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母亲出院后四个多月，我就当兵离开了家乡。在部队我吃苦耐劳，勤学苦练，表现突出，引人注目，虽然学历偏低、年龄偏大，但最终还是被破格提拔成军官。我之所以能这样努力，与陪母亲住院时所受歧视与侮辱有直接关系。每当我在训练中劳动中学习时身感疲乏、遇到困难或障碍时，我就想起王寅之护士那张冷酷的脸，还有那男工作队员滔滔不绝的吹牛话语以及蔑视的眼神，当然也有覃桂英那种不想承认认识我们，但又不得不承认认识我们的暧昧眼神。当然我也忘不了那三个干巴裂纹的窝窝头与香喷喷的鸡汤和雪白的馒头的对比。我一直怀疑王寅之所说有公社领导的家属要来住院是句谎言，根本的原因是那男工作队员嫌我与母亲住在病房里，让他与覃桂英的麻扯之事不能尽兴。尽管他基本上做到了肆无忌惮，但事实上还是有所顾忌，所以他悄悄地跟王寅之递了话，那王寅之正愁巴结不上这位贵公子，编一个谎言驱逐我们就成了顺理成章之事。许多年之后我向退休在家的杨忠仁提起此事时，他说：
“兄弟，王寅之死了都快二十年了，还提这事干什么？”
我惊讶地问：
“王寅之死了？他那么年轻怎么会死了呢？”
“兄弟，黄泉路上无老少啊，你想想看，你在棉花加工厂时那些工友有多少人死了？”他一连数出了二十几个名字，说，“这些人，都年纪轻轻的就走了。所以，过去的事，能忘了的就尽量忘了，尤其是那些不愉快的事，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兄弟。”
“你说得太对了，但有些事是忘不了的，而忘不了的事之所以忘不了是因为它有被记住的价值，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就是这个意思吧。"我说。
与杨忠仁见面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沉浸在对那段往事的回忆中不能自拔。王寅之死了，棉花加工厂里那些与我年龄相仿的工友竟然死了二十多名，而且他们多是暴死，以至于有一段时间人们谣传棉花加工厂建立在当年的一个老墓田上，而且棉花加工厂所有建筑包括围墙使用的都是坟砖。毗邻棉花加工厂的医院也是坟砖建成的，而医院的门窗所用木材竟是从坟墓里扒出来的棺材板子。这说法其实并不可靠，因为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坟砖，更不可能有那么多的棺材板子。我认真地回忆了当时的棉花加工厂、医院，包括附近的砖厂周围的情况，我觉得这么多中年人暴病而死很可能与饮水有关，那时没有自来水，地下水又因含氟量太高不能饮用，所以，这几家工厂和医院的饮用水都是从河中汲取。棉花收购加工旺季时，棉花加工厂有四百多人，为保证食堂用水和职工饮水，厂里特意安排了两个人专司挑水之职。我曾经当过两个月挑水员，磨破了一件新褂子，肩膀上也磨出了老茧。后来厂里书记看我干活卖力，不偷懒磨滑，便让我当了司磅员。司磅员活儿轻松工资又高，多少人求之不得，但我还是怀念挑水时的飘逸与潇洒。棉花加工厂与我一起挑水的那个小伙姓于名铮，是我的启蒙老师的儿子，他的父亲曾经担任过国民党军队的空军机械师，操胶东口音，写得一手好字。“文革”初期有墙必写毛主席语录，学校的老师拿着尺子，起上格子，写了涂涂了写，于铮的父亲在红卫兵的监督下提笔就写，一字不脱一笔不苟，端庄稳重的颜体大字跃然墙上，观者无不钦佩。于铮的妈妈于老师从拼音字母开始教我，一直教我到二年级，我与于铮个头差不多高，模样也长得有几分相似，我们挑着两桶水从河堤上飞步而下时，有飘飘欲飞之感。凡事熟能生巧，挑水也不例外。刚开始我们挑水上下河堤时歪歪斜斜，满满两桶水从河中挑到厂里，一路颠簸泼洒，到厂里时只剩下大半桶。后来，于铮发明了用高粱秆做成的防溅器与“之”字形上下提法，使我们的工作效率大大提高。当时，在砖厂挑水的是我那位只比我大半岁的表哥，他们厂人少距河近，所以他半天挑水就够一天之用，空余时间还得在伙房里洗菜烧火。医院里的挑水工是谷文雨，他因为心脏右位当兵不成，回村当了一年党支部副书记感到无趣，便想到公社找一个既能挣工分又能挣点儿零花钱的活儿干。但这样的位置，早已满员，如无后门，根本不行。谷文雨年纪又大，长相又凶悍，主要是无有后门可走，最终他因为右心位认识了医院的院长，便谋得了这个挑水的差事。医院每需水量二十担，从医院到河堤距离五百米，二十个来回二十里，空载十里，满载十里。这点儿劳动量对当时的农民来说是很轻松的，每天一元三角钱，交生产队一半，自己剩十九元五角，这在当时不是一笔小钱，所以这是个美差。谷文雨很懂事，他每月都会从这笔钱里拿出一部分，买烟买酒，打点医院的领导和村里的书记。我们四个挑水人，有时候坐在河堤上小憩，抽一支烟，身后是蛟河的汩汩清流，面前是工厂、医院、公社党委机关的灰色建筑以及建筑墙壁上的红色大字。于铮道：
