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唐代中国与亚洲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唐代中国和亚洲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进一步频繁起来。亚洲各国的商人、僧侣和学者不断来到中国，聚集在长安、洛阳、广州、扬州等大城市中。当时中国成了亚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

当时中国与亚洲各国的交通比较发达。陆路由今天的河西走廊经新疆至中亚、西亚和巴基斯坦、印度；由四川经西藏至尼泊尔、巴基斯坦和印度；由云南至缅甸和印度；由河北经辽东至朝鲜。

海上交通的主要路线是从广州通向越南、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伊朗和阿拉伯。唐朝中叶，广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舶深六七丈，师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314]代宗时，每年来广州的各国船只达到四千余艘。唐朝末年，泉州成为一个重要的港口。唐的商船也远航马来半岛、阿曼湾和波斯湾一带。唐朝后期，由于中国水手掌握了季候风的规律，中日之间的海上交通也日益发达。中国商船可以直航日本，新罗的船只也时时往来于中国、朝鲜和日本之间。

唐代中国与朝鲜、日本的文化交往　隋唐时期，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关系更加密切了。

9世纪中叶，在今山东、苏北沿海诸县，有许多新罗坊，是新罗侨民聚居的地方。侨居中国的新罗人民有的经营水运，有的务农力作，他们对中国东部沿海的经济、文化发展，有所贡献。新罗商人的船只来往于今山东、江苏沿海之间，并常常航行到日本[315]。

在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前，新罗贵族就开始派遣他们的子弟来唐留学。统一以后，更有大批留学生来唐。开成五年（840年），新罗留学生和其他人员一次回国的就有105人。有的新罗人在唐应科举，考试及第。其中如崔致远12岁入唐，18岁中进士，他的《桂苑笔耕集》，流传到现在。新罗国学里，以儒家经典作为考试的项目。新罗的士大夫对中国文化有很深的了解，唐玄宗派使臣到新罗时，考虑到“新罗号君子国，知诗书”，特别挑选了经学家邢前去。白居易的诗歌在新罗流传很广。

新罗人民在唐以前就已经利用汉字作为记事的工具。到7世纪中叶，他们又创造出了“吏读”，利用汉字字形作为音符，表示助词、助动词等，夹在汉文中间使用，以帮助阅读汉文。

唐朝时期中国的天文、历法和医书传入新罗，新罗的绘画、雕塑和音乐也受到中国的影响。现存庆州石窟庵的石佛和菩萨像，与唐的石刻造像，风格十分相近。

7世纪初，日本圣德太子两次派遣小野妹子为遣隋使来中国，并开始派遣留学生和学问僧直接来隋学习中国文化。唐朝初年，日本留学生高向玄理、南渊请安和学问僧僧旻先后回国。他们大力介绍中国文化，对于中日文化交流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日本的养老令源出唐令，日本的平城京也是仿照长安城的设计修建的。

在唐代，日本前后共派遣了19次遣唐使，都挑选博通经史、娴习文艺和熟悉唐朝情况的人担任。遣唐使的随行人员中还有一些医师、阴阳师、乐师等，是为了进一步深造和求解疑难而被派来中国的。最近，在西安发现了一方《井真成墓志》，这是首次发现的在唐日本留学生的墓志。

遣唐使、留学生、学问僧带来彩帛、香药、珍宝等，带回乐器、书籍、经卷、佛像等。留学生吉备真备把中国在科学上取得的新成就介绍到日本。学问僧空海带回大批真言宗（密宗）的经典，在日本建立了真言宗。空海编写的《文镜秘府论》和《篆隶万象名义》是关于中国文学批评和文字学的重要著作，对中日文化交流很有贡献。唐人的文集，在9世纪后大量输入日本，白居易的诗歌尤其受到日本人的喜爱。日本人还利用草体汉字表示声音，创造了平假名；利用楷体汉字偏旁表示声音，创造了片假名；这种字母一直沿用到今天。

