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最危险的和约
和战之争
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是金国和阿骨打收获最大的一年。
这一年正月，辽国发生了内乱，由于不满东京辽阳府留守萧保先的苛政，一位叫作高永昌的渤海人发动了一场出其不意的叛乱。[1]东京辽阳府原来属于渤海故地，是辽太祖阿保机用了二十多年才攻克的。虽然贵为五京之一，但契丹人和渤海人之间的矛盾仍然不时激化。
正月初一夜里，高永昌和十几个同伙喝醉了酒，带着刀翻过了府衙的围墙，来到了大厅。他们借口外面有人造反，前来汇报，直接向侍从询问东京留守的居处。高永昌找到东京留守，将他刺杀，然后逃走。
萧保先死后，当时恰好在辽阳府的户部使大公鼎和东京副守高清臣控制了局势，四处搜查作乱的渤海人，查到了数十人，将他们杀死。不幸的是，这些被杀的并不都有罪，有的只是在恐慌中被枉杀的。这件事传开后，更多的人加入了造反的队伍，附近的州县也出现了乱局。
初三这天，造反的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聚集在东京辽阳城外，大公鼎叫他们离开，但没有人听从。
初五时，城里终于乱了，有人乘风放火，有的偷开城门，大公鼎等人只好率领残部逃走。辽阳府落入了叛军之手。高永昌成了叛军的头目，自称大渤海皇帝，他乘机占领了辽东地区的五十多个州。
在中国的东北地区，生女真活动的范围在东北平原的北部，也就是现在的吉林和黑龙江一带，而南部的辽宁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阿骨打和他的大金国还无法染指。女真没有得到的土地，却被高永昌一次出其不意的叛乱拿到了手中。
高永昌唯一没有得到的地区，是位于现在辽宁沈阳的沈州。这里是辽国宰相张琳的家乡，皇帝派遣张琳亲自部署防守，才防止了高永昌得手。
五月份，就在张琳与高永昌鏖战时，突然传来消息，女真人应高永昌之请，于五月二十一前来助战，率领女真的是女真西南路都统阇母。
渤海人本来就是女真人的远亲，高永昌寻找帮手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张琳却以为这只是高永昌释放的假消息。
到了五月二十一那一天，女真人果真出现了。张琳被这出乎意料的帮手吓住了，只好逃走，沈州被女真人占领。
不过女真并没有把沈州交给高永昌，而是自己占领了。不仅这样，女真人击退了辽国燕王耶律淳的进攻后，还对高永昌发起了进攻，将他击败杀死。女真人的野心到这时展现无遗，他们不仅想要东北平原北部，还想获得整个东北平原，从而向辽国全境扩张。
经过辽国的这次叛乱，女真人乘人之危成了最终的胜利者。
女真的胜利曲折地传入了北宋的耳中，于是，主战派又开始跃跃欲试了。第二年（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初，边将不断地上报，说在宋辽边界处的易州（现河北省易县）出现了频繁的军事调动。主战派将之认定为辽国将要对北宋有所行动。
童贯也被皇帝从西北调回，开始准备应对北方的事态。[2]
童贯准备军事行动时，恰逢北宋财政处于一个花钱的高峰时期。就在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宋徽宗答谢道士给自己带来儿子的上清宝箓宫刚刚修建完毕，皇帝雄心勃勃地开始准备他一生中巨大工程的顶点——艮岳。
由于钱不够花，蔡京等人也在不断地给他开辟新的财源。就在公元1116年，在另一个宦官杨戬的帮助下，宋徽宗开始建立一个叫作公田所的机构。所谓公田，原本是指属于皇帝的田庄。在北宋初年，有不少田地是没有主的，但到了末年时，所有这些无主的田都已经被人耕种。宋徽宗时期，皇帝和大臣们突然开始打这些土地的主意，将它们化为公田，要求农民必须缴纳租金，也就是公田钱，才准予耕种。
