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帝国主义与直奉军阀

华盛顿会议虽然以尽量满足列强各方的要求而达成表面上的妥协，但在实际利益方面，显然是美国更大程度地达到了预期目的——限制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扩张而扩大自己的在华势力。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华盛顿会议并未能解决美、日之间的矛盾，反而使“中国回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192]，而且又使“日美冲突弄得更加明显”[193]。这一后果的表现之一，就是美日各自扶植中国的政治军事力量，争夺中央政权。第一次直奉战争正是在华盛顿会议结束不久爆发的。

直皖战争以后，各派军阀势力又经历了一次重新组合，它们之间的矛盾随着皖系的倒台而使直奉两大派系成为矛盾的两方，而这种派系的对立正为帝国主义势力的操纵控制提供了方便，于是英美帝国主义与直系、日本帝国主义与奉系之间的扶植、依赖关系也日益明朗化。

直系军阀在与帝国主义的交往中较多地求靠于英美两国，但由于国内民众对帝国主义的警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复杂矛盾，所以直系军阀与英美帝国主义的交往比较隐蔽。至20年代初，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始而支持皖系，继而扶植奉系，从而促成英美两国与直系的关系日益密切并明朗化。当时，直系已经掌握了中央政权，而自直皖战争获胜后更力谋扩充实力，便急于寻求政治上的支持，于是加紧与英美两国的联系，直系首脑曹锟为此特聘保定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罗伯特为顾问兼翻译，直系“灵魂”人物吴佩孚则聘英国人葛林·马立师和美国人甘露德·侯雅信为顾问。这些人不仅参加直系对国内外重大问题的决策，而且是沟通与英美关系的牵线人。英美势力尤其看重吴佩孚在直系军阀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经过直皖战争和倒梁阁的检验，使历经诡谲政治风云的外交使团的公使们都对他产生了好感并备加称道，甚至号称“中国通”的总税务司安格联也多次对其大加褒奖宣扬[194]。吴佩孚对奉系的咄咄逼人的攻势使奉系迭遭挫折而失利，在英美帝国主义看来，这无异是对支持奉系势力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严重打击；加之吴平时“对于欧美人士倍极恭维，对于欧美新闻记者尤形拉拢”[195]，因此，在直奉战争前，英美帝国主义的政客与舆论不断制造“非吴不能救中国”的舆论。吴佩孚的顾问、美国人甘露德甚至鼓吹吴佩孚是“正在为清除中国的伪军国主义而战斗，并且开始了一个能使民主政治得以顺利试行的新时代”。甚至著名哲学家杜威在评论直皖战争时曾说：“记住胜利者方面首脑中一个人的名字，那就是他的军队打了一个以寡敌众的特殊战争的唯一人物。这个名字就是吴佩孚。至少，他不是为了直系而去攻打安福系。他一开始就宣布他是为国家消除军队对文官政府的控制，为反对向外国人出卖祖国的卖国贼而战的。”[196]

这些舆论导向不仅使英美帝国主义政府对吴备加青睐，而且还与吴频繁接触。1922年2月，当直奉矛盾初起，吴佩孚对奉作战已有所准备之际，“英美两馆即曾派人至洛，外间且传有干涉京奉运兵之声”[197]。4月，直奉两系对峙局面形成，外间对双方实力议论纷纷时，美国记者米兰到洛，与吴晤谈数次后，吴之态度遂而安然起来[198]。接着，吴佩孚的美国顾问解而培到粤，谒见广东各方重要人物，为吴佩孚游说[199]。直至直奉战争前夕，吴佩孚将赴保定请命之际，还有美国《大陆报》记者霍尔赶赴洛阳，旋又随吴北上，并在途中赶写通讯，发布吴佩孚赴保的消息[200]。

