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巴黎和会的召开与中日山东问题交涉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一方的最后胜利而告结束。为了瓜分德、奥等战败国在世界各地的侵略权益，并商讨构建战后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有关问题，1919年1月，由美、英、法、意、日五大国发起并主持，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举行了所谓的和平会议。中国作为协约国的成员国，也应邀派代表出席了巴黎和会。
在一次大战中迅速增强了自身国力的美国，极欲在战后确立其世界霸主地位，因此，对和会的召开以及战后国际关系秩序的构建提出了一系列的设想与原则。还在大战结束前的1917年11月11日，美国总统威尔逊即就停战议和及战后和平保障问题发表了著名的十四条宣言，内容包括“公开之和平条约，以公开之方法决定之。此后无论何事，不得私结国际之盟约。凡外交事项，均须开诚布公执行之，不得秘密从事”；“确定约章，组织国际联合会。其宗旨为各国交互保障其政治自由及土地统辖权。国无大小，一律享同等之利权”[667]。翌年9月27日，他又就此问题在纽约发表演说，“要旨谓此次战争非国际政客之战，系人民之战。将来议和，应以无偏无倚之公道为原则，以组织万国协会为维护公道之法”；并提出了万国协会的组织与运作所应遵循的五条大纲[668]。美国提出这些构建战后国际关系新秩序的原则与规定，决非是想在未来世界中以“公理”取代“强权”，而不过是企图借此打破各类政治密约的束缚，把整个世界纳入由少数几个大国操纵控制的国际联盟这一新范畴之中。但由于这一真实目的是掩饰在“平等”、“公道”的神圣外衣之下的，带有很强的欺骗性，因此，当时不少国家特别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弱小国家，对威尔逊的言论反应极为热烈。
中国因多年来深受强权政治之苦，更是盛赞威氏的“仗义执言”，并对即将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寄予了极大期望，以为几十年来列强强加于中国的各种不平等条约，特别是日本以军事恫吓手段强迫中国签订的条约，有望借助于美国的支持而在和会上全部宣告废止。因此，当美国方面照会北京政府，提出“望中国政府对于威总统所拟办法，视为合适保障之意，并愿与美通力合作”的建议时，北京政府立即复照响应，表示在和会上将“以威总统历次演说要旨为根据，尤愿力助”[669]。国务总理钱能训在众议院演说中国今后的外交方针时，更是直言不讳地说：“我国所主张，即以美国威大总统所主张为主张，亦即以世界人类共同之主张为主张。此次战后外交情形迥异曩者，凡损人利己之外交一定失败，且凡阴谋诡密之外交，亦无良好结果。”[670]为了在和会上与美国同趋步调，北京政府还特意派出了主要由有亲欧美倾向或有欧美背景的人员构成的议和代表团。代表团中的五位全权代表，除膺任首席代表的外交总长陆征祥以外，其他四位即驻美公使顾维钧、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公使魏宸组、南方军政府代表王正廷，都是早年曾留学欧美，又在欧美各国驻节有年，因而与欧美方面颇有渊源的“欧美派”外交家。其中驻美公使顾维钧在外交界虽年轻望浅，但由于他是“与美国代表团保持密切接触的当然人选”[671]，因而更是深受北京政府的倚重[672]。他如驻法国公使胡惟德、驻丹麦公使颜惠庆、驻意大利公使王广圻等代表团主要成员，也多与欧美方面有着程度不同的公交私谊。而驻日公使章宗祥等“亲日派”外交家则没能过多地与闻和会事宜，章还为此对外交总长陆征祥大为不满，指责陆对像他这样“向来与本问题有关系者”没能“密授机宜”[673]。
1月18日，巴黎和会正式开幕。会议推举法国总理克雷孟梭为主席，美国国务卿兰辛、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意大利总理奥兰多、日本首席代表西园寺公望侯爵四人为副主席；并议决由美、英、法、意、日五国各派代表二人组成“十人会”，作为和会的最高决策机构，对一切问题作出初步决定，然后提请大会表决。各国出席大会的代表，规定大国为五席，中小国家一至三席不等。中国不但没有资格参加“十人会”，而且出席大会的代表也只有二席。从巴黎和会拉开帷幕的一瞬间就不难看出，大小国家在和会上毫无“平等”可言，美、英、法、意、日五大国掌握了和会的大权，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弱小国家则不过是点缀门面的陪衬而已。这些弱小国家意欲通过这样的会议来替自己主持“公道”，伸张“正义”，不啻是异想天开。
