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　本节关于中国火药、火器的叙说，主要得益于王兆春先生的杰出著作《中国火器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年）；此外，刘旭的《中国古代火炮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吕小鲜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中英两军的武器和作战效能》（《历史档案》1988年第3期）也给予我有益的启示。在此特表示感谢。

【2】　相对说来，在这二百年间，西方的火器发展也很慢，主要是点火装置的改良，制造工艺的进步，而在外形上大体相似。双方对于对手使用的火器，亦非完全不知或迷惑不解。但在性能上的差别是很大的。

【3】　1548年，明朝军队在与倭寇作战的双屿之战中，缴获了倭寇使用的葡萄牙及日本的火绳枪（日本火绳枪是仿照、改良葡萄牙火绳枪而来），时称“鸟铳”。在此次战斗中，明军还俘虏了善于造枪的外国工匠。明朝军事当局立即派工匠学习，得其传而自制。清朝在明清战争中，又从明军那儿学会了制造火绳枪的技术。

【4】　清军的装备极为混乱，此据庆桂纂：《钦定大清会典图》卷69，嘉庆十六年（1811）刻本。

【5】　此时英军在枪械制造上开始采用机器，制成的枪械规格统一。尤其是使用镗床后，枪管直，弹道延伸性能好，而枪管与枪弹之间的缝隙较小。在清朝，鸟枪制造工艺仍为手工打制，枪管壁厚薄不均，有不平滑之处，致使弹道紊乱，射击精度差；且口径也大小不一，口径过小，即无法装药填弹，而口径过大，易泄燃气，弹出无力，飞行不远即坠地。

【6】　吕小鲜先生对此曾有研究，见《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中英两军的武器和作战效能》（《历史档案》1988年第3期）。另外，即便是鸟枪手，一般也配有腰刀等冷兵器，以便与敌格斗。

【7】　1850年底黑龙江副都统清安奏请各地驻防八旗改造所部鸟枪，以如京旗健锐营样式。咸丰帝命各驻防大臣议复。从15件遵旨议复的奏折来看，鸟枪的使用年限很长。除泛泛地提到“使用已久”外，提到具体使用年限的共有6份。最早者为黑龙江，称“康熙时征剿俄罗斯由部颁来”，如此推算，达166年之久。其次为福州驻防，1755年启用，使用95年；又其次为杭州，1761年启用，使用90年；又其次为荆州，1779年更换半数，使用72年，另半数不知何时启用，其使用年限当在72年以上；又其次为乍浦，1782年启用，使用69年；仅山海关一处称于1840年即鸦片战争时启用（收到时间为1851年，年限以此计算）。（《军机处录副》，本书引用各档案均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以后不再一一注明）由此而推论，其他地区的鸟枪使用年限可以想见。

尽管各驻防八旗的鸟枪使用年限如此之久，完全应当更换，但各驻防大臣众口一词，声称兵丁已得心应手，毋庸改造。核其原因，我以为这是因为在当时的财政制度下，新制鸟枪不可能得到部款，所需资金只能靠捐办。驻防捐纳不易，而各驻防大臣又应当首先捐献。从另一方面来看，新制成的鸟枪质量未必能超过原设鸟枪。参见注【8】。

【8】　当时的前方将领对此也有议论，不一一引用。1851年杭州将军倭什纳奏称：1842年乍浦失陷，驻防八旗的鸟枪大部损失，战后配发新造鸟枪，与该部原设的由1782年启用的鸟枪混合使用。“检存原设鸟枪均按健锐营样式，操用自然便捷，施放均属得当。此外由军需局拨给绿营式样鸟枪五百九十一杆，较健锐营式，枪身长出尺许，配操不能便捷，且拨给以来，操用将及十载，多有伤膛，施放打准不甚得力。”（倭什纳折，咸丰元年四月十七日，《军机处录副》）枪身太长，仅使用不便。但仅使用9年的鸟枪的损坏程度竟大于使用了69年的鸟枪，可见制造质量之差。另一方面，清军绿营的兵器样式、质量均低于八旗，个中原因后将叙及。

【9】　1620年（明泰昌元年），明朝大臣徐光启等人向澳门葡萄牙当局购买西洋火炮。次年，明朝政府不仅购炮，而且聘葡萄牙炮师和西方传教士来北京造炮。此类火炮，时称“红夷炮”。中国的火炮技术从此大为改观。明清战争中，明军在宁远之战用火炮大胜清军，努尔哈赤中炮身死，后清方积极向明朝学习火炮制造技术。

