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概要(第4版) - 樊树志
樊树志
1937年生于浙江湖州。1957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1962年留校任教。现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专攻明清史、中国土地关系史、江南地区史，尤以江南市镇研究蜚声史坛。
代表作品：《中国封建土地关系发展史》（1988年）、《明清江南市镇探微》（1990年）、《万历传》（1994年）、《崇祯传》（1997年）、《国史概要》（1998年）、《晚明史》（2005年）、《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2005年）、《国史十六讲》（2006年）等。
内容简介
GUOSHIGAIYAO
本书对中国古代史的概述，起自史前时期迄至清代。内容不同于以往的社会发展史模式，而是展现中华文明的发生、发展与演变，以此作为国史主线，演绎出新意。结构不同于以往的章节目三层框架，而是分设专题，推陈出新，删繁就简，突出重点。
本书结构的删繁就简，绝非以往多卷本通史的缩编。作者积三十多年执教与研究心得，广泛吸收海内外学者新成果，加以融会贯通，力求体现学术深度。书中既提炼百家之言，又构成一家之说，进行了“直通”（通史）与“横通”（断代史）兼备的前沿研究。同时，本书笔法简练，图文并茂，让人喜闻乐见。精选的插图，包括人物、文物、遗址、书影和手迹等，增添了可读性。
本书荣获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二等奖，不仅是大学公共基础课教材，而且可作为文史爱好者的自学入门读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史概要／樊树志著．—4 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5
ISBN 978-7-309-07190-0
I.国… II．樊… III.中国-古代史 IV． K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59501号
国史概要（第四版）
樊树志 著
出品人／贺圣遂 责任编辑／史立丽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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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
开本 787 × 960 1／16 印张 26.5 字数 438 千
2011 年 3 月第 4 版第 2 次印刷
印数 71 301—76 400
ISBN 978-7-309-07190-0/K · 277
定价：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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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什么是历史？
这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给历史下定义，就好比给文化下定义，可以有五花八门的说法。
不妨看看大师们是如何说的。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说：“历史是胜利者的宣传。我本人是经常意识到有必要降低胜利者宣传的重要性。”确实，以往的历史文献，尤其是官修史书，几乎难以摆脱“胜利者的宣传”的色彩，要消除这种色彩并非易事。汤因比的警示是鞭辟入里的，但太过于情绪化，未免失之偏颇。
英国历史学家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说：“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问答交流。”这种说法，与荷兰历史学家盖尔（Pieter Geyl）所说“历史是一场永无休止的辩论”，都极富机智与精辟的思辨意味。卡尔如此解释他的观点：只有借助于现在，我们才能理解过去；也只有借助于过去，我们才能充分理解现在。此话言之有理，但作为历史的定义，似乎不能令人满意。
看来还得求助于学究式的典籍。《大英百科全书》（1980年版）对“历史”作如此解说：“‘历史’一词在使用中，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含义：第一，指构成人类往事的事件和行动；第二，指对此种往事的记述及其研究模式。前者是指实际发生的事情，后者是对发生的事情进行的研究和描述。”这个定义说明了历史和历史学的联系与区别。
