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满族的兴起　建州女真部与明朝的战争

女真三部　建州女真部的迁徙及其与明朝的关系　女真族是满族的前身，长久以来居住在今松花江南北及黑龙江一带。早在11世纪时，女真族的完颜等部已经建立金朝，以后又从东北迁入黄河流域，另一些部落直到明初仍然留住在东北，分为海西、建州和野人三部。女真三部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野人”部比较落后，“无市井城廓，逐水草而居”，以射猎为业[181]。海西、建州两部虽然还过着渔猎的生活，但也从事畜牧与农耕，由于与汉族地区接近，社会进步较快。

女真族一向与汉族、蒙古族和朝鲜族有密切的联系，他们经常以貂皮、牲畜、药材换取内地和朝鲜族的铁制农具，刀、剑、箭镞等武器，缝纫用针以及其他各种手工业品。女真各部之间也彼此进行交换，“野人”部也用皮毛与建州部换米。

洪武时，明朝在辽东压服了蒙古贵族的残余势力，同时设立了辽东指挥使司，开始控制女真族的各个部落。永乐七年（1409年），明朝政府在东北地区设置了奴儿干都司，还先后设置了184个卫所，通过这些卫所对东北各少数民族人民进行管理。卫所的长官全都是各族的首领，由明朝政府赐以印信和官号，并许其持敕书定期来内地贸易。

女真建州部在明初住在牡丹江上源长白山东南一带。永乐时，明朝封建州部首领阿哈出为建州卫都指挥使，猛哥帖木儿为建州卫左都督。猛哥帖木儿就是后来清朝皇室的祖先。这时，住居黑龙江流域的野人部力量强大，南下压迫建州，阿哈出孙李满住率众西走，猛哥帖木儿被野人部所杀，其弟凡察及子童仓、董山等也被迫率部西迁。正统以后，建州部众几经迁徙，相继来到赫图阿拉地方（今辽宁新宾县境）。这一地区物资丰饶，又与明朝的辽、沈连界，从此，建州部与内地的接触更加频繁了。

建州部定居在赫图阿拉以后，他们的首领董山和凡察彼此争夺领导权，明朝政府即以董山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凡察为建州右卫都指挥使，令其分领部众，与李满住的建州卫都指挥使合为建州三卫，而皆臣属明朝。建州部的首领很得到明统治者的信任，他们“与大明看边，忠顺有年”[182]，只要有机可乘，就联合海西等部对辽东大肆劫掠，而且这种情况随着明朝的衰败腐朽日益严重。定居在赫图阿拉以后的建州部，与内地的经济联系更为密切。英宗天顺八年（1464年），明朝政府除去原有的广宁、开原两马市外，又开抚顺关专与建州部贸易。在广宁、抚顺这些地方，每当贡期，使节和商人络绎于途。建州等部与明朝的贸易和战争是交错进行的，有时，一面派贡使来内地贸易，一面又在沿边掠夺和骚扰。

明朝中叶，有很多汉族人民迁来东北落户，其中一部分人是被女真各部掠来的，他们沦为女真贵族的奴隶，替女真贵族耕种土地，对女真各部社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建州女真部的强大及其侵明战争　16世纪后期，隆庆、万历间，女真建州部的社会生产力已有显著的发展。在建州部居住的费阿拉（旧老城）和赫图阿拉等地区，“土地肥饶，禾谷甚茂，旱田诸种，无不有之”[183]，一般都使用铁制农具和牛耕，农业在当时已成为主要的生产部门。手工业也很发达，“银、铁、革、木，皆有其工”[184]。女真族人民为了满足商业的需要，还改进了人参的制作技术。在以前，建州部采集的人参多以水浸，不能持久，至是采取了煮熟晾干的办法，可以长期保存。他们以大量的土产药物和珍贵的兽皮等与汉族贸易，原来的商场只有抚顺一处，万历四年（1576年）又增加了清河、宽甸、叆阳三处[185]。

与这一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组织是八旗制度，这是在努尔哈赤作建州部首领时期开始建立起来的。八旗制度从表面看是一种军事制度，但它却反映了建州部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和发展。

八旗制度是在氏族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以前，建州部出猎“不计人之多寡，各随族党屯寨而行，猎时每人各取一矢，凡十人设长一人领之”[186]，其长名牛录（大箭）额真（头目）。到了努尔哈赤时期，建州部的势力日益强大，先后合并了女真部的其他各部落。努尔哈赤把本部和各部的壮丁组织起来，以300丁为1牛录，5牛录为1甲喇（队），5甲喇为1固山（旗），共8固山，约有6万人。壮丁“出则为兵，人则为民”[187]，“无事耕猎，有事征调”[188]。出兵时，八固山各有不同的旗色，即黄、红、蓝、白、镶黄、镶红、镶蓝、镶白八种旗色，所以八固山又叫八旗。

各旗的首领叫固山额真，即旗主，其下又有梅勒额真、甲喇额真和牛录额真，他们都是各部的氏族贵族，而旗主则是努尔哈赤的最亲近的家族。他们也都拥有大量的财富、奴隶和土地，其中有的人有马“千百为群”，田庄或多至五十余所，并皆驱使奴隶为之耕作[189]。