日本正仓院现存的文具、衣饰、屏风、乐器等唐代文物，是唐代中国和日本广泛进行文化交流的最好见证。

去日本的唐朝僧人鉴真对中日文化交流也有很大贡献。鉴真（688—763年），姓淳于，扬州人。他在十多年中，经过六次努力，才实现渡海的愿望，于天宝十三载（754年）到达日本。这时他已双目失明，年近七旬了。鉴真把戒律传到日本，同时还把佛寺建筑、佛像雕塑的艺术介绍过去。日本现存的唐招提寺及卢舍那佛，就是鉴真及其弟子在天平宝字三年（759年）创建的。鉴真精通医学，尤精本草学，他以鼻嗅辨正日本药物的真伪，对日本医药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唐代中国与南亚各国的文化交往　隋唐时期，中国和尼婆罗（今尼泊尔）、天竺（今印度）、林邑（今越南南部）、真腊（今柬埔寨）、诃陵（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骠国（今缅甸卑谬一带）、师子国（今斯里兰卡）等国建立了联系。许多中国僧人到今天的印度、巴基斯坦等国求经礼佛，其中玄奘和义净对中国与印度、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文化的沟通，贡献最为突出。

玄奘（596—664年）姓陈，河南缑氏（今偃师南）人。贞观初年，他从长安出发西行，抱着“若不至天竺，终不东归一步”[316]的决心，在高昌王麴文泰的帮助下，战胜了沿途流沙雪山、严寒酷暑等种种障碍，经过现在我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亚地区和阿富汗，终于到达了巴基斯坦和印度。他在今巴基斯坦、尼泊尔和印度北部游学了三年，随后来到当时印度的佛教学术中心那烂陀寺（今伽雅城西北），学习《瑜伽师地论》。在那烂陀寺刻苦学习了五年以后，玄奘继续到印度和巴基斯坦各地巡礼求学。经过五六个年头，又回到那烂陀寺，在那里主讲《摄大乘论》，发表了重要的论文《会宗论》，并在辩论中驳倒了他的论敌。642年，戒日王为玄奘在曲女城（今印度卡诺吉城）举行了一次佛教经学辩论大会，有五印度十八国国王和各派僧人数千人参加。在大会上玄奘获得了很高的荣誉。

玄奘从印度取回佛教经典657部，于贞观十九年（645年）正月回到长安。他在长安组织专门机构翻译佛经。根据他在旅行中的丰富见闻写成的《大唐西域记》一书，记载了我国新疆以及中亚地区、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和斯里兰卡境内的138个古国的山川、物产、风俗、宗教和政治经济情况，是研究这些地区和国家7世纪中叶历史的重要文献。

玄奘启程返国后不久，戒日王的使臣就来到了长安。唐太宗与戒日王互通使节。太宗、高宗时期，唐使王玄策曾三次出使天竺和尼婆罗，访问了许多地方。

义净（635—713年）姓张，范阳人。他于高宗咸亨二年（671年）从广州乘船出国，在那烂陀寺学习了十年，又到室利佛誓、末罗瑜（均在今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继续搜求和抄写佛经。证圣元年（695年）义净回到洛阳，取回的经、律、论约有400部。义净写的《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介绍了当时南亚一些国家的佛教和生活、文化方面的情况，记载了当时去印度的中国僧人的经历。

印度来唐参加译经的僧人，见于记载的先后有二十余人。有一些僧人通医学、善治眼病。印度的天文学者在长安司天台中担任职务，参加历书的制订工作，并翻译了印度九执历。他们对中印文化交流，也起了促进作用。

印度梵文传入中国后，促进了汉语音韵的研究。隋代出现了《切韵》，唐代也有许多研究音韵的书。僧守温还仿拟梵文字母的体系，择定了汉语的30个字母[317]。

德宗贞元十八年（802年），骠国的王子率领乐队来到长安，《新唐书•骠国传》详细地记载了骠国乐的曲名和所用的乐器。

唐代中国与中亚、西亚、北非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唐与中亚的康国、石国、安国等昭武诸国和西亚的波斯交往频繁，不断互通使节。永徽二年（651年）唐与大食建立了联系。拂菻（东罗马帝国）的使臣也曾几次来唐。

许多波斯、阿拉伯和中亚的商人在中国定居下来，有的经营珠宝、香药，买卖丝绸，放高利贷，也有的开店出售胡饼、毕罗和波斯名酒三勒浆。还有许多商人来往于中国和亚洲各国之间，贩运商品，进行贸易。据开元时慧超记载，当时波斯人泛海直至广州，“取绫绢丝绵之类”[318]。在两河流域和埃及的开罗附近，发现了唐代的青白瓷器。近年在新疆还发现了公元7世纪的商人窖藏，有波斯和阿拉伯银币947枚，金条13根。