不仅是公田钱，在丈量土地时也做了手脚。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宋徽宗为了多收钱，做过一次变革，将长度单位做了变更。之前人们使用普通的“尺”，但皇帝以符合礼仪为借口，将尺的单位缩小，推行“乐尺”。所谓乐尺，是根据礼乐的要求重新设计的长度单位，一乐尺比普通的尺稍小，结果按照普通尺计算出来的一亩，换算成乐尺的亩，就变成了1.08～1.09亩。通过单位换算，北宋的土地亩数就可以多出来8%以上，由于每亩的税率不变，从理论上，皇帝的税收就可以增加8%。
在缴纳公田钱时，也必须按照乐尺的亩来缴纳，更加重农民的负担。[3]
童贯负责北方事务时，人们为了讨好童贯，不断地将辽国的消息传到朝廷。有人透漏燕山以南的易州和霸州都有军事调动。[4]
童贯不断地催促皇帝赶快起兵。他不仅通知了河北地区的将帅做好准备，还动用了中央禁军。到了二月中旬，先头部队已经出发北上。经过占卜师的占卜，三月上旬的某个黄道吉日，成了大部队出发的日期。
但在出发前，皇帝却犹豫了。在几个月前，皇帝派出了一个外交使团去往辽国，正使是一位名叫陶悦的人，他的职务是司封员外郎，出发前皇帝又给了他太常少卿的头衔；副使是来自霸州的李邈。按照约定日期，这个使团已经接近回来的时候，宋徽宗下令童贯暂时不要发兵，而是等着外交使团回来后，再根据情况做最后的判断。
二月二十五，使团回来了。刚进国门就碰到了童贯，童贯让陶悦第二天先到自己府中汇报一下，再去找皇帝。[5]
第二天，陶悦准时来到了童贯的府邸。童贯首先问陶悦：“听说辽国已经准备入寇，对吗？”
陶悦对童贯的问题很吃惊，表示并没有看到辽国入侵的迹象。在路上，他们每天都按照计划行进，没有听说入侵，也没有被要求改变道路，一切都很正常。由于他们走的是宋辽之间的大道，如果辽国在做军事准备的话，他们在道上必然能看到。辽国如果不想让他们看见，会寻找借口请他们改走小路，免得和军队遇上。既然没有改道，在大道上也没有军事调动，就证明辽国并没有准备入侵。
童贯还不死心，说这只表明使者走的路上没有军事调动，其他地方也许已经调动了。
陶悦很不识趣，继续反驳，表示虽然听说女真和辽国在边境上有冲突，但燕山以南的内地一切正常，人们的耕作、生活都没有任何变化，也没有听说大批的军事行动。至于所谓霸州和易州的情况，也是子虚乌有的事情。总之，辽国是正常的。
如果按照陶悦的说法，辽国并没有针对北宋的军事行动，童贯就没有理由出兵。
童贯不死心，以威逼利诱的方式试图让陶悦改口，甚至侮辱他获得了辽国的好处。陶悦正色回答：“像我这样的读书人，怎么会因为对方的厚礼隐匿敌情呢！”[6]
童贯碰了一鼻子灰，只好作罢。第二天，使臣上奏皇帝，宋徽宗下诏，将已经出发的禁军召回，北伐之事暂时搁置了。
这一搁置就是好几年，直到五年后陶悦死了，北伐还没有踪影。
但北宋与女真的联系却在这段时间建立了起来。
三国的外交大竞争
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在苏州（现在辽宁大连金州）附近的海域，有两艘大船悄悄离岸，向着茫茫大海漂去。它们的目的地是高丽（今朝鲜），却由于海流的原因，漂到了北宋境内登州（山东半岛北端）附近的驰基岛，这里有宋军士兵驻扎。
从两艘船上下来二百多个人，为首的叫作高药师、曹孝才，以及僧人郎荣，其余的都是他们的亲属。
士兵们将来人送到了登州知州王师中处。由于朝廷主战派占了多数，皇帝将北方各地的官员都换成了主战派，王师中就是其中之一。
根据高药师的供述，他们来自辽国的苏州。那里已经被金兵占领，除了金兵之外，高永昌死后的溃军也退到了海岸上，北方已经一片大乱。
