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民族主义观之得失

蒋介石民族主义观之得失*

研究现代史上的中国民族主义问题，蒋介石是绕不开的，蒋所处的年代内忧外患，战乱不已，蒋究竟以何种思想应对局势，其成败得失如何，颇值得研究。

一般对于民族主义的理解，包含以下两条基本要义：

一、对国家领土主权的维护；

二、对民族传统基本价值的坚持。

今天来议论蒋的民族主义，也以这两条来做为评判的依据。

一、蒋的思想资源以中国传统为主；

二、他的民族主义是防御性的，涉及政治、文化与种族。

在几十年间，作为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他以中国传统思想为依靠，应对极其复杂的内外形势，不管所处的20世纪各种思潮学说如何花样翻新，蒋自己坚定不移的信条就是《大学》中的三大纲领、八项条目。蒋说：

《大学》这部书，将一切做人做事的道理，都包罗无遗，发挥尽致。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就是《大学》的三大纲领。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大学》的八项条目。由内在的道智之修养，到外发的事业之完成，为一贯不断进取开展的过程，可说是本末兼赅、体用合一、修己治人、明体达用之道。[1]

他进而认为，大之救国救民，小之个人的道德提高，只要抓住这些就可以了。

蒋非常感叹：这么好的思想，“中国不能用，所以中国国家如此衰弱，民族如此堕落，几乎在世界中成了一个落伍者”。[2]

原先以为蒋就是说说而已，近年来蒋日记解密，始知蒋真是宋明儒学的信徒，他就说过，他从“八岁时读大学中庸，九岁读毕四子之书。在十八岁的时候，大学中庸不知道念过多少遍，但是并不知道其中道理的重要，甚至因为革命思想发达，以为这些陈腐的东西，完全无用。直到二十八岁的时候，听到总理说大学中庸的重点，自己还不甚注意。到了三十八岁，自己一切阅历经验增加了，再拿这部书来研究，才觉得真是重要，差不多一切做人做事的实践道理，统统在内。以后至少每年看一遍，愈看愈觉得其中有无限的道理，无穷的奥蕴。直到四十八岁……自己深觉有得于心，可以自信”。[3]

可见，他除了是行动家，还是一位道学家！随手翻翻稿本，这类言论不胜枚举：1934年5月22日，蒋记：“立国之本在于修身，建国之方在于由小而大，由近而远也。”[4]

蒋毕竟是政治人物，不是学问家，他要解决面临的问题。站在他的角度，中国在那个时代有两大问题：

外患是日本；

“内患”—蒋认为是共产党。

蒋开出的药方还是：振兴中国固有文化。

对日本：

1932年5月，蒋氏在一次讲演中称阳明心学为中国的立国精神。他说：“要知道日本所以致强的原因，不是得力于欧美的科学，而是得力于中国的哲学。他们日本自立国以来，举国上下，普遍学我们中国的是什么？就是中国的儒道，而儒道中最得力的，就是中国王阳明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哲学。他们窃取‘致良知’哲学的唾馀，便改造了衰弱萎靡的日本，统一了支离破碎的封建国家，竟成功了一个今日称霸的民族。我们中国人自己忘了自己的立国精神，抛弃了自己固有最良的武器……以后我们要复兴中国，抵抗日本，完成革命……就是要把复兴中国，抵抗日本的紧要武器，拿住在我们手里。”[5]

对中共：

“我们今天对共产党的斗争，乃是文化与思想的斗争，在文化上的基本政策，是恢复民族的精神，发扬人类固有的德性；在思想上，着重心性修养与公众道德之协调一贯、良知良能的启迪，与心、物、群、己关系的调和。其精义是‘心物一体、知行一体’，我们既不偏于唯物，也不偏于唯心，对事物的观察，是物质与精神并重；对人生的理解，是思惟与存在合一。”[6]

其成效究竟如何，要结合历史事实来评价，先说外交方面。

蒋所处的时代，列强环视中国，最主要的是面对日本侵华、苏俄压力，英美对华也是各有企图。蒋自知中国为弱国，青年时代在日本办《军声》杂志，提出对中国最大威胁的国家是日、俄、英，应特别关注西藏、满蒙。