751年怛逻斯战役中，高仙芝军为大食所败，中国的战俘把造纸法输入撒马尔罕。从那以后，许多地方都造起纸来。此后，造纸术又由中亚传入阿拉伯国家。中国的绫锦纺织技术也传入阿拉伯国家，大食首都就有中国的纺织工匠[319]。中国的陶瓷制造技术、炼丹术和硝，也在唐代传去。

中亚石国和康国的胡腾舞、胡旋舞和柘枝舞传到长安，中亚的音乐在长安也很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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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册府元龟》卷四八七《赋税》:“（开皇）二年，颁新令。”

[2]　《北史》卷一一《隋本纪》。

[3]　据唐制，18岁以上的中男，须服杂徭，杂徭有时也成为沉重的负担。

[4]　《隋书》卷六八〇：“及颁新令，制人五家为保，保有长。保五为闾，闾四为族，皆有正。畿外置里正，比闾正，党长比族正，以相检察焉。”

[5]　《通典》卷七《丁中》。

[6]　《隋书》卷二《高祖纪》。

[7]　《隋书》卷四二《李德林传》。

[8]　《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9]　《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文物出版社，1961年，第101页。

[10]　《大业杂记》，《指海》本，下同。

[11]　《旧唐书》卷六七《李传》。

[12]　《大业杂记》。

[13]　《隋书》卷三《炀帝纪》。

[14]　到唐朝的时候，台湾和大陆的关系继续发展，韩愈和柳宗元在列举海外贸易时，都提到流求。诗人施肩吾有诗叙述澎湖人民的生活。台湾还发现了唐宋时代的瓦瓶和古钱等器物。

[15]　《隋书》卷八一《流求传》。

[16]　《隋书》卷四○《王谊传》。

[17]　《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18]　《资治通鉴》卷一八一，大业七年。

[19]　《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20]　《唐律疏议》卷四《名例四》。

[21]　《唐律疏议》卷一六《擅兴律》拣点卫士、征人条。

[22]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七册《阿斯塔那100号墓文书》，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221—227页。

[23]　《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刑部》。

[24]　根据历史记载，唐律共500条，此处系根据现存唐律律条计算。

[25]　《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刑部》。

[26]　《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刑部》。

[27]　刘俊文《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中华书局，1989年。

[28]　《贞观政要》卷二《直谏篇》。

[29]　以今河北、河南，山东三省为准。据《隋书》及《旧唐书·地理志》有关材料统计。

[30]　唐天宝三年以前的制度，男年16岁为中男，21岁为丁男，60岁为老男。痴哑、侏儒、腰脊折、一肢废等为废疾，癫狂、两肢废、两目盲等为笃疾。

[31]　《通典》卷二《食货二·田制下》。

[32]　《唐律疏议》卷一三《户婚律》占田过限条。

[33]　宋家钰《唐朝户籍法与均田制研究》第八章，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

[34]　隋炀帝除妇人、部曲、奴婢之课，大约同时也废除了他们受田的制度。在隋炀帝以前，一夫一妇的应受田为140亩，隋炀帝废除妇人受田的制度，自后改为一丁受田百亩。

[35]　《唐律疏议》卷一三《户婚律》差科赋役违法条。

[36]　《资治通鉴》卷一九二，武德九年十月。《贞观政要》卷一《论君道》、《论政体》，卷四《论教戒太子诸王》等。

[37]　《贞观政要》卷一《政体》

[38]　《贞观政要》卷七《崇儒学》。

[39]　《贞观政要》卷五《公平》。

[40]　《资治通鉴》卷一九二。

[41]　《贞观政要》卷五《公平》。

[42]　《旧唐书》卷一八五上《陈君宾传》。

[43]　《唐会要》卷一〇〇《杂录》。

[44]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贞观二十年九月。

[45]　《新唐书》卷九十三《李传》。

[46]　《新唐书》卷九十五《高俭传》。

[47]　《资治通鉴》卷二〇〇，显庆四年；卷二〇一，龙朔三年、麟德元年。

[48]　据《旧唐书》卷四《高宗纪》。《资治通鉴》误系于显庆二年。

[49]　《新唐书》卷七十六《则天武皇后传》。

[50]　《唐大诏令集》卷三《改元光宅诏》。

[51]　调露元年（679年）唐平定西突厥阿史那都支的反叛后，唐于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以西托克玛克城附近）筑城设镇，取代焉耆。