【10】　例如，关天培称：1835年，他督放虎门炮台的火炮，一次便炸裂了6门火炮。后来，又在佛山镇制造了59门新炮，在试放时就炸裂10门，损坏3门，能用者不足75％。见《筹海初集》卷3，道光十六年（1836）刊本。

【11】　炮弹的弹体粗糙，在发射时会与炮膛摩擦，将影响射程和射击精度；炮弹的弹径偏小，又使燃气旁泄，也会影响射程和射击精度。

【12】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第461页。

【13】　王兆春：《中国火器史》，第204、291—292页。

【14】　当时英国制造火药的工艺流程为：采用物理和化学的方法，以先进的工业设备，提炼高纯度的硝和硫；以蒸汽机带动转鼓式装置，进行药料的粉碎和拌和；用水压式机械，将配置的火药压成坚固而均匀的颗粒，使之具有一定的几何形状和密实性；用蒸汽加热器烘干，使之保持良好的干燥状态；最后用石墨磨光机，将药粒表面磨光，除去气孔，降低吸湿性，以延长火药的贮藏期。这些先进的工艺，保证了英军火药的优良品质。

【15】　关天培：《筹海初集》卷3。

【16】　福建提督陈阶平：《请仿西洋制造火药疏》（道光二十三年），魏源：《魏源全集·海国图志》第7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2129—2131页。

【17】　〔英〕巴那比著：《英国水师考》，傅兰雅、钟天纬译，上海：江南制造总局，光绪十二年（1886）刻本。当时的英国军舰分为7等：一等舰，炮100至120门；二等舰，炮80至86门；三等舰，炮74至78门；四等舰，炮50至60门；五等舰，炮22至48门；六等舰，炮22至34门；等外级舰，炮10至22门。从鸦片战争中英国派出的远征军来看，其战舰的主体为五、六等及等外级战舰和少量的三等舰。

【18】　福建水师提督设于1677年，至鸦片战争时，辖提标五营等协营，节制3镇，总兵力近2万人；广东水师提督设于1810年，至鸦片战争时，辖提标五营等协营，节制5镇，总兵力约2万人。

【19】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第375页。

【20】　关于清朝对民船的种种限制，可见昆冈等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120，光绪二十五年刊本。而清朝的这些规定，并没有被严格遵守。在福建厦门等处，也有超过清朝规定的大型商船。

【21】　齐思和编：《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议合刊》，中华书局，1959年，第99—101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34—235页。

【22】　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广东东莞虎门、福建厦门胡里山等处炮台遗迹，都是光绪年间参照西方样式修筑的。鸦片战争时期的炮台等工事，我迄今尚未发现。

【23】　该炮台的图可参见，《文物》1963年第10期，第53页照片。林则徐的介绍文字见《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43页。

【24】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621页。

【25】　1836年，一名西方观察家看到了广州、虎门一带的炮台后，评论道：“它们不过是属于幼稚阶段的堡垒建筑的样本，没有壕沟，也没有梭堡、斜堤或任何反击的防御工事。……河岸上的炮台都是裸露的，没有一个能抵挡得住一艘大型战舰的火力，或可以抵御在岸上与战舰配合的突击队的袭击。突击队总是从它们炮火所不及的侧面和后方找到最佳的据点来袭击他们。”（Chinese Repository, vol. 5, pp. 168-169）值得注意的是，这位作者已经提示了进攻这些炮台的方法。

【26】　梁蒲贵等修纂：《宝山县志》卷6，光绪八年（1882）刻本，第16—18页。

【27】　Karl Gützlaff (郭士立),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1833, London: Frederick Westley and A.H. Davis, 1834, p. 249.