“造红漆的真发了财了。”
谷文雨感慨道：
“比前几年‘文革’刚起时用量少多了，那时候，几乎所有的墙上，不管是砖墙还是泥巴墙，都刷上了红漆。不仅墙上刷红漆，还有红旗、红袖标，睁眼是红，闭眼也是红，多喜庆，多热闹，天天过节，月月过年……那时候真令人怀念啊……”
“老谷，按说你也算是咱们公社最早的红卫兵，革命元老，您第一个带头砸了娘娘庙，第一个给校长戴上高帽子，脖子上拴上绳子，牵着他游街，像牵着一条狗，煞了他的嚣张气焰。你又是第一个，带领我们去青岛串联，让我们不花钱坐了火车，见了楼房。你牵头成立了牛虻造反小队，出版了油印的《牛虻小报》。你们那些一起挑头造反的都安排了好事，有的上了大学，有的招了工，最不济的如覃桂英也安排当了学大寨工作队员，转成干部也是早天晩天的事，只有你，委屈在这里与我们一起挑水。”我表哥道。
谷文雨长叹一声，道：
“虎落平阳遭犬欺，落水凤凰不如鸡，这挑水的差事能让我多干几年就磕头不歇息了。”
“老谷，你是‘勉从虎穴暂栖身’，将来一有时机必将飞黄腾达，平步青云！”我说。
谷文雨瞪着眼说：
“想不到你小学没毕业竟然能说出这样的话，可见我们这初中高中都是白上了。”
我忙说：
“哪里哪里，我就是看了几本闲书，鹦鹉学舌罢了。”
谷文雨道：
“你竟然还能使用‘鹦鹉学舌’这种复杂成语，我真是小瞧你了！”
“我们都好好混，将来谁要当了大官，就回来在这个地方修个亭子，纪念我们这段青春岁月。”于铮道。
“好，但亭子该有个名字啊。”我说。
“就叫‘挑水亭’。”表哥说。
“太土了，那还不如叫‘看河亭’呢。”于铮道。
“可以叫‘磨肩亭’，我这可不是随便起的，是从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那段话里化来的。”我说。
“光磨肩吗？脚也磨啊。”表哥道。
“你这是抬杠嘛，老谷你学历最高，年龄最大，还当过支部副书记，你说该叫什么名？”我说。
“如果有一天，革命由低谷转为高潮，我不会像从前那样温良恭俭让。如果我能成就我的宏图大业，我会在这里修一座八角亭，用松木做柱子，用琉璃做瓦，我要将这座亭子命名为‘四英亭’，”谷文雨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把几乎烧到嘴唇的烟头吐到河堤下，指点着我们三人，然后又指了指自己，说，“我们四个人，四个英雄，‘四英亭’！”
于铮鼓着掌说：
“好，好一个’四英亭’！”
我表哥道：
“你还不如干脆直接叫‘思英亭’得了。”
谷文雨直着眼说：
“什么‘思英亭’？‘四英亭’！”
“你这是玩花活儿，你的本意就是‘思英亭’，思念覃桂英的亭。”我表哥说。
“纯属放屁！我思念她干什么？有多少美女我不去思念，我去思念她？六趾儿！”谷文雨道。
“你也别嘴硬了，你跟覃桂英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你们俩小学时就建立了革命友谊，上初中时就勾勾搭搭，到了高中，那简直就是不加掩饰，就差钻高粱地了。”于铮道。
谷文雨涨红了脸，说道：
“坦白地说……这个贱人见我回了农村就不理我了，听说攀上高枝了。呸，她总有一天会后悔的，到时她跪在我马前，我也会泼一桶水让她收起来。”
我们一齐说：
“对，谷大哥，我们都要奋斗努力，勤奋学习，等待时机。一旦成功，马前泼水！”
几年后，“文革”结束，高考恢复，于铮考人医学院，毕业后到市精神病院当了医生。我表哥却在三十岁那年毫无征兆地一头栽倒，七窍流血而死，他死的症状跟我棉花加工厂的工友们很是相似。后来我分析原因就在河水上。我当兵走后，河的上游建了一家化工厂，生产一种剧毒染料，生产时产生的污水全部排入河中，污染了河水。上级部门经过调查研究，确认了怪病是该企业导致，即坚决关闭了该厂，并将有关负责人绳之以法。我跟于铮在化工厂建设之前即离乡远走，故躲过了这一劫。谷文雨也在该化工厂开工之前被医院解雇，因之也安然无恙。
真是可惜了，我心地善良、一表入才的表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