如今，苏、复（现辽宁瓦房店西北）、兴（现河北承德）、潘（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林口县）、同（现辽宁省开原市中固镇）、咸（现辽宁省开原市）诸州都已经被女真攻克了。这就意味着，从北宋到女真之间除了隔着大海，已经没有了辽国的阻碍。[7]
在更早的时候，女真人曾横穿渤海海峡，从苏州到登州（现山东半岛蓬莱）登岸，用马匹换取汉地的生活物资。但女真人这么走，大都是在辽国控制辽东半岛之前，随着辽国灭了渤海国，这条路就断绝了。高药师等人的到来，是海路重开之后的第一批。
七月初四，王师中将消息上奏给皇帝。皇帝与蔡京、童贯等人讨论后，令王师中派遣人手，由高药师带领，再次渡海，以买马的名义去见女真的头目，看有没有和女真联合攻打辽国的可能性。
王师中奉命逼迫高药师回辽东。不想到了八月初十[8]，高药师的船又回来了。原来，他们坐船远远地看到了北面的海岸，岸上站了很多士兵，他们不敢上岸，只好掉头回来，报告说女真不让他们北上，还差点杀了他们。
王师中将事情报告给皇帝，宋徽宗大怒，将高药师等人贬斥到边远之地。
但与金人联系的念头一旦唤醒，就不会再轻易消失。
重和元年（公元1118年），宋徽宗终于派出第一个正式使团前往女真的地界。
由于上一次的失败，宋徽宗命令童贯一定选择更加勇敢的人前往，童贯将任务再次派给了王师中，王师中选择了一位叫作马政的人。马政官封武义大夫，与他同行的还有平海指挥军员呼庆[9]，呼庆之所以入选，是因为他会说北方语言。和他们同去的有将校七人、兵员八十人，[10]带路的仍然是高药师和曹孝才。
同行的还有马政的儿子马扩。马扩在当年春天的春试中，刚刚通过了武科的殿试，被授予承节郎、京西北路武士教谕。
他们接受命令的时间是二月十八，[11]下海出发的日期是闰九月初六。[12]使团刚到渤海北岸，就被巡逻的人抓住。金兵由于从来没有听说过北宋使节，将物品全都夺走，数次想要杀害他们，马政和呼庆不停地解释，才让士兵相信他们是使节。金兵将他们绑起来，押送着走了十几个州，才到了阿骨打所在地阿芝川的来流河畔，这里距离他们的出发地已经三千里了。
阿骨打的助手是他的侄子粘罕（汉名完颜宗翰，金名粘没喝，但宋朝人习惯于称他为粘罕，或者称国相）和兀室，以及长子斡本。
在马政与儿子出使金国时，另一场外交竞争也在平行地进行。事实上，除了北宋与女真取得联系之外，女真的敌人辽国也在与它议和。
女真与辽国的议和始于金太祖收国三年（公元1117年），此时女真已经获得了辽国的东京辽阳，占据了东北的大片江山。一位叫作杨朴[13]的人给阿骨打出主意，说自古英雄开国，必须首先获得大国的册封。阿骨打派遣使者去辽国请求册封。辽国本来就损失了大片的土地，加上又出现了大规模饥荒，正想与女真议和，见对方使者来请求册封，立刻派遣了议和使前往。
重和元年（公元1118年），阿骨打接见马政前后，与辽国的谈判也处于紧锣密鼓之中。最初辽国派遣耶律奴哥作为议和使节，还没敢提册封。但此时耶律奴哥已经知道所谓“册封”并不是臣子向君主请求封赏，而是一个新君主让另一个老君主给自己加冕，承认他的优势地位。这可以从阿骨打提出的要求中看出来，阿骨打要求：辽国皇帝必须称阿骨打为兄长，同时，将辽国的上京、中京和兴中府都交给金国，再派遣亲王、公主、驸马、大臣子孙作为人质，并把之前的信符、往来信件等带有等级特征的物品都还给金国，方才能够谈议和。[14]
且不提其他的要求，只看金国对于土地的要求。如果辽国真的把上京、中京和兴中府（现辽宁省朝阳市）割让，就意味着辽国丧失了东北全境、北方草原地带，剩下的只有燕云十六州和西北方的沙漠地区，变成一个夹在宋金之间的小国家，随时会被灭亡。这样的条件等同于辽国向金国彻底投降。
耶律奴哥往返于辽金两地，又把金国使节胡突衮带到了辽国。阿骨打又提出了新条件：这一次不需要人质，也不再要上京和兴中府两个地方，同时还削减了辽国向女真的供奉。但是，辽国皇帝必须称呼阿骨打为兄长，并且用汉人的礼仪册封金国皇帝。