[52]　《旧唐书》卷八九《狄仁杰传》。

[53]　《陈子昂集》卷八《上蜀川安危事》。

[54]　《旧唐书》卷八八《韦嗣立传》，卷一〇一《辛替否传》。

[55]　《旧唐书》卷一〇一《辛替否传》。

[56]　《旧唐书》卷一〇六《王琚传》。

[57]　《新唐书•选举志下》，《册府元龟》卷六三五《铨选部•考课一》。

[58]　《齐民要术》卷一《耕田》。

[59]　《太平广记》卷二五〇《邓玄挺》。

[60]　《元次山集》卷七《问进士第三》。

[61]　同上。

[62]　《通典》卷一二《轻重》。

[63]　《唐六典》卷二〇《太府寺》太府卿条，《通典》卷六《赋税下》。

[64]　《唐语林》卷四《贤媛篇》明皇柳婕妤条。

[65]　陆羽《茶经》卷中《盌》，《陶说》卷二《古窑考》，《旧唐书》卷一〇五《韦坚传》。

[66]　《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第100—101页。

[67]　《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第99页。

[68]　本段据《唐六典》卷二〇《太府寺》右藏署令条，《旧唐书》卷一〇五《韦坚传》，《元和郡县志》相关卷，《通典》卷六《赋税下》。

[69]　据《通典》卷六《赋税下》天宝计账计算。

[70]　《唐六典》卷七《工部郎中员外郎》条，《唐大诏令集》卷一〇八《停修大明宫诏》。

[71]　《唐六典》卷六《都官郎中员外郎》条，参《新唐书》卷四八《百官志》少府监条。

[72]　《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光宅元年九月。

[73]　《唐六典》卷七《工部郎中员外郎》条。

[74]　《唐六典》卷二三《将作监》凡诸州匠人长上条，《新唐书》卷四八《百官志·少府监》和《将作监》，《鸣沙石室古佚书初编·水部式》。

[75]　《长安志》卷七唐京城条所记“郭中南北十四街”，意思是从南数到北，共有十四条大街。这些街就是今天说的东西大街。同条所记“东西十一街”意同，也就是今天说的南北大街。

[76]　《长安志》卷八《东市》。

[77]　《唐律疏议》卷八《卫禁律》越州镇戍等城垣条，《唐六典》卷二〇《太府寺·两京诸市署》。

[78]　《周礼注疏》卷一五《肆长》条贾公彦疏：“此肆长谓一肆立一长，使之检校一肆之事，若今行头者也。”

[79]　《太平广记》卷四九五《邹凤炽》条。

[80]　《通典》卷七《历代盛衰户口》。

[81]　《旧唐书》卷九四《崔融传》。

[82]　隋开皇中均田，狭乡每丁只有20亩；唐贞观时，灵口每丁有田30亩。唐储光羲诗：“种黍三十亩。”这是当时地狭人稠地区的一般情况。

[83]　据《通典》卷六《天宝计账》中地税数，可知当时唐政府所掌握的实际垦田数为620万顷。当时唐政府所掌握的户数为890余万，平均每户约得70亩。

[84]　《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通典》卷七《历代盛衰户口》，李翱《李文公集》卷三《平赋书》。

[85]　《唐大诏令集》卷八二《申理冤屈制》。

[86]　《旧唐书》卷一〇〇《毕构传》。

[87]　《唐大诏令集》卷八二《申理冤屈制》。

[88]　《陈子昂集》卷八《上军国利害事·人机》，参《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垂拱元年。

[89]　《陈子昂集》卷八《上蜀川安危事》。

[90]　《唐会要》卷四十九《像》。

[91]　《唐大诏令集》卷一一〇《诫励风俗敕》。

[92]　《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一《置劝农使安抚户口诏》。

[93]　《唐大诏令集》卷一〇四《处分朝集使敕之五》，《册府元龟》卷一〇五《惠民》开元二十年二月辛卯制。

[94]　《册府元龟》卷四九五《田制》天宝十一载诏。

[95]　《通典》卷二《田制下》原注。

[96]　据杜佑估计。见《通典》卷七《丁中》及原注。

[97]　《旧唐书》卷一八五上《王方翼传》，《陈子昂集》卷五《梓州射洪县武东山故居士陈君碑》。

[98]　《通典》卷七《历代盛衰户口》。

[99]　《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凡天下诸州税钱各有准常条。

[100]　《通典》卷六《赋税下》，《全唐文》卷二五玄宗《安养百姓及诸改革制》。

[101]　据《通典》卷六《赋税下》天宝计账计算。

[102]　《旧唐书》卷八四《刘仁轨传》，《新唐书》卷一二三《李峤传》，《玉海》卷一三八引《邺侯家传》。

[103]　《旧唐书》卷一〇一《辛替否传》。

[104]　《唐会要》卷七二《府兵》，《新唐书》卷五〇《兵志》。

[105]　《通典》卷三二《都督》原注：“初，节度与采访各置一人，天宝中，始一人兼领之。”

