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中国的活动

西欧殖民主义者的继续东来　16世纪时，西欧的殖民主义者先后来到东方。最早来到中国的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来到中国以后即用欺骗的方式租借我澳门。继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之后来到中国的是荷兰人。荷兰人侵占了我国的台湾，直到康熙元年（1662年）才被郑成功赶走。

早期西方殖民主义者来到中国，主要是想通过通商打开中国的大门。顺治十二年（1655年），通过荷兰传教士为媒介，清朝政府许荷兰定期来中国通商。

继荷兰人之后积极向中国扩展的国家是英国，其次是法国和美国。早在明朝崇祯十年（1637年）英国的商船已来到中国广州的海岸。以后为了与荷兰人争利，英国设法取得郑成功子郑经的同意，在中国沿海的安平、厦门等地进行贸易。17世纪末期，英国商船经常往来于广州、澳门和定海、宁波之间，以海关索费过重，屡次请求清朝政府裁减税收。当时已有人指出“粤东红毛有英圭黎诸国，最为奸宄”[397]，18世纪时，英国的纺织手工业有了巨大的发展。在东印度公司的经营之下，英国对远东和中国的商业很快便居于首席的地位。乾隆时，英国以及其他各国来中国的商船日益增多，贸易关系日趋频繁，英人不仅要从葡萄牙人的手中夺取中国的澳门，还希望清朝政府能在浙江地区开辟一个新的商场。但由于清朝政府对通市的种种限制，未能实现。

法国在顺治十七年（1660年）也派商船来到中国。但是法国在商业上的势力远不及荷兰和英国，它同中国的往来只着重在传教方面。史载：“佛郎西货船之至中国者少，而私赴各省之传教者为多。”[398]

早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美国和中国已发生贸易关系。19世纪以后，美船到中国的数目，已超过了其他国家船只的总和。

天主教的传布及其被禁止　清朝政府定都北京以后，居留北京的一部分西方传教士如汤若望（日耳曼人）等人，仍然得到清朝皇帝的信任，授以官职，命他们掌管钦天监，负责编修历法。汤若望等人采用了利玛窦的传教方法，承认中国的天主教徒得崇拜孔子和祖先，因此天主教也得以在各地传播。康熙初年，国内有28个城市设有天主堂[399]，共有教徒达10万余人。

当时很多中国人和一部分士大夫对天主教传教士抱着怀疑的态度。崇祯时，由徐光启、李天经主持，有传教士参与修成《崇祯历书》，入清后用之为《时宪历》。在颁行中，引发为一场震动一时的“历法之争”。代表人物是新安人杨光先。他编写了《辟邪论》和《不得已》两部书，指出天主教在北京和各省建立教堂，暗自送往迎来，遍布党羽，呼朋引类，煽惑人民，又把12省的山川形势，兵马钱粮，尽皆编成图籍，这都是中国极大的隐患。他还以为传教士帮助殖民主义者图日本、取吕宋的行动，更值得中国引为鉴戒。杨光先对传教士的揭露，使清朝政府对这些人不得不存在一定的警惕。他还指责新历谬误，攻讦传教士汤若望。为此汤若望等人下狱论死。恰逢京师地震，传言纷起，孝庄皇太后出面干预，汤若望等人才免一死。杨光先在汤若望被罢斥后任钦天监监正，却以旧法推算历法不验而失败[400]。杨光先被革职黜归。自此而后，《时宪历》得以行用。

康熙时曾利用传教士南怀仁（比利时人）、白晋（法兰西人）等人替清朝政府编修历书、制造火炮，绘制地图，都取得了一些成绩。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在传教士主持下，开始全国疆域地图测绘工作，经十余年努力，绘成《皇舆全览图》。这是我国首次运用西方科学方法绘制而成的地图。“不但是亚洲当时所有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所有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401]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在康熙亲笔删改的传教士德理格、马国贤上教化王（即教皇）书中，即指出为了报答皇帝的恩宠，希望教化王能派更多精通天文、律吕、算法、画工、内科、外科的传教士来中国效力[402]。这都说明康熙对西方的科学技术是非常重视的。但是他对传教士的活动监视极严，只准许他们在中国自行其教，而不得在各省“开堂”传教。