【28】　《左宗棠全集·书信》第2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第416页。

【29】　对于这一问题的叙说，我使用了皮明勇先生的论点，见《清朝兵器研制管理制度与鸦片战争——兼论清朝军事科技落后的政治原因》，油印本，1990年。

【30】　当时任汀漳龙道的张集馨，对漳州的官办船厂有以下评论：“军功厂（即船厂）则为道中大累，厂中有水师武弁一员在彼监造，道中派文员数佐杂在厂相陪督造，又派道差县役多人弹压匠役，薪水月费，由道发给。每修造一船，道中少则赔洋银千数百元，多则赔三四千元。赴司领款，刁难需索，非给以司费，则应领之款亦领不出……每有船只造成，驾出海口，咨请水师收功领用，乃延搁竟至一年半载，海风飘荡，烈日熏蒸，及至牒请，至查来收功时，油色不能鲜明，不肯领用，又复重新修饰，更添赔累。”（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第63页）官办船厂尚可如此赔累，而承包的私商又如何赔累得起？此中揭露出来的索贿、中饱现象，又何能保证战船的质量？

【31】　魏源：《圣武记》下册，中华书局，1984年，第545页。

【32】　关天培：《筹海初集》卷3。

【33】　Chinese Repository, vol. 5, p. 165.

【34】　为了使读者能掌握此中的情况，我以鸦片战争中战斗次数最多、交战时间最长的浙江省为例，作具体分析。浙江省共有绿营兵37000余人，在关内18行省中，是一个中等省份。这些兵丁的分布情况为：浙江巡抚驻杭州，辖抚标2营（左营407人，右营391人）。浙江水陆提督驻宁波，辖提标5营（中营850人，右营850人，左营850人，前营863人驻鄞县大嵩所，后营861人驻应家棚）；浙江提督直辖部队为，宁波城守营637人；杭州城守协865人，钱塘营667人（归杭州城守协副将节制）；海塘营408人（驻海宁）；湖州协3营（左营469人，右营469人，安吉营294人驻安吉）；嘉兴协2营（左营737人分驻嘉兴、海盐，右营732人驻乍浦）；绍兴协2营（左营863人驻绍兴，右营1026名分驻余姚、临山）；乍浦左、右营609人；太湖营623人。黄岩镇总兵驻黄岩，辖镇标3营（中营866人驻海门汛即今椒江市，左营866人，右营867人分驻黄岩、海门汛）；黄岩镇下辖部队为，台州协3营（中营720人，左营683人驻桃诸寨，右营690人驻前所寨）；宁海左、右营共1208人；太平营782人驻太平即今温岭县。定海镇总兵驻定海，辖镇标3营（中营990人，左营983人，右营892人）；定海镇下辖部队为，象山协3营（左营638人，右营638人，昌石水师营570驻石浦一带）；镇海水师营1163人。温州镇总兵驻温州，辖镇标3营（中营831人驻长沙汛，左营832人，右营889人驻宁村寨）；温州镇下辖部队为，温州城守营763人；乐清协2营（本营876人，盘石营301人驻盘石寨）；瑞安协2营（左营473人，右营469人）；平阳协2营（左营596人，右营595人）；玉环左右营共905人；大荆营669人。处州镇总兵驻处州（今丽水），辖镇标3营（中营836人，左营835人分驻龙泉、云和，右营836人驻遂昌）；处州镇下辖部队为，金华协2营（左营513人，右营513人分驻金华、永康）；丽水营434人。衢州镇总兵驻衢州，辖镇标3营（中营780人，一部驻龙游，左营658人驻常山，右营668人，一部驻江山）；衢州镇下辖部队为，严州协2营（左营506人，右营506人）；枫岭营481人。（以上据《清朝文献通考》，商务印书馆，1936年，卷一八六。有关清军分布情况亦可见《清朝通典》和《清朝通志》）。从以上情况来看，除在一些较大的城市驻有3至5营外，一般城市驻1至2营，个别县没有驻军。当然，城市驻军，仅仅是指该提、镇、协、营的衙署驻在城内，而其部队则分散于各地。

【35】　梁蒲贵等纂修：《宝山县志》，卷六，第13页。由于该资料未称各汛具体兵数，可参见下页注【38】。

【36】　当地宝山县境内，除吴淞营外，另有江南水陆提标后营一部（主要驻在县城一带），川沙营一部（主要驻在吴淞口东岸）。吴淞营的防区为宝山县大部、嘉定县一部。当然，当时的宝山县境与今宝山区不完全相同。

