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古文、诗、词、小说、戏曲
北宋的古文运动 古文运动和恢复儒家道统的运动，一直是北宋文坛上的一个主流。
当时政治上一部分当权的人物，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对于古文运动都是大力支持的。欧阳修且是这一运动的主将。到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等人相继而起，使古文运动获得全胜，而北宋的文坛也呈现了一个繁荣健实的局面。
欧阳修力革当时浮靡诡怪的文风，他的文章纡徐委备，“条达疏畅”[369]，“引物连类”[370]，而能“丰约中度”[371]，不论叙事、说理或抒情，都能婉转透辟，曲尽其意。王安石一方面主张写文章应当“务为有补于世”，同时又说，文章应当“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372]。这就是说，写文章主要是为政治服务，但也应当注意文章的艺术性。他的文章的特点是“简劲精洁”，深刻峻峭。有些篇章虽着语不多，却同样富有波澜起伏。苏轼是北宋文人中最富才华的人。他反对五代以来的“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373]，也反对用“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主张写作文章当“如行云流水，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374]。他驾驭文字的艺术修养是很高的。
宋代的诗 在两宋的三百多年中，诗的风格和趋向曾有好几次较大的变化。在北宋初年，杨亿、刘筠等人崇尚李商隐的诗，过于重视雕琢字句，堆砌典故，并把他们互相唱和的诗合为一集，取名为《西昆酬唱集》，遂致形成了所谓“西昆体”。这一派诗人的作品，既缺乏生动的内容，真挚的情感，也没有鲜明的思想性。实际上无论在艺术性方面或意境方面，与李商隐的诗全都相去甚远。然而这种风气支配了宋初的诗坛数十年之久。到北宋中叶，欧阳修、梅尧臣等人力排西昆体，以优游平淡之辞矫而正之，风气为之一变。梅尧臣的诗旨趣清淡，当时人以为“有晋宋遗风”。继起的苏轼，才华富赡，无施不宜，他的诗也兼备众格。苏诗的最突出的特点是洒脱豪放，但有许多也伤于率易，华而不实。江西的黄庭坚（号山谷道人）力矫率易之弊，倡导作诗作文都要“无一字无来处”，主张“陶冶万物”，镕铸故实，通过锤炼，创造出一些奇峭坚实的作品。
南宋的诗人，最著名的有尤袤、范成大、杨万里、陆游等人。其中最杰出的是陆游。陆游是一个爱国诗人。他的才情繁富，能够触手成吟。他的诗气派大，波澜壮阔，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许多篇章，都是抒写他爱国家爱民族的思想感情的，激昂感慨、沉郁跌宕的胸怀跃然纸上。南宋政府对金采取屈辱政策所造成的恶果，呻吟于女真贵族压榨下的北方人民的愿望，南宋统治者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在陆游的诗中都有深切的反映。
西蜀、南唐和两宋的词 词是由五七言近体诗发展变化而来的。为求配合管弦，便于歌唱，唐代中期以后的一些诗人，首先是一些无名的民间诗人，便开始把近体诗的整齐句子加以改变，依照民间流行的一些曲调的节拍和韵律而裁定其字句，这就是所谓倚声填词。一首词中的前后各句长短不一，所以词也叫做长短句。
在五代十国期内，以善于填词出名的人已为数不少。在西蜀，有韦庄和欧阳炯等人，他们的作品后来被编选在《花间集》中。在南唐，则有冯延己和中主李璟、后主李煜等人。“花间”派作品的共同风格是绮丽靡软，而南唐诸人的作品则较为清新俊逸。李后主的词，前期所反映的是封建贵族思想感情，被宋俘虏到开封以后的作品则反映了对宫廷生活的怀念，有很重的感伤颓废情绪。但他用语清新、朴素，自然而无斧凿痕迹，在艺术技巧上达到了高度水平。