[106]　《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天宝八年二月。

[107]　《通典》卷六《赋税下》。

[108]　《唐会要》卷七二《军杂录》。

[109]　《旧唐书》卷一〇六《杨国忠传》。

[110]　《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天宝十年。

[111]　《南诏德化碑》。

[112]　《唐会要》卷九四《吐谷浑》。

[113]　突厥文《阙特勤碑》，见《突厥集史》卷一六，第880页。

[114]　《旧唐书》卷六八《张公谨传》。

[115]　《通典》卷一九八《突厥中》。

[116]　《张曲江文集》卷一一《敕突厥苾伽可汗书》、《敕突厥可汗书》。

[117]　《册府元龟》卷九七九《外臣部和亲门》。

[118]　《资治通鉴》卷二一三，开元十五年。

[119]　回鹘即回纥，贞元五年(789年)更名回鹘。回鹘盛时辖地甚广，有一部分在我国境内。回鹘人又是后来我国天山以南地区的维吾尔族的主要祖源。

[120]　《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

[121]　《新唐书》卷二一七上《回鹘传》，参《唐会要》卷九八《回纥》。

[122]　《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

[123]　《旧唐书》卷一九四下《西突厥传》。

[124]　唐在西突厥旧境设置的府州，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的有匐延都督府（以处木昆部置，在塔城一带）、盐泊州都督府（以胡禄屋阙部置，在乌苏一带）、双河都督府（以摄舍提暾部置，在博尔塔拉河流域）、鹰娑都督府（以鼠尼施处半部置，在裕勒都斯河流域）、轮台州都督府（乌鲁木齐一带）、金满州都督府（以处月部置，在吉木萨尔一带）、凭洛州都督府（乌鲁木齐东北）、沙陀州都督府（巴里坤一带）以及金附、阴山、大漠、玄池四州都督府（俱以葛逻禄部置，在额尔齐斯河、乌伦古河流域）等。

[125]　《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第103页。

[126]　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第36页，第45—46页。

[127]　参考《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第102页。

[128]　《隋书》卷一五《音乐志》。

[129]　《新唐书》卷二一、二二《礼乐志》。

[130]　《新唐书》卷二一六上《吐蕃传》。

[131]　王忠《新唐书吐蕃传笺证》第18页。

[132]　同上书，第4页。

[133]　同上书，第7—8页。

[134]　《通典》卷一九〇《大羊同》。

[135]　《新唐书吐蕃传笺证》第10、19—20页。

[136]　《文物》1960年第六期，王毅《西藏文物见闻记》。

[137]　《新唐书吐蕃传笺证》第55、59页，《资治通鉴》卷二○五，万岁通天元年。

[138]　安史之乱后，吐蕃贵族攻下了安乐州，吐谷浑的残部再度迁徙到朔方、河东一带。

[139]　樊绰《蛮书》卷四《名类》。

[140]　《蛮书》卷四《名类》，卷五《六脸》。

[141]　《辽史》卷二《太祖纪赞》。

[142]　《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契丹传》。

[143]　《辽史》卷二《太祖纪赞》。

[144]　《辽史》卷七三《萧敌鲁传》。自萧敌鲁五世祖胡母里起，世为决狱官，其时约当八九世纪之交。决狱官即阻午可汗或略后所置。

[145]　《辽史》卷三二《营卫志上》，卷三四《兵卫志》。

[146]　《通典》卷七《历代盛衰户口》，按《通典》原文有误，此处是核算后改正的数字。

[147]　《新唐书》卷一四五《杨炎传》。

[148]　《通典》卷七《食货七•丁中》。

[149]　《唐会要》卷八三《租税上》大历四年敕。

[150]　《旧唐书》卷一一八，《新唐书》卷一四五《杨炎传》。

[151]　《新唐书》卷一四九《刘晏传》。

[152]　同上。

[153]　《唐会要》卷八五《逃户》宝应元年敕。

[154]　《新唐书》卷一四五及《旧唐书》卷一一八《杨炎传》，《唐会要》卷八三《租税上》建中元年正月赦文，参《陆宣公翰苑集》卷二二《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三条》“每至定户之际”下数语。