1月27日，五大国“十人会”讨论德属殖民地的处置办法。日本代表居心叵测，竟乘机将并非属于德国殖民地而只是租界地的山东青岛的处置问题提交大会讨论，“要求各大国同意”。美国总统威尔逊以该问题与中国直接有关，提议请中国代表列席会议。大会遂临时通知中国代表团，派代表出席当天下午的会议。下午3时，“十会人”继续讨论青岛问题，中国代表团派顾维钧、王正廷两位全权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一开始，日本代表牧野伸显男爵便在会上宣读了日本政府的宣言书，要求将胶州湾租借地以及铁路并德国在山东的所有其他权利无条件让与日本，至于“交还中国一层，一字不提”[674]。为了使这一侵略要求在大会上获得通过，牧野一方面陈述其所谓理由道：“日本为铲除德国势力，牺牲不少”，因此，“日本对德要求，实为正当而又公平者也”[675]；同时宣称日本已于1917年2月与英、法、俄、意四国在上述问题上达成秘密谅解，而且与中国也订立了有关协议。由于中国代表团事先并未专门准备山东问题的意见书，因此，当牧野在会上提出该项要求时，顾维钧、王正廷两人感到极为突然，对五国谅解之说更是“颇为惊愕”[676]。顾当即提请大会另行安排时间听取中国代表陈述理由，然后再对该问题审查定议。大会主席克雷孟梭表示同意，决定次日听取中国代表的发言。
当晚，中国代表团在驻地连夜开会商议山东问题的具体应对办法，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抵达巴黎后第一次专门开会讨论山东问题。本来，北京政府包括段祺瑞等重要人物对解决山东问题并不十分在意，以为日本既然一再声明交还中国，谅不至食言[677]。因此，它对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团的训令中从未提到过山东问题，而只涉及了废除治外法权，撤走外国驻军，关税自主等问题[678]。在这一外交方针指导下，中国代表一开始也没有把这一问题放在很重要的位置。1918年12月9日，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陆征祥在赴法国途中曾在日本作了短暂停留，并拜会了日本外相内田康哉。当时日本内阁会议已议决一定要在和会上取得胶州湾租借地的自由处分权[679]，因此，内田在谈及山东问题时曾明确告知日本政府的态度道：“日政府将来必照前定交还中国之精神进行，惟照法律手续，形式上须俟日本向德国取得后，再行交还中国”[680]。陆对此虽没有明确表态，但从他抵达巴黎后一直没有就此问题与代表团其他成员进行磋商，更没有准备反映中方要求的意见书来看，他对于在中日两国所订协议的框架内来解决山东问题似并无异议。及至日本代表在和会上提出领有德国在山东一切权利之要求，而于归还中国一层全然不提，中国代表团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原定先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交付日本，再由日本归还中国的解决山东问题方案，即间接交还法，因日本根本没有归还中国的诚意而已失去实际意义。中国代表团为此必须另谋解决之道。经反复讨论，代表们在当晚会议上议决以下两条意见：一是在明天的“十人会”上表明中方态度，要求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力直接交还中国；二是鉴于中日间订有济顺、高徐铁路借款合同以及山东问题换文中有中日合办胶济铁路的约定，在谈判中不易翻案，因此提议政府“将此合同提交议会，与议员接洽，令勿通过，以民意为政府后盾”，这样，“将来争辩时或易于措词，即某国(指美国)帮助亦较易为力”[681]。
28日，“十人会”听取中国代表顾维钧关于山东问题的发言。顾维钧在发言中明确表示中国要求直接收回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并从历史、人种、宗教、风俗、语言、文化、国防、经济等方面陈述理由道：“三千六百万之山东人民，有史以来，为中国民族，用中国语言，信奉中国宗教”；“如就地势论之，胶州为中国北部之门户，亦为沿海直达国都之最捷径路也，胶济铁路与津浦铁路相接可直达首都，于国防上中国亦断然不容他国之争执也。以文化言之，山东为孔孟降生中国文化发祥之圣地。以经济言之，山东以二万五千英方里之狭地，容三千六百万之居民，人口既已稠密，竞存已属不易，其不容他国之侵入殖民，固无讨论之余地。是以如就本会承认之民族领土完整原则言之，胶州交还中国，为中国当有之要求权利”。日本帮助中国驱逐了山东的德国势力，对此中国当竭诚申谢，“然割让中国人民天赋之权利为报酬，而播将来纷争之种子，为本全权所不得不力争也”。