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第二次鸦片战争 太平天国后期的革命斗争
侵略者伪装中立 西方侵略者在50年代初年，就不断阴谋以军事侵略继续扩展在中国的特权和利益。咸丰元年底（1852年1月），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R.Alcock)向英国公使文翰建议，要乘中国太平天国起义爆发的时机，把兵船开入长江，对清政府“不加警告，不给以事先准备的时间”，就强占镇江，封锁运河，切断漕运，迫使清政府答应英国的一切要求。1853年初，太平军从武汉顺流东下，阿礼国又函文翰，建议由英国或是单独行动，或是联合美、法两国，进行武力干涉，并“乘清朝皇帝还握有能够缔结条约的地位时，向他取得这种干涉的报酬”。于是文翰下令沿海英国军舰集中上海。但是太平军迅速占领南京，迫使侵略者暂时宣告“中立”。
此后一年余，英、法、美三国连续派人到天京窥探，想要诱胁太平天国承认他们从清政府得到的特权。1853年4月，英国由文翰把《南京条约》中文本送给太平军，声明要以武力保持英国在上海的特权。东王杨秀清误以为他们同情太平天国，照复嘉奖文翰“忠心归顺”，说“天王降旨尔头人及众兄弟”果愿来“投效”或“通商”，均可前来天京，但警告他们不要帮助清朝；至于不平等条约和侵略权益则置之不理。文翰离天京经过镇江时，太平天国守将罗大纲又对他严厉斥责了英国人贩卖鸦片的罪行。文翰看到太平天国的新局面，回到上海后，建议英国政府假装“中立”，以免一旦“叛党成功”，英国陷入“极其狼狈的地位”。年底，法国公使布尔布隆（A. de Bourboulon)也到天京刺探，并要求保护天主教。太平天国将领秦日纲声明太平天国没有压迫天主教，但对不平等条约仍然拒不承认。1854年5月，美国公使麦莲(Robert McLane)到天京和芜湖窥探之后，报告美国国务院说，不可能想象“天王兄弟”将来会承认英、美、法等国和中国所订的一切条约。他建议联合进行武装干涉。6月间，英国新任香港总督兼驻华代表包令（John Bowring）派遣翻译官麦都思（W. H. Medhurst)等再到天京向太平天国提出一系列的问题。东王诰谕批复其31条。其中第一条说，“平定时不惟英国通商，万国皆通商，天下之内兄弟也。立埠之事，候后方定。害人之物为禁”。意思就是说：将来全国平定后，各国皆许通商，不独英国，但通商口岸须待将来再议，鸦片必须严禁。第18条说，“前月花旗国（美国）炎（火）轮船来京者，经诰谕他：不但许伊国通商，至万国亦许往来通商。但通商者务要凛遵天令。凡欲来天国通商者，准到镇江焦山下听守镇江大员办理”。这十分明确地指出外人通商必须遵守太平天国法纪，不能以不平等条约为根据。第19条说，“天地皆是天父所造，地产万物，煤炭谅亦随处皆有。……此后几欲贩运煤炭者请免来也”。这一条用意显然在于防止外国轮船以贩煤为名前来窥伺，表示了对侵略者一定限度的警惕[31]。太平天国虽然对侵略者缺乏足够的认识，但所持的严正态度已经使侵略者看出这样的革命政权是不可能强迫就范的。
英法侵略者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 《天津条约》 从1854年到1856年，英、美、法三国曾一再向清政府提出全面“修约”的要求。在清政府拒绝之后，1856年，英、法两国就组织联军发动了侵略战争，其目的在于扩大鸦片战争所获得的权益，所以也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6年10月，中国水师在一艘停泊于广州的中国船“亚罗号”上逮捕海盗。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借口这船曾在香港领过登记证（登记证早已过期），硬说这船是英国船而进行干涉，发动武装挑衅。法国也以在此之前一个私人广西内地的传教士（马赖神父）被杀作为侵略借口。1857年12月，英、法侵略联军攻陷广州。两广总督叶名琛事先毫无准备，临事不作抵抗，结果被俘送印度，死于加尔各答。1858年5月，侵略军攻陷大沽、天津。咸丰帝急忙派大学士桂良和吏部尚书花沙纳到天津议和。跟英、法勾结而这时装作调停人的美、俄公使，也随侵略军同来天津活动。清政府深恐侵略者进攻北京，全部接受了他们的条件，分别和英、法、俄、美四国签订了《天津条约》。侵略者退出天津，并定在第二年再来北京换约。