对于辽国天祚帝而言，这样的条件仍然是太苛刻了，双方因此处于僵持之中。
与辽国的坚持不同，北宋使者却似乎更加好说话。
马政使团的首要目的是建立联系，并没有制订具体的目标。阿骨打答应联合攻辽，使团的目的就达到了。接着是双方互派使者，制订具体的合作条款。
金太祖收国四年底，阿骨打留下了马政使团的六个人（史书留下了其中两人的名字：王美、刘亮）作为人质，又派遣了渤海人李善庆、熟女真散都、生女真勃达三人，带着礼物，与马政使团一道返程。
十二月初三，使团到达了登州。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春正月，他们回到了京城。金国使臣待了十余日，宋徽宗和蔡京等人商议，决定与金国联合进攻辽国。
不过仍然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比如，用什么礼节对待阿骨打？这个问题让皇帝和大臣们有些犯难。按照规矩，如果是平等的两国之间的交往，皇帝的书信应该称之为“国书”；如果是对下级，皇帝应该使用诏书。皇帝派遣马政和金国使臣一道回去，同去的还有副使赵有开，以及王师中的儿子忠训郎王瑰。赵有开建议，女真的体量只相当于中国的节度使，他们既然接受了契丹的封爵，自然也更加愿意接受大宋的封赏，所以用诏书就可以了。
皇帝征询金国使臣李善庆的意见，由于不懂礼仪，李善庆表示尊重皇帝的意思。于是，在给阿骨打的信中，皇帝用了诏书的格式。
使团出发后，赵有开到达登州后就得病死去了。恰好在这时，传来了金国与辽国议和的消息。这一年，辽国封金国国王阿骨打为东怀国皇帝。
当宋徽宗听说了这件事，就派人追上使团，让马政不要去了。只派呼庆将女真使者护送回国。
但北宋得到的消息是有误的，实际上，辽国虽然愿意封赏，但阿骨打未必愿意接受。一方面，他感觉这个称号太低了；另一方面，与北宋联合伐辽显然是更好的决策。
正当北宋使臣前往登州时，经过漫长的拉锯和七次出使，辽国终于答应了阿骨打的条件，于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三月派使者来到了阿骨打所在，同意册封阿骨打为东怀国皇帝。
阿骨打派遣受封使乌林答赞谟去辽国迎来了册表。但他随即发现，辽国的册封文件中并没有称他为兄长，在使用金国的名称时，没有加上“大”字，显得很轻慢。同时，东怀国的名号也让他感到很不舒服，因为“东怀”，就是“偏远的东部小国感怀大国的圣德”的意思。他拒绝了册封，还差一点腰斩了提议请求册封的杨朴。[15]
双方再次开始扯皮，辽国使节萧习泥烈和金国使节乌林答赞谟恢复了来回奔波。双方又因为各种小问题扯皮了一年，关系最终破裂。
从请求册封，到彻底拒绝，从金太祖收国三年到金太祖收国五年，这三年是阿骨打的关键期。起初，他还没有信心成为一代霸主，还想与辽国共存。正是马政等人的出使让阿骨打看到了彻底消灭辽国的希望，从此以灭辽为己任。
阿骨打与辽国扯皮时，还在等待着北宋使节回来，却只收到了金国使节归来而北宋使节未到的消息。阿骨打将一腔怒气发在了护送使节的呼庆头上。呼庆告诉阿骨打，一方面北宋使者意外病死，另一方面也是听说了辽金议和，宋徽宗才放弃了遣使。
阿骨打不听他的辩解，将他留置了六个月，才放他回去。[16]
送呼庆回去时，阿骨打告诉他：首先要求结盟的不是女真，而是北宋；女真已经获得了辽国的数州，本不需要联合北宋，之所以接受邀请，只是为了交朋友；但北宋不再遣使，只派一个低级官员来，不写国书，反而送了份诏书来，已经表明北宋在反悔了；反而是女真一直在遵守约定，甚至不惜拒绝了辽国的封赏。
阿骨打还安慰了呼庆：毁约的责任并不在呼庆，他也只是接受派遣来的；他希望呼庆回去后见到皇帝，转告宋徽宗如果想要继续结好，就尽早派人持国书前来谈判；如果只是带一份给臣下的诏书过来，那就不用谈了。