最后，顾维钧郑重声明：“本全权绝对主张，大会应斟酌胶州租借地及其他权利之处置，尊重中国政治独立，领土完整之根本权利，且相信中国可谓有和平之诚意也。”在会上，顾维钧还与日本代表牧野展开了一场舌战。牧野对顾维钧的发言很不以为然，他从既成事实和有约可依两个方面，陈述不能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交还中国而应由日本领有的理由道：“日本占领胶州湾后，迄至今日，事实上已为领属；然而中日两国间，已有交换胶州湾交还之约，并关于铁路亦有成约，此等之公文，对于四国间，亦认为有注意之价值也。”美国总统威尔逊听说中日两国在山东问题上订有密约，立即问牧野：“日本代表将前项公文，于会议时有无提出之意向？”意思是要求公布中日密约，因为其十四条宣言中的第一条就是不得私订密约，“凡外交事项，均须开诚布公执行之，不得秘密从事”[682]。牧野面露难色，答道：“日本政府对于此事，决不至于反对，惟须待请训。”顾维钧觉察到牧野语涉迟疑已明显引起威尔逊等人不满，因而不失时机地表示：“中国政府极愿提出。”意在通过和会废止中日密约。大会主席克雷孟梭于是宣布：“中日两国务须将交还青岛之条件向大会声明。”顾维钧和牧野心里都很明白，中日密约一旦向大会公布，结果无非有两个：一是密约经大会议决无效，德国在山东的权利直接交还中国或交由国际共管；二是密约被认定有效，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先由日本领有，然后再按密约由日本交还中国。牧野自然不希望出现第一种结果，因而声明：“如本国政府许可后，必将公文提出，惟与此案有关之土地，事实上在日本手中，日本于交还前，从德国方面愿得自由处分权。至于获得胶州湾后之办法，于中日两国间业已商定完毕。”顾维钧深知要避免第二种结果的出现，必须从根本上否认密约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因而据理辩驳道：关于德国在山东权利的归还手续，“我中国愿取直接办法，盖此事为一步所能达，自较分二步为直捷。日本代表所提出之约定办法，想系指一九一五年二十一款要求所发生之条约及换文而言。当时情形，谅诸君尚能记忆，中国所处地位极为困难，此项条约换文，经日本送达最后通牒，中国始不得已而允之。即舍当时成立之情形而言，此项约章既为战事所发生之问题，在中国视之至多亦不过为临时暂行之办法，仍须由和平会议为最后之审查解决。纵令此项条约换文全尽有效，而中国既向德国宣战，则情形即大不相同。根据Rebus Sic Stautibus(意为维持现状)之法理言之，亦为今日所不能执行……且中国对德宣战之文，业已显然声明中德间一切约章，全数因宣战地位而消灭。约章既如是而消灭，则中国本为领土之主，德国在山东所享胶州租借地及他项权利，于法律上已经早归中国矣”[683]。辩论至此，会议结束。
顾维钧的陈述措词切当，声情并茂，极富感染力；辩论则理由充足，气势磅礴，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因此，会议一结束，威尔逊、劳合·乔治、兰辛等人都纷纷前来道贺，称赞“这一发言是对中国观点的卓越论述”[684]。日本代表在会上的表现则相形见绌，他们的发言不但没有产生类似的轰动效应，反而因过于强词夺理而遭到与会各国代表的普遍谴责。不难看出，中日两国代表在这一回合的舌战中，中方明显占据了上风。
日本侵吞山东权利的计划在巴黎和会上受阻后，便转而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2月2日，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酋吉奉命向北京政府代理外交总长陈箓提出抗议，谓中国代表在和会上事先未与日本代表接洽，就遽告新闻记者可随时将中日密约公诸于世，这种做法既漠视日本之体面，也违反外交之惯例，“兹奉本国政府之训令，嘱唤起贵国政府之注意，一面并请以此意电知贵国代表”。陈箓对日本这种蛮横干涉中国代表发言权的行径非但没作任何抗辩，反而乞求谅解道：“本部所得电报，亦知二十八日会议席上顾、王两氏与贵国珍田、松井两氏颇有辩论，当须呈明大总统。大总统注重两国邦交，已嘱外部电令该代表等勿得过于激烈。今贵使既来谈及此事，本国政府当更注意。”小幡得“理”不饶人，仍紧紧抓住顾维钧表示愿意公布中日密约的事情不放，扬言“顾氏欲假外国势力以抑压日本，殊予日本以不快之感”，并加以种种恫吓。陈箓对此唯唯诺诺，不敢稍加辩驳；他甚至还极力洗刷政府方面与此事的关系，宣称：“中国政府并无定须发表前项文件之意，因如欲发表则早已发表矣，何必待至今日？”并媚态十足地讨好道：“日前将会议情形报告大总统时，大总统尚不知会议之详情，即言中日两国邦交素笃，万不可因此会议伤及两国之感情。足见大总统甚注重两国之邦交。”小幡听罢陈箓这一番低声下气的表白，知道自己的外交讹诈已产生预期效果，遂拿出济顺、高徐铁路借款合同等日本方面准备提交和会的密约，假惺惺地征求中国政府同意，然后“极为满足”地回使馆向本国政府致电复命[685]。