大沽战役与侵略战争之再起 这时，咸丰帝还担心外国侵略者会和太平天国联合起来，他也害怕外国公使带兵进京换约，可能盘桓不去。因此命令桂良等到上海和侵略者交涉修改《天津条约》，但遭到拒绝。11月8日，桂良等和英国代表额尔金（Lord Elgin）在上海签订了《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规定进出口货一律按时价值百抽五征收关税（茶、丝、鸦片除外）；洋货进口附缴2.5%子口税后，运销内地，不再征税；允许“洋药”（鸦片）公开进口，每百斤纳税30两。
清政府调集僧格林沁、胜保等所率的军队，驻扎大沽口到北京的一路上，并宣布大沽设防，不许外船出入。1859年6月，前来换约的英、法公使拒绝按照清政府指定的路线在北塘登陆进京，并蛮横地以军舰攻击大沽炮台。大沽守军奋起抵抗，击沉击伤英、法军舰十余艘。美国军舰在激战时也参加了对大沽的进攻。这些侵略军在遭到迎头痛击之后，不得不狼狈地撤走。
大沽战役后，清政府并没有打算推翻《天津条约》，但是侵略者却要借题扩大侵略利益。同时，他们看到侵略计划还是要通过清政府才能实现，决定用武力压迫清政府使它成为自己更加驯顺的工具。1860年，英法联合组织更庞大的侵略军，北上进攻。英法统帅事先都奉有两国政府的指示，即如果清帝从北京逃走，中国的无政府状态将有利于太平军及各地人民起义的发展，而对英、法不利，所以必须注意维持清政府。侵略军先占据了舟山、烟台、旅顺等地，继于8月攻陷大沽、天津。9月下旬，侵略军攻至北京城外。咸丰帝仓皇逃往热河，留其弟恭亲王奕诉在北京谈判。侵略军在北京进行了极其野蛮的抢劫破坏，北京西北郊宏伟壮丽，被誉为“万园之园”的清帝离宫圆明园经过焚劫后，变为废墟。
《北京条约》 由奕诉出面和英法侵略者签订的《北京条约》，除了全部承认《天津条约》的内容外，还增加了若干新的条款。这两批条约的主要内容综合起来如下：1．外国公使驻北京，这在当时是侵略者控制清中央政权的一个重要手段。2．开放新口岸，包括沿海的天津（《北京条约》）、牛庄（后来在营口设埠）、登州（烟台）、台湾（台南）、淡水、潮州（汕头）、琼州和沿长江的镇江、南京、九江、汉口共11个口岸。3．允许外国教士深入内地传教，外国教士从此可以借传教名义在各地进行不法活动，并且霸占田地，广置产业。4．外人参与海关行政。5．修改税则，形成世界少有的低税率。6．允许鸦片公开进口。7．赔款给英、法各800万两（《北京条约》）。8．割“九龙司地方一区”给英国。
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夫于1858年5月28日用武力胁迫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瑷珲条约》，将黑龙江以北大块土地割给俄国。1860年11月14日，俄国借口“调停有功”，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将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土地也割给俄国。西北地区，除1851年开放的伊犁、塔城两处外，加开喀什噶尔一处通商。
《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使中国丧失了大片的领土和大量的主权，中国的半殖民化程度从此迅速加深。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外国侵略者一方面打击了对他们还存有疑惧而不够顺从的清政府，但是更重要的是把濒于崩溃的清政府扶植起来，通过它来控制中国，并且直接帮助它来绞杀中国农民革命。