康熙末年，清朝政府对西方传教士在各省传教的限制又进一步加强了。这一方面由于清朝政府认为他们的活动危害了清朝的统治，而当时新来的一批传教士又在法国和西班牙的支持下，上书教化王，认为以前准许中国教徒祭天、祭孔子、祭祖先为不合法，耶稣会利玛窦等人的传教方法必须改变，教化王把这件事作为一项禁令，向在中国的传教士颁布，这更引起康熙的不满，于是再度下谕严禁教士传教。雍正时，清朝政府规定除留京效力的传教士之外，其余各省教士俱安置澳门，令其附舶回国[403]。乾隆时，“西洋人私赴各处传教者日益众”，他们在各地“绘图测镜，消息潜通”，甚至与地方官勾结，鱼肉人民[404]。乾隆五十年（1785年）、嘉庆十六年（1811年），清朝政府又先后制订了西洋人传教治罪条例[405]，直到鸦片战争以前，西方传教士受到极大的限制，他们企图以传教为名在中国进行各种活动，也始终受到控制。

海禁和闭关政策　清朝政府对西方各国基本上采取闭关政策，即对外贸易的限制政策。

闭关政策产生的根源，从经济上看，是与中国比较稳定的小农自足自给、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相适应的。所以他们把对外贸易看做是可有可无的事情，甚至认为开展对外贸易是对外商的一种照顾，正如乾隆给英皇敕谕所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须之物，是以加恩体恤。”[406]从政治上看，在于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清统治者对汉人可能与洋人联合、颠覆清政权的猜忌与防范。

顺治时，东南沿海一带的人民在郑成功、张煌言等领导下进行了抗清的斗争。为了封锁沿海人民与郑成功等海外抗清势力的联系，清朝政府施行严厉的迁海和海禁，严禁人民下海，又“禁佛郎机人不许入广东省会，荷兰之入贡者亦只令在馆贸易”[407]。当时对外通商的口岸只有澳门一地。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朝平定台湾，东南各省疆吏请开海禁，康熙以开关“既可充闽粤兵饷，以免腹地省分转输之劳”，而又对“闽粤边海生民有益”[408]，于是许民造船出海，并在二十四年（1685年）在广东澳门、福建漳州、浙江宁波、江南云台山（今江苏连云港）设闽、粤、江、浙四榷关与外国通商[409]。除对荷兰、暹罗等国的市舶宣布免税之外，对其他各国来华的商船也减免商税，以示“怀远”。当时沿海各地的商业极为兴盛，西方各国皆争来贸易，苏州船厂每年所造出海的船只多至千余，“商舶交于四省，遍于占城、暹罗、真腊、满剌加、浡泥、荷兰、吕宋、日本、苏禄、琉球诸国”[410]。

清朝开关以后，对外贸易悉照明朝旧制。闽粤各关皆设正副监督各一人，相当于以前的市舶使，来船经监督盘验许可后，才能进行贸易。对外贸易的商人叫做“行商”、“洋商”，又叫“官商”。对外贸易的组织叫做牙行，又叫“十三行”。为了统一贸易的规程，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又成立了“公行”，公行垄断对外贸易，其他的商人不得参与。

康熙时，清朝政府虽然开关与外国贸易，但对外国商船的活动极为注意，对逗留外国的中国人也防范极严。康熙下谕地方官要在沿海各地增设炮台，并指出“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累，国家承平日久，务需安不忘危”[411]。可见康熙对西方殖民主义者始终是存有戒心的。

