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北方形势的剧变 蒙古族的兴起和金朝的灭亡
蒙古族的兴起和蒙古国的建立 蒙古族在唐朝一般是称作“蒙兀室韦”的，原住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东北的额尔古纳河上游，约在8世纪时开始西迁，游牧于斡难河和怯绿连河之间。
11—12世纪时，在今蒙古草原上及草原的周围，有许多大小部落，其中有蒙兀部（即蒙古部）、克烈部、塔塔儿部、蔑儿乞部、斡亦剌部、乃蛮部、翁吉剌部、汪古部等。当时的蒙古还只是一个部落的名称，到了蒙古部统一以后，蒙古一名就成为草原各部的通称了。
蒙古族过着游牧的生活，“以黑车白帐为家”[225]。又兼营狩猎，“生长鞍马间，人自习战，自春徂冬，旦旦逐猎”[226]。12世纪时，蒙古族的社会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开始使用铁制的生产工具和兵器，畜群也繁殖得更多。辽金以来中原的先进文化对与汉地毗邻的塔塔儿、克烈、翁吉剌、汪古等部有较大的影响，各部经常以马匹、皮毛换取汉地的绢帛和铁器，汪古部人已知务农业[227]。畏吾儿文化也传入西部的一些部落，乃蛮部已使用畏吾儿文字。
随着畜牧生产的发展，蒙古各部贫富分化日益激烈，已出现了部落贵族、牧民和奴隶等阶级与阶层。部落贵族被称为“那颜”（官人），“必勒格”（智者）或“薛禅”（贤者），都拥有大量的牲畜，并且控制了牧地。强大的贵族又都拥有一批“那可儿”（亲兵）。为了满足财富的贪欲，贵族之间进行着无休止的掠夺战争，以致“天下扰攘，互相攻劫，人不安生”[228]。一般的牧民被称为“哈剌出”（黑头），因为战乱的逼迫，不得不寻求强大贵族的庇护，向他们纳贡服役，沦为他们的依附人口。有的牧民还通过交换关系或在战争中被俘虏而成为贵族的奴隶。奴隶主要是供家内劳役。
蒙古孛儿只斤部的贵族铁木真（1162—1227年），在长期作战中壮大了自己的势力。他最初联合札只剌部的札木合和克烈部的王罕，击败了塔塔儿、泰赤乌、蔑儿乞诸部，以后又与王罕合兵击败了札木合。1203年，铁木真又攻王罕于土拉河，王罕败亡。克烈部是当时蒙古草原最强大的部落之一，铁木真战胜了克烈部，就创造了统一蒙古的条件。不久，铁木真又削平了乃蛮部，乃蛮部首领塔阳汗战死，塔阳汗子屈出律逃奔西辽。
1206年，铁木真结束了蒙古长期分裂的局面，建立了蒙古国[229]，在斡难河源做了蒙古大汗，被各部尊称为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在蒙古地区建立了分封制度，把他所属的亲兵和归附的各部首领分封为万户那颜、千户那颜和百户那颜，按照等级赐以牧地和依附的牧民。此外，大汗、皇后、太子、公主、亲族以下“各有疆界”[230]。牧民必须向政府或封主缴纳羊、马以及其他畜产品，并担负军役和各种杂役。没有封主的许可，不得任意迁徙。
成吉思汗从各万户、千户或“白身人”（一般牧民）的子弟中，拣选其“有技能，身材壮的”充怯薛军，即护卫军[231]。怯薛军有一万人，是蒙古最精锐的军队，平时分四班轮流宿卫，战时随大汗出征，其地位高于在外的千户那颜。怯薛军的设置加强了大汗的威力和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成吉思汗为了巩固蒙古的统治，颁行了法典《大扎撒》。又任命失吉忽秃忽为“扎鲁忽赤”（断事官），凡是“盗贼诈伪”和“百姓每（即们）分家”的事都由他科断[232]。成吉思汗在征服乃蛮部时，命居留乃蛮部的畏吾儿人塔塔统阿用畏吾儿字拼成蒙古国书，蒙古族从此有了通行的文字[233]。