到宋代，地主经济进一步发展，城市经济也比唐代更繁荣。当时不但宫廷内设有“教坊”，大城市中都有歌楼伎馆，贵族官僚豪绅家中也多有歌伎舞女。这都促使歌词更加普遍发展。
北宋的文学家大都是把散文用作明道、载道的工具，不大用它去抒写悲欢离合之情；近体诗则因字句的拘束而与音乐相去日远；只有词的体裁能够“长短其句以就曲拍”，能够配合管弦的音阶和舞蹈的节奏，所以它便成为表现哀乐怨悱时最经常采用的一种文体。北宋的许多政治家和文学家，例如寇准、范仲淹、晏殊、欧阳修等人，都填写过多少不等的词。他们的词的风格，一般说来都是承袭南唐二主和冯延己等人的。
欧阳修、晏殊等人所写作的词都是一些短调小令，而与他们同时的柳永则开始创作慢曲长调。柳永是一个落魄文人，“好为冶淫讴歌之曲”。教坊的乐工每次得到新的曲调，必去求柳永填写新词，因此他的声名便和他的作品一同传播，以致“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375]。这样他就成为北宋词坛上影响最大的一人。
正当柳永一派的歌词风靡北宋词坛的时候，具有高才逸气的诗人苏轼，也以其写作诗文的余力，“溢而作词曲”。他对于从《花间集》直至柳永等人的作品风格都不满意。他写的许多首词，意境豪放雄壮，涤除了当时词坛上的那种“绮罗香泽之态”，摆脱了那种“绸缪宛转之度”[376]。
李清照是北宋末年、南宋初年的杰出词人。她的词婉约清新，只把一些寻常习用语言随手拈来，度入音律，炼句既很精巧，又极平淡自然，表情达意都能曲尽其妙[377]。就内容来说，她的词对南渡前后社会现实的反映比较微弱，在她颠沛流离的晚年作品中，还多有意兴阑珊的消极情绪和感伤调子。但是从她的诗句“南渡衣冠少王导，北来消息欠刘琨”来看，她也不是不关心国家命运的。
创始于北宋苏轼的爽朗英发的风格，在南宋中叶词人辛弃疾的作品中，得到了高度的发展。辛弃疾是一个爱国志士，他既有文才，又有武略。他的歌词慷慨豪放，唱出了处在民族危难当中的一个英雄豪杰人物奋发激越的情怀，表达了当时人民反抗女真入侵者的愿望。辛词“用经，用史，牵雅颂入郑卫”[378]，而且用以抒情、写景、记事、说理，“横竖烂缦”，无往不宜。
宋金的话本小说和说话人 唐代的俗讲和变文，到宋代，便发展演变而成为“说话人”的话本。话本的内容，有的是演说佛经中的故事，有的是讲说历史故事，如说三分和说五代史等。有的讲说一些烟粉、灵怪、传奇、公案以及某个人物发迹变泰的故事。当时把最后一类称做“小说”，把讲说长篇历史故事的则称为“平话”。宋代的话本流传到今天的还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五代史平话》、《大宋宣和遗事》以及《京本通俗小说》等。话本的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明代以来的一些章回小说，很多都是从宋代话本逐渐发展和改变而成的。
宋代说话人有的专说三国史事，有的专讲小说，每个人都以专门名家。宋仁宗和高宗，都喜欢听人讲说故事或自己阅读话本[379]。当时不但城市中较热闹的场所有固定的说话人，在乡村中也常有说话人讲说小说或历史故事。苏轼在《东坡志林》中有“塗巷小儿”从家中持钱、出外聚坐、听说话人讲说三国故事的记载。陆游有一首诗说：“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可见说话人不但在城市中讲说，也经常地走向乡村里去了。
金军攻破开封后，向北宋政府索取乐工伎艺诸色人，也指名索取杂剧、说话、小说、嘌唱、弄影戏、弄傀儡等类的艺人一百五十余家[380]。金人把这些艺人一齐押送到金国去。在金国，不但汉族人民是说话人的听众，女真贵族也喜欢听说话人讲说故事，完颜亮的哥哥完颜充就是其中的一人[381]。在完颜亮统治期内，金的西京大同府有一个名叫刘敏的，就是专门讲说五代史的说话人[382]。
宋金的戏曲 在宋代，傀儡戏、影戏和杂剧都已十分流行，从较大的城市到一般的乡村之中，无不如此。凡当时的说话人所常讲说的烟粉灵怪故事、铁骑、公案和历代君臣将相故事等，也都是傀儡戏和影戏所经常表演的。杂剧是从唐代的参军戏发展演变来的。北宋杂剧基本上还只是“因题设事，杂以谐谑”，情节一般都比较简短，有时只是夹杂在其他伎艺中演出一段或两段[383]。这样的杂剧，“大抵全以故事世务为滑稽，本是鉴戒，或隐为谏净”[384]。但在北宋开封的勾栏（剧场）当中，也已经有了以故事情节为主的长篇杂剧。每年从七夕到中元节，勾栏中每晚都要扮演目莲救母杂剧[385]。这类杂剧不但情节复杂一些，演员也已发展到四五人了。