北京政变和那拉氏的掌权 英法联军占据北京期间，留京贵族大臣如奕诉、文祥等，表现了与外国侵略者较为合作的态度。咸丰帝及在其身边掌握大权的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和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等人，却仍对列强抱疑惧态度。他们事实上把政治中枢移到热河。奕诉等一再请咸丰“回銮”，咸丰批示：“设使朕率意回銮，夷人又来挟制，朕必将去而复返。”咸丰十一年七月（1861年8月），咸丰帝死在热河，继位的载淳只有五岁。他的生母那拉氏（即慈禧太后或称西太后）[32]和奕共同定计，于当年九月（1861年11月）回到北京时发动政变。咸丰帝临死时指定的八个“顾命大臣”中，载垣、端华、肃顺三人被杀或迫令自尽，其他五人被革职。政变后改元同治（1862—1874年），那拉氏和咸丰帝的皇后钮祜禄氏（慈安太后）一同垂帘听政，实权操于那拉氏之手，这样开始了她将近半个世纪的统治（自1861年迄1908年去世，共47年）。奕诉以议政王名义掌握军机处，兼领新设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33]。这次宫廷政变使英国所培植的势力占了上风，英国资产阶级把政变当作自己的胜利。英国公使卜鲁斯报告英国外交部说：“这次危机之决定转向有利于我们在华利益的方向，实受我们所执行的路线的极大影响。”
李秀成和陈玉成力挽危局 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内部分裂，使革命力量受到严重的损失，从这时起，军事上便由原来的胜利进攻转为被动局面。1856年12月，武昌第三次失守，湘军从上游步步下逼。1858年4月，九江也被湘军攻陷。在天京周围，清军江南大营从1857年6月起加强围攻。这样，在1858年，太平天国所控制的地区已经很狭小了。敌方曾国藩等甚至估计在1858年6、7月即可攻下天京。但是，当时全国各地的抗清斗争还在发展，清朝统治下的湖北、江西等处人民也纷纷起义，要求加入太平天国队伍。杰出的青年将领李秀成[34]和陈玉成[35]，领导部队奋力战斗，挽转了危急的局面。
李秀成和陈玉成都是贫雇农出身，在革命队伍中经过长期锻炼成为优秀的军事统帅。他们密切合作，于1858年9月击溃清军在浦口一带的江北大营，又于11月在庐州（合肥）三河镇歼灭湘军主力之一李续宾部。这两个战役的胜利，解除了天京的围困和安徽的危急，起了稳定战局的重大作用。
洪仁玕与《资政新篇》 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36]于1859年从香港来到天京，受封为干王，得到天王重用。他在香港和外国传教士的接触中，接受若干资本主义的思想影响，到天京后，就提出《资政新篇》，主张仿效西方，兴办工厂、矿山、铁路、银行、报馆等等。这种主张在当时是很先进的。洪秀全对这些建议大都批示为“可行”，但太平天国缺乏实现这些措施的具体条件，因而这些建议实际是被搁置了。当时天王信用亲属而疏忌主要将领。洪仁玕是洪氏诸王中比较有作为的一人，但和陈玉成、李秀成等将领不能和衷共济。上下内外不能通气，使太平天国后期政治日趋于衰败。
太平军攻取苏南 1859年底，清朝将领和春、张国梁统领的江南大营，以密营深壕层层围困天京。1860年初，李秀成轻骑入京，力请出外谋救应，定计以奇兵奔袭杭州，吸引江南大营分兵往救，再回师破江南大营。他带部队六七千人直趋杭州，于3月19日破城而入。江南大营果然分出主力由张玉良统带驰救杭州。李秀成迅速退军，与陈玉成、杨辅清、刘官芳、李世贤等军分路合攻清江南大营。5月初，在南京东南的雄黄镇（即淳化镇）大会战中，清军前后不相救应，江南大营望风溃退。张国梁在丹阳战死，和春逃至苏州浒墅关自缢。李秀成进军迅速攻下常州、无锡、苏州、嘉兴。苏南除上海一隅，全入太平军掌握，形势为之一振。