成吉思汗是蒙古族的一位杰出的领袖。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和建国的过程中所采取的各种政治、军事措施，都顺应并加速了当时蒙古社会经济的发展。
蒙古统一以后，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贵族即向金朝发动了大规模战争。1211年，蒙古军大举攻金。1213年，蒙古军又分三路，破金九十余郡。1214年，蒙古军围金中都，金宣宗遣使求和。蒙古军的攻势给金朝带来严重的威胁。
从1218年到1223年，在成吉思汗亲自率领下，蒙古贵族发动了第一次西侵。蒙古军攻灭了西辽和花剌子模国，在迦勒迦河打败了斡罗思诸部，把蒙古国的领土扩充到今中亚细亚地区。从1235年到1241年，蒙古大汗窝阔台在灭金之后，派遣拔都、贵由、蒙哥等率军二次西侵。这次蒙古军攻占了斡罗思（今俄罗斯），军锋直逼东欧的孛烈儿（今波兰）和马扎儿（今匈牙利）等地。从1253年到1258年，蒙古大汗蒙哥又派遣旭烈兀三次西侵。1258年，蒙古军战败了黑衣大食，攻陷巴格达和大马士革城，蒙古的势力已发展到西南亚。蒙古军在几次西侵的过程中，烧毁城市，杀掠居民，破坏农业生产，使各地人民受到巨大的损害。
蒙古贵族进行军事征服的结果，出现了一个以蒙古地区的和林[234]为中心的横跨欧亚的大汗国。这个汗国客观上在进一步沟通中西交通、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这个汗国只是一个不稳固的政治军事联合体，没有共同的经济基础，不久就分裂成为几个独立的汗国。
金朝后期社会经济的衰落和北方人民的反金起义 在完颜亮和金世宗统治时期，女真贵族连续不断地收夺汉人的土地拨归屯田军户，在汉族人民和屯田军户之间造成了“互相憎疾”的情况。劫夺得来的土地，“腴田膏壤则尽入势家”，一般的屯田军户所得的只是一些较差的乃至是瘠薄的土地，因之屡次劫夺土地的结果，并不能使屯田军户获得实利，而对汉族人民却造成了严重的长期性灾难[235]。所以，因互相憎疾而至“怨嗟争讼”等等的纠纷，一直到金宣宗迁都开封（1214年）以后，还不见减少[236]。
在金章宗统治时期，金政府看到“齐民与屯田户往往不睦”的矛盾现象，曾下令要他们“递相婚姻”，企图借此使他们之间的矛盾能有所缓和，但这一措施并未奏效。
北部中国的肥沃农田，大片大片地被女真统治者掠夺去分配与屯田军户，过不了多久，这大片的肥沃土地便由瘠薄而至荒芜，女真统治者又再向另外的肥沃地区去进行掠夺，重行分配。这样就使大量的农田一批一批地落荒，农业生产也随之而出现严重的萎缩状态。
这些事实说明了，北方社会经济的凋敝景象，完全是女真统治者制造出来的。因此，北方的农民，为了争取自己的活路，便不能不起而与女真统治者进行斗争。
1211年在金国境内，东起莒、淄、潍、青诸州，西至河中、陕西各地，都爆发了农民起义。杨安儿和耿格、张汝楫、刘二祖、李全等人，各自领导了几万以至十几万的起义群众，分别活动于山东半岛以及沂、海、邳诸州之地[237]。
各地起义的群众，对于屯田军中的头目和侨寓各地的女真贵族及其建立在各地的军事营垒，都“起而攻之”，并且“寻踪捕影，不遗余力”[238]。在女真贵族直接奴役下的一些家奴和驱口，也大量地投入起义军的行列[239]。
杨安儿、李全等人领导的起义军，都穿红袄作为标志，时人称为红袄军。红袄军控制了山东半岛的绝大部分地区，并迫使金朝委派的莱州知州徐汝贤也举城而降。杨安儿的声势大振，遂建置官属，并改元为天顺。李全率领的一支也攻占了东海、海州和邳州等地。
金朝派军对山东的起义军进行镇压，杨安儿在率众向即墨县和莒县境内转移途中病死，起义军即由其女杨四娘子（名妙真）带领，下寨于莒县的磨旗山中[240]。其后杨四娘子与李全结为夫妇，共同率领义军向南宋境内转移，驻扎在楚州一带。1219年金兵又去侵犯南宋，游骑已到东采石的杨林渡，使得建康大震，结果却被李全的军队打败。