英美对直系的军事支援进行得比较隐秘，多是由军火商直接与直系交易，但这种支援往往是在直系亟待补给的关键时刻，如1922年直系的备战物资中，有4.5万支步枪和7万发子弹便是自英国方面购得，另有6架“科蒂斯”式飞机也由美国方面提供[201]。英美方面还比较注意使用自己的军队作为威慑力量，达到间接支援直系的目的，如在直奉两方调兵遣将之时，美国政府派贺伦号舰开抵秦皇岛，又派巡洋舰两艘开抵长江各口岸防护[202]，从其地理位置看，很显然是对奉系的防范和对直系的保护。1922年1月，英国公使照会中国外交部，声明因京奉路“有英款关系及保障辛丑条件，无论如何，军队不准输送”。其用意十分明显，就是阻止奉系向关内运兵。另外，在天津、秦皇岛等地还有美国的密探以其特殊身份直接为直系提供情报，他们“将敌军(按：指奉军)情形屡次详报”，使直系感到“甚为得力”[203]。

英美与直系的暗中勾结，早已被作为对立一方的日本所察觉。到直奉战争之前，英美与直系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已经使日本方面感到对其在华利益的威胁，尤其在日本军界，他们甚至认为：“英美和直派合作，力图驱逐日本在华势力，使帝国丧失对中国的权威，使我对华尤其是满蒙政策有从根底上被推翻而不可挽回之虞。”[204]当时，日本驻北京公使馆的副武官和关东军的特务直接提出：“为了打破英美的阴谋，维护帝国的地盘，必须采取必要的正当防卫手段。”[205]在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出于对英美的防范，必然支持奉张。然而事态的发展并非如此简单。

奉系与日本的关系一直比较密切，尤其在皖系战败后，日本便对奉系采取公开支持的政策，内阁首相原敬认为：“张是想依靠日本伸张势力，而我们在东三省的发展必须好好对待张。我们双方的利益是不谋而合的。”[206]因而在1921年5月16至25日由原敬首相主持召开的有包括关东军司令、驻中国公使及奉天总领事出席的重要会议上，正式作出了“在满蒙的管理上与张作霖保持友好”的决定[207]，以巩固日本在该地区的“特殊地位”[208]。但是，日本外务省考虑到在刚刚结束的华盛顿会议上，欧美列强利用《九国公约》对它的限制，担心会由此引起与英美关系的破裂，因而对奉张的支持又有所顾忌而不愿过于明目张胆。

张作霖在对日关系上，一直想取得昔日日本对皖系那样的支持，直皖战争后他终于得到了进一步向日本靠拢的机会。据1920年8月3日日本田中陆相和伊藤少将在内阁会议上的报告和11月19日内田外相的报告，都表明张作霖为了借日本之力以维持其势力，而表示“对日本怀有极大的好感”[209]。当直奉为争夺北京政权而关系日形恶化以后，就更促使他拉紧与日本方面的关系。1922年初，他曾派其顾问町野中佐就与直系关系问题征询过日本驻华公使小幡的意见[210]；接着，又派于汉中分别面见奉天特务机关长贵志少将和驻奉天的日本总领事赤冢，陈述其投靠的意愿说：“直奉之争并非单纯的政权争夺，而是和排日派之争。贵国政府应考虑到这一点，以便决定援助张巡阅使之策。”[211]并要求日本提供步枪1万支，弹药1000万粒，炮弹10万发，机枪一二百挺，子弹500万粒[212]。为了表示依靠日本帝国主义的心迹，张作霖又亲自出面设宴招待赤冢等日本官员，他在宴席上大谈英美对北满的野心和他愿意“效忠”日本的态度，并再次请求日本的援助，他甚至说：“当此之际，我想看看日本政府在中国人中将谁认定为朋友和日本对老朋友的态度。这次行动是足以窥视日本真意的试金石。”[213]