他还给宋徽宗写了一份简单的书信：契丹修好不成，请别遣使人。
海上之盟
阿骨打不知道的是，在北宋，主战派与主和派也在进行着激烈的交锋，到底谁占上风还不一定。几乎在同一时间，女真东面的高丽国派人来求医，宋徽宗派了两名医生去提供帮助。医生带回来的消息却是：高丽全国都在为战争做准备，他们认为女真是虎狼之国，必须赶快做准备。他们建议北宋皇帝千万不要和女真交往。
与此同时，一位叫作安尧臣的官员（他是前工部侍郎、兵部尚书、同知枢密院安惇的族子）上书表示反对与女真联合进攻辽国。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祸端，往往是从和平走向战争的那一刹那。北宋之所以不和契丹争燕云十六州，也是考虑用土地换和平。既然已经维持了上百年和平，一旦重启战端，往往会得不偿失，让原本已经疲惫的民间更加无法承受。
另外，辽国已经是一个开化、爱好和平的国家，与北宋是唇亡齿寒的关系，一旦辽国没有了，换成更加野蛮和勇猛的女真，那么北方就再也没有和平可言了。
宋徽宗最初同意了安尧臣的看法，还封了他一个承务郎的小官。但随后，在蔡京、童贯等人的主导下，皇帝再次偏向了战争。
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十二月二十六，呼庆离开了阿骨打营地，日夜兼程赶回宋境，从行之人甚至有冻掉手指的。第二年正月，呼庆赶回了京师，将阿骨打的书信传到。
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二月初四，宋徽宗再次向女真派去了使节。[17]这次派出的，就是当年童贯从辽国带回来的赵良嗣。赵良嗣的职务是中奉大夫、右文殿修撰，在宋朝已经待了快十年，当选择出使人选时，童贯再次想到了他。他的副使还是忠训郎王瑰。赵良嗣没有带任何皇帝的文书，但皇帝让他便宜行事，一定要签订有效力的和约。
马政的第一次出使主要是为了建立联系，赵良嗣出使的目的却更加明确，他显然更了解女真需要什么，事情的关节在哪里，他的出使也成了整个事件的转折点，也是宋金夹攻辽国的起始点。
三月二十六，赵良嗣从登州出海，经过了几个小岛，在四月十四到达苏州关下。他去的时候，恰好是女真兵分三路进攻辽国上京之时。赵良嗣从咸州出发，和阿骨打会于上京城外的青牛山，与女真大部队一起观看了进攻上京的经过。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辽国使臣萧习泥烈。
辽国天祚帝正在北方的胡图白山狩猎，听说后，派遣耶律白斯不等人率领三千兵马驰援。但阿骨打并没有把这当作大事，他对两位使臣说：“你们先看我怎么打仗，再决定该做什么。”
五月十三，女真的进攻从黎明开始，到了巳时（上午九点到十一点之间）就已经结束了，大将阇母首先攻克了外城，内城守将挞不野一看大事不好，立刻投降了。
女真的强悍给赵良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双方再次在龙岗相见时，赵良嗣立刻和阿骨打谈起了联合出兵的问题。
根据赵良嗣本人的回忆，他首先提出双方夹攻辽国，由于燕云等地是汉人的旧地，灭辽之后，双方分配辽国土地时，应当遵循的原则是：辽国的上京、中京和东京这些在燕山以外的土地都归金国，而南京析津府和西京大同府，以及附属的州县，应当归属于北宋。[18]
阿骨打同意了赵良嗣的要求。但他仍然摆了个架子，表示辽国已经被金国击败，原则上，辽国的土地都是金国的，但为了感谢南朝皇帝的好意，且燕州又本是汉地，所以同意把燕云交给宋朝。
不过，由于攻打城池时不免首先要占领，对于应该交割给南朝的土地，金国可能会先占领一段时间，一旦完成灭辽任务，就引兵离去。
双方进一步确认，在联合灭辽时，北宋的兵马先攻打南京析津府，而金国则从北方绕道去攻打西京大同府。