小幡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议并施以种种恫吓的消息经报章披露后，“全国舆论，大为愤激”[686]。全国人民一方面一致痛斥日本在和会进行之际竟敢蛮横干涉中国代表的发言权，同时对北京政府在对日外交上的庸懦软弱极为不满，并进行了猛烈抨击。正在巴黎和会上折冲樽俎的中国代表团也于2月5日致电总统府和国务院，郑重告诫道：“日本在会相形见绌，因而向我国内设法恫吓……此事关系我国存亡，千钧一发，如在会稍有退让，则爱我者必将鄙我，即使幸安数月，恐不可思议之问题不久即将发生。务请持以决心，是所切祷。”[687]与此同时，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斯、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均赴外交部质问日本抗议的内容[688]，并对北京政府屈从于日本的淫威，不敢全力支持中国代表团的怯懦表现颇有微词。迫于中外各方的压力，北京政府不得不于2月10日以外交部名义发表声明，向外界披露当日陈箓与小幡晤谈的经过情形。声明一方面极力掩盖事实真相，否认日本曾有恫吓；同时又以不痛不痒的措词“表示他国不得干涉中国代表发言之意”道：“各国代表在巴黎会议席上顾本国之利益为正确之主张，为今日国家独立自存应有之主义，他国绝无干涉之理。”[689]
从1月28日中日两国代表在“十人会”上展开舌战后的一个半月时间里，和会主要忙于起草对德和约和讨论成立国际联盟的问题，山东问题暂时被搁置起来。但中国代表团仍在会下作了诸多努力，除派代表分头联络威尔逊、劳合·乔治、克雷孟梭、奥兰多等和会巨头，就收回山东权利等问题积极进行疏通外，还相继向和会提出了几份书面报告。2月15日，中国代表团向和会提出了山东问题的说帖。这是中国代表团向和会提出的第一份也是最重要的一份文件，内容主要包括山东问题的背景介绍以及中国要求直接收回山东权利的理由陈述，并备有十九个附件，主要是中德、中日间历年来签订的涉及山东问题的密约及换文等。3月8日，提出对德和约中应列条件的说帖。4月15日，提出废除1915年中日协定的说帖。稍后，又提出希望条件的说帖。这是中国代表团向和会提出的又一个重要文件，内容包括舍弃外国在华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警，裁撤外国邮电机关，裁撤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关税自主等七个方面。应该说，中国代表团所提的这些要求都是正当而合理的，但由于操纵和会的各大国根本无意真正帮助中国挽回利权，因此，中国代表团所作的种种外交努力很难会有满意的结果。对此，陆征祥在4月7日给北京政府的一份密电中深有感触地说：“国际对我情形，今日更殊畴曩……列强领袖在会访问接洽之艰难，各界人物对华议论观察之轻慢，种种情况江河日下。关于我国山东问题，除某国善意维持外，各国要人对我态度虽无不表示同情，然每以种种事实之关系，口吻多欲吐而仍茹。总之，强权利己之见，决非公理正义所能摇，故协群力以进行，犹恐九鼎之难举。”[690]
4月16日，五国会议重新讨论山东问题。美国国务卿兰辛在会上提出一个折衷方案，即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先交由和会暂时接管，俟中国将青岛等山东省内的重要地区按要求开辟为商埠后，再归还中国。对此，日本代表牧野极力反对，英、法、意三国代表则缄默不语，兰辛的方案遂遭搁浅。次日，美国代表又在对德和约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变通办法，即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由和会接管改为由五大国共同处置。牧野又以“日本在中国有特殊利益”为言，表示不能接受。美国代表声色俱厉地表示：“中国问题与世界有关，美国原无单独处置之意，亦不能任他一国独为处置。”嗣经提交五国外长会议讨论，终于通过了该方案[691]。