[155]　李翱《李文公集》卷三《进士策问第一道》。

[156]　《陆宣公翰苑集》卷二二《均节赋税恤百姓第六条》。

[157]　《陆宣公翰苑集》卷二二《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二条》。

[158]　《李文公集》卷九《疏改税法》。

[159]　《唐会要》卷八四，元和十五年。

[160]　《旧唐书》卷一二〇《郭子仪传》，卷一二三《刘晏传》。

[161]　《元次山集》卷十《请省官状》。

[162]　《全唐文》卷四三〇李翰《苏州嘉兴屯田纪绩颂》。

[163]　《全唐文》卷六八九符载《邓州刺史厅壁记》。

[164]　《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

[165]　《韩昌黎集》卷二五《韦公墓志铭》。

[166]　《白香山集》卷六一《河南元公墓志铭》。

[167]　《全唐文》卷三一四李华《润州丹阳县复练塘颂》，李翱《李文公集》卷十二《东川节度使卢公传》。

[168]　《权载之文集》卷四七《论江淮水灾上疏》。

[169]　《唐大诏令集》卷七二《乾符二年南郊赦》。

[170]　《元和郡县志》卷二八《饶州浮梁县》：“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余万贯。”七百万驮，其数过大，疑有讹误。浮梁茶业最盛，参白居易《琵琶行》及李肇《唐国史补》。

[171]　《全唐文》卷八〇二张途《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

[172]　《元和郡县志》卷二五《湖州长城县》。

[173]　《元和郡县志》卷三二《雅州严道县》，《唐国史补》下。

[174]　《吕和叔文集》卷六《京兆韦府君神道碑》。

[175]　《全唐文》卷五三〇顾况《韩公行状》。亳州治谯。

[176]　《元和郡县志》卷二六《越州》，参白居易《新乐府•缭绫》。

[177]　《元和郡县志》卷二八《宣州》，参白居易《新乐府•红线毯》。

[178]　《刘梦得文集》卷一四《答饶州元使君》。

[179]　《唐国史补》下。

[180]　《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第100页。

[181]　《唐国史补》下。

[182]　《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第101页。

[183]　《容斋随笔》卷九《唐扬州之盛》，参《全唐文》卷七四四卢求《成都记序》。

[184]　《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

[185]　《元和郡县志》，《全唐文》卷五一九梁肃《吴县令厅壁记》。

[186]　杜牧《樊川文集》卷十《杭州新造南亭子记》。

[187]　《全唐文》卷三一六李华《杭州刺史厅壁记》。

[188]　《旧唐书》卷一四六《杜亚传》。

[189]　《全唐诗》王建四《寄汴州令狐相公》，五《夜看扬州市》；《唐会要》卷八六《市》开成五年。

[190]　《樊川文集》卷十一《上李太尉论江贼书》。

[191]　《唐会要》卷七一《州县改置下•河北道德州归化县》。开元乃贞元之误。

[192]　《刘梦得文集》卷二。

[193]　白居易《新乐府•盐商妇》；《刘梦得文集》卷二《贾客词》，《外集》卷八《夜闻船中筝》。

[194]　《太平广记》卷四九九《郭使君》。

[195]　《樊川文集》卷五《战论》。

[196]　牙兵即衙兵，是节度使的亲兵，初，河北各镇节度使选军中强健者，丰给厚赐，以自卫；后来，他们父子相袭，亲党磐结，便形成为一个特殊的军人集团，节度使的废立，往往由他们决定。

[197]　《通典》卷六《赋税下》。

[198]　《旧唐书》卷一七一《李渤传》。

[199]　《唐会要》卷八八《盐铁》元和十五年九月条，长庆元年三月敕条；《唐大诏令集》卷七〇《长庆元年正月南郊改元赦》。

[200]　《旧唐书》卷一八四《李辅国传》。唐宫中习称皇帝为大家。

[201]　《旧唐书》卷一七六《李宗闵传》。

[202]　《旧唐书》卷一七六《杨虞卿传》。

[203]　《旧唐书》卷一八《武宗纪》。

[204]　《陆宣公翰苑集》卷二二《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条》。

[205]　《元氏长庆集》卷三八《同州奏均田》。

[206]　《全唐文》卷七八武宗《加尊号赦文》、《加尊号后郊天赦文》。两税法原定“户无主客，以现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但不久寄住衣冠户就又可以享收输税全轻和免除差役的权利。

