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酒后絮语——代后记

童年时，村头来了一位拉着骆驼的相面先生，许多人围观，我也挤进去看热闹。相面先生对众人说我：“这个小孩眉中藏痣，主定长大了能喝酒。”当时村人们都以糠菜果腹，酒是极端奢侈之物，我既然相上主定能喝酒，也许长大后必有酒喝，有酒喝生活必然不会错——于是众人便用异样的目光打量我，看我这未来的酒徒，记得我当时颇为得意。

七十年代初，生活略有好转，有一次父亲在家招待一位尊贵客人，剩了半瓶酒，放在后窗台上。我盯着那半瓶酒，突然想起了相面先生的预言，便取下酒瓶，拔开塞子，狠嘬了一口。口腔麻辣，眼睛流泪，是酒给我的第一次感觉。这也便是我饮酒生涯的开始。

从此后只要家里没有人我便偷喝瓶中酒，自然是日日见少，担心被发现皮肉受苦，灵机一动，去水缸里舀来水，倒入酒瓶中，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发现了这方法后，就更加放肆地偷喝，反正水缸里有的是水。渐渐地感到瓶中酒味越来越寡淡，不敢再喝，心中日日忐忑。过了些日子，又有客人来，父亲用那半瓶酒待客，竟然没有尝出酒味淡薄，也许是尝出来没说。总算是把这半瓶酒解决了，去了我一块心病。

母亲是知道我的鬼把戏的，但她并没有在父亲面前揭露我。我从小嘴馋，肚子似乎永远空空荡荡。饿苦了，所以馋。家里有什么好吃的东西，无论藏在什么地方，都会被我找到。母亲对我的馋无可奈何，她曾用手指点着我的额头，痛苦万端地说：你怎么这样馋呢？为什么屡教不改呢？因为吃，你赚了多少厌弃？让我为你担了多少羞耻？你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个馋毛病改掉呢？你现在不但偷吃，还偷喝，喝了你爹的酒，就往里加凉水，你以为我不知道吗？——在母亲的斥责声中，我感到无地自容。

那时候的酒是用红薯干做原料烧出来的。这种酒质量低劣，味道苦辣，稍微喝多一点就烧心、头痛、吐酸水；而用高粱烧出来的酒，无论喝多少也不会头痛。我的大爷爷是喝酒的专家，许多关于酒类的知识，我都是从他那里得知的。

这位大爷爷是个中医，父亲说他三十多岁时才立志学医，后来竟学成了。他虽然没学到扁鹊、张仲景那种程度，但在方圆百里地盘上，很有些名气，也算是一方名医。他一生服务乡里，有口皆碑。父亲经常用大爷爷老大立志、学有所成的榜样来鞭策激励我，并让我跟他去学习中医。父亲说，什么人的饭碗都可能打破，唯独医生的饭碗打不破，因为皇帝也要生病。父亲说，只要你能学成，那保准你一辈子吃香的喝辣的。

那时我因为组织“藜造反小队”被赶出校门，干农活又不中用，便有许多时间泡在大爷爷家。名曰学医，实则是泡在那里看热闹，听四乡八屯前来求医的人说一些逸闻趣事。大爷爷是地主成分，只因为有医术，“土改”时才免于一死。解放后政府对他特别照顾，没强制他下田劳动，允许他在家里坐堂行医。他那时已经年近八十，但耳聪目明，头脑清楚。他是个很健谈的人，尤其是三盅酒落肚之后。我从他的嘴里听过很多故事。这是事实，并不因为马尔克斯有个善讲故事的外祖母我就造出一个善讲故事的大爷爷来类龙比凤。后来听上了年纪的村人私下里说，大爷爷年轻时是个花天酒地的人，干过不少闻名乡里的风流事。听到祖辈的秘史，感到很亲切，并没有影响我对他的尊敬，反而感到敬佩。大爷爷有一种怀旧情绪，薯干酒令他很不满意，高粱酒很难买到大概也买不起，所以他也只能喝着薯干酒怀念高粱酒。