1928年，“济南惨案”，蒋采取“不抵抗主义”，“忍辱负重”，给他留下深重的耻辱。1931年，“攘外必先安内”，但时时受到日本巨大的压力，蒋在安内攘外时期，压抑不住强烈的反日爱国立场。1934年5月20日，他在南昌飞机场就任航委会委员长的训词：“外国人是人，我们亦复是人，为什么我们有飞机、有海军、有陆军，而不能抵御人家，而人家飞机可以随便飞到中国领空内抛炸弹，他们的兵舰也可以随便开到我们的领海和内河耀武扬威，陆军要进占我们什么地方就进占什么地方，简直不当作中国是一个国家，不当作中国人是一个人，所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任凭人家予取予求，生杀予夺。”[7]

蒋所说的欺负中国的外国，就是日本。

1933年5月14日，蒋记曰：“闻古北口新门岭死伤之大，为之魂惊魄悸，悲愤填膺，恨不能离赣北上，亲赴前线，与共生死也。”[8]

他在给陈济棠的电报中，提醒陈注意日本在华南的侵略和挑衅，蒋说，日本“用高压手段一举逼我屈服。最低限度，必欲消除我全国反抗之气焰，除陆续调兵增援，压迫关内，企图占领黄河流域，扶植反国民党之新政权，以资为傀儡外，全国中如武汉、广东、福建为反日论之已达最高潮者，其随时寻衅示威自在意中。”[9]

1934年5月3日，济南惨案六周年，蒋在日记中写道：“此日此时乃六年前余在济南被倭寇压迫包围身受国耻之初也。今尚何如？可不自勉自强乎？又曰：当誓洗涤此耻。此耻一日不洗，则此心一日不能忘。”[10]

1934年5月19日，蒋见了一日本人，记曰：“倭人之卑劣行动，令人无不生厌，西人称，倭人男子皆有侦探特性，妇人皆带妓女特性。至今益征其言不诬也。”[11]可见他对日本的愤恨有多么强烈。

1934年10月，蒋提出：“中小学教育，应在各中小课程中激励学生之民族意识。”[12]

1934年10月10日，蒋记曰：“身为统帅，而不能报复国仇，何以对此国庆日，何以对先烈与国父在天之灵也。”[13]

1934年10月15日，蒋在西安演讲：“你看我们的祖先是何等的伟大，我们的历史是何等的光荣。但是到了现在，内患纷至沓来，国家已陷于危险存亡的境地。不仅不足与各国并驾齐驱而独立生存于世界，并且连第三等的国家的地位也做不到。而且要列在次殖民地的地位，随时有被灭亡的可能，这是何等的耻辱，何等的悲痛。”[14]

对苏联：蒋对苏在中国的扩张抱有警惕心，但希望拉苏牵制日本。

对苏，蒋曾一度判断失误，1933年5月15日记：“苏俄对日，因五年计划关系，有让步意，惟出让中东路尚无实现可能。”[15]

给陈济棠电云：“倭寇乘欧美列强忙于对付德国，自救经济之恐慌，苏俄复忍辱逼战，专心完成起第二个五年计划，不能亦不敢干涉远东问题之时机。”[16]

但是随着苏日为出售中东路加紧联系，蒋对苏的态度有重要变化，在其日记中，把倭俄一提并论，常思量对“倭俄策略”。

1943年，苏侵新疆阿拉山口，蒋抗议，后苏收敛在新疆的扩张，压蒋在外蒙问题上让步。

战后蒋对苏犯的一大错误，是为了表明对美友谊而拒绝访苏，而失去了与斯大林博弈的机会。

对英美：联英美以制日，但也防英染指中国权益，蒋有时在内部还大骂英帝国主义。蒋在1951年骂英，他说：中国人所恶者乃英人在亚洲殖民，以不平等待黄人耳。[17]他还说，英对中华民国国民革命的力量特别仇视。[18]同时担心美牺牲中国，私下对美有尖锐的批评，批美辱华，侵华权益。1951年7月26日日记中记：美国以美援要挟，要蒋的军、经做不合理的紧缩，“悲愤忧伤，竟至夜梦泣醒，此种污辱刺激实为近年来未有之现象”。[19]蒋并大骂美驻台顾问团欲谋台之军、财统治权，是新殖民主义，有“控制黄种之狂妄野心”。[20]

