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尊孔复古逆流的泛滥

民国肇始，在民主革命潮流的冲击下，人们的思想从孔孟之道的封建枷锁下得到了一定的解放，“湘鄂之野，吴越之区，百粤之地，蜀滇之中，秦晋之间，无工商，无士庶，莫不现一种自由之风，共和之气”[347]。这一记载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新气象，令人鼓舞。但是，由于专制主义的思想体系根深蒂固，旧势力难以扫除尽净，因此社会上的复旧思想乃至复辟行动从未间断。袁世凯正是利用这种腐朽势力，为其帝制活动制造理论根据和舆论环境。

早在1912年9月，袁世凯即发布了《通令国民尊崇伦常文》，倡导“中华民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申明“政体虽更，民彝无改”，甚至故作儆言地称：“本大总统痛时局之阽危，怵纪纲之废弛，每念今日大患，尚不在国势而在人心。”[348]1913年6月，又发布《通令尊崇孔圣文》，将尊孔作为恢复旧礼教，提倡封建传统伦理道德的招牌。及至袁世凯图谋帝制自为的时候，孔圣、孔教的精神偶象地位便随之死灰复燃。他更指使徒党所操纵的“宪法委员会”，妄图把“以孔教为国教”的提案订入宪法，为帝制复活作准备。一时间，“孔教会”、“孔圣会”、“崇道会”等频频出现，《孔教会杂说》、《不忍杂志》纷纷出笼，封建余孽、军阀政客无不侧身其间，顽梗不化的张勋竟出任为孔教会总干事。反之，袁世凯对于妨碍其独裁的舆论，则利用手中的军警为工具，以箝制手段实行文化专制。1914年2月3日，下令停办各省地方自治会；3月2日，命令公布《治安警察条例》，禁止秘密结社；4月2日，公布《报纸条例》，严格控制各种报刊和宣传品。

在这场复古浪潮中，还有一批外国文化掮客参与其间。美国传教士李佳白发表文章，认为孔孟之道是“人类共通之原理”[349]；袁世凯的日籍顾问有贺长雄提出，在宪法中应明确规定“孔教为国家风教之大本”；俄人盖沙令在抛出的《孔教乃中国之基础》、《中国之新命必系于孔教》二文中，不仅鼓吹孔教是“中国独一无二之根本”，甚至公开言称，只有将孔教发扬光大，人心才不至“皆为革命所颠倒”[350]，他们的用心已昭然若揭。

当袁的帝制活动进入实质性的准备阶段后，当时社会上已到处涌动着一股以尊孔、祀孔为表现形式的复辟逆流。祀典活动是封建礼制的组成部分，它已由一种礼仪习俗而演化为对人们的思想和社会生活起教化作用的礼仪制度。在我国最早的有关礼俗的记载中，便有“礼俗以驭其民”之说[351]，最明白地表达了它的社会功用。祀孔是封建社会里最高形式的祭祀活动之一，孔子被历代统治者尊为“至圣先师”，被装扮成传统道德的思想代表和精神偶像。1914年9月和12月，袁世凯先后正式颁布了祀孔、祭天令，公开恢复前清的祀孔、祭天制度，并亲自到孔庙和天坛顶礼膜拜，他的一番表演，将尊孔复古之风推向高潮。

不言而喻，这些尊孔复古活动是袁世凯实施帝制的准备，但也不可避免地为一切复辟势力提供了思想武器。由于袁世凯欲坐金銮的蛛丝马迹逐渐暴露，加之袁的御用文人、亲信门生的推波助澜，使社会上的风言不断，似乎袁世凯缺少的只是皇帝的尊号和黄袍加身了。事情的发展正如鲁迅先生后来所说：“从二十世纪开始以来，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但到了袁世凯时代，却又被从新记得，不但恢复了祭典，还新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们穿起来，跟着这事而出现的便是帝制。”[3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