【37】　李扬华：《公余手存·营制》，《丛刊·鸦片战争》第1册，第222页。

【38】　周凯等纂：《厦门志》卷3“五营汛防”，道光十九年（1839）刊本。从汛防的具体数字看，清军不仅分散，而且并不划区集中驻守。如厦门岛上，5营兵弁皆有，5营衙署亦皆在厦门城内外；又如大担，5营各派战船1只，兵弁41兵巡防。这种方法，当属八旗轮流抽派的影响所致，对作战极为不利。

【39】　罗尔纲先对于绿营汛塘兵的解释似误。他在《绿营兵制》（中华书局，1984年）第8章第2节中提出：一、只是城守、分防各营设有“汛”兵；二、“汛”兵占绿营总数的三分之一。从地方志材料来看，情况完全不同。“汛”应是清军营以下的一级编制、组织形式，其兵数的多少，据其任务而定。清军的督、抚、提、镇各标都设汛。从这个意义说，绿营中不存在专门的“汛兵”或“非汛兵”，因为未在“汛”的兵弁，亦在相应的塘、寨、堆拨等处，只不过是名称不同。罗尔纲先生认为，清军绿营中的提标、镇标不设防汛，机动性强，从上引福建水师提标的情况来看，似为有误。

【40】　对此，龙汝霖谈及山西清军时称：“除抚标及额设兵丁外，分成四十余营，再分州县之城守、汛塘……立法之初，原以为承平无事，一则散强悍之徒，使无尾大不掉之患；一则塞空虚之防，使无照顾不及之虞。用意至深且远。”（《皇朝经世文续编》卷62《整顿营务议》，光绪二十八年刻本）

【41】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第237页。

【42】　嵇璜等纂：《皇朝文献通考》卷183，上海图书集成局，光绪二十七年（1901）铅印本。天津镇标2营，共计1400余人，天津城守营450人，葛沽营490余人。又，琦善奏“葛沽、大沽海口等三营”，未查到相应的记载。查葛沽营分驻新城、大沽等处，此处的“营”似非编制上的“营”，似为驻扎的营地。又，《皇朝文献通考》为乾隆年间的数字，未必与鸦片战争时完全相同，但因清军军制改动很少，大体数字不会有很大的变动。鸦片战争后，清朝专门成立了总兵力达2000人的大沽协。

【43】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第120页。

【44】　《皇朝文献通考》卷186。

【45】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第398页。

【46】　这里对清军各部再作一些说明：一、京师八旗和巡捕5营共10余万，但相当大的部分用于执行宫廷、陵寝、衙门的日常勤务；巡捕5营及一部分八旗京营则是巡防地面，看守各城门、堆拨，维持京师治安。为了守卫京城，这些部队一般不轻易抽调。在鸦片战争中，也没有动用。二、各地将军、都统、副都统统率的驻防八旗，相对集中，但一处至多不过数千，除日常勤务外，又有守城之责。在鸦片战争中，此类兵丁调动不多。三、各省督抚所率督标、抚标、漕标、河标，所担负的官府勤务相当繁重。提督所辖提标兵数较督标等为多，但有守土之责，不能全数用以机动作战。四、各镇、协、营，有着明确的绥靖地方之责，也不能全部用以参战。也就是说，如此庞大的清军，找不出一支可以完全用以作战的成建制的部队。

【47】　这里列举的仅指主要战斗地区，曾经发生过小规模战事的还有：广东从虎门到广州的东莞、南海、番禺县境内，从西江口至虎门后莲花山的香山、新会、顺德县境；浙江的慈谿、奉化、余姚；江苏的宝山、上海、松江以及长江下游诸要点。

【48】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第164页。具体数字为：徐州镇400名，寿春镇400名，扬州营500名，狼山镇350名，福山营350名，京口左营、右营、奇兵营350名，镇江营300名，常州营300名，太湖营300名，高资营300名。

【49】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第756页。

【50】　曾任兵部侍郎、后组建湘军的曾国藩对此极有体会，称：“国藩每念今日之兵，极可伤恨者，在‘败不相救’四字。”（《与江忠源》，《曾国藩全集·书信》第1册，长沙：岳麓书社，1990年，第192页）正因为如此，当江忠源奏请“调云贵湖广兵六千”之时，曾国藩劝其调兵不如雇勇。