[207]　《全唐文》卷八六六杨夔《复宫阙后上执政书》。

[208]　《全唐文》卷八〇四刘允章《直谏书》。

[209]　《全唐文》卷八二宣宗《受尊号赦文》。

[210]　《旧唐书》卷一六七《宋申锡传》。

[211]　《旧唐书》卷十八下《宣宗纪》大中五年。《全唐文》卷八三懿宗《勾并年终赋租委御史郎官论奏制》。

[212]　《全唐文》卷七一五韦处厚《驳张平叔粜盐法议》。

[213]　《旧唐书》卷一九〇下《刘传》。

[214]　《旧唐书》卷十八下《宣宗纪》会昌六年；《唐孙樵集》卷三《书何易于》。

[215]　《全唐文》卷七八武宗《加尊号后郊天赦文》。

[216]　《全唐文》卷七八武宗《加尊号赦文》，卷八一宣宗《禁加徵熟田敕》。

[217]　《新唐书》卷五二《食货志》。

[218]　《全唐文》卷六六穆宗《南郊改元德音》，《唐大诏令集》卷七〇《宝历元年正月南郊赦》。

[219]　《唐会要》卷八四《租税下》大中四年正月制，《新唐书》卷五二《食货志》。

[220]　《全唐文》卷七八武宗《加尊号后郊天赦文》，《樊川文集》卷十一《上李太尉论江贼书》。

[221]　《新唐书》卷二二五《黄巢传》。

[222]　《资治通鉴》卷二五四，广明元年十二月。

[223]　《新唐书吐蕃传笺证》第88页、第116页。

[224]　《唐国史补》下。

[225]　《文物》1959年第七期《跋唐蕃会盟碑》。

[226]　《新唐书吐蕃传笺证》第146—149页。

[227]　《新唐书吐蕃传笺证》第157页。

[228]　《蛮书》卷五《六》，卷六《城镇》。

[229]　《蛮书》卷五《六》。

[230]　《蛮书》卷九《南蛮条教》。

[231]　《新唐书》卷二二二上《南诏传》。

[232]　《蛮书》卷六《城镇》，卷七《云南管内物产》。新传“人岁输米二斗”系六即六诏本部征税之制；《蛮书》所载“其余悉输官”，明言“悉被城镇蛮将差蛮官遍令监守催促”，乃城镇即节度使管下对被征服民族剥削之制。

[233]　《蛮书》卷六《城镇》云南城条，参卷五《六 》阳苴城条，白崖城条。

[234]　《资治通鉴》卷二五三，广明元年。

[235]　《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奚传》。

[236]　《辽史》卷二《太祖纪赞》，卷五九《食货志》。

[237]　参看《历史研究》1964年第5—6期蔡美彪《契丹的部落组织和国家的产生》。

[238]　《新唐书》卷二一九《渤海传》。唐人习称渤海国为渤海靺鞨，《册府元龟·外臣部》各卷均以渤海靺鞨为称，《旧唐书》卷一九九下亦以渤海靺鞨为传题。

[239]　《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第102页。

[240]　《册府元龟》卷九九九《外臣部互市门》，《册府元龟》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贡门》。

[241]　《杜阳杂编》下。

[242]　《辽史》卷六〇《食货志》下有“太祖始并室韦，其地产铜铁金银，其人善作铜铁器”的记载，但史学工作者多认为室韦指室韦山，即今鞍山之千山，实不在室韦诸部境内，详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第42页。

[243]　《隋书》卷八四《室韦传》。

[244]　《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室韦传》。

[245]　《魏书》卷一百《室韦传》。

[246]　《全唐文》卷九〇七玄奘《谢高昌王送沙弥及国书绫绢等启》。

[247]　《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三《释教在道教之上制》，《全唐文》卷九七《大周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序》。

[248]　法藏《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卷四。

[249]　湛然《金刚錍》。

[250]　宗密《原人论》。

[251]　《旧唐书》卷一八三《薛怀义传》；陈寅恪《武曌与佛教》，见《金明馆丛稿二编》。

[252]　道绰《安乐集》卷上。

[253]　善导集记《观念阿弥陀佛相海三昧功德法门》。

[254]　《资治通鉴》卷一七五，太建十三年。

[255]　《旧唐书》卷一〇一《辛替否传》，参《新唐书》卷一二三《李峤传》。

[256]　《资治通鉴》卷二二四，大历二年六月丁卯条。

[257]　《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三《拆寺制》。唐朝寺院官赐额者为寺，私造者为招提、兰若。