反击外国武装干涉 李秀成率军从苏、常东下，引起以上海租界为侵华基地的外国侵略者的恐慌。1860年夏，英法联军还在北方和清军作战，在上海的外国侵略势力已和江浙官吏地主勾结，由美国人华尔（T.Ward）招募外国雇佣兵组成“洋枪队”，企图阻挡太平军，但他们两次被李秀成打败。在上海的英、法军队公然直接和太平军作战。1861年春，陈玉成和李秀成从长江两岸进攻武汉，求解安庆之围，英国侵略者又出面干涉阻挡。太平军未能攻取武汉，反而于9月间失了安庆。太平天国在上游的重镇至此全失。
安徽军事挫败期间，李秀成正在攻取浙江。1861年底，太平军再克杭州，清巡抚王有龄自杀。苏南和浙江成为太平天国最后两三年中的重要根据地。
苏浙地区农村的阶级斗争 苏浙一带农村阶级矛盾尖锐，地主阶级势力大，农民也有长期斗争的传统。太平军东下得到贫苦农民的热烈欢迎。在江苏常熟，原被“逼捐勒缴[租税]之户，皆有奚为后我之说”[37]。在浙江余姚，1861年11月，原先（1858年）由进行减租斗争的佃农们组织的“十八局”，为太平军何文庆部领路攻城[38]。另一方面，苏、浙地主团练武装也作顽强的反抗，一时不易肃清。清督办团练大臣庞锺璐所率常熟城乡团练顽抗了三个多月。浙江湖州举人赵景贤率领团练据城困守直到1862年6月，前后历时及两年。1860年夏，无锡“各乡团练名白头局者蜂起”，其中有靠近苏州的荡口镇华翼纶局和靠近江阴的河塘桥镇杨宗濂局，号称最强[39]。浙江诸暨包立身纠集一二万人盘踞包村半年多，十分凶悍。太平军对这些反动武装采取严厉镇压手段，但也往往满足于招抚或约和，使恶势力得以保存下来，伺机蠢动。特别是在苏州附近的永昌徐氏和周庄费氏，都一面假意敷衍太平军，一面和清方官吏暗通声气，并指派爪牙混入太平军，窃据乡官职位，鱼肉人民。太平军没收了大官僚、富豪的财产，如常熟地区“翁、庞、杨、王诸宦[40]田尽入公”。对于一般土地，太平军继续执行与前期相同的办法，即承认土地私有，但责令地主报明土地数量，领取田凭。也允许地主收租，但租额一般加以规定或限制。在苏南地区，阶级关系复杂，乡官成分不纯。不少地主抗拒不肯登记领凭，甚至设立租息局强迫抗租、欠租的农民缴纳地租，并且怂恿某些乡官出面劝说。有些被阶级异己分子把持的地方政权甚至替地主撑腰。但正如当时目击情况者所记的，在常熟南乡，虽然有告示禁止农民“霸租、抗粮”，“犯者处斩”，但“其所统官员，又任佃农滋事，与示正大相反”[41]。1861年春，无锡的乡官派书吏依照旧额按户收租，城中地主在四城门外设立“总仓厅”责令佃户完粮。这引起佃农的暴动，“总仓厅”都被拆毁，结果地主们到乡都只能收到半租[42]。
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太平天国革命 清政府在1860年江南大营溃败后就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到1861年底，清政府又任命曾国藩统辖苏、皖、赣、浙四省军务。曾国藩设指挥所于安庆，派曾国荃[43]率湘军主力由上游进攻天京，派左宗棠[44]率另一部湘军从江西进入浙江，派李鸿章[45]纠合安徽地主武装组成“淮军”，由英国轮船运到上海，俟机进攻苏常。李鸿章到上海后，和英、美、法侵略者合作，发展淮军势力。
1862年，淮军、英、法军队和“洋枪队”（经一再扩编，由清政府下令改称“常胜军”）联合进攻嘉定、青浦、太仓等地。李秀成从太仓指挥部队出击，连战皆捷，打得“洋人敛兵不动”。浙江方面太平军也对侵略者作猛烈抵抗，在宁波阻击英、法军队的进攻，在慈溪击伤“常胜军”头子美国人华尔（次日毙命）。正当李秀成欲攻上海时，长江上游告急，庐州失陷，陈玉成在寿州被叛徒诱执送至清军中，于1862年6月壮烈就义。曾国荃部进围天京，洪秀全一日三诏促李秀成回援。10月和11月之间，李秀成在天京外围苦战四十余天，未能攻破敌人营垒。