总结起来：在远东和亚洲，蒋完全不起主导作用或主要作用，对几个大国，无能为力，受制于列强，只能因势利导，尽量保卫中国的权宜。

对内部，蒋用“新传统”整合中国，所谓“新传统”，就是大量吸取传统价值和元素，对三民主义进行新解释，服务于现实的政治目标。

一、以国民党为中心，走军政、训政、宪政之建国三阶段道路，其实质是维护国民党一党专政。蒋政权类似于凯末尔式的民族主义政权，但蒋在文化方面非常传统，较凯末尔保守。蒋是软弱的独裁者，所以社会仍保有很大的自由空间。

二、蒋也建立了新的行政、军事和经济管理机构，有其成功方面（在大陆时代，初步网罗技术官僚，在抗战中动员民众，举国一致），更有其失败之处（任用亲信和亲戚，忽视社会基层改革，没能建成有效率的廉洁政府等）。

蒋的悖论：

对军阀，国民党是新的，故胜之。

对共产党，国民党是旧的。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在30年代被儒学化，蒋说的那一套，过于空疏，绝难对付共产党，思想制高点被中共占领。

对社会：只吸引了民族派知识分子，自由派游离在外，左派另有旗帜。

对普罗大众、对社会底层，没有关怀，没有改革措施，就是空话。他在1934年10月说道：湖北“匪区”收复后，“要办集团农场，试行最新耕作及管理方法”，[21]可谓言不及义。

这里还要讲一讲蒋的民族观：

五族共和，此“族”或为种族，也是民族，故有汉、满、蒙、回、藏。

坚持省治：绥远、新疆、西康、青海。

不设省治的，归蒙藏委员会，由行政院辖，笼络上层人士，警惕英帝国主义，但力不能逮，对于边疆地区，采安抚政策，尽量优容宽厚。

对小民族不关心，不尊重，蒋在日记骂龙云是未开化的猡猡。

对新疆：1943年前，国民政府力量不能进入新疆。但蒋也多有关怀，1934年5月31日，电告新疆建设厅长：“新省僻处西陲，频经劫难，建设落后，民生凋敝，甚盼开辟交通，促进生产，实事求是，努力以赴。则以新疆蕴藏之富，固不难数年之间，蔚为殷阜耳，以增厚国力，充实边疆。”[22]

1934年，中国驻苏公使馆官员戈公振在中亚考察，给国内电报，汇报中苏边界苏方境内赶修通往伊犁的道路，还言及归化军的动向，并说留在中亚的东北军中不少思想激烈，“强邻进逼随时有为人工具之可能”。戈向中央建议，全力改善陕甘交通，早与新疆恢复商务，“经济上有联系，斯情感自能密切，派教育专家和师范生入新服务，奖励新省优秀子弟赴京沪求学，以启民智”等等。蒋阅读后批示：“最可注意者为二：俄人筑路，俄拟遣送入新之义勇军，而驻俄各馆均无报告，非其知识不足，即办事不敏，益感新边各馆改组之迫切。蒋电汪院长，戈报告均关重要，望妥为规划实行。”[23]

苏德战争后，蒋开始考虑解决新疆问题：一、派吴忠信考察西北；二、1942年，派其两子去大西北考察三个月，也是为解决新疆问题探路；三、本人考察西北，到了甘、新交界的地方，当时都没有对外宣传。

1943年盛世才归顺重庆后，中央军入疆，把新疆从苏联势力中解脱出来。

中央办过训练班，培训民族青年，也是笼络上层的路线。

对外蒙和西藏，蒋有所坚持，但也有判断上的严重失误。1934年5月6日，蒋在日记中曰：“对满蒙藏于此十年内为其自治试验之期，如于此期间，果能自强自治，不为外族所侵占压迫，则准其完全自治。但其土地仍属中华民国，而其人民意志则完全自由也。此略果能行乎？”[24]

自治的前提：不为外族侵占压迫。此应指外国帝国主义。

蒋还致电何键：“请再代购左文襄全集，须大字木刻装有木箱者”，乃是“为研究边疆问题之资”。[25]