大爷爷说那时候我们这个只有三十多户人家的小村子里有两家规模很大的酒坊。东北乡遍地高粱，酒坊里烧的自然是高粱酒。那两家酒坊都有自家的堂号，一曰“总记”，一曰“聚元”。两家在“土改”时都被划为地主，他们的后辈都低头弯腰地承受了几十年祖辈遗给的苦难。“总记”的一个小儿子是解放初期的大学生，“反右”时被划为“右派”，“文革”期间被开除公职，赶回家乡劳改。他体力不济，干不了重活，只能与我们这些半大孩子混在一起。我常常看到他瞪着被薯干酒烧红的眼睛说一些疯话：酒啊，酒啊，亲娘比不上一瓶酒啊！“文革”结束后，他恢复了公职，离开家乡前，在大街上摆上一个缸，把周围三家供销社的酒全部买了，灌了满满一缸，然后爬到树上放鞭炮，号召全村人来喝酒，庆祝他平反，同时为自己招亲——立刻就有一个贫农的女儿上门来自荐——八十年代末，“总记”的几个后代扬言要恢复祖先的荣耀重建酒坊，说不但要造高粱酒，还要造葡萄酒。他们弄了一些据说是从意大利进口的葡萄种苗让乡亲们栽种，可惜这几个幻想家的热情在葡萄还没结果之前就冷却了。

那时候我们这个偏僻的小村庄里酒香洋溢，村子里上了年纪的男人，大都在酒坊里干过活儿。在酒坊里干活，酒是随便喝的，只要不耽误干活，掌柜的不会出言。我的一个表大伯说，那时酒坊伙计们的饭食很好，一天三顿白面，早晨四个小菜，每人一个咸鸭蛋，中午晚上有鱼有肉，酒管够。所以那时候的伙计，干活没有不卖力气的。这个表大伯腿瘸，就是在“总记”酒坊里干活累的。大爷爷那时候开着药铺，是村子里的头面人物，他自然不会到烧酒作坊里去卖大力，但他对酿酒的过程了如指掌。我写作《红高粱家族》时，从他们过去的生活中，获取了很多灵感。

大爷爷八十多岁时，每天还要喝两顿酒，午饭喝，晚饭喝，每次喝半斤。他年轻时能喝多少？谁也说不准。他对我讲过他自己的两次喝酒经历。一次是他出外为人诊病归来，在路上碰到一位朋友，朋友背着一坛酒，十二斤装，老秤。两人寒暄几句，坐下就喝。没有佐肴，正好路边有几棵野锥蒜，就掐着锥蒜叶儿当肴。搬着坛子，你咕嘟几口递给我，我咕嘟几口递给你，一会儿工夫，就把一坛酒咕嘟光了，那几棵野锥蒜还没吃完呢。然后抿嘴站起来，意犹未尽，拱手道别，各走各的，没事人一样。人均六斤白酒，老秤，竟然都没醉意，用现在的眼光看，简直就是海量了。而另一次，在邻村的一次酒宴上，他一眼看到对面而坐的竟是一位不共戴天的仇人，一杯酒饮罢，辞席而去，摇摇晃晃，感到烈火在脑子里燃烧，过了连结两村的小石桥，一头栽在村头的一个草垛边上，醉了整整一夜，醒来后看到一个车轮般大的红日冉冉升起，照耀着遍地霜雪。

