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西、北边疆各族的内迁

东汉以来，西、北边陲的许多民族，陆续向内地迁移，在辽西、幽并、关陇等地，同汉族人民犬牙交错地住在一起。这些民族的社会经济都在向上发展，在汉族的影响下，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向定居的农业生活或半农半牧生活过渡。汉魏统治者为了边防和经济的需要，也常常招引这些民族入塞。这样，北方的民族关系，就日益复杂起来。

匈奴　鄂尔多斯高原上的南匈奴，东汉末年向今山西北部、中部移动，在那里分成很多部分，与汉人杂居，并逐渐转向农耕生活。匈奴旧日的部落组织还约束着匈奴人，但是匈奴人同时又是汉朝的编户，受汉朝的剥削和压迫。中平五年（188年），匈奴羌渠单于发左部兵帮助东汉攻击幽州鲜卑，匈奴人恐征发不已，右部起而攻杀羌渠单于[92]。羌渠之子於扶罗虽被亲近推为单于，但不为南庭大众所接受，被迫率领一小股匈奴流亡到平阳及以南等地。於扶罗所部匈奴军，曾在中原参与各派纷争达数年之久。

在北方混战时期，并州匈奴豪右也拥众据土，“张雄跋扈”。避役的汉人，有许多向匈奴部落逃亡。曹操统一中原后，并州刺史梁习召匈奴豪右为官，然后征发匈奴人为义从、兵吏，使随大军出征，再把出征军吏的家属移送邺都，以为士家。对于不愿从命的匈奴人，梁习又兴兵镇压，逼令降服。从此以后，匈奴豪右被控制起来，“部曲服事供职，同于编户”[93]。

建安二十年，曹操罢省云中、定襄、五原、朔方四郡（在今河套区域东至晋西北一带），郡置一县以统旧民，合为新兴郡，设郡治于今山西忻州[94]。建安二十一年，匈奴呼厨泉单于留质邺都，曹操乃分匈奴三万余落为五部，置五部帅，派汉人为五部司马，加以监督。匈奴左部居并州兹氏（今汾阳境），右部居祁（今祁州境），南部居蒲子（今隰县境），北部居新兴（今忻州境），中部居太陵（今文水境）。左部帅刘豹（於扶罗之子）并五部为一，魏末晋初又析为数部。司马氏把匈奴部帅改为都尉，取消了他们的部落特权，加强了对匈奴的控制。除了旧有的几万落匈奴以外，西晋时期塞外匈奴、“杂胡”又源源入塞，前后共达二十余万人。

匈奴贵族汉化较深，他们之中最贵的一姓出于匈奴屠各（休屠各，休屠）种，自称为两汉皇室之后，世代作五部帅和五部都尉。左部都尉刘渊是於扶罗之孙，刘豹之子，他随汉族儒生习经史，西晋时曾作为匈奴侍子住在洛阳，同洛阳官僚有很多往来。惠帝永熙元年（290年），晋以刘渊为建威将军、匈奴五部大都督。

羯　羯族在西晋时入塞，其主要部分在上党郡武乡县同汉人杂居。他们原来役属于匈奴，所以被称作“匈奴别部”。羯族高鼻深目多须，拜“胡天”[95]，有火葬的习俗。他们还保留着部落组织，不过部落比较松弛。上党羯人大部习于农耕，经济生活上同汉人的差别已经基本消失。

鲜卑慕容部　鲜卑慕容部原居鲜卑山，后迁居饶乐水（西拉木伦河）。三国时慕容酋长莫护跋曾随司马懿击公孙渊，受魏封号，并徙其部于辽西。晋太康十年（289年），慕容廆率领部落迁居徒河（今辽宁义县），不久又迁到大棘城（今辽宁锦州），从事农桑和畜牧。永嘉以后，北方农民大批流入慕容部中，士大夫来避难的也不少。慕容廆重用士人以建立政治制度，传授经学和文学，同时还设郡以统流民。

鲜卑拓跋部　鲜卑拓跋部先世居于大兴安岭北部东麓地区[96],同包括99个氏族的36个游牧狩猎部落（后来演变为八个部落）结成部落联盟。酋长推寅的时候，拓跋部南迁于大泽（或即今呼伦湖）。推寅八传至诘汾，又向南移动，经历“山谷高深，九难八阻”[97]，始到达匈奴故地。魏黄初元年（220年），诘汾子力微继位，他并吞没鹿回部，拥有战士二十多万，势力强大起来。力微三十九年（258年），拓跋部移居盛乐（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地区。由于曹魏从这里撤销了云中、定襄等郡，所以拓跋部得以顺利发展。力微的儿子沙漠汗曾两次到洛阳访问，在那里一共停留了八年。那时，拓跋部正处在向阶级社会转化的前夕，保守的部落大人怕沙漠汗回来后变革旧俗，所以在归途中把他杀死了。