【51】　额设兵丁一栏中，广东、直隶绿营兵为1841年之数（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3册，第1330—1332页；江苏、浙江、福建、山东绿营兵为1849年之数（见《清史稿》第14册，第3892—3897页）。浙江、江苏八旗驻防为鸦片战争时期数，具体为江宁3560名，京口（镇江）1185名，杭州2000名，乍浦1181名（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第857、1064页；第4册，第1843、1920页）。广东的广州、福建的福州、山东的青州和德州以及盛京的八旗驻防数据《皇朝文献通考》。

【52】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3册，第1578页。

【53】　各行省额设兵丁数字只是绿营，不包括该省驻防。绿营兵数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3册，第1332页；吉林、黑龙江为八旗，兵数参见《清朝文献通考》。各地抽调兵数参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有关上谕，因页码太多，不列。

【54】　如果我们以交战地区浙江省的抽调比率24％和非交战地区的安徽省的抽调比率36％，作为清朝能达到的最高标准，那么，除已集结的10万人之外，还可以动员约10万人左右，但是下列事项值得注意：河南、四川、陕西等省距离战场太远；广西、湖南、贵州、云南、甘肃等省驻兵较多，但要监视当时清帝国内部的苗、回、蒙等少数民族；京畿八旗在鸦片战争中未动，是为了保卫在专制社会中占有绝对重要地位的首都；驻防八旗除吉林、黑龙江、江宁、青州等处有一些小调动外，其余在鸦片战争中未动，也是因为其担负的特殊使命。因此，以保持王朝的统治秩序的稳定为先决条件，浙江的24％和安徽的36％的抽调兵力的比例，在实际操作中是难以达到的。至于路途遥远而带来的问题，我在下面还会谈及。另外，太平天国战争时，地方糜烂，无秩序可言，其抽调的兵力高于鸦片战争，其中反映出来的清王朝的态度，说明他们视“社稷”重于“国家”。

【55】　对此情况，我们可以举一例子来说明。1841年9月驻守浙江的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裕谦奏称：“浙省防兵，统计虽有一万五千余名，系连各该处额设官兵之请给盐菜者一并计算。实在镇海、定海二处，除本营额设官兵外，各止调派外营外省兵三千余名。乍浦地方，除驻防八旗官兵外，止有调防兵八百余名。其余四五千名，分防沿海各口，自一二百名至数百名不等，本形单薄。现在逆夷四出纷扰，处处吃重，据各该地方官纷纷禀请添兵策应，固属实在情形。但奴才通盘筹画，浙江及附近各省，业已无兵可调，且该逆游魂海上，朝东暮西，飘忽不定，设我闻警调派，水陆奔驰，尚未行抵该处，而该逆又顾而之他，彼然疲于奔命，适坠其术。”（《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3册，第1210页）从这段言论中可以看出：一、各处原设兵弁，参加防御者只能是一部分；二、本省和外省调防的万余援军，只能分散于定海、镇海、乍浦3处要点和10余处海口；三、每一设防地区的兵力仍有不足之虞。除浙江省外，沿海各省区情况无不如此。

【56】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第259页。

【57】　冯玉祥：《我的生活》，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上册，第23—24页。

【58】　《署泉州府厦防同知蔡观龙、标下兼护中军陈胜元、闽海关委员兴贵、署泉州府同安县知县胡国荣禀》，《军机处录副》。

【59】　老舍：《正红旗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56页。

【60】　转引自皮明勇：《晚清军人地位研究》，1990年，油印本。该文在军人的经济生活方面的叙述，使我受益匪浅。

【61】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00页。

【62】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551页。

【63】　《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第240页。

【64】　1765年，赵翼充顺天武乡试考官，看到考生的策论将“一旦”两字多写作“亘”，又将“丕”字写作“不一”。“国家”、“社稷”若指清王朝，应抬格，但许多考生将泛指的“国家四郊多垒”、“社稷危亡”之类亦抬写。武生自称“生”，应于行内偏右，许多考生竟将“生人”、“生物”、“生机”的“生”字一概偏在侧边。赵翼还发现，尽管当时规定考试成绩有双好、单好，但实际上“外场已挑入双好字号，则不得不取中”。许多考生入内场后不能为文，更是司空见惯之事。（赵翼：《簷曝杂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29—30页）

【65】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717，“兵部·武科·武会试”。

【66】　例如，冯玉祥的父亲在太平天国时期考取清朝的武生，入了武庠，却是一个不识字的泥瓦匠。（冯玉祥：《我的生活》上册，第1—5、21页）

【67】　刘子扬：《清代地方官制考》，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第38、43—44页。