[258]　《全唐文》卷七八八李节《饯潭州疏言禅师诣太原求藏经诗序》。

[259]　《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三《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

[260]　《唐会要》卷四九《僧道立位》。

[261]　《旧唐书》卷九《玄宗纪》作文中子，误。

[262]　《旧唐书》卷七九《傅奕传》。

[263]　《旧唐书》卷七九《吕才传》。

[264]　《隋书》卷七十五《儒林传序》。

[265]　陈寅恪《论韩愈》，见《金明稿丛稿初编》。

[266]　《韩昌黎集》卷十一《原性》。

[267]　《韩昌黎集》卷十一《原道》。

[268]　《柳河东集》卷十四《天对》。

[269]　《柳河东集》卷一《贞符》。

[270]　《柳河东集》卷三《封建论》。

[271]　《刘梦得文集》卷十二《天论》。

[272]　《隋书》卷二《高祖纪》开皇十三年。

[273]　《旧唐书》卷一〇二《刘子玄传》。

[274]　《史通》卷十八《杂说下》。

[275]　《史通》卷七《直书》。

[276]　《史通》卷五《采撰》，卷十《杂述》，卷十八《杂说下》。《史通》卷七《鉴识》，参《探赜》。

[277]　《旧唐书》卷二十六《礼仪志六》大和六年太常博士顾德章议中所引《定开元六典敕》。

[278]　杜佑《通典》卷一。

[279]　《旧唐书》卷一三八《贾耽传》。

[280]　《全唐诗》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

[281]　《全唐诗》高适《苦雨寄房四昆季》，《自淇涉黄河途中作十三首》之九，《东平路中遇大水》等。

[282]　《全唐诗》杜甫十二《戏为六绝句》。

[283]　《元氏长庆集》五六《杜子美墓志铭》。

[284]　《全唐诗》杜甫七《写怀二首》之一。

[285]　《全唐诗》白居易《伤唐衢二首》之二。

[286]　《韩昌黎集》卷十六《答陈生书》。

[287]　《柳河东集》卷三四《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288]　《韩昌黎集》卷十六《答李翊书》，《韩昌黎集》卷三四《南阳樊绍述墓志铭》，《韩昌黎集》卷十五《上襄阳于相公书》。

[289]　《新建设》1961年第六期汤用彤《康复札记》四则之三《何谓俗讲》。

[290]　段安节《乐府杂录》文叙子条。文叙，据《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开成六年正月九日作文淑。

[291]　赵璘《因话录》四。

[292]　《才调集》八。

[293]　刘道醇《五代名画补遗》。

[294]　《历代名画记》卷二《论顾陆张吴用笔》。

[295]　段成式《寺塔记》卷上常乐坊赵景公寺条。

[296]　朱景玄《唐朝名画录》。

[297]　《宣和画谱》卷五《人物》张萱条，卷六《人物》周昉条。

[298]　《历代名画记》卷九李思训子昭道条。

[299]　《历代名画记》卷一《论画山水树石》。

[300]　《东坡题跋》卷五《书摩诘蓝田烟雨图》。

[301]　《历代名画记》卷九曹霸条，韩干条；卷十边鸾条，韩混条，戴嵩条。参朱景玄《唐朝名画录》。

[302]　《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

[303]　《张氏法书要录》卷八张怀瑾《书断》。

[304]　《旧唐书》卷三十《音乐志》。

[305]　参见王克芬《中国舞蹈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306]　《千金要方序》。

[307]　《外台秘要序》。

[308]　《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第95页。

[309]　《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第97页，《唐长安大明宫》三（一）。

[310]　《新唐书》卷一二四《宋璟传》，卷一六一《王仲舒传》，《韩昌黎集》二五《韦公墓志铭》。

[311]　《旧唐书》卷一八二《高骈传》，《新唐书》卷一七四《牛僧孺传》。

[312]　《全唐文》卷六二四。参《旧唐书》卷十七下《文宗纪》及卷一六八《冯宿传》。

[313]　《爱日斋丛钞》卷一。

[314]　《唐大和尚东征传》。这里的波斯，一般认为是苏门答腊岛北岸的Pasé。

[315]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卷二。

[316]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317]　守温制定30字母，其后经宋人修订为36字母。参《东方杂志》第三十一卷第十四期，罗常培《中国音韵学的外来影响》。

[318]　慧超《往五天竺国传》。

[319]　《通典》卷一九三《大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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