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巨流河之战和郭松龄倒戈失败

巨流河之战是郭、奉双方最后的决战，但战前形势已发生了变化。郭松龄自11月22日宣布班师回奉后，部队东进速度并不快捷。奉军撤退时多将铁路、桥梁炸毁，郭军大部分只得在冰天雪地中徒步行军，所以部队行动缓慢。加之郭军12月5日占领锦州后，没有立即挥师东进，而是在8日郭松龄到达锦州后休整了三天，13日占领白旗堡后又进行了休整，直到20日才占领新民，与张学良指挥的奉军隔巨流河对峙。从锦州到新民，一路上基本未遇奉军抵抗，郭军却用了整整半个月，使得奉军得以从容在巨流河东岸布防，与郭军进行最后的决战。

奉军在连山的阻击为张作霖赢得了时间，得以调动吉林、黑龙江和热河的部队，新编了两个步兵旅。加之张作霖通过与日方勾结，不但解除了后顾之忧，而且还可以利用南满铁路的便利将大批援军运抵前线，从而调集了8万兵力，在巨流河一带拉开防线。张作霖自任“讨逆军”总司令，准备与郭松龄决一胜负。巨流河之战奉军兵力配备情况如下：前敌中央军司令由张学良担任，所属部队由他原属部队和沈阳教导队等临时改组编成，计有步兵3个旅(王瑞华旅、富双英旅和张廷枢旅)、朱继先预备军和骑兵于芷山旅；左翼由第六方面军军团长吴俊陞任司令，所属部队由奉天、黑龙江两省部队编成，计有3个骑兵师(穆春师、张九卿师、万福麟师)、1个步兵师(汲金纯师)和两个步兵旅(梁忠甲旅、汤玉麟旅)；右翼由第五方面军军团长张作相任司令，所属部队由吉林、热河的部队编成，计有1个步兵师(姜向春师)、3个步兵旅(李桂林旅、李杜旅、赵维桢旅)和1个骑兵旅(赵芷香旅)、1个骑兵团(陈锡九团)[240]。张作霖倾全力与郭松龄在巨流河决战，为打败郭松龄孤注一掷，不惜一切代价，在日本贷款的接济下，所有士兵都发给新棉衣、皮大衣、面包、罐头、香烟等，物质供应异常丰富，并将兵工厂储藏的新枪、新炮、弹药全部运出来使用。张作霖还派张景惠以宣抚使名义到前线慰劳奉军官兵，宣布参战的官佐各晋一级，士兵每人发两个月恩饷，而且全部用银元。所以，奉军装备充分，士气也被鼓动起来。

郭军在巨流河西岸自左至右按第一、二、三、四军的次序排列，与奉军对峙。郭军经过长途跋涉，官兵都较疲惫，粮食、衣被、武器弹药均得不到补充，加之官兵离奉天愈近，思乡愈切，不愿与张学良指挥的奉军作战。因此，郭军战斗意志大为低落。

12月22日，奉军右翼向新民以北川心店一带正面的郭军发动猛烈袭击，郭军伤亡很大，约一个旅的兵力被缴械，旅长安玉珍被俘。当天深夜，郭松龄下令全线总攻击。由于参谋长邹作华已暗中通敌，指使人做了手脚，事先将炮弹的引信抽出来[241]，致使郭军阵地炮声隆隆，却不见奉军目标被破坏，作为郭军唯一优势的炮兵，即如此被瓦解掉了。郭军步兵的进攻则受到巨流河东岸奉军的顽强抵抗，难以突破防线。23日，奉军全线出击，不仅以猛烈炮火轰击郭军阵地，而且还派了飞机由空中投掷炸弹，造成郭军极大伤亡，郭松龄本拟组织反攻，虽“亲立于阵头督师”[242]，但已难挽败局。于是郭军全线崩溃。当天，奉军左翼吴俊陞的骑兵迂回到郭军总司令部所在地白旗堡的后方，包围了白旗堡。24日晨，郭松龄夫妇带着少数随从在混乱中逃出，乘大车向南逃跑，终被奉军骑兵穆春师的王永清团抓获。张作霖获悉郭松龄夫妇被俘，异常兴奋，下令就地枪决。至此，持续一个月的郭松龄倒戈反奉事件结束。

对于郭松龄倒戈反奉，当时的《东方杂志》有这样的评论：“要之，军阀以满足私欲而扩充军队，以扩充军队而引起战争。战争以后，胜的一方必论功行赏，必扩大地盘。行赏有所不及，地盘不能将功人悉数位置，于是内部怨望起，裂痕见，而倒戈之举遂不能免了。这是历来各军内讧的最普遍的最重大的原因。这回郭氏的倒戈，当然不能逃出这个原因!”[243]另外，诸如《晨报》[244]等媒体也有相似的评述，反映了当时舆论对郭松龄反奉事件的看法。不可否认，郭松龄之所以倒戈反奉，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张作霖在第二次直奉战争胜利后赏罚不公，郭松龄没有像李景林、张宗昌、杨宇霆、姜登选那样各得到一省的地盘，因此，积怨与新愤一齐爆发。但是，与张作霖在东北实行军阀统治，对外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对内实行军事独裁，疯狂剥削压榨人民相比，郭松龄反对内战，痛恨战祸，提出“实行民主政治”，“开发地利，振兴实业”，“免除苛税”，确实要比张作霖开明和进步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