由于上次宋徽宗听说女真要和辽国议和，就把马政召回去了。为了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赵良嗣专门要求，金国和北宋都不得单独与辽国议和。他这样做，实际上是防备金国的做法，但到后来，却由于宋徽宗试图联合辽国残部，反而成了金国进攻北宋的借口之一。
在谈判的空隙，双方吃过饭一起游览了上京府，参观了辽国的宫殿。阿骨打与宋使骑马并肩从西偏门入，经过各大殿，最后在延河楼饮酒作乐。心潮澎湃的赵良嗣感到上百年的耻辱正在自己的手中消解，他写了一首诗来纪念这次议和：“建国旧碑胡日暗，兴王故地（契丹起家之地）野风干。回头笑谓王公子（指他的副手王瑰），骑马随军上五銮。”
作完诗，双方继续谈判，这就遇到了一个关键点：北宋到底要出多少钱，才能获得这个合作伙伴？
赵良嗣最早提出，给金国三十万岁币，换取与金国的和平共处。阿骨打却说：辽国没有割让燕云之地，北宋每年还要支付五十万给他们；金国把燕云还给北宋，只能获得三十万，这很不公平。经过讨价还价，最终决定每年也给女真五十万（其中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相当于把给辽国的岁币转给金国。
谈判快结束时，赵良嗣特意强调了几个问题：第一，西京云州（大同）也是汉地，必须和燕州一起交付给北宋。阿骨打同意了，表示金国出兵西京，只是为了擒获辽国皇帝，只要擒拿了阿适（辽帝小名），就把西京给宋朝。
接下来赵良嗣要争取的是一块土地。在现在北京以东的河北地区，有三个州，分别叫作营州、平州、滦州，这三个州和其他州不同，不是在后晋时期石敬瑭割让给契丹的，而是在更早期就已经归属了契丹。赵良嗣想把这三个州也争取过来。但这一次，他失败了。女真大臣高庆裔告诉他，他们讨论的是燕地，这几个州都自成一路，不在讨论范围内。
即便没有争取到营平滦三州，但作为一个使臣，赵良嗣已经做得非常完美。
在他离开之前，与阿骨打约定：女真军队在当年八月初九开始进攻西京，北宋也在同时进攻南京；如果北宋需要金国帮助夹攻南京，那么金国应该选择从平州松林前往南京东北的古北口的路线，而北宋选择从宋辽边界附近的雄州前往白沟的进攻路线。
双方还约定：只有宋军按时抵达，并配合夹攻，和约才成立，否则和约就作废。这一点，也成了日后金国在交割中刁难宋朝的借口之一。
阿骨打派遣二百骑兵护送宋使离开，但当赵良嗣过了铁州，阿骨打突然又派兵把他们追了回去。原来金国内部发生了牛瘟，影响到了军事规划，很难按照约定在八月初九发起进攻，因此改到第二年再发动进攻。从阿骨打如此周折地改期，也可以看出他们对于此次约定是非常重视的。这一点与之后宋朝屡次玩弄协议内容形成鲜明的对比。
第二次离开时，赵良嗣再次强调了几点：第一，南北夹攻时，金军主要进攻西京，在南京方面，为了避免两军误伤，北兵先不要过松亭、古北、榆关（也就是燕山山脉）之南；第二，这个界限到时也可调整，但必须双方同意之后再调；第三，不准单独与契丹讲和；第四，西京主要由女真负责进攻，但距离北宋更近的蔚州、应州、朔州，北宋可以进攻（女真并没有答应这一条，只说有待讨论）；第五，交割城池时不得收取赎地费；第六，完成交割后，在榆关以东设立市场，满足双方的商品交流。
在送宋使回去之前，女真还专门把俘虏的一位辽国官员（盐铁使苏寿吉）交给了赵良嗣，因为苏寿吉是燕地人，既然燕地要交还给宋朝，苏寿吉就应该送给宋朝处理。马政出使时留下的六个人质也被准许回去。
历史甚至留下了两国往来的文字。阿骨打让使臣带给宋徽宗的信件，经过简化，大意为：
大金皇帝谨致书于大宋皇帝阙下：盖缘素昧，未致礼容，酌以权宜，交驰使传。赵良嗣等言，燕京（注意，国书上只写了燕京，没有写西京）本是汉地，若许复旧，将自来与契丹银绢转交。虽无国信，谅不妄言。若将来贵朝不为夹攻，即不依得已许为定，具形弊幅，冀谅鄙悰。[19]