【68】　这方面最为典型的言论见于钦差大臣裕谦的奏折：“总之，武员大抵不学无术，全在驾驭者严毅方正，制其短而用其长，使之就我范围，即可收指臂之助。若稍事优容，必将志得意满，非纵兵生事，即自作聪明，冒销争功，事事与人为难。不独不能得力，转须防其债事、比比皆然。”（《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573页）

【69】　William Dallas Bernard, 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ce of the Nemesis, vol.2, London: Henry Colburn, 1844, p. 444.

【70】　据罗尔纲：《绿营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第342—343页。

【71】　这里指军官的实际地位与文官相比，如以营官比照县官、以协官比照府官、以镇官比照按察使或布政使，等等。若以品秩比较，那么文官的收入还是高于武官。

【72】　清军绿营的吃空额，在清初便存在着。1730年，雍正帝明文规定吃空额的份额（提督80份，总兵60份，副将30份，参将20份，游击15份，都司10份，守备8份，千总5份，把总4份），倘定额外再冒领予以重罚。1781年，乾隆帝革此弊端，另拨养廉银两，但吃空额的陋习实未清厘。

【73】　胡林翼：《与孔廉访论全匪启》、《致黎平府曹子祥函》，沈卓然、朱晋材编：《胡林翼全集》中册，上海：大东书局，1936年，第68、82—84页。

【74】　爱仁折，咸丰三年三月初九日，《军机处录副》。

【75】　据兵科掌印给事中包炜奏称，京师巡捕五营，各官例有占用兵额，供其差使，如“副将例得占用六十名，参、游而下，以次递减，至外委仅得占兵二名”，“近闻各官占用多至数倍，而占用之兵，俱由己包揽，令其自便（即出外为生），名为署差”。官弁对署差之兵，每月仅给粮饷的一半，另一半归己。如有不愿署差者，官弁“多方勒抑，以之求生不得，求退不能，势必令其自告署差而启己”。所包揽署差之人，副、参、游系其辕门官经手，都、守系其衙门头目经手，千、把、外委所得，由都、守官分给，名“找儿钱”。包炜称：“即一守备微官，每月可得署差钱八百千，则其他可知。”至于署差的人数，包炜估计，京师巡捕五营万人，“实在随营当差者不过三四千人”。至于署差之兵，因可在外自谋生理，另有一半粮饷，大多乐意。（包炜折，咸丰八年六月二十一日，《军机处录副》）除在京城外，各地也有此类情事。张集馨称：福建“衙门官身名下所派差使，皆雇人顶充，缺出银米，两人朋分，此为伙粮”（《道咸宦海见闻录》，第279页）。

【76】　关于此类记载颇多，这里举两个比较具体的例子。一是前引吏部右侍郎爱仁的奏折，称“若遇该管上司巡查，将各堆拨兵丁名下捏注别项差使，此外暂雇数人冒名应差，雇价每人每夜不过需钱七八十文，竟有一人赶赴三四堆拨应名者。”（爱仁折，咸丰三年三月初九日，《军机处录副》）二是工科给事中焦友麟奏：“臣籍山东，闻登州水师额设五百名，现存不过二百名，每遇抚臣校阅，则雇渔户匪人充数。”（咸丰元年七月初六日，《军机处录副》）

【77】　扣建是指小月官兵俸饷等扣除一日；截旷是指空缺粮饷截空；朋扣指在官兵俸饷中扣存买马费用；搭钱是指饷银一部分改发钱；折色是指兵丁月粮及马匹豆草改实物为银钱。

【78】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第279页。

【79】　《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第240页。

【80】　杨坚点校：《郭嵩焘奏稿》，长沙：岳麓书社，1983年，第164页。郭氏还透露，营弁与武生为争夺赌规而大打出手。

【81】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第63页。

【82】　包世臣：《安吴四种》，《丛刊·鸦片战争》第4册，第466—467页。

【83】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第63页。

【84】　《曾国藩全集·书信》第1册，第393页。

【85】　《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议合刊》，第36、48页。

【86】　《道光朝留中密奏》，《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第469页。

【87】　《曾国藩全集·奏稿》第1册，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