1863年3月，在李鸿章和英国侵略者官方商量之后，由英国军官戈登统领“常胜军”，并以洋枪洋炮武装淮军。从5月起，淮军就和英国侵略者联合反扑，相继攻陷太仓、昆山、吴江，进犯苏州。浙江方面，左宗棠在年初攻陷浙西的严州；法国侵略者组成洋枪队（自称“常捷军”）在3月间攻陷绍兴。接着，他们又联合攻陷富阳，窥取杭州。
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 太平天国革命已处在危急关头。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和动摇分子不断发动叛变。1863年1月，常熟守将骆国忠献城叛投淮军，使敌人势力深入苏福省的中心地区。12月，叛徒郜云宽等刺杀守苏州的主帅谭绍光降敌。同月，熊万荃等也在浙江海盐、平湖、海宁、乍浦、嘉善叛变。天京长期被围，洪秀全已经丧失初期的革命进取精神，只是一味迷信靠天，丝毫不作筹划。李秀成建议“让城别走”，冲出天京另图发展。但洪秀全只想困守，拒绝此议。天京军民在粮困援绝的艰苦条件下，顽强战斗。1864年6月，洪秀全因病不肯服药而死[46]，幼天王洪天贵福继位。7月19日，天京陷落。李秀成突围，在近郊被俘，他写了数万言的自述后被杀。洪天贵福后来也被俘，死在江西。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虽然以失败而结束，但它以暴风骤雨之势，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并且在南京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和清政府南北对峙达十余年之久。这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战争猛烈地冲击了封建统治，坚决地抗击了外国的武装侵略，用血和火在中国近代史上写出了壮烈的一章。
[1] 从英国伦敦和利物浦两港输华的：
棉布（码） 棉纱（磅）
1829年 910000 500000
1835年 10356047 2344482
1840年 21355763 3419560
（根据《英国蓝皮书》,1847年，对华商务关系小组委员会报告书，第145、147页。）
[2] 1840年3月18日，英国商人麦克维卡（J. Mac Vicar）致外交大臣巴麦尊信说，1838年棉纱输华值超过20万英镑，棉织品达50万英镑，共70万英镑。但1838年数字特高，前后几年都不到70万英镑。
[3]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卷一，第239页。马士的统计不包括美国人运卖的土耳其鸦片。
[4] 马克思《鸦片贸易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十二，第588页。
[5] 黄爵滋，字德成，号树斋（1793—1853年），江西宜黄人。
[6] 林则徐，字元抚，又字少穆，晚年署埃村老人（1785—1850年），福建侯官人。
[7] 邓廷桢，字维周，号嶰筠（1776—1846年），江苏江宁人。
[8] 关天培，字仲因，号滋圃（1780—1841年），江苏淮安府山阳县人。
[9] 裕谦，字衣谷，又字鲁山，号舒亭（1793—1841年），蒙古镶黄旗人。
[10] 陈化成，字莲峰（1776—1842年），福建同安人。
[11] 葛云飞，字雨田（1789—1841年），浙江山阴人，时任浙江定海镇总兵。
[12] John K. 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Cama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p. 309.
