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荣禄与武卫军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政变以后，慈禧为对荣禄与袁世凯酬功，给以优厚的“恩遇”。八月初十日，荣禄奉命晋京，商讨政事，乃命袁世凯暂行护理直隶总督及北洋大臣事务[108]。十三日，荣禄被任命为军机大臣，补授裕禄为直隶总督，兼充办理通商事务北洋大臣，但在上谕中特别著明：“所有北洋各军，仍归荣禄节制，并著裕禄帮办”。二十六日，又颁一道上谕，对荣禄的军权作了进一步的明确，上谕中说：
现当时事艰难，以练兵为第一要务，是以特简荣禄为钦差大臣，所有提督宋庆所部毅军，候补侍郎袁世凯所部新建陆军以及北洋各军，悉归荣禄节制，以一事权。该大臣务当统率有方，认真督练，随时稽复，毋稍疏懈，俾各军悉成劲旅，用副朝廷整饬戎行至意。[109]
至此，清政府的军政大权，集于荣禄一身，荣禄的权势炙手可热，这就不能不引起袁世凯进一步投靠荣禄以谋求更大利禄的欲念。袁世凯遂以驻直隶的毅、甘、武毅、新建陆军四军互不统属，不能联络一气为理由，建议合编为武卫军，由荣禄统领，并由荣禄另募万人作为亲兵。十月，荣禄在实际的政争中也认识到军事实力的重要，于是决心把自己统率的几个军编练成武卫军。武卫军分前、后、左、右、中五个军。中军招募八旗旗丁1万人，组成后，驻扎北京南郊的南苑，由荣禄兼领。前军是直隶提督聂士成的武毅军，驻扎在天津附近的芦台，兼顾大沽、北塘，扼守北洋门户，兵额约有1.3万人，受到德国洋员的训练，武器装备也较好，只是军纪较差。后军为甘肃提督董福祥统率的甘军，多数为回民，约有1万人，驻扎蓟州，并担任通州一带防务。左军为四川提督宋庆统率的毅军，实际兵额约有万人，驻扎山海关内外，以防东路。袁世凯的新建陆军被编入“武卫右军”，名为7000人，实际上已由荣禄允准增募3000人，共有万人，是五支军队中最好的一支，驻防天津小站，扼西南要道。
武卫军的组织与军需机构模仿袁的新建陆军，根据德国制度而又作了某些改变。它的营制是，五军中的各军均各有八营——5个步兵营，另加骑兵、炮兵和工兵各1营。另外，每军还附设一训练营。每营有250人为一队的4个队，不过据说仅袁世凯的右军和荣禄的中军才照此编制。其他单位的绝大部分都保存着它们的老机构。由于新军现有的武器和军用物资不足，特令江南机器局拨给新式快枪3000支和一些快炮[110]。
武卫军不仅是一个特为保卫京畿和慈禧的中央集权而建立的兵团，而且它和地方军队不同，是由户部供给给养的。它的根据是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二十四日慈禧特发的“懿旨”，其中说：
所请将提督宋庆等所部，分为左右前后四军，扼要驻扎，布置尚属周妥。其自请另募中军万人，择地安营，督率训练，均著准行。所有新军饷项，除将添练新建陆军饷银四十万两拨充外，不敷之数，准由各省拨解福建船厂经费项下动用。至宋庆等各军，拱卫近畿，所关至重，必使饷需无缺，方足以资饱腾。着户部仍按前指拨的款，严催各省关迅即如额协解，倘有任意延宕拖欠，即由该大臣指名严参。北洋、淮、练各军合计尚有三万余人，若任其窳惰，以有用之饷，养无用之兵，殊为可惜，即著裕禄体察情形，认真裁并，仍归荣禄督饬操练，随时调遣。现当时事艰难，以练兵为第一要务，该大臣责无旁贷，务当实心讲求，俾各军悉成劲旅，以副朝廷整军经武之至意。[111]
慈禧的这道“懿旨”非常重要，它是荣禄集中权力的依据。“懿旨”中规定武卫军的编练与经费，各军军费均由户部指拨，不足还可动用其他款项。武卫军以外北洋所属淮、练各军虽由直隶总督裕禄整顿，但仍归荣禄“督饬操练，随时调遣”。清政府核心地区的命运已全部掌握于荣禄之手。是时，袁世凯仍在不断鼓吹其练兵、筹饷、造械的主张，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一日，他在受慈禧垂询而“敬陈管见”一折中陈述说：
查自强首先练兵，而练兵以筹饷为本，以造械为用……综而计之，整军莫先于筹饷、强兵莫重于造械。[112]
武卫军虽然有着充足的粮饷和较好的装备，但军队素质并不理想。1898年秋英国海军少将贝思福访问中国，参观了武卫军的几个军以后发表了他的看法，他认为：
按照西方标准，袁世凯的部队是大清帝国唯一装备齐全的军队。此外，他在中国军队中发现许多领导很差的事例，多数情况是粮饷不足，除少数例外，全部缺乏纪律和训练。甚至装备较好的部队也往往因训练不足而失去价值。贝思福在士兵行列中数到十四种不同类型的枪，其型式之繁杂，几乎是从连发的温彻斯特枪和毛瑟枪直到前膛装子的抬枪。就连这种杂凑的枪也很少实弹射击。因为除袁世凯的士兵以外，军队极少甚或不作射击演习。
另一个在中国军队当过多年教习的瑞辛格少校也在1899年时批评过当时军队的弊病，他认为：
中国的军队领导弱，号令不统一，武器不划一，缺乏有效率的后方勤务系统，物资保管马虎。瑞辛格也注意到军官们不会把各兵种有效地协同使用。除了这些不健全之处以外，还要加上久已令人不满的贪污、徇私、吃空额和饷银过薄。[113]
从这些西方军事人员看来，只有袁世凯的武卫右军尚称得起是一支“达标”的劲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