另外，阿骨打还特意提出，虽然转交燕地，但如果是因为最近打仗从其他地区跑到燕地避难的人民，并不能归属北宋，必须送还给金国。
女真由于人口稀少，一直对人口问题给予最高级别的重视，打仗的目的除了掠夺财物之外，就是掠夺人口。他们很明白，只有人口迅速增加，才能带来更强的国力。
宋朝皇帝后来的回信大略是：
大宋皇帝谨致书于大金皇帝：远承信介，特示函书，致讨契丹，逖闻为慰。确示同心之好，共图问罪之师。诚意不渝，义当如约。已差童贯勒兵相应，彼此兵不得过关。岁币依与契丹旧数，仍约毋听契丹讲和。[20]
另外，宋徽宗也确认了女真拥有索回逃亡人民的权力。
赵良嗣此次任务完成得非常圆满，但随着时间的迁移，许多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和约也成了北宋的紧箍咒和女真人不断指责北宋违约的依据。
另外，双方对于和约的关注焦点也是不同的。阿骨打关注的焦点有两个：第一，北宋给辽国的岁币必须转移给金国；第二，双方约定夹攻辽国，但如果北宋没有按照约定完成夹攻，那么所有的协议都作废。
北宋关注的焦点却是另外两点：第一，金国不得与辽国讲和；第二，金国在夹攻辽国燕京时，不得越界，以免抢了北宋的果实。
两者关注的焦点又是有矛盾的。比如，如果在攻打燕京时，金国兵马先到了，按照北宋的观点，金国必须等待在边界之外，不能单独进攻燕京。等北宋的兵马从南面逼近之后，才能相约夹攻。可是按照女真的观点，一旦北宋兵马没有赶到，就是没有按照约定完成夹攻，那么所有的条约作废，女真可以单独进攻燕京，也不用将战果移交给北宋。
这样的理解在另一份文件中看得更加清楚。在以金朝观点记录的文献集《大金吊伐录》里，第一篇文字就载明了阿骨打当初谈判合约时的看法。其中写到，按照金人的理解，双方的和约意思是：夹攻燕西二京（现在的北京和大同，当时的燕云地区），随得者取地。[21]意思就是，只要有实力，就一起夹攻，如果没有实力攻克，也就没有资格获得土地。
女真人的看法更符合人之常情，相约夹攻并不保证北宋获得土地，只有能够打胜仗才可以。日后，双方的焦点就放在了谁更有资格获得土地，以及北宋要出多少补偿上。
赵良嗣离开时，金人还专门叮嘱他，这一次不要再耍花招，不要搞小动作，双方都必须遵守约定，回去后请北宋皇帝早日批准和约。
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七月初六，赵良嗣返程。与他一同的还有金国大使锡剌曷鲁勃堇，以及副使大迪乌高随。两位使者带着国书，与赵良嗣于九月初四来到了北宋首都的国门。皇帝将他们当作新罗人接见，以掩人耳目。
九月十八，皇帝写好了回信，请金国使者启程，与金使同行的是北宋使者马政和他的儿子马扩。
皇帝给阿骨打的信比较简单，其大意在上面已经引用。但由于双方的信件都过于简单，有许多细节没有说清楚，宋徽宗又专门写了一个事目（备忘录）交给马政，在事目中，他列举了一些没有在双方国书上写明，却必须弄清的事。比如，赵良嗣虽然与阿骨打口头约定，所谓的燕地也包括了西京的大同一带，但国书上写的只是燕地，是否包括西京，需要再次找阿骨打确认。
日后来看，这个事目的重要性远远高于国书，将双方关注的焦点都摆了出来。
宋徽宗的事目一共列举了三件事，如下：[22]
第一，燕京一带必须包括西京在内。因为阿骨打曾经口头上告诉赵良嗣，他对西京不感兴趣，攻打西京只是为了抓住辽国皇帝。一旦抓到了，西京就没用了，到时北宋愿意拿去就拿去吧。
北宋所谓的燕云十六州从地理上说，包含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燕京及其从属的州，这些州都位于燕山以南和太行山以东[23]，是和北宋联系最紧密的州，也称山前诸州。阿骨打在国书里已经毫无疑义地许诺，只要北宋夹攻，女真不会与北宋争夺山前诸州。山前诸州包括燕州、涿州、易州、檀州、顺州。