在1945年8月20日的日记上，蒋介石是这么写的：“关于外蒙独立与西藏自治二事，乃为我党革命与我国盛衰最大问题之一，按照民族自决与民族主义原则，以及国际之现状及利害种种而论，则当断然允许外蒙之独立、扶植西藏之自治。此一政策之转变与决定，乃为存亡盛衰之枢机，余应独负其责，功罪毁誉自当置之度外，在所不计也。”换言之，蒋是基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自决与民族主义）、国际现状与利害（与美英同盟关系以及需要苏俄出兵）等原因，做出“允许外蒙独立与扶植西藏自治”之决定。

在蒋的观念中，西藏自治就等于西藏独立，因此，8月18日他告诉国府参政议员“对西藏亦要扶持其独立”，使与会者“莫不现出惊骇之色”。那么蒋是否真的支持西藏独立呢？当天的日记蒋有清楚的说明，蒋写道：“彼等实不知政治与革命为何物，余信西藏对余此一宣言之发表，今后不仅不受英人之教唆，而且不愿再要求其独立矣。此种心理之妙运，非智者不能明断其蕴奥也。”但他还是对大感惊骇的参政议员“直道解慰，告其余对此一大问题之决断与处置，于心甚安也”。

蒋介石还能够心安，乃因当时西藏实际上是受英国控制，国民政府纵使反对其独立，亦无能改变现状，且将反招西藏之反抗。相反地，倘赞成西藏独立（自治），则或许西藏“今后不仅不受英人之教唆，而且不愿再要求其独立矣”。这是蒋的欲擒故纵之计，在当时的环境下或许是不得已的办法，也是蒋的想当然。

小结：

蒋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或受挫折的民族主义者，不仅是他个人的受挫，也是那个年代中国在列强压力下的受挫。蒋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尽了最大的努力，取得重大成就。

一、1929年，改订新约；1943年，列强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1945年，领导抗战胜利，中国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二、1943年，新疆回归中央。蒋对盛有安排，为农林部长，派张治中宣慰新疆。

三、收回台湾，在重庆笼络“半山”，为台湾回归准备人材，如谢东闵、连震东、黄国书、黄朝琴、吴三连等。

四、运用传统价值于民族复兴的动员，对知识分子较为尊重和礼遇，如对胡适、冯友兰、马一浮、贺麟、竺可桢等。

不足的方面：

蒋受到他的出身、教育以及时代背景等限制，所作所为有比较浓厚的传统色彩，他无力创造新叙述，尤其融合西方价值创造新概念的能力薄弱。蒋很早就知道运用民族主义资源以复兴国家，但资源贫乏，说来说去就是：礼义廉耻，四维八德，用之于“剿共”，也用之于“新生活运动”，没有注入时代性的新内容，甚至提出以传统“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来治军和整军，表现出与时代脱节的严重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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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7月20日在香港理工大学“中欧论坛”上的发言。

[1]蒋介石著、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第85页。

[2]《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第665页。

[3]王觉源：《力行哲学引义》，台北：正中书局，1986年，第132—133页。

[4]《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以下简称“事略稿本”），第26卷，台北“国史馆”，2006年，第185页。

[5]《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第628—629页。

[6]《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二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1894页。

[7]《事略稿本》第26卷，第142—143页。

[8]《事略稿本》第22卷，台北“国史馆”，2005年，第199页。

[9]《事略稿本》第22卷，212页。

[10]《事略稿本》第26卷，16页。

[11]《事略稿本》第26卷，140页。

[12]《事略稿本》第28卷，台北“国史馆”，2007年，第223页。

[13]《事略稿本》第28卷，257—258页。

[14]《事略稿本》第28卷，277—278页。

[15]《事略稿本》第20卷，台北“国史馆”，2005年，第209页。

[16]《事略稿本》第20卷，第211—212页。

[17]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以下简称“长稿初编”），卷十，台北：中政教基金会，2003年，第195页。

[18]《长稿初编》卷十，198页。

[19]《长稿初编》卷十，235页。

[20]《长稿初编》卷十，241页。

[21]《事略稿本》第28卷，223页。

[22]《事略稿本》第26卷，第209—210页。

[23]《事略稿本》第26卷，第139—140页。

[24]《事略稿本》第26卷，28页。

[25]《事略稿本》第26卷，第69—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