但在1220年以后，李全夫妇不再反抗女真统治者，只是力求发展其个人实力。对红袄军中另外的一些首领，或则杀其人而并其军，或则企图把其人其军全部消灭。他还不断向南宋政府进行要挟，甚至还打算要渡江去攻打南宋的首都。及蒙古军队进入河北、山东地区，李全回到青州，竟然投降了蒙古。
正当李全对起义军首领进行残害的时候，起义军的另一首领彭义斌率众回到山东，攻入东平府和恩州、大名诸城。这支起义军既反抗女真贵族的统治，也与侵入这一地区的蒙古兵进行斗争。他们所到之处，当地人民都起而响应，以致不论金军或蒙古军，都把彭义斌视为劲敌，不敢轻易与他作战[241]。1225年，彭义斌以大军进攻真定，迫使金将武仙和他合力抗击蒙古。这时这支联军已拥有几十万人。彭义斌致函南宋军事统帅，与之相约：南宋出兵涟、海，收拾李全，然后进军汴、洛，他本人则转战河北，南北互相配合，庶几“神州可复”。但当时的南宋政府早已放弃了恢复中原的打算，对他的建议置之不理。及蒙古命史天泽以优势兵力围攻彭义斌军于赞皇的五马山下，彭义斌兵败身死，军队溃散[242]。
蒙古入侵和金的灭亡 金宣宗在即位的第二年（1214年），由于蒙古军的威胁日甚，便南迁开封。次年，燕京为蒙古军攻占。
女真统治者分布在华北、中原各地的屯田军，长期以来不耕不战，已失掉了作战能力，到金政府南迁时所倚靠的军事力量，主要是由从前辽朝所编组的边境各少数民族的乣军，而乣军也在南迁途中叛变，投降了蒙古。为了补充武装力量，金政府迁到开封之后，一方面招募“燕赵亡命”及回纥、羌人，编制为“忠孝”、“忠义”等军，厚其月给，屡加犒赏，以求他们为金效力；另一方面又派官四出，签发汉人为兵，凡家有壮丁的，不论是多丁单丁，一律签发。到后来，甚至除现任官吏之外，赋闲或退休官员，也被征发。这些拼凑而成的军队，战斗力自然是不会强的。
在金政府迁都开封以后，黄河以北的地区，东起太行山以东，西至关陕，不一二年便都落入蒙古人手中；由山东半岛以至东平府一带，则是起义军与金及蒙古经常交战的地方。金政府为了抵御蒙古的军事进攻，把大部分军事力量用来守黄河，保潼关。在这种“日蹙国百里”的情况之下，金政府决定要“南窥江汉”，想把失之于蒙古人手中者再从南宋方面取得一些补偿。从金宣宗兴定元年（宋嘉定十年，1217年）开始，金政府在西起大散关、东到淮水流域这一分界线上，从许多处所展开了对南宋的军事进攻。南宋政府虽从金政府南迁之年就已不再向金交纳岁币，然而它的军事实力却也正在日益衰弱，对于金人的军事攻势无力抵抗，边境线上的许多城镇被金人夺去。
金政府迁到开封后，原来分布在黄河以北的屯田军及其家口，也都争先恐后地迁往开封，不久便达百余万口。他们的口粮全靠金政府供给。每日每人领粟一升，一年需要三百六十多万石，超过金政府每年搜括到的米粟一倍以上。金政府无法负荷这一重担，便又打算在黄河以南大量掠夺土地，重新分配给这些屯田军户。但是，一则河南境内的土地在那时已经是“民地官田计数相半”[243]，不容易再下手了；二则屯田军户已过惯了寄生生活，不愿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得地不能以自活”，他们不乐于再接受土地。因此，大规模搜括土地的事才未再实行。
金政府由会宁府迁到燕京之后，已开始发行纸币。到卫绍王统治时期（1209—1212年），由于财政极端窘困，金政府几乎只能依靠大量印发纸币，以供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各项开支。迁都开封以后，金的境土只剩了黄河南岸西起潼关东到邳州的一个狭长地带，农业上和各种生产事业上的产品都微乎其微，军政费用更要仰仗无限制地印发纸币。于是发行了一百贯、二百贯以至一千贯的各种交钞，结果纸币贬值，“交钞每贯仅直一钱，曾不及工墨之费”。后来又相继发行“贞祐宝券”、“贞祐通宝”、“兴定宝泉”，实际上都是行用不久便一文不值。跟着纸币贬值而来的是市场萧条，经常出现“市肆昼闭、商旅不行”的情况。
