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华盛顿会议上的山东问题交涉

华盛顿会议实际上是在梁士诒组阁之前一个月，即1921年11月12日由美国发起在华盛顿召开的以协调海军军备和对华关系为主题，进行重新瓜分势力范围的国际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美、英、法、日、中、意、比、荷、葡共九国，故又称九国会议或太平洋会议。北京政府经过积极争取并在美国政府的首肯下，得到中国代表“与各国代表地位平等”的许诺，国内南北双方即北京政府与南方军政府经过一番折冲之后，决定派出以施肇基(时任驻美公使)、顾维钧(驻英公使)、王宠惠(大理院院长)和伍朝枢(时任南方军政府外交次长)四人为出席会议代表(伍并未就任)。实际上当时参加中国代表团的有130余人之多，在大会内外协助代表工作。会上，美、英等国为限制日本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扩张及在中国的独占局面，进行了激烈的争辩，也为各自的利益，进行了某些妥协。远东问题是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它实际上就是中国问题，其焦点是列强争夺远东的霸权。

从11月23日以后，中国代表先后向大会提出了中国关税自主、山东问题、废除“二十一条件”、撤销领事裁判权、交还租借地、取消各国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警、撤除外国在华邮局及无线电台、尊重中国战时中立权及解决中国铁路权问题等要求。其中山东问题是中外瞩目的争议中心，而由于与日本利害攸关，尤被关注。当时，中国民众一直密切注视着华盛顿会议的进程，遂使列强难以公开重施巴黎和会时强制中国人民忍受屈辱的故技，而阴谋玩弄使中国不将山东问题提交大会解决的诡计。日本活动特别积极，它始而散布中日关系缓和的空气，继而制造舆论鼓吹直接交涉。日本这些自鸣得意的做法激起了中国民众的反对，舆论界首先作出强烈的反响，纷纷表示反对直接交涉，各地民间团体开展各种活动，如全国学生联合会曾为反对直接交涉而联络各地学生组织，京沪学生联合会立即响应，各派代表二名，准备向国务院请愿[106]。留日学生也推举代表回国与各界联系，讲述“日本对付太平洋会议办法及我国关于鲁案在太平洋会议应取之手段”，呼吁“对于鲁案之直接交涉，必力争到底，力主提出太平洋会议”[107]。作为山东问题的直接受害者，山东人民不仅要求彻底交还山东，而且更以山东省议会名义，通电反对日本提出的关于胶济路撤兵后合办路警的要求。

中国人民反对直接交涉的态度十分明确，日本企图强奸中国民意的阴谋试探遭到了应有的失败，于是又改变了手法，即以外交手段多次向北京政府提出直接交涉山东问题的要求，但北京政府怵于民众运动的声势而未敢接受。日本企图诱迫北京政府实现直接交涉的第二步阴谋也未能得逞，出现了僵持局面。美、英两国与日本在中国问题上既有互相竞争的一面，也有共同利益的一面。正是出于彼此共同利益的目的，美国首席代表休士(Charles Evans Hughes)、英国首席代表贝尔福(Arthur James Balfour)联袂与日本首席代表加藤友三郎接触后，即向中国代表正式提出山东问题在会外另行组织会谈的建议，使之成为大会的“边缘”。

会外交涉的另一议题是胶济路权问题。日本企图以向中国贷款赎路为钓饵，以中日合办铁路为名，行控制中国铁路之实，为中国代表所拒绝而形成僵局，英、法代表又出面调停，提出了强词夺理的袒日建议：

由于山东以前一直是德国的势力范围，胶东与山东省的领土权应当归还中国，而日本应继续德国的一切经济权利，不仅是铁路，而且包括整个山东省的经济权利。[108]

这种分割我国经济权利与领土的建议显然是维护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再次遭到中国民众的反抗。而日本为满足其政治与领土的贪欲而坚持己见，于是经过17次无进展的谈判后，最终日本遂以停止交涉相威胁。