第二部分是西京以及从属的州，这些州位于燕山以北或者太行山以西，也称山后诸州。包括云州、寰州、应州、朔州、蔚州、妫州、儒州、新州、武州。这些州是由金人负责进攻。按照赵良嗣的说法，阿骨打已经在口头上许诺给北宋了，只要拿到了辽国皇帝，就还给北宋。这些州里又有三个州距离北宋更近，分别是蔚州、应州、朔州。赵良嗣希望由北宋来进攻三州，金人没有表示可否，只说可以进一步讨论。宋徽宗希望马政能够和女真落实这三个州由北宋攻打。
第三部分是单独的，早期丢掉的营州、平州、滦州三个州。这三个州女真从头到尾都没有答应。宋徽宗也忘了谈三州的事，或者想当然地认为它们应该包括在燕地这个概念里。这一点，也成了后来双方争论的焦点之一。
宋徽宗备忘录里的第二条，是声明一下，之所以同意给金国这么多岁币（与辽国等价），必然是将西京及从属州包括在内，才能给到这么高。如果不包括，自然也不会给这么多。
第三条，宋徽宗怕女真人耍滑，专门提到所谓夹攻，必须是北宋出兵燕京和蔚州、应州和朔州的同时，金军也攻打西京。如果金军耍赖没有攻打，或者没有赶到，北宋没有义务遵守条约。他要求马政此行带回双方夹攻的确切日期，双方好做准备。
皇帝的备忘录已经将所有的模糊点都一一列出（除了忘列营平滦三州），如果马政此去能够将所有这些细节敲定，双方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夹攻辽国了。
但在这时，事情起了变化。这不是一方出了问题，而是双方都感觉无法守约了……
【注释】
[1] 参考《契丹国志·天祚皇帝上》。
[2] 参考《皇朝编年纲目备要》。
[3] 参考《皇朝编年纲目备要》。
[4] 《使北录》：“贯又云：‘已有人据易州……今已围霸州……’”
[5] 《使北录》，由《奉使辽金行程录》从《三朝北盟会编》中辑出。
[6] 《使北录》：“悦辈士人，岂以礼数稍厚，遂隐虏情也！”
[7] 参考《三朝北盟会编》。
[8]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徽宗·政和七年》：“丁丑，高药师等兵船至海北，适遇女真逻者，不敢前，复回青州，称已入蓟州界，女真不纳，几为逻者所杀。”该书同时指出，另有记载高药师第二年正月初三回。
[9] 《三朝北盟会编》等书记为呼延庆。
[10] 参考《三朝北盟会编》。
[11] 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三朝北盟会编》记载为四月二十七。
[12] 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三朝北盟会编》记载为九月初九。
[13] 参考《契丹国志》《三朝北盟会编》《皇朝编年纲目备要》。
[14] 参考《宋史纪事本末》。另据汪藻《裔夷谋夏录》，阿骨打提出了十大要求，从礼制到割地，到要求得到北宋岁币的一半。
[15] 参考《裔夷谋夏录》。
[16]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17]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18] 参考《燕云奉使录》。
[19] 《续资治通鉴长编史补》引《续宋编年资治通鉴》。
[20] 以上两篇文章都是简版，更完整的版本在《三朝北盟会编》中有记载。
[21] 参考《大金吊伐录校补》。
[22] 《三朝北盟会编》，根据《大金吊伐录校释》引用。
[23] 燕山和太行山是中原和北边的天然分界线，如果北宋越过这道界限，就更有利于保护中原，甚至对北方民族形成威胁，所以宋金的争论焦点会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