[13] 马士估计1845—1849年从印度运出鸦片总数为212407箱，其中销往中国的为175407箱（《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第626页），数字太低。密切尔（Mitchell）1850年11月1日给文翰（Bonham）的备忘录说，这五年中，从孟加拉运华鸦片124442箱，从孟买运华96275箱，合计220717箱，平均每年44000箱。
[14] 1852年德记印制的卖身契约见1852—1853年英国《蓝皮书》，原文如下：“立约字人厦门姓□名□□，今因与英国属国蕙而武甲（geo. Booker）马呀捞（William Altz）立约，愿往彼国做工，限至五年为满，俟船到国之日算起，或耕种，或牧牛羊，或做什工，各听从东家命令使唤，不敢违逆。……”
[15] 现存南京图书馆的《澳门新闻纸》抄本四册，就是当时的译稿。
[16] 魏源，字汉士，号默深（1794—1857年），湖南邵阳人。
[17] 《海国图志》,1844年刊本50卷，以后经一再增订为1849年本60卷，1852年本100卷。19世纪50年代传人日本。
[18] 洪秀全（1814—1864年），广东花县人。
[19] 冯云山（1822—1852年），广东花县人。起义后在永安州被封为南王。
[20] 杨秀清（1823—1856年），广西桂平人，起义后在永安州被封为东王。
[21] 萧朝贵（？—1852年），广西武宣人，起义后在永安州被封为西王。
[22] 韦昌辉（1826—1856年），广西桂平人，起义后在永安州被封为北王。
[23] 石达开（1831—1863年），广西贵县人，起义后在永安州被封为翼王。
[24] 清朝绿营官阶分为提督、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等。总兵是仅次于提督的第二级武官。
[25] 林凤祥（1825—1855年），广西桂平人。（一说广东揭阳人）。
[26] 李开芳（约1826—1855年），广西武缘（今武鸣）人。
[27] 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1811—1872年），湖南湘乡人。
[28] 佚名《金陵纪事》记称：“女人逐日削竹签、担砖、挖沟、驼米稻、割麦豆秋禾，令将裹成之脚脱去缠足布。”又附诗称：“一日万家缠足放。”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二册，第46、53页。
[29] 杨秀清死于1856年9月2日，即太平天历七月二十七日。后来洪秀全把这天定为“东王升天节”。
[30] 张乐行（1811—1863年），安徽亳州人。
[31] 《1845年6月太平天国东王答复英人三十一条并责问五十条诰谕》，全文见《新建设》编辑部编《文史》第一辑（1962年），原件存于英国外交部档案F. O. 17/214号中。
[32] 叶赫那拉氏（1835—1908年），满洲镶蓝旗人惠征之女，1852年被选入宫。1856年生同治帝载淳，1857年封懿贵妃。载淳即位后，她被尊为慈禧太后，又称西太后。
[33] 简称“总理衙门”、“总署”、“译署”。
[34] 李秀成（1823—1864年），广西梧州府藤县人。
[35] 陈玉成（1837—1862年），广西藤县人。
[36] 洪仁玕（1822—1864年），广东花县人。
[37] 《漏网喁鱼集》，第44页。
[38] 柯超《辛壬琐记》。
[39] 施建烈《纪无锡县城失守克复本末》。
[40] 《镜穉轩自怡日记》咸丰十一年一月。即翁心存、庞锺璐、杨濒石等显宦之家。
[41] 《镜穉轩自怡日记》咸丰十一年二月。
[42] 《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一册，第279页。
[43] 曾国荃，字叔纯，号沅浦（1824—1890年），湖南湘乡人，曾国藩之弟。
[44] 左宗棠，字季高（1812—1885年），湖南湘阴人。1862年初，他任浙江巡抚。
[45] 李鸿章，字少荃（1823—1901年），安徽合肥人。他到上海后不久，署江苏巡抚。
[46] 据《李秀成亲供手迹》第65页：“天王斯时已病甚重，四月二十一日而故。此人之病，不食药方，任病任好，不好亦不服药也。”曾国藩改为“五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