以后，拓跋部同汉人的商业往来逐渐增多，许多汉族商人进入拓跋部，甚至洛阳大贾也出现在拓跋酋长周围[98]。拓跋部吸收了许多匈奴、乌桓、鲜卑慕容部和“杂胡”部落，并州汉人投附拓跋部的也不少[99]。当北方各族起兵反晋时，拓跋猗卢统一了拓跋部，并先后出兵援助晋并州刺史司马腾以及被匈奴、铁弗和鲜卑白部（慕容部）攻击的继任刺史刘琨。因此西晋封猗卢以晋北五县地为代公，以后又改封代王。猗卢“明刑峻法”[100]，加强统治权力，使拓跋部向阶级社会前进了一大步。

氐　羌　氐族和羌族，除了大部分还住在今青海、甘肃以外，也有不少人移居关中和益州。有些羌人甚至还远离故土，散处中原。魏晋统治者为了充实关中，屏蔽中原，常常向关中强徙氐、羌及其他少数民族。曹操命张既徙武都氐出居扶风、天水界，一次即达五万余落。陇右、河西的割据者，也常常引氐、羌为援，使氐、羌人民远离故土。西晋时氐、羌及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口，占关中人口的一半。仇池（今甘肃成县西）杨氐是氐人中强大的一支，晋元康六年（296年），杨氐建立仇池国，至北魏正始三年（506年）始灭。

巴　东汉时今鄂西、川东的廪君蛮与板楣蛮，到西晋时已逐渐融合[101]，称为巴人或人。汉末一部分巴人北上，归附汉中的张鲁；以后宕渠的巴人也北入汉中。曹操把巴人迁到略阳，与氐人杂处，所以他们又被称为巴氐。巴人与汉人关系很密切，两者在经济生活上的差异大致已消失了。

以上所述匈奴、羯、鲜卑、氐、羌，在当时称作“五胡”，加上人，则合称“六夷”。

各族逐渐封建化的趋势　魏晋以来北方各族的移动，加速了各族社会的变化。各族部落愈是远离自己原来的住地而进入汉人地区，它们的成员就愈是容易脱离部落羁绊，以至于成为耕种小块土地的农民。各族人民由游牧转向定居农耕，是民族进步的重要表现。但是这种转变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历史过程，其中既充满了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也充满了反对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斗争。

内迁各民族人民不但深受本族贵族的压迫剥削，而且在他们新迁的地方，还要受魏晋统治者和汉族地主的奴役。并州匈奴人有许多成了汉族地主的奴婢、佃客[102]，羯人和鲜卑人沦为奴婢的也不少[103]。羯人石勒的遭遇更为悲惨。石勒父祖都是部落小帅，石勒自己作过行贩，还曾为人力耕，后来又被并州刺史司马腾捕缚，卖给茌平人师懽为耕奴。内迁各族还常常被迫服贱役，有时连贵族也不能免，羌人贵族姚馥就曾长期为晋武帝养马[104]。驱迫内徙各族人民当兵作战，更是常见的事，由匈奴、鲜卑、乌桓或羌人组成的军队，经常出没在中原的战场上。

但是，内徙较久的一些部落，不论它们的成员所受尚存的部落束缚到什么程度，也不论它们的经历如何曲折复杂，西晋时它们都在走着农业化的道路，逐渐习于农耕。不但匈奴人、羯人、人、鲜卑慕容部人是这样，乌桓、氐、羌等族也是这样[105]。有许多氐人还已成为国家的编户[106]或王侯封户[107]。随着晋末和十六国时期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激烈，部落被迫迁徙或自愿迁徙更加频繁，这种变化的规模也就更大。

在内徙各胡族逐步农业化的过程中，各胡族不但大量吸收了汉人的文化，而且也以自己的文化习俗影响汉人。西晋时洛阳贵族官僚“相尚用胡床貊槃，及为羌煮貊炙……又以毡为头及络带、裤口”[108]。北方汉人还吸收了胡人的习俗，以酪浆为饮料。靠近胡族地区的汉人，甚至在生产上也受到胡人的影响，从事畜牧或兼营畜牧。

各族的内迁，引起了一些汉族统治者的忧虑。特别是某些民族的住地接近洛阳，它们的统治者和人民都对西晋统治不满，甚至“怨恨之气，毒于骨髓”，因此有许多人主张把这些民族强迫迁走。魏嘉平年间，邓艾曾建议分割匈奴部落，渐徙与汉人杂处的氐、羌于汉人地区之外。西晋时期，郭钦主张向匈奴住地移徙汉人，加强军事控制，并把最接近洛阳的杂胡迁到匈奴之外，“峻四夷出入之防”[109]；江统更主张把内迁的匈奴、氐、羌一并遣回故土，以使“戎晋不杂”[110]。但是各族内迁和杂居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不可能强制改变，所以所谓“徙戎”的议论，是根本无法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