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湖口起兵
李烈钧(1882～1946年)，原名烈训，字协和，号侠黄，江西武宁人。1905年赴日本学习军事，1907年参加同盟会，1910年毕业回国，在新军任职。武昌起义后任安徽都督，民国初年任江西都督。在袁世凯借“军民分治”裁撤南方军队之时，李烈钧为保存革命实力已与袁进行过较量，是比较坚决反袁的军事将领，因此，袁世凯此次军事行动的首要目标是江西。但由于革命党人内部对武力倒袁意见不一，军队难以协调，因此反应较为迟缓。至6月底，孙中山在上海召集的军事会议上再次力促起兵，加之江西军队反袁士气高昂，遂使李烈钧下决心首先发难。7月8日，李烈钧到达湖口，部署起兵事宜。他调集了两个团和辎重、工程两营为基干部队，在湖口建立了讨袁军司令部。11日，李烈钧提出具体作战方案，将部队分为左右两翼，任命林虎为讨袁军左翼司令，指挥一、二、七团攻击沙河、十里铺一线敌军；任命方声涛为右翼司令，指挥三、九、十团攻击九江城南金鸡坡炮台敌军；任命何子奇为湖口守备司令。在李烈钧到达湖口的当日(7月8日)，北军前锋李纯所部北洋第六师第十一混成旅抵达九江，占领了入赣的战略要地；11日，推进到沙河一带，距赣军第一旅林虎所部仅数里之遥。继之袁又增派段芝贵、冯国璋率军南攻。7月12日上午，双方在沙河镇南交战，南军林虎部兵力为步兵一团、机关枪两连、大炮八尊，北军约有兵力一师以上，交战十分激烈，双方均有伤亡。初次接战，北军李纯部已感“左撑右持，危险万状”[181]。
在袁世凯的军事攻势下，李烈钧于7月12日在湖口宣布独立，组织“讨袁军”，发布讨袁通电，列举袁世凯“乘时窃柄，帝制自为，灭绝人道，暗杀元勋，弁髦约法，擅借巨款。金钱有灵，舆论公道可收买；禄位无限，任心腹爪牙之把持。近复盛暑兴师，蹂躏赣省，以兵威劫天下，视吾民若寇仇，实属有负国民委托”等种种罪行，号召国民“急起自卫，与天下共击之”[182]；并宣布约法三章：“一、誓诛民贼袁世凯；二、巩固共和国体；三、保障中外人民生命财产。”[183]李烈钧的坚决态度得到所部拥护，被推为江西讨袁军总司令。14日，李烈钧等再发表《讨袁军宣言》，内称战况为：“首战瓜子岭，再捷沙河，袁军歼者以千数计。”同时指出：“赣省之战，为巩固共和战，为表示国民反对专制战，是非赣省一部分之责任，全国国民共同之责任也”；号召全国人民“奋袂群起，敌忾同心，登高一呼，众山皆应，馘彼妖孽，恢我民权”[184]。
15日，黄兴在南京强迫程德全宣布江苏独立，被推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接着安徽、广东、福建、湖南、四川各省及上海纷纷独立响应，赣宁战事全面展开。但是，赣军虽然旗开得胜，但未及巩固，北洋军便在增援后大举猛攻。16日，张敬尧部调步兵五营、山炮一营、机关枪一连，在金鸡坡、八里坡一带，与南军展开激战，以机关枪猛烈射击，经近一日战斗，北军依仗兵力优势取胜，南军伤亡三百余人[185]。其间，为增强兵力，袁世凯于16日正式任命段芝贵为陆军第一军长并江西宣抚使[186]。经充实兵力后，段芝贵于23日下令以主力进攻“二次革命”的大本营湖口。
湖口之战的北军司令部设在金鸡坡炮台，由段芝贵亲自指挥，兵分左、右司令统辖。右司令为浔口留守司令官，负责整肃后方一切事宜。左司令所属兵力如下：
左司令所属兵力及战斗区域之分配
一、左司令部
混成第十二旅
步兵第十二旅
机关枪第五三八连
炮兵第六团本部
炮兵第六团第三营
炮兵第二十团第二营五连
炮兵第二团野炮二尊
卫生队二分之一
电话兵
输送队三连
混成第五团
步兵第五团(少第二营)
步兵第五团机关枪第六连
炮兵第二团第三营第七连
电话兵
输送兵二连
混成第四团(由奉天混成第二旅□□)
步兵第四团(少一营)
山炮一连
混成第二十二团
步兵第二十二团
机关枪第一连及第四连之半连
炮二十团第二营本部及第六连
电话兵
二、攻势地区兵力
步兵二十二团
山炮四尊
机关枪一连半
步兵二十一团
山炮四尊
机关枪二连
步兵第八团
山炮六尊
机关枪一连半
步兵第七团[187]
段芝贵进攻湖口的兵力部署可见其7月23日发布的进军令：
一、据密探报告，南昌匪人不多。
南康方面亦有少数匪人。
湖口似有匪人千余名。