在古希腊文中，“历史”这个词的最初的含义是“调查与研究”，后来引申为“作为询问结果而获取的知识”。显然这是上述定义中的第二含义。比利时历史学家皮朗（Henri Pirenne）说：“历史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社会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发展”，这句话把历史的双重含义包容在一起，“人类社会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发展”指的是历史自身，而对“人类社会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发展”的描述与研究，便是历史学。
这些明白浅显的道理，到了“后现代”的历史学家那里，就变得复杂多了。因为他们不满足于浅表层次的理解。
当代美国学者凯利（Donald R. Kelley）在《多面的历史》（Faces of History）一书中说：历史作为一个术语和概念，在欧洲人看来，是希腊人的产物，当然这并不是否认在有文字之前（Ante Litteram）就已存在历史实践，我们进入了各种观念诠释和利益互相冲突的危险地带。困难产生于“什么是历史”这一问题。他接着指出：历史的时空是无限的。那么，历史探询的本质又是什么呢？另外，丰富的形形色色的人类经验为历史学家从事职业提供了材料，用泰伦斯（Terence）的话来说，对于人类历史学家而言，“没有什么是陌生的”。此外，似乎存在着源自人类知觉的视野结构的传统二元论，即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明显区别——一方面处于生活中心的家庭，人际关系和家庭经济，另一方面则是集市和广场的世界，法律的世界和政治的世界，乃至战争的世界。因此，历史既涵盖了权力的实用主义的关注，也包含了对趣闻轶事的兴趣——从要事到琐事、从高贵的（或低劣的）政治到低下的（或高贵的）文化。这样，历史的兴趣涵盖从摇篮到坟墓，是一个完整的周期，从家庭生活一直扩展到探险和殖民可及之处，局限只存在于后发之中——材料的可理解性以及历史学家的想象力之中。
德国学者耶格尔（Friedrich Jaeger）在《德国历史中的记忆文化》（The Memory Culture History of the Germany）中指出，历史意识并非只瞄向过去，历史恰恰是为了未来而回顾往事。“历史”这个意义构造物具有人的时间意识的双重意向延伸，一是经历和期待的延伸，一是保留和要求的延伸。通过历史的意义形成的心理实践，即历史的叙述，过去就获得了向未来迈进的当前历史的这个特性。只有当叙述把在过去形成的体验这样展现出来，使之在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现实关联中与当前结合在一起时，它才是历史的，才能通过对过去的体验的解说，实现时间定向的特殊功能。经过这样的历史，传统被传授下来，或者继续发生效力，或者受到批判。
当代西方学者对历史和历史学的重新思考，并非故作深沉，恰恰相反，它是有感而发的，反映了近年来史学理论的前沿探索，对于我们或许不无启迪。
在我们中国，历史学是一门源远流长的学科，可以说自从有了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就有了历史学。殷墟甲骨文中的“史”字，其字形仿佛人的手在握笔记事。这个“史”，就是商朝专门掌管记事的官员，即所谓史官。以后的内史和外史、左史和右史，都是掌管记事的史官。正如《礼记 · 玉藻》所说：“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史官们就这样为后人留下了历史记录或历史著作。孔子说他“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其本意就是说他一生只整理历史而不创作，《诗》、《书》、《礼》、《乐》、《易》、《春秋》，便是孔子整理历史的产物，也是孔门讲学的教材。其中最具历史意味的当首推《春秋》，它是孔子依据当时鲁国史官的编年史书，加以整理修订而成的一部春秋时代的史籍，成为后世编年史的滥觞。而解释《春秋》的“三传”——《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则大大丰富了这部春秋时代编年史的内涵。
西汉时司马迁撰写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出现后，中国的历史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逐渐成为显学，蔚为大观。从此连绵不绝，留下了号称“汗牛充栋”的历史著作，其规模之宏大，品种之丰富，卷帙之浩繁，衔接之紧密，在世界文明史上绝无仅有。每一个中国人应该为此而感到庆幸和自豪。
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在当代中国，历史学受到冷落，社会上出现了轻视与鄙薄历史的风气。在“高考指挥棒”的影响下，中学教育领域，历史久已成为一门不被重视的课程。大学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开设历史课程的系科寥若晨星。这与半个世纪之前，中国通史是大学一年级必修课的状况，不可同日而语。难道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人们就可以不必学习历史了？非也。
