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澹

魏澹，字彦深，钜鹿下曲阳人也。祖鸾，魏光州刺史。父季景，齐大司农卿，称为著姓，世以文学自业。澹年十五而孤，专精好学，博涉经史，善属文，词采赡逸。齐博陵王济闻其名，引为记室。及琅邪王俨为京畿大都督，以澹为铠曹参军，转殿中侍御史。寻与尚书左仆射魏收、吏部尚书阳休之、国子博士熊安生同修《五礼》。又与诸学士撰《御览》，书成，除殿中郎中、中书舍人。复与李德林俱修国史。周武帝平齐，授纳言中士。及高祖受禅，出为行台礼部侍郎。寻为散骑常侍、聘陈主使。还除太子舍人。废太子勇深礼遇之，屡加优锡，令注《庾信集》，复撰《笑苑》《词林集》，世称其博物。数年，迁著作郎，仍为太子学士。

高祖以魏收所撰书褒贬失实，平绘为《中兴书》事不伦序，诏澹别成《魏史》。澹自道武下及恭帝，为十二纪，七十八传，别为史论及例一卷，并《目录》合九十二卷。澹之义例与魏收多所不同：

其一曰，臣闻天子者，继天立极，终始绝名。故《谷梁传》曰：“太上不名。”《曲礼》曰：“天子不言出，诸侯不生名。”诸侯尚不生名，况天子乎！若为太子，必须书名。良由子者对父生称，父前子名，礼之意也。是以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传》曰：“举以太子之礼。”杜预注云：“桓公子庄公也。”十二公唯子同是嫡夫人之长子，备用太子之礼，故史书之于策。即位之日，尊成君而不名，《春秋》之义，圣人之微旨也。至如马迁，周之太子并皆言名，汉之储两俱没其讳，以尊汉卑周，臣子之意也。窃谓虽立此理，恐非其义。何者？《春秋》《礼记》，太子必书名，天王不言出。此仲尼之褒贬，皇王之称谓，非当时与异代遂为优劣也。班固、范晔、陈寿、王隐、沈约参差不同，尊卑失序。至于魏收，讳储君之名，书天子之字，过又甚焉。今所撰史，讳皇帝名，书太子字，欲以尊君卑臣，依《春秋》之义也。

其二曰，五帝之圣，三代之英，积德累功，乃文乃武，贤圣相承，莫过周室，名器不及后稷，追谥止于三王，此即前代之茂实，后人之龟镜也。魏氏平文以前，部落之君长耳。太祖远追二十八帝，并极崇高，违尧舜宪章，越周公典礼。但道武出自结绳，未师典诰，当须南、董直笔，裁而正之。反更饰非，言是观过，所谓决渤澥之水，复去堤防，襄陵之灾，未可免也。但力微天女所诞，灵异绝世，尊为始祖，得礼之宜。平文、昭成雄据塞表，英风渐盛，图南之业，基自此始。长孙斤之乱也，兵交御坐，太子授命，昭成获免。道武此时，后缗方娠，宗庙复存，社稷有主，大功大孝，实在献明。此之三世，称谥可也。自兹以外，未之敢闻。

其三曰，臣以为南巢桀亡，牧野纣灭，斩以黄钺，悬首白旗，幽王死于骊山，厉王出奔于彘，未尝隐讳，直笔书之，欲以劝善惩恶，贻诫将来者也。而太武、献文并皆非命，前史立纪，不异天年，言论之间，颇露首尾。杀主害君，莫知名姓，逆臣贼子，何所惧哉！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圆首方足，孰不瞻仰？况复兵交御坐，矢及王屋，而可隐没者乎！今所撰史，分明直书，不敢回避。且隐、桓之死，闵、昭杀逐，丘明据实叙于经下，况复悬隔异代而致依违哉！

其四曰，周道陵迟，不胜其敝，楚子亲问九鼎，吴人来征百牢，无君之心，实彰行路，夫子刊经，皆书曰卒。自晋德不竞，宇宙分崩，或帝或王，各自署置。当其生日，聘使往来，略如敌国，及其终也，书之日死，便同庶人。存没顿殊，能无怀愧！今所撰史，诸国凡处华夏之地者，皆书曰卒，同之吴、楚。

其五曰，壶遂发问，马迁答之，义已尽矣。后之述者，仍未领悟。董仲舒、司马迁之意，本云《尚书》者，隆平之典，《春秋》者，拨乱之法，兴衰理异，制作亦殊。治定则直叙钦明，世乱则辞兼显晦，分路命家，不相依放。故云“周道废，《春秋》作焉，尧、舜盛，《尚书》载之”是也。“汉兴以来，改正朔，易服色，臣力诵圣德，仍不能尽，余所谓述故事，而君比之《春秋》，谬哉”。然则纪传之体出自《尚书》，不学《春秋》，明矣。而范晔云：“《春秋》者，文既总略，好失事形，今之拟作，所以为短。纪传者，史、班之所变也，网罗一代，事义周悉，适之后学，此焉为优，故继而述之。”观晔此言，岂直非圣人之无法，又失马迁之意旨。孙盛自谓钻仰具体而放之。魏收云：“鲁史既修，达者贻则，子长自拘纪传，不存师表，盖泉源所由，地非企及。”虽复逊辞畏圣，亦未思纪传所由来也。

澹又以为司马迁创立纪传以来，述者非一，人无善恶，皆为立论。计在身行迹，具在正书，事既无奇，不足惩劝。再述乍同铭颂，重叙唯觉繁文。案丘明亚圣之才，发扬圣旨，言“君子曰”者，无非甚泰，其间寻常，直书而已。今所撰史，窃有慕焉，可为劝戒者，论其得失，其无损益者，所不论也。

澹所著《魏书》，甚简要，大矫收、绘之失。上览而善之。未几，卒，时年六十五。有《文集》三十卷行于世。子信言，颇知名。

澹弟彦玄，有文学，历扬州总管府记室、洧州司马。有子满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