后来我渐渐大了，必须下地干活换取自己的饭食，大爷爷家不能去泡了，学习中医的事也就罢休。父亲对我的不堪造就非常不满，但也无可奈何。因为食物不足，家庭里永远笼罩着阴沉的空气，所以我和哥哥姐姐们，除了吃饭、睡觉不得不回家外，其余的空闲时间几乎都泡在六叔家。六叔家当然也吃不饱穿不暖，但穷欢乐的气氛浓厚，村里那些颇有趣味的人，都是六叔家的常客，在那些漫漫的冬夜里，他们每晚必到。房子小，人挤，我的位置在墙角，与一株养在破水缸里瑟缩在墙角熬冬的夹竹桃紧挨着。屋子里永远不生火，脚冻得像猫咬着一样痛。一灯如豆，温暖地照耀着众人模模糊糊的脸。屋子里烟雾腾腾，这些乡村的口头小说家们你一段我一段地编织着奇闻怪事，有时也议论经济，有时也批评政治，最多的话题则是妖魔鬼怪和村中人的男女情事。有一夜晚，下着鹅毛大雪，众人照旧来了，不知是谁说：要是有壶酒就好了。没有酒，但每个人都在想象着雪夜饮酒的幸福情景。六叔灵机一动，拿出半瓶给猪打针消毒用的酒精（他是赤脚兽医）兑上一碗凉水，从咸菜缸里捞出一个白菜疙瘩当肴，便你一口我一口地喝起来。这件事在《酒国》里得到了表现，但喝瞎眼睛的事是没有的，大概我们摄入的甲醇量还没有达到伤害身体的程度。

到了八十年代，生活好转，喝酒已是常事。造酒是暴利行业，大大小小的酒厂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各种各样的酒造出来，散装的红薯干酒见不到了，所有的酒都是瓶装盒盛，而且包装越来越豪华。报章上不时揭露用工业酒精勾兑假酒喝坏了人的事件，读之令人心怵。假酒制造者遍布各地，手段卑劣，令人发指。大批的假酒制造者和销售者发了横财，被揭露者不过千万之一。即使被揭露了，也不过罚点款了事，这点罚金与他们牟取的暴利相比，根本不算什么。所以，更多的假酒制造者继续用他们的毒酒害人，许多地方的官员对形形色色的制假集团是姑息的甚至是庇护的，其背后的情景可以想象。其实何止是假酒呢？常有人戏言：除了假的是真假，其余的都是假的。好在我们被蒙骗惯了，人命又不珍贵，所以买了假货也就摇摇头，连愤怒的兴趣都日益淡漠了。近日来，正在掀起一个揭露假货的运动，但愿运动过去，不要恢复如初，甚至变本加厉。我在北京，为防止上当，轻易不买个体户的东西。因为这些人的东西真货不多。而且这些人大都怀揣利刃，弄不好就要捅人。但从报纸上看到，连堂皇的国营商店里也充斥着假货，不用说，进货的人发了财。看起来，泛滥成灾的造假和销假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现象，现象背后有深刻的背景，在腐败没得到有效遏制之前，假货永难灭绝。官员的腐败，是所有社会丑恶现象的根本原因。官员腐败问题得不到控制，制假卖假问题解决不了，社会风气堕落问题解决不了，环境污染问题解决不了。连那些濒临灭绝的珍稀动物，他们的天敌，也是腐败官员。

刺激了我的神经、触发了我的灵感，使我动笔写《酒国》的是一篇刊登在某家报刊的文章：《我曾是个陪酒员》。写这文章的是一位家庭出身不好，在念书时就被划为“右派”的人。他念的是中文，毕业后分到东北某矿山的子弟学校当教员，一直郁郁不得志，连个老婆也讨不到。有一次，开了工资之后，他买了八斤酒，想，索性醉死算了。他写了遗书，背着酒，进了山，找了片小树林，坐下，喝光了八斤酒，等死，但除了肚子发胀，别无不适之感。他这才明白自己是个永远喝不醉的人，于是放声大哭。学校的人发现了他的遗书，赶紧找到他，发现满地酒瓶，一人号啕。问他哭什么？他说原本想喝酒寻死，没想到毫无反应，这个月的工资也糟光了，因此悲从中来。众人哭笑不得。渐渐地他千杯不醉的声名传播了出去。有一天，矿山党委派员来考察他的酒量，他当着来人的面连灌三瓶烈性白酒，面不改色心不跳。于是他被调到矿山党委宣传部，具体工作是陪矿山的干部出席酒宴。从此后他如鱼得水，无数的来宾倒在他的面前。他是中文科班出身，编几句敬酒词儿那是小菜一碟，人又机灵，常常妙语连珠惊四座，深得领导宠爱。他走到街上，许多人都投过来敬仰的目光。临近的几家大企业想用重金把他挖过去，矿山决不放他。自然，老婆也讨到了，而且是本地区有名的美女。酒中自有黄金屋，酒中自有千钟粟，酒中自有颜如玉。