宋代还有一种以歌舞讲唱为主的戏曲，这种戏曲是由曲词连缀而成的。从北宋中叶以来，有些词人已经开始试用一个词调而填写数首歌词，接连铺叙一个故事。例如有人用《商调蝶恋花》一调填写十二首歌词，咏述《会真记》中张生与莺莺的恋爱故事。这种用许多首曲词前后连贯合叙一事的歌舞剧曲，已经具有了后代戏剧的雏形，它也就是金元时期套数杂剧的鼻祖。
南宋末年的周密，在其所著《武林旧事》中载有《官本杂剧》段数二百八十本，其中有歌舞剧，也有民间游艺的曲艺。由此可见，其时上自贵族宫廷，下至一般村镇市集，戏曲都已十分流行了。
在金的统治地区内流行以讲唱为主的一种戏曲，名叫诸宫调。诸宫调是把不同的曲调编缀在一起，用以铺叙一个长篇故事。乐谱的音节既多变化，文字也以韵文和散文相间使用。这比宋朝流行的《官本杂剧》，显然又有了发展。金代人所写的诸宫调，流传到今天的，有《刘知远传》和董解元的《西厢记》二种。前者是写刘知远“发迹变泰”的故事，后者是把《会真记》加以改编而成的。《会真记》仅有几千字，到《西厢记》诸宫调便成为好几万字的剧本了。
解放后，在山西侯马的金代坟墓里，发现了一座戏台模型，上边有五个角色正在作场。这说明诸宫调的演唱在金国是普遍流行的。
元曲 杂剧是元朝文学的主流。元代杂剧是在宋金以来民间讲唱文学的基础上，综合了宋词的成就，并直接发展了金代诸宫调而成的一种歌舞剧。杂剧一般分为四折，个别的有五折，在各折之前或各折之间多加有“楔子”。每折内又有十个以上的小曲，每一组小曲称作一套，一套内的小曲，都限于同一宫调，使用同一音韵。演时除歌唱外，还伴以言语和动作，言语叫“白”，动作叫“科”，“于科白中叙事，而曲文全为代言”[386]。
元代杂剧的兴起，与宋金以来城市经济的繁荣有密切的联系。杂剧作家很多都是大都人或平阳人。大都和平阳都是以工商业发达、人口殷繁、文化昌盛而著称的城市，大都在元朝统一后更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这些北方的城市在金元之际也曾遭受兵火的洗劫，广大农民和城市居民在民族和阶级压迫下过着痛苦的生活，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很尖锐，这种社会的环境又给剧作家提供了思想的源泉。元朝政府规定了“诸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诸乱制词曲为讥议者流”的法令[387]，但是大多数的作品仍然表达了人民的感情，对当时黑暗的社会给以无情的揭露。
在元代，出现了大批优秀的剧作家和剧本。钟嗣成《录鬼簿》著录元杂剧458种，朱权《太和正音谱》著录535种，这些杂剧流传至今的还有一百几十种。又据《录鬼簿》的记载，当时知名的杂剧作家共达79人，其中生活在金末至元世祖统一时期的作家即有56人[388]。他们大都是北方人，不是“布衣”，便是“省掾令史”，社会地位不高。
关汉卿是元朝最杰出的剧作家。他出生于金元之际，入元为太医院尹。他长期居留大都，晚年到过杭州，与当时的剧作家、曲家杨显之、梁进之和王和卿等是莫逆之交。关汉卿又能深入被压迫的社会下层，与教坊、勾栏的歌伎、演员也有联系，所以称他为“杂剧班头”，“梨园领袖”。关汉卿毕生写过60多种剧本，保存下来的还有18本。其中《窦娥冤》、《鲁斋郎》、《拜月亭》、《救风尘》、《单刀会》、《望江亭》等都是最为社会人群喜闻乐见的作品。这些作品痛快淋漓地揭发了蒙古贵族、汉族官僚地主的残暴黑暗统治和罪恶活动，充分表现了作者向恶势力战斗的精神和强烈的正义感。
元代著名的剧作家还有马致远、王实甫、白朴、宫天挺、纪君祥、郑光祖等人。马致远的《汉宫秋》、王实甫的《西厢记》、宫天挺的《范张鸡黍》、白朴的《墙头马上》和纪君祥的《赵氏孤儿》，都是数百年来脍炙人口的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