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延光

范延光，字子瑰，相州临漳人也。唐明宗为节度使，置延光麾下，而未之奇也。明宗破郓州，梁兵方扼杨刘，其先锋将康延孝阴送款于明宗。明宗求可以通延孝款于庄宗者，延光辄自请行，乃怀延孝蜡丸书，西见庄宗致之，且曰：“今延孝虽有降意，而梁兵扼杨刘者甚盛，未可图也，不如筑垒马家口以通汶阳。”庄宗以为然。垒成，梁遣王彦章急攻新垒。明宗使延光间行求兵，夜至河上，为梁兵所得，送京师，下延光狱，搒掠数百，胁以白刃，延光终不肯言晋事。系之数月，稍为狱吏所获。庄宗入汴，狱吏去其桎梏，拜而出之。庄宗见延光，喜，拜检校工部尚书。

明宗时，为宣徽南院使。明宗行幸汴州，至荥阳，朱守殷反，延光曰：“守殷反迹始见，若缓之使得为计，则城坚而难近。故乘人之未备者，莫若急攻，臣请骑兵五百，驰至城下，以神速骇之。”乃以骑兵五百，自暮疾驰至半夜，行二百里，战于城下。迟明，明宗亦驰至，汴兵望见天子乘舆，乃开门，而延光先入，犹巷战，杀伤甚众，守殷死，汴州平。

明年，迁枢密使，出为成德军节度使。安重诲死，复召延光与赵延寿并为枢密使。明宗问延光马数几何，对曰“骑军三万五千。”明宗抚髀叹曰：“吾兵间四十年，自太祖在太原时，马数不过七千，庄宗取河北，与梁家战河上，马才万匹。今有马三万五千而不能一天下，吾老矣，马多奈何！”延光因曰：“臣尝计，一马之费，可养步卒五人，三万五千匹马，十五万兵之食也。”明宗曰：“肥战马而瘠吾人，此吾所愧也！”

夏州李仁福卒，其子彝超自立而邀旄节。明宗遣安从进代之，彝超不受代。以兵攻之，久不克。隰州刺史刘遂凝驰驿入见献策，言绥、银二州之人，皆有内向之意，请除二刺史以招降之。延光曰：“王师问罪，本在彝超，夏州已破，绥、银岂足顾哉！若不破夏州，虽得绥、银，不能守也。”遂凝又请自驰入说彝超使出降，延光曰：“一遂凝，万一失之不足惜，所惜者朝廷大体也。”是时，王淑妃用事，遂凝兄弟与淑妃有旧，方倚以蒙恩宠，所言无不听，而大臣以妃故，多不敢争，独延光从容沮止之。明宗有疾，不能视朝，京师之人，汹汹异议，藏窜山谷，或寄匿于军营，有司不能禁。或劝延光以严法制之，延光曰：“制动当以静，宜少待之。”已而明宗疾少间，京师乃定。

是时，秦王握兵骄甚，宋王弱而且在外，议者多属意于潞王。延光惧祸之及也，乃求罢去。延寿阴察延光有避祸意，亦遽求罢。明宗再三留之，二人辞益恳至，继之以泣。明宗不得已，乃皆罢之，延光复镇成德，而用朱弘昭、冯赟为枢密使。已而秦王举兵见诛，明宗崩，潞王反，杀愍帝，唐室大乱，弘昭、赟皆及祸以死。末帝复诏延光为枢密使，拜宣武军节度使。天雄军乱，逐节度使刘延皓，遣延光讨平之，即以为天雄军节度使。

延光常梦大蛇自脐入其腹，半入而掣去之，以问门下术士张生，张生赞曰：“蛇，龙类也，入腹内，王者之兆也。”张生自延光微时，言其必贵，延光素神之，常置门下。言多辄中，遂以其言为然，由是颇畜异志。当晋高祖起太原，末帝遣延光以兵二万屯辽州，与赵延寿掎角。既而延寿先降，延光独不降。高祖即位，延光贺表又颇后诸侯至，又其女为末帝子重美妃，以此遂怀反侧。高祖封延光临清王以慰其心。