随着当时海上商业的发展，清朝政府对外贸易的限制也日益严格，清朝的闭关自守，最突出的表现是在乾隆、嘉庆时期。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由于英国等殖民者在中国沿海进行种种非法的活动，清朝政府传谕外国商人，从这年开始，只准在广州一口通商，不得再往厦门、宁波等地。此外，清朝政府又制订了很多限制外商的禁例，如外商不得在广东省城过冬，外商需听中国行商的管束，外商不得随意奴役中国人，外商不得在广州自由出入等等[412]。同时也加强了对内地商人的限制，设立了保商制度。保商受政府委派，拥有对外贸易的特权，凡外来的一切人员、船只、货物及纳税等事皆由保商担保。

加税也是限制与西洋各国通商的办法之一。清朝政府的关税分船钞、货税两种。除康熙时曾一度减轻税额外，以后各种名目的附加税日益增多。乾隆时，清朝即以加重浙江等地海关税抵制外船北上[413]。同时，清朝政府还先后颁行了禁止五谷、金银、铜觔、丝斤出洋的种种禁令。

清朝政府对外贸易的限制政策对于殖民主义者在中国的活动起过一定的自卫作用，但在另一方面，也使中国失掉了对外贸易的主动性，使中国传统社会内部已经滋长起来的进步的手工业生产，得不到更进一步的发展。

英国使臣和清廷的交涉　清朝对西方各国采取了限制贸易的政策，使得这些国家来中国通商的事受到很多挫折，特别是他们对于中、俄在北方的商业联系十分羡妒，于是各国都支持英国派遣使臣到北京交涉，希望清政府能解除通商的限制，以便于他们更直接地进行殖民经济活动。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勋爵托词为乾隆祝寿，得到清朝政府的许诺来到北京。当他在热河行宫朝见乾隆时，向清朝皇帝提出了几项重要的要求。内容是：一、派人驻京办理商务，并在北京设商馆收贮货物发卖。二、在宁波、舟山、广州、天津等地自由贸易。三、求占用舟山附近小海岛一处，居留商人，设立贮货站。四、减免货物税及格外征收。五、允许英人自由居住广州等地。六、请求允许西方传教士在各省“开堂”传教。马戛尔尼还带来英皇的书信和礼物。但是他的这些要求全部遭到严词的拒绝，在乾隆给英皇的谕旨中也指出：“所请多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并谕“若将来船至浙江、天津，欲求上岸交易，守土文武必不令其停留，立时驱逐，勿谓言之不豫”[414]。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英国复派使臣阿美士德来北京再度进行交涉。由于英国使臣与清政府在朝拜皇帝的礼节上发生了争执，根本没有能够谈判。

英国在几次来华交涉失败之后，就继续派遣商船在中国沿海进行走私活动。此时不仅把大批商品如棉纱等源源运来，甚至向中国输入鸦片。据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报告，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输入中国鸦片为4570箱，道光十年（1830年）增为19956箱，道光十五年（1835年）为30202箱，道光十八年（1838年）更增至40200箱。当时许多传教士如郭士立等都成为鸦片最积极的倾销者。

鸦片的走私贸易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中国人吸食鸦片者愈来愈多，据道光十五年（1835年）统计数量已超过200万人。不仅如此，鸦片的走私贸易还使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以致“自道光三年（1823年）至十一年（1831年）岁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自十一年至十四年（1834年）岁漏银二千余万两”，自道光十四年至十八年（1838年）又“渐漏至三千万两之多”[415]，由于白银外流，清朝政府的财源日益枯竭。

道光十三年（183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专卖权被取消，这说明英国整个的资产阶级都要到东方来从事非法的商业活动。此时，英国资产阶级已完全掌握了政权，他们为了更好地达到寻求市场和殖民地的目的，就决定用武力轰开中国闭关的大门。

闭关政策的实施，并不能扼制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中国能否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在于双方的国力的对比，限制对外贸易反而制约中国经济发展，阻碍了中国人了解和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机会，使中国在走向世界近代化的进程中贻误了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