华盛顿会议上的争论必然对国内政局发生影响。在山东权益问题未决而日方又百般刁难之际，为奉系军阀与日本所支持的梁士诒新内阁竟然不顾后果，表示以“借款赎路”为其解决山东问题的新政策。这一消息在国内立即引起了讨梁声浪。一方面是民众采取了针锋相对的不同立场，提出了自行筹款赎回路权的主张；另一方面，则成为直系军阀反对梁内阁的口实。恰巧出席华盛顿会议的中国代表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有电报到来，揭露梁士诒打算秘密直接交涉山东问题的阴谋，施肇基同时又接到外交总长颜惠庆陈述梁内阁措置乖谬的电文。于是，吴佩孚借此就大作文章，并在1922年1月5日发出措词激烈的反梁通电。17日，全国商会联合会联合京师总商会、京师农会、北京教育会、全国报界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共同成立“救国赎路基金会”，并发布宣言，呼吁“于六个月内集得三千万巨款”，“愿随我全国父老兄弟勉力以赴之者也。现在各省关于赎路运动均已集会结社，共策进行。北京为首善之区，救国之举岂宜居人之后，爰集同志发起兹会，所愿邦人君子当仁不让，急起直追，共矢移山填海之诚，冀奏挽日回天之效。”[109]同日，山东各界推举代表赴京请愿，要求罢免梁士诒，设立“赎路筹款会”。23日“北京学界赎路集金会”成立，蔡元培任会长，李大钊、祝春年分任宣传，带领学生上街演讲，散发传单，“俾众周知胶济路之待款自赎，以便集股而挽主权”[110]。北京大学学生还刊行了《社会运动》半月刊，每期出3000张，分寄各地学校[111]。在风起云涌的民众运动中，天津的民众运动也颇为激烈，于22日成立“天津国民赎路集金会”，议定集金章程11条；26日，天津商界又成立“中华民国赎路自办集金会”，严范孙被推为正干事长[112]。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天津的口岸特点，采取了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行动，从1922年元旦起就有民众5万多人为抵制日货在意、法、英各租界游行，进而发展为商界的一致行动，并相互约定：各洋货庄已批定之日货暂存日本，不能入中国；未定之货一律停止；各商号中原存日货详列清册交归商会备查，以资淘汰；如私自批买日货，准其受罚。他们提出了“不买日本货，不卖日本粮，人人能如此，中国必不亡”的口号。这些轰轰烈烈的行动显示出巨大的威慑力量，日本驻津领事为此曾七次向直隶省长提出质问。尽管全国上下民情激昂，严正抵制，但北京政府仍屈从于列强胁迫之下，于2月4日与日方签订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11款28条，使日本获得贷款赎路的优先权。

废除“二十一条件”也是全国民众企待华盛顿会议外解决的问题，虽几经周折，但最后只是把日本的宣言和中美两国的声明和发言在大会宣读并载入会议记录，并没有获得废约的结果。其他如领事裁判权问题、撤销各国在华邮局及无线电台问题、关税自主问题、撤退外国在华军警问题等等，均未收到预期的结果。华盛顿会议在1922年2月6日闭幕，这次会议使中国进一步陷入半殖民地的地位，也为美国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扩张提供了有利条件。会上所签订的关于中国问题的《九国公约》，其实际效果是“又使中国回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113]。

华盛顿会议的结局使中国民众进一步认清了帝国主义的真实面目和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京政府的卖国实质。在国内民众的正义舆论中，《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发出了不同凡响的呼声，指出：

华盛顿会议给中国造成一种新局面，就是历来各帝国主义者的互竞侵略变为协同的侵略。这种协同的侵略将要完全剥夺中国人民的经济独立，使四万万被压迫的中国人都变成新式主人国际托拉斯的奴隶。因此最近的时期是中国人民的生死关头，是不得不起来奋斗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