八旗的兵士则出自各部的平民，平民有自己的耕地和牲畜，一般都没有脱离生产，也有一部分人蓄有奴隶一二人或四五人。当时的八旗士兵之家，都有赋税和徭役的负担。努尔哈赤通过八旗的各个头领向所属的平民征兵役和力役，也向他们索取耕牛和各种杂物[190]。

八旗内的奴隶叫做“包衣”，译为汉语是“家的”或“家里的”意思。包衣的来源是由于贫富的分化，但更多的是由于俘虏，其中有女真人，也有汉人、蒙古人和朝鲜人。包衣与主人住在一起，替主人从事农耕、狩猎等生产活动和服各种家内的杂役。他们是主人的财产，主人可以任意凌辱、鞭笞和买卖，但不加杀害[191]。

努尔哈赤是八旗的家长和最高统帅，八旗的旗主都要听从他的指挥。但是在八旗的内部，也存在着浓厚的军事民主主义的作风，遇有军政大事努尔哈赤都要召集八家共议，出兵掠获来的财物也要由八家均分，还规定建州部首领的继承人要由八家共选[192]。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立了“后金”政权，做了皇帝，还先后颁布了官制和法律，从这时起，女真建州部就有了国家的组织。

努尔哈赤从小被抚养在明朝守辽名将李成梁的帐下，接受了汉族的文化，又学习了作战的本领，后来回到建州，明朝封他为建州卫左都督，并加封龙虎将军。在他统一女真各部并建立“后金”之后，威信日大，兵势日张，这时明朝的内政日趋腐败，军事的防御也松弛了，于是他便与明朝断绝了关系，不再服从明朝的统治，并准备向明进攻。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借口报“七大恨”之仇，大举侵明，烧毁了抚顺城，人畜物资全部席卷而去[193]。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朝以杨镐为经略，出镇辽东。明军四路出师，反击金兵。由于中路军首领杜松轻敌，在萨尔浒遇伏，全军覆没，继而其他两路也被金兵击败，另一路撤出。在这次战役后，努尔哈赤在东北的地位更加巩固，明朝对辽东的统治开始动摇。

为了应付辽东的败局，明朝政府起用熊廷弼代杨镐，廷弼招抚流亡，修缮守备，形势有了转机。但是明统治者内部党争不息，熊廷弼很快就被迫离职，后继者袁应泰防守松弛，沈阳、辽阳相继失守，至此除山海关外极小地区外，辽东大小72城全部为“后金”所有。辽沈失陷后，明廷重新起熊廷弼经略辽东，但又任用骄愎的王化贞为广宁巡抚，形成掣肘，“经抚不合”，最终又导致广宁失守。熹宗天启六年（1626年），努尔哈赤率兵攻宁远城，明朝军民在袁崇焕的指挥下英勇抗战，金兵大败。努尔哈赤在阵前受重伤，不久死去，他的儿子皇太极继承了皇位，更积极地准备侵明的战争。

皇太极统治东北时期，女真族的社会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一发展与他们进入辽河流域地区有很大的关系，耕地面积扩大了，户口增多了。八旗人口大部分从赫图阿拉迁到辽、沈，在这里分得大量的土地。这时，在原来的满洲八旗以外，又增加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共为24旗。为了适应经济的发展，女真统治者把原来俘虏的奴隶“编为民户”，命其“分屯别居”[194]。对于辽、沈地区无地的农民，则采取按丁授田和奖励垦荒的办法，向他们征收1/10的租赋[195]。

随着生产的发展，后金统治者发动的掠夺战争也日益扩大。在战争的过程中，他们继续掳掠大批人口，分拨八旗贵族或士兵之家为奴。由于军需紧迫，后金统治者加强了对农民的剥削。当时的“辽、沈农民，将一年所收之谷，尽人于八高（固）山之家”，以致“贫不能自食”[196]，八旗每一牛录所负担的差徭也多至三十余项[197]。于是“贫者益贫，富者益富”，“金汉之民，两相困毙”[198]。

明天启七年（1627年）、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先后出兵攻明，直迫北京。崇祯二年明朝以袁崇焕为督师，率军迎战，解除了金军对北京的威胁。由于皇太极的反间，崇祯把袁崇焕杀了。袁崇焕是抗击女真的一个杰出将领，袁崇焕之死，对于明朝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为了进一步侵犯明朝，后金统治者还出兵攻打察哈尔部。当时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一直与明朝联合，树兵与后金为敌。崇祯五年（1632年），皇太极联合蒙古喀尔喀、科尔沁等部攻打林丹汗，七年（1634年）占领察哈尔部，林丹汗走死，长城以北的广大地区完全被后金所控制。形势对后金更加有利，明朝在北方的屏藩也被撤除了。此后皇太极多次绕道蒙古进关掳掠，攻陷州县，给明朝统治造成了严重威胁。

崇祯九年（1636年），皇太极在沈阳改国号为清（天聪元年已不用建州之名而改为满洲）。在这以前，皇太极为了加强君主专制，已把八旗中的三旗直接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还仿照明代制度设立了文馆（内阁）和六部，并宣布在沈阳开科取士，又采用各种办法来招降汉族的官僚地主。这一切都说明清统治者已经有了覆灭明朝的企图。崇祯十四年（1641年），明清在锦州、松山、杏山、塔山、宁远、山海关一线展开决战。明军在决战中主力丧失殆尽，从此无力与清军对抗，清军入关、征伐中原已是迟早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