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政府官员和各类媒体中缺乏历史素养的奇谈怪论比比皆是，已经成为有识之士无法容忍的“公害”。
例如，一家大报，竟然刊文堂而皇之误导读者：北宋的徽宗和钦宗死于“漠北”。实在令人惊诧莫名！徽、钦二帝的死地叫做五国城，就是现今黑龙江的依兰县，与“漠北”（蒙古）风马牛不相及。
例如，近年来某电视台播放的关于清朝帝王的电视剧，自诩为正剧，并非戏说。但是，缺乏历史常识的错误几乎俯拾即是。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孝庄皇太后经常自称“我孝庄”如何如何，令人啼笑皆非。众所周知，“孝庄文皇后”是她死后的谥号，这个谥号的全称是：孝庄仁宣诚宪恭懿至德纯徽翊天启圣文皇后。她活着的时候，是决不可能知道自己死后的谥号是“孝庄”而把它当作自己的名字来叫，开口闭口“我孝庄”如何如何，荒唐至极。
例如，多年来上海有的政府官员和新闻记者经常脱口而出一句似是而非的话语：上海开埠以后，从一个荒凉的渔村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直至前几年，为了纪念上海开埠160年（1843—2003年），沪上大报又在鼓吹：160年前的“渔村”如何一跃而为国际化大都市？据此，当然不必讥讽他们关于上海的历史知识等于零，但是说他们是想当然地以讹传讹是毫不为过的。160年前的上海根本不是什么“渔村”！上海早在700多年前的元代，即1291年就已经建立了县城（上海县），经历明代的繁荣，到了清代中叶开埠以前，早已成为经济发达的商业中心城市，1843年以前哪里还会是“渔村”呢？何况现今上海境内的松江早在唐代即已建立县城，嘉定则在宋代即已建立县城，青浦在明代也已建立县城，难道过了几百年统统倒退为“渔村”了？
这就是轻视历史所带来的恶果，或者说是一种惩罚。这种现象久已有之，于今为烈。在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度里，实在是不可思议的！
西方记者坦普勒（Robert K. Tmple）的《中国——发现与发明之邦》中，有一段振聋发聩的话。大意是，英国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Josph Needham）的研究，解开了西方人和中国人都未曾知晓的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迷惘，当代世界文明是由中国文明和欧洲文明综合而成的。当17世纪西方传教士向中国皇帝敬献钟表时，中国人感到惊奇；殊不知最早发明机械表的正是中国人自己。欧洲的农业、造船、采油、多级火箭、大炮、降落伞、造酒、造纸、印刷、象棋、蒸汽机原理、天文学、十进制数学、算盘等，都是文艺复兴以来从中国进口的。没有中国的造船技术、指南针和其他发明，欧洲17世纪以来的各种发明创造和产业革命都根本不可能产生，也不会有英国骑士时代和殖民帝国时代。
读了这一段出自西方人对中国历史与文明高度评价的话，作为一个中国人，在自豪之余，难道不应该对自己历史知识的贫乏，而羞愧得无地自容吗？
轻视历史，不仅意味着数典忘祖，而且意味着否定自身存在的价值。因为现在正在发生的一切，即将成为历史而载入史册。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创造历史。如果我们的后人也以轻视历史的态度来对待我们这个时代，那么我们这一代人作出的艰苦卓绝的贡献，就将变得毫无意义。
历史保存或铭记了那些重大事件和人物，尤其是民族传统中重大的事件和人物，因此它是谱系学的一种比喻形式的具体体现。与这种狭隘的关注主题相分离的是，历史需要一种说教功能作为特别的道德或政治教训资源。但是，更应强调的是，历史是一种自知的形式，或者说是探寻自知的形式，它不满意于狭隘的“满意”，并且不期待具体问题的答案。它是一种智慧形式，即是一种在时间上拓展人类视野并超越地方经验和注意力的一种形式。在这种程度上，历史将始终成为人类生存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
确实，历史是人类生存环境的组成部分，它每时每刻都在影响着人类的现在和将来。历史给人以智慧，教人以具有历史纵深感的深邃眼光去看待过去，看待现在，看待将来，而不被眼前方寸之地所局限，不至于成为鼠目寸光的庸碌之辈。只有深刻地认识过去，才能理解现在所发生的一切，才有助于选择一条正确前进的道路，才能展望美好的未来。历史并不是一些人眼中所谓的“老古董”。历史是常学常新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实在是意味深长的。
这是第一篇一、史前史与传说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