有平山人秘琼者，为成德军节度使董温其衙内指挥使，后温其为契丹所虏，琼乃悉杀温其家族，瘗之一穴，而取其家赀巨万计，晋高祖入立，以琼为齐州防御使，橐其赀装，道出于魏。延光阴遣人以书招之，琼不纳，延光怒，选兵伏境上，伺琼过，杀之于夏津，悉取其赀，以戍逻者误杀闻。由是高祖疑其必为乱，乃幸汴州。天福二年六月，延光遂反，遣其牙将孙锐、澶州刺史冯晖，以兵二万距黎阳，掠滑、卫。高祖以杨光远为招讨使，引兵自滑州渡胡梁攻之。锐轻脱无谋，兵行以娼女十余自随，张盖操扇，酣歌饮食自若。军士苦大热，皆不为用。光远得谍者，询得其谋，诱锐等渡河，半济而击之，兵多溺死，锐、晖退走入魏，闭壁不复出。

初，延光反意未决，而得暴疾不能兴，锐乃阴召晖入城。迫延光反，延光惶惑，遂从之。高祖闻延光用锐等以反，笑曰：“吾虽不武，然尝从明宗取天下，攻坚破强多矣。如延光已非我敌，况锐等儿戏邪？行取孺子尔！”乃决意讨之。

延光初无必反意，及锐等败，延光遣牙将王知新赍表自归，高祖不见，以知新属武德司。延光又附杨光远表请降，不报，延光遂坚守。晋以箭书二百射城中，悉赦魏人，募能斩延光者。然魏城坚难下，攻之逾年不克，师老粮匮。宗正丞石帛上书极谏，请赦延光，愿以单车入说而降之。高祖亦悔悟。三年九月，使谒者入魏赦延光，延光乃降，册封东平郡王、天平军节度使，赐铁券。居数月来朝，因惭请老，以太子太师致仕。

初，高祖赦降延光，语使者谓之曰：“许卿不死矣，若降而杀之，何以享国？”延光谋于副使李式，式曰：“主上敦信明义，许之不死，则不死矣。”乃降。乃致仕居京师，岁时宴见，高祖待之与群臣无间，然心不欲使在京师。岁余，使宣徽使刘处让载酒夜过延光，谓曰：“上遣处让来时，适有契丹使至，北朝皇帝问晋魏博反臣何在，恐晋不能制，当锁以来，免为中国后患。”延光闻之泣下，莫知所为。处让曰：“当且之洛阳，以避契丹使者。”延光曰：“杨光远留守河南，吾之仇也。吾有田宅在河阳，可以往乎？”处让曰：“可也。”乃挈其帑归河阳。其行辎重盈路，光远利其赀，果图之。因奏曰：“延光反覆奸臣，若不图之，非北走胡则南走吴越，请拘之洛阳。”高祖犹豫未决。光远兼镇河阳，其子承勋知州事，乃遣承勋以兵胁之使自裁。延光曰：“天子赐我铁券，许之不死，何得及此？”乃以壮士驱之上马，行至浮桥，推堕水溺死，以延光自投水死闻，因尽取其赀。高祖以适会其意，不问，为之辍朝，赠太傅。水运军使曹千获其流尸于缪家滩，诏许归葬相州。已葬，墓辄崩，破其棺椁，头颅皆碎。初，秘琼杀董温其取其赀，延光又杀琼而取之，而终以赀为光远所杀，而光远亦不能免也。

当延光反时，有李彦珣者，为河阳行军司马，张从宾反河阳，彦珣附之，从宾败，彦珣奔于魏，延光以为步军都监，使之守城。招讨使杨光远知彦珣邢州人也，其母尚在，乃遣人之邢州，取其母至城下，示彦珣以招之，彦珣望见，自射杀之。及延光出降，晋高祖拜彦珣房州刺史，大臣言彦珣杀母当诛，高祖以谓赦令已行，不可失信。后以坐赃诛。

呜呼，甚哉，人性之慎于习也！故圣人于仁义深矣，其为教也，勤而不怠，缓而不迫，欲民渐习而自趋之，至于久而安以成俗也。然民之无知，习见善则安于为善，习见恶则安于为恶。五代之乱，其来远矣。自唐之衰，干戈饥馑，父不得育其子，子不得养其亲。其始也，骨肉不能相保，盖出于不幸，因之礼义日以废，恩爱日以薄，其习久而遂以大坏，至于父子之间，自相贼害。五代之际，其祸害不可胜道也。夫人情莫不共知爱其亲，莫不共知恶于不孝，然彦珣弯弓射其母，高祖从而赦之，非徒彦珣不自知为大恶，而高祖亦安焉不以为怪也，岂非积习之久而至于是欤！《语》曰：“性相近，习相远。”至其极也，使人心不若禽兽，可不哀哉！若彦珣之恶，而恬然不以为怪，则晋出帝之绝其父，宜其举世不知为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