4月22日上午，美、英、法、意四巨头召开最高会议，意大利总理奥兰多因对阜姆领土的要求未能如愿，忿而离会，和会顿时陷入僵局。日本代表乘机向和会施加压力，宣称已奉到本国政府训令，如果山东问题不能满意解决，日本即不在对德和约上签字，必要时也可像意大利代表那样退出和会；并要求在对德和约上将山东问题单列条款，以确认日本在山东的特殊地位。显然，日本如真的步意大利后尘退出和会，则巴黎和会势必破产，美、英、法等国利用和会分赃掠权、主宰世界的如意算盘也会随之落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天平开始向日本倾斜，决定在山东问题上置中国的利益于不顾，而向日本让步。
当天下午，美、英、法三国续开最高会议，邀请陆征祥、顾维钧两位中国代表参加，就已与日方达成共识的解决山东问题的方案向中方摊牌。威尔逊首先发言，他摆出一副爱莫能助的姿态说道：经查山东问题情形甚为复杂，“中国日本既有一九一五年五月之条约换文于前，又有一九一八年九月之续约于后，而英法等国亦与日本协定条件，有维持其继续德国在山东权利之义务，此次战事本为维持条约之神圣”[692]，在这种情况下，目前所能找到的解决山东问题的最佳方案是“日本将获有胶州租借地和中德条约所规定的全部权利，然后由日本把租借地归还中国，但归还之后仍享有全部经济权利，包括胶济铁路在内”[693]。顾维钧当即起而争辩，谓1915年之约是日本最后通牒下的产物，而1918年之约是根据前约而来。威尔逊反诘道：“一九一八年九月，当时协约军势甚张，停战在即，日本决不能再强迫中国，何以又欣然同意与之订约？”[694]对此，顾维钧的答词显得有些苍白，他只诉说了日本“威逼”的一面，而对其“利诱”一面，特别是当时北京政府为贪图二千万日元的借款而甘愿饮鸩止渴，对日本开列的侵吞山东权利的交换条件表示“欣然同意”并与之订约的实情，则无法在会上陈明。劳合·乔治接着发言，他一方面承认“当时所允让日本之价，未免稍贵”，但同时又强调所谓“条约神圣”，宣称“既然有约在先，究不能作为废纸”[695]。他以不容商量的口吻问中国代表：“中国是愿意接受中日之间早先制订的那个方案呢？还是于深思熟虑之后决定采纳刚才所谈的新方案？”[696]意思是中国只能在这两个方案中作非此即彼的选择。顾维钧明确表示两个方案中国都不能接受，并对欧美方面未能为中国主持公道深表失望。威尔逊见未能说服中国代表，又画了一张大饼(尚未正式成立的国联)给中国充饥，宣称：“欧美并非不欲主持公道，无如为先时种种条件所束缚，现幸国际联盟会议成立，该会宗旨专为维持各国独立及领土完全，中国现为会员之一，将来如再有强力欺凌中国者，在会各国自有援助中国之义务。”[697]劳合·乔治与克雷孟梭也随声附和，并没等中国代表再作什么申辩，便急急忙忙地宣布散会。
4月24日，中国代表团向和会另致说帖，提出四条解决山东问题的办法：(1)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先由五国暂时接收，将来再交还中国；(2)日本须于对德和约签字后一年内交出上述权利；(3)中国愿偿还日本攻占青岛的军费，具体数额由四国决定；(4)胶州湾全部开辟为商埠。这一方案明显迎合了美国的意旨，也作了相当大的让步，但由于三大国更倾向于通过讨好日本来获取更大的利益，因而对该方案不屑一顾。
4月30日，三国会议在事先没有征求中国代表同意的情况下，对山东问题作出最后裁决，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让予日本，并在对德和约中单列条款予以规定(后列入“凡尔赛和约”第一五六、一五七、一五八条)。至于日本须将山东权利交还中国的问题，由于日本代表坚持只作口头承诺，反对在和约内予以明文规定，因此上述三条款对此只字未提。不难看出，这一解决山东问题的方案是完全按照日本的意愿作出的，而中国维护自身权益的正当要求则丝毫未受尊重。
中国代表团在得知三国会议对山东问题作出了向日本一边倒的裁决后，于5月4日向三国会议提出强烈抗议：“三国会议欲维持和会不生破裂，竟以中国为殉。是中国运命反因参加联合国之故，而为联合国之利益交换品。此种不信不义之处置，实属万难缄默。”[698]但美、英、法三国对中方的抗议置若罔闻，仍按原定计划于5月6日公布了对德和约(即凡尔赛和约)。至此，中国在山东问题上的交涉完全失败，剩下的只是在和约上签字与否的问题了。
列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竟和战败国一样，成为任人宰割的俎上鱼肉，这是对和会所标榜的“公理”、“正义”的极大讽刺，充分暴露了和会是帝国主义分赃会议的实质。中国人民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开始从“公理战胜强权”的神话中清醒过来，并把对巴黎和会的极度失望和对卖国政府特别是直接经手签订中日密约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亲日派的极大愤恨，像火山一样喷发了出来。一场规模空前并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