令张作霖遗憾的是，虽然他一再结欢于日本政府，但日本方面对支持张作霖还有所疑虑。一方面，日方认为直奉矛盾不仅是军阀间的争斗，而是体现着其依赖的双方——英美与日本间的争夺，在这个意义上说，应该运动张作霖打入关内，夺取北京政权，进而称霸全中国。赤冢即为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他在《怪杰张作霖》一书的序言中曾倡言：“我们切望张作霖以旭日东升之势，君临于全中国，和其他志士一道完成南北统一的艰苦事业，将四百余万的国民引导到安如泰山。”[214]但另一方面，也有人主张对张的支持应留有余地。其原因，除了顾及华盛顿会议英美对日本的制约外，还出于当时中国国内的舆论和对直奉两系实力的估计。因此，内田外相曾于1922年1月19日密电赤冢总领事，内称：“如援张，日本则冒很大风险。提供武器之事，不会不在外部泄露……如此事被揭露，日本不仅召来张的政敌，而且召来中国国民和世界舆论的非难和反对，影响我国外交立场。英美方面为对抗日本对张的援助，又援助吴佩孚，进而出现日与英美对峙的形势。”他甚至认为，“吴不一定是排日分子。他是否成为排日分子，是为今后日本的所作所为决定的。鉴于他现在是中国的一方势力，因此尽量避免因援张而可能明显地挑起他反感的行动”；至于对张作霖其人，他的分析则是：“目前张在中国政局中的立场，作为军阀的巨头在国民中没有威望，而且在外国人中的人缘也不是好的。照华盛顿会议来看，他那种立场将日益遇到困难，是否能维持其地位颇有疑问。”[215]内田外相的分析代表了日本当局的基本看法，因而在1922年初直奉两系都在积极备战且张作霖一再向日本请求援助的情况下，日本方面只是暗中对张进行了抚慰，而主要采取了观望态度。

还应提到的是，美国在直奉矛盾中虽然对直系有所偏袒，但在军火交易上仍以牟利为目的。1922年初，美国方面向奉系提供中小枪1万支，机关枪40支，野炮8门，山炮24门，小枪弹1000万发，机关枪弹200万发，炮弹1.6万发。张作霖筹措现金换取了这一大批武器装备[216]。

经过2、3两月的酝酿，至4月初，直奉战势已成定局。奉系大举入关并速抵塘沽、军粮城，大有问鼎中原之势。这种军事态势直接威胁到英美列强在中原地区和长江流域的势力范围，因此促成帝国主义之间及其所支持的军阀的关系日趋公开化。英美不但在舆论上给予直系以声援，而且针对奉系占领塘沽等地的军事行动，联合其他列强召开外交团会议，然后由外交团领袖、荷兰公使欧登科出面，于4月14日向中国政府提出警告，反对在塘沽、天津等处驻兵[217]，并陆续调各国驻军和军舰集中京、津、塘一带[218]。在这种情势下，日本当局必须制定相应的政策以决定今后的行动。尽管日本的在华利益处于与英美对立的地位，但从平衡列强关系和保护自身利益出发，日本外务省于4月21日起草了《帝国政府对直奉战争引起的中国局势的方针》：(1)“为目前中国局势的安定，召回张作霖的顾问贵志少将、町野大佐、本庄大佐。如召回有困难时，至少他们即使是张作霖的顾问，在(军事行动)只限于中国内战的情况下，不要干预张的任何军事行动。”(2)“以适当的方法和吴佩孚进行联系，努力使他对我方针不致于误解，以便使他谅解我国的公正不倚的态度。”(3)“在北京，按着既定方针尤其是九国公约的宗旨，由我方主动采取措施，使英国公使和外交使团在协商的基础上对中国时局采取共同措施。”[219]显而易见，这种政策与张作霖所希冀的相去甚远。虽然日本方面尚有包括驻奉天总领事赤冢、关东军参谋长福原少将、奉天特务机关长贵志少将等军界要人主张援奉张，但是在日本当局政策的制约下，也不得不谨慎从事，以避免引发对日本方面的不良后果。

第一次直奉战争前夕的国际背景因在华盛顿会议结束不久，列强之间的关系得到暂时的平衡，虽然各国都把中国当作重新进行争夺的新战场，但又不愿意打破经过讨价还价才得到的表面上的平静，所以，列强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对中国各派系军阀的扶植上表现了比较审慎的态度。这正是经华盛顿会议帝国主义集团内部关系调整后实力发生变化的结果，也是这一时期帝国主义与各派军阀关系的新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