文章是这位饮酒的天才调回南方故乡后写的，字里行间充满痛定思痛的味道。如果他还在东北矿山工作，大概他也不会写这文章。

《酒国》动笔于一九八九年九月，原想写部五万字左右的中篇，但一写起来就没了遮拦。原想远避政治，只写酒，写这奇妙的液体与人类生活的关系。写起来才知晓这是不可能的。当今社会，喝酒已变成斗争，酒场变成了交易场，许多事情决定于觥筹交错之时。由酒场深入进去，便可发现这社会的全部奥秘。于是《酒国》便有了讽刺政治的意味，批判的小小刺芒也露了出来。

即便根据官方统计的数字，我们每年消耗的酒量也是惊人的。虽然禁止公费吃喝的明令再三颁布，但收效甚微，而且每整顿一次，便有一次疯狂的反弹。各种各样的斗酒方式应运而生。我与许多小官吏是朋友，也跟着他们喝了很多不花钱的酒，这也是腐败行为，我知道。我深深体会到，赴这种比赛酒量的宴席绝不是一件乐事，只要你还讲信义、好冲动，必定要被放倒，只有那些冷面冷心冷静的人，才能不被灌醉。而喝醉后的难受滋味，比感冒了难熬许多。我醉酒一次，脑筋要麻木起码一星期。但一上酒席，三杯下肚，便忘了先前的痛苦，总是像英雄一样豪饮，像狗熊一样醉倒。那些小官吏们，其实也想回家与家人一起吃饭，有兴时自随自便啜两盅，但他们身不由己。一方面他们因用公费吃喝、酒海肉山地挥霍浪费而被百姓诅咒，一方面他们又深受酒宴之苦。这大概是中国的一个独特矛盾。我想中国能够杜绝公费吃喝哪怕一年，省下的钱能修一条三峡大坝；能够杜绝公费吃喝三年，足可以让那些尚未脱贫的农民脱贫。这又是白日梦。能把月亮炸掉怕也不能把公费的酒宴取消，而这种现象一日不得到控制，百姓的口诽腹谤便一日不能止。

《酒国》中写了几位小官吏，我对他们表示了充分的理解与宽容。因为我深知，假若把我放在他们的位置上，我会跟他们一样。我经常想，能不能像朱元璋那样，把贪官污吏剥皮揎草，挂在公堂上，以警后任？我把这想法跟好友说，他们笑我幼稚。朱元璋剥皮揎草，也没制止王朝的腐败，我是太幼稚了。

当然，《酒国》首先是一部小说，最耗费我心力的并不是揭露和批判，而是为这小说寻找结构。目前这小说的结构，虽不能说是最好的，我自认为也是较好的了。语言也让我挖空心思。最好写的是酒后絮语，最难写的也是酒后絮语。如果读者能从这部书里读出一些不同于我过去作品之处，就使我欣然如醉了。

写到此处，这文章也该收尾了。但流连不忍离去，何故也？因为遗憾太多，过去五千年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几同一部酒的历史，酒成就了多少好事，也坏了多少好事。古人沉醉着，度过了多少峥嵘岁月，写出了多少辉煌诗篇，而我醉着酒，只写出了这冷眼文章。我想今后一定会有关于酒的巨著产生，我这《酒国》，不过是一声长啸而已，当有高啸如风者在后。

附注——

“苏门啸”，钱仲联注引《魏氏春秋》曰：“阮籍……尝游苏门山，有隐者莫知姓名，有竹实数斛，杵臼而已。籍闻而从之，论太古无为之道，论五帝三王之义，苏门先生修然曾不眄之。籍乃吟然长啸，韵响寥亮。苏门先生迴尔而笑。籍既降，先生喟然高啸，有如风音。”

长啸自谓不凡，更有高啸在后。

一九九二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