儒家学派中的大师。

孟子主性善之说，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而仁、义、礼、智这四种品质是先天固有的。他要求人们通过存心养性，使这些品质扩而大之，以达到改造客观世界的目的。孟子这种理论对后来儒家思想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在性善论的基础上，孟子又导引出关于仁政的学说。仁政的具体内容就是要求统治者注意改善劳动者的生活处境。他认为最要紧的是应该让农民不失去土地，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这样才能使农民不致起来反抗，统治才能巩固。

孟子对统治者是否得民心也特别强调。他说尧、舜之得天下，主要是民心所向，而桀、纣之失天下，主要是失去了民心。他说国君如果“暴其民者”，就将得到“身弑国亡”的下场。如商纣那样的暴君，臣下把他杀死，不算是弑君行为。

荀子名况，字卿，战国末赵人。他的学识异常渊博。他批判各家，又吸取各家之长。他曾在齐的稷下讲过学，并取得稷下首领的地位。荀子是战国末儒家中最有影响的人物。

道家的自然观被荀子所接受。他把天看做是自然界，“天能生物，不能辨物”，断言天是没有意志的。天有变化和运动的规律，但和人间的治乱并无关系，他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至于生产上的歉收和社会上出现动乱，主要是“楛耕伤稼”和君主“政险失民”所造成的。道家虽承认天具有物质属性，但觉得人在自然面前是无能为力的。荀子则比道家前进了一大步，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著名论点。

儒家崇礼的传统，也为荀子所继承。但他所讲的礼，已被他灌注进一些法治的成分，和孔子所讲的礼有所不同。荀子和孟子相反，是性恶论的主张者，这也是他要用礼义教化和刑罚来加强统治的理论依据。他对于实行法治和君主集权非常重视，他认为君主应该“量能而授官”，并做到“有功必赏，有罪必罚”。王霸并用，德治和法治相结合，是荀派儒学的一个特点。

荀子认识到民众的力量是强大的。他把君主和人民譬喻为“舟”和“水”，他用“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话来提醒当时的君主们。荀子仍沿袭了儒家的重民思想，他认为欲求国家之安定，就须“平政爱民”，“轻田野之税”，“罕兴力役，无夺农时”，“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

韩非，战国末韩人。他和李斯都曾师事荀况，他是战国末年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

韩非把人类历史看做是发展变化的。他说从上古的有巢氏、燧人氏到夏禹，人的物质生活逐步有所改善。如果有人在夏禹时再去钻木取火，构木为巢，那就势必被鲧、禹所讥笑。同样道理，今天若有人还想颂扬尧、舜、汤、武，那也必定被今天的君主耻笑。所以他认为应该根据今天的实际来制定政策，即所谓“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他说：“上古竞于道德”，“当今争于气力”，因此仁义只适用于古代，而当今就必须依靠法治和暴力。

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各个法家学派的经验，认为法、术、势三者必须并重。君主制订出法律之后，还要有一定的权势，否则法令就贯彻不下去。再就是国君要有一套控驭臣下的权术，否则，君主的地位不会巩固。他又以商鞅、申不害为例，说明只用法或只注重术都是有缺陷的。这种法、术、势的说法，是后来实行专制主义政治时所必须遵奉的准则。

韩非认为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由于这样，治国就不能离开刑赏。他说：“以过受罪，以功致赏，而不念慈惠之赐，此帝王之政也。”还说：“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用德治、仁义等手段，他认为是不可取的。他不仅主张用刑法，而且还特别强调“明主峭其法而严其刑”。他认为不用严刑酷法就镇压不住人民。韩非主张实行专制主义，而且要把它扩大到思想领域。他说：“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就是不允许法家以外各个学派的活动和存在。他以上这些主张，在秦统一后曾得到实现。

《孙子》十三篇是战国时的一部杰出军事理论著作。

孙子对于了解敌我双方十分重视，认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孙子还把辩证的思想贯注于军事哲学方面。他认为对立的条件是会相互转化的，有时少可胜众，弱能胜强，处于不利地位也可转败为胜。孙子特别强调仅懂得军事学的基本原理和一般法则是不够的，提出“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即必须结合具体情况而灵活掌握。

流行于战国时的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对后来中国长期的政治和文化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散文和诗歌　从战国开始，由于教育逐渐普及和学术思潮的活跃，对文学的发展也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重要的标志是，当时出现了明白易晓和内容丰富的散文，它从过去仅是少数人看得懂的古奥的诰命体中解脱出来。当然，文学上的这种变化，也有助于文化知识的广泛传播。

成书于战国早期的《左传》，长于记事、记言，语言简练生动，刻画人物栩栩如生。它不仅是史学中的名著，而且也是一部文学的杰作。另外如《战国策》，也善于叙事，而且带有夸张，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诸子的作品，虽为谈论哲理的著作，但也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像《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都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作品。其主要特点是文笔流畅，语言丰富，逻辑性强，而且也运用譬喻、寓言来加强说理。《庄子》的文章还富于想象，带有浪漫主义气息。

出现于战国时的各种体裁的散文名著，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一直被后代的人们作为学习的楷模。

诗歌方面的重要作品是屈原、宋玉所作的《楚辞》。屈原的《离骚》，是一首抒情长诗，它想象丰富，词藻瑰丽，是古代诗歌中的杰出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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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诗•大雅•生民》。

[2]　《诗•大雅•公刘》。

[3]　《竹书纪年》。

[4]　同上。

[5]　见《孟子•梁惠王》及《左传》昭公七年。

[6]　根据2000年公布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年表。

[7]　此说据郑玄《毛诗谱》。《逸周书•作雒》、《汉书•地理志》的说法与此不同，认为是三分商王畿，武庚治其一，三叔统治其二。

[8]　《逸周书•作雒》。

[9]　《尚书•多方》。

[10]　《左传》定公四年。

[11]　《国语•周语》。

[12]　见《令》、《令鼎》、《麦尊》、《大盂鼎》等器铭。

[13]　《史记•齐太公世家》。

[14]　《国语•周语》。

[15]　见《竹书纪年》及《吕氏春秋•音初》。

[16]　《礼记•郊特牲》。

[17]　《国语•周语》。

[18]　据顾栋高《春秋大事表》。

[19]　《国语•晋语》。

[20]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21]　《左传》闵公二年、文公八年。

[22]　见《左传》定公十年、昭公二十五年。

[23]　《国语•晋语》。

[24]　《史记•货殖列传》。

[25]　《汉书•食货志》。

[26]　《孟子•梁惠王》。

[27]　《孟子•万章》。

[28]　《法经》主要内容见于桓谭的《新论》（见董说的《七国考》）。

[29]　《韩非子•和氏》。

[30]　《史记•田完世家》。

[31]　见《秦汉金文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