二、本军拟明日以主力进攻湖口。
三、左司令为守势地区司令官，由邱书阁通南康大道，经十里铺通莲花洞大道，越沙河镇、洗心桥之线内，择定固守阵地，掩护我军右侧后方。
四、马旅长须率混成二十一团由八里坡经过马宿岭、狭市向姑塘方面竭力扫除障害前进。但须与左翼进击队连击动作，以免遗误。
五、混成二十二团团长张敬尧率所部由金鸡坡出发，经过新港，向灰山、回峰矶进击，相机占据西炮台，掩护陆战队容易上陆。
六、鲍旅长应率陆战先遣队准备出发，须借海军掩护，照预定地点登岸，以速行进占湖口东炮台为任务。
七、右司令为浔口留守司令官，整肃后方一切事宜。
八、军长在九江战斗开始后到金鸡坡炮台司令部。[188]
南北两方军队相持十余日，中经灰山、新港、姑塘等数次战斗，北军以优势兵力攻击南军，据段芝贵向袁世凯的报告中称，在战地所见“各将士面目黧黑，绽肤焦发，即素习之人，并难辨识”，而南军“极力抗拒，甚为猛悍”[189]。25日下午，段芝贵部陆军与汤芗铭亲自指挥的海军对九江实行水陆夹击，南军奋力抵抗，但遭到北军的“连炮痛击”，“海陆两军于酷暑烈日之中，分道前进，经一昼夜始将炮台克复”[190]。加之湖口要塞司令陈建训被收买，于7月24日晚令炮兵反击赣军，致使赣军前后受敌，不得已放弃湖口，李烈钧虽戮力抵抗，但要塞已失，江西已无险可守。北军一路急进，8月18日，南昌也失陷了。
面对汹汹战事，世间舆论极为愤慨，参议院内也纷纷反对，议长张继愤然于袁的一意孤行，发表宣言指出：“立法机关云乎哉，实袁世凯之猪羊竞卖所而已。推此意而广之，今中华民国之政府，乃袁氏之豺狼孽息场；中华民国之军队，乃袁氏之鹰犬饲养处。”[191]而这时的国民党并没有因面临反革命的挑战而同仇敌忾，在北京的国民党议员大都对法律解决“宋案”抱有幻想，及至“二次革命”爆发时，仅有少数议员决然南下讨袁，大部分仍坐在国会大厅里从容论道。只因袁世凯欺骗说，这场战争仅仅是要讨伐黄兴、李烈钧等几个叛乱分子，并非要消灭国民党；国民党支部长吴景濂便将黄兴、李烈钧等除名，甚至还登报声明称：按照规定，开除黄兴等人要经大会决议，但因政府所给期限太短，无法召开大会，惟有遵照总统命令予以开除。直到江西的枪炮声传到上海国民党总部时，国民党领导人仍然意见纷纭，没有统一的对策。
7月22日，袁世凯以政府公报形式发布了一个千余言的《平叛通令》，宣布“讨伐令”，诬李烈钧等“勾煽叛兵，僭窃土地，擅行宣布独立，破坏民国之统一，扰害地方之治安”，“实系乱党”；并言称：“湖口、徐州等处暴徒倡乱，政府为整肃纪纲，维持国本起见，不得不以兵力勘定，迭经先后布告。本大总统躬承国民付托之重，值此变出非常，荡平内乱，责无旁贷，耿耿此心，当为我国民所共谅，各友邦所悉知。”[192]当袁向南方大举用兵之时，孙中山发表主张迫袁辞职的宣言，称：“愿全体国民一致主张，令袁氏辞职，以息战祸。”[193]并致电袁世凯，对袁的种种借口给予有力的揭露，电文说：“文于去年北上，与公握手言欢，闻公谆谆以国家人民为念，以一日在职为苦。文谓国民属望于公，不仅在临时政府而已，十年以内，大总统非公莫属，此言非弟与公言之，且对国民言之……何图宋案发生以来，证据宣布，愕然出诸意外，不料公言与行违至于如此，既愤且懑；而公更违法借款，以作战费，无故调兵，以建战祸，异己既去，兵衅仍挑，以致东南民军，荷戈而起，众口一辞，集于公之一身。”[194]并再次强调指明：“公今日舍辞职外，决无他策；昔日为任天下之重而来，今日为息天下之祸而去，出处光明，于公何憾!……若公必欲残民以逞，善言不入，文不忍东南人民久困兵革，必以前此反对君主专制之决心，反对公之一人，义无反顾。”[195]同时向北京参议院、众议院、国务院，各省都督、民政长，各军、师、旅长等发出通电：“……大势至此，全国流血之祸系于袁氏之一身，闻袁氏决以兵力相待，是无论胜败，而生民涂炭，必不可免……诸公维持民国，为人民所攸赖，当此人民绝续之际，望以民命为重，以国危为急，同向袁氏劝以早日辞职，以息战祸!倘袁氏执拗不听，必欲牺牲国家人民，以成一己之业，想诸公亦必不容此祸魁!文于此时，亦惟有从国民之后，义不反顾。”[196]在孙中山的坚决主张下，江苏、南京的革命党人加入了武力反袁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