金的内部虽有此伏彼起的起义斗争，但起义的各支队伍始终不能协同一致，配合行动，没能把金朝推翻。蒙古的军队在占领了黄河以北的地区之后，便在成吉思汗率领下大举西征，只由木华黎以偏师经略华北之地。在这一情况之下，金政府在迁到开封之后得以苟延残喘达20年之久。
蒙古的西征军于1227年东返，成吉思汗在这年死于六盘山，窝阔台继为大汗，由南北两路对金发动进攻：北路由孟津过黄河攻下洛阳；南路则假道南宋，经邓州以趋开封。1233年金哀宗放弃开封，逃往归德，又逃往蔡州（今河南汝南县），南宋应蒙古之约，出兵与之夹攻。1234年正月，蔡州城破，金亡。
蒙古在河北的统治 在蒙古攻金的战争中，华北地区遭到极大的破坏。蒙古军队除了大肆劫掠财货、牲畜外，又到处掳掠人口，把汉人抑为贵族的工匠或诸王将校私人的驱口（奴仆）、部曲。连年的战祸迫使华北人民纷纷南向流亡，致使北方生产凋敝，荒残不堪。如泽州所属6县在金朝原有59416户，到1235年兵燹之余，竟只剩下973户[244]。赵州在战乱中“焚毁尤甚，民居官寺，百不存一”[245]。其他如陕西、辽东、四川以及山东北部都有这种情况。
当时，蒙古统治者还不知道农业生产在经济上的重要性。蒙古大臣别迭等人甚至提出了“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的主张[246]。同时，蒙古统治者又委派大臣驻守燕京，“总中原财赋”，“旁蹊曲径而科敷者不可胜言”[247]。
蒙古统治者把北方的一些州县分封给诸王、功臣、驸马作为“投下”（封地）。诸王、功臣等在被称为“投下”的封地内，自置官属，拥有行政、司法、财政等方面独立的权力。封地内的人民，被看成封主的私产，不得任意迁移[248]。且贡赋极为沉重。如拔都在平阳、真定及河间等地的封地，贡赋不收银绢杂色，要收黄金。属民须把农产品或手工业品换成白银，再以银易金，几经转折，十倍其费。人民往往倾家荡产仍无法完纳，致遭“榜掠械系，不胜痛苦”[249]。
金人南迁时，河北的豪强地主多乘乱而起，结寨自守，各拥名号，自保一方。以后，这些地主大多数都投降了蒙古，充当蒙古统治者镇压人民、搜括财赋的帮凶。这些人中如河北的张柔、史天泽，山东的严实等都拥有强大武装，他们的势力跨州连郡，而且子孙世袭。在他们各自的领地内，“爵人令官，生杀予夺”，“取财货，兼土田”，十分暴虐专横。
当时的北方人民，除向政府负担丝料、包银等科差外，还有军户的签发，马匹的拘括，使臣的骚扰，官吏的诛求，豪强的压榨。所有这些剥削，无一不是敲骨吸髓，残民以逞。许多州县的官吏，因为要上缴科差、贡赋，只有以高利乞贷于回回富商。往往本银一锭，十年之后，本息就高达千锭，当时称这种高利贷为“羊羔儿息”。为了偿债，他们更想尽一切办法来剥削所属的人民。回回商人还与蒙古贵族勾结，帮助他们进行搜括，甚至还向政府“扑买”课税（即承包课税）。
所有这些混乱和黑暗现象一直延续了近半个世纪（从1214年金人南迁至1260年忽必烈即位）。在窝阔台时期，中书令耶律楚材反对把农田改为牧场，在他的积极策划下，蒙古统治者在户口、赋税等方面确立了一些制度，还规定由政府派官向封地内人民征收“五户丝”，然后分赐给封主，禁止封主擅自征敛[250]。但是这些制度大多没有很好地施行。耶律楚材还反对回回商人的剥削，结果他自己也受到回回商人的排斥[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