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直奉军阀的“反赤”联合

帝国主义为了争夺独占中国的地位，有时需要分别扶植不同的军阀势力，以充当它们的侵华工具；而一旦它们的权益受到威胁时，又常常会把这些军阀暂时联合起来，一致进攻中国人民和扑灭倾向于革命的势力。1926年初，直、奉军阀的反革命联合和吴佩孚、张作霖共同“反赤”，便属于后一类。

1925年底，在取得对直隶督办李景林战争的胜利后，国民军处于鼎盛时期，拥兵数十万，占据北京、察哈尔、绥远、河南、陕西、甘肃、热河、直隶及山东的部分地区。由于受革命形势和北方群众斗争的影响，加之当时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委采取了联合国民军、打倒段祺瑞和张作霖的策略，冯玉祥国民军逐渐倾向于国民革命。李大钊曾与冯玉祥谈过当时的政治形势，亲自对冯玉祥做工作，并派其他同志向冯玉祥麾下的主要将领宣传和解释中国共产党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等政治主张。中共北方区委还派一些同志直接深入到国民军中去，做下层军官和士兵的工作。受国民革命的影响，冯玉祥曾密嘱京畿警备司令鹿钟麟，对群众运动要加以保护。中共还通过与国民军的关系，救出了“二七”大罢工以来被捕的工人领袖，恢复了京汉铁路失业工人的工作，铁路工人运动又重新发展起来。

国民军势力壮大及其倾向革命，使全国革命形势急剧改观，“仿佛南方国民政府与北方国民军可以会合起来，支配全国政权，成功一比较赤色的政府之形势”[259]。这对帝国主义和直奉军阀是致命威胁。因此，帝国主义和直奉军阀以及一切反革命势力无不攻击国民军的所谓“赤化”，甚至把冯玉祥当作“赤化将军”看待。日、英帝国主义在1925年底至1926年初便策动奉张与直吴结成反革命联盟，使他们在“反赤”的目标下，共同进攻国民军和扑灭南方革命势力。当时《泰晤士报》曾载文赤裸裸地鼓吹：“使张作霖和吴佩孚达成协议，就能把整个华北和华中紧紧地掌握在铁拳之中，在这之后对付革命的南方就不难了。”[260]日本军政界要人田中义一更专门派鹫泽舆赴汉口对吴佩孚进行游说，谓日本方面甚望吴、张能实现合作，若双方合作成功，对各方面均甚有利，日本愿为此从中斡旋，以支持吴、张合作，打击亲苏俄和国民党的冯玉祥。吴佩孚对日本方面的提议极为心动，让亲信张志潭向鹫泽舆表明其态度道：“贵方提出吴、张提携的意见是可行的。”[261]替吴佩孚负责外交事务并参与了与鹫泽舆会谈的孙润宇为此情不自禁地说道：“外交方面欧米(美)本无问题，日本近亦甚了解。”[262]这时的政治形势，正如《向导》周报所指出的：“现在中国的政局，已到了一个很危急的时期，便是日本帝国主义(自然英、法帝国主义在内)及其走狗奉系军阀和直系军阀联合战线，一致对付国民军、广州政府和民众之趋势。”[263]

奉、直军阀化干戈为玉帛，由敌对双方一变为“反赤”盟友，既是日、英等帝国主义从中撮合的结果，也是它们的反革命本性所使然。吴佩孚自第二次直奉战争失败后，一路颠沛亡命，最后辗转到了岳州，托庇于湖南地方军阀赵恒惕的保护之下。吴以败军之将客居岳州，并不甘心就此雌伏，仍是积极联络南中各省将领，伺机东山再起。1925年10月爆发的浙奉战争，终于为他乘势再起提供了绝佳机会。10月19日，吴佩孚在岳州发表通电，声援孙传芳起兵反奉。21日，吴渡江至汉口，通电就任“川黔粤湘浙闽苏皖赣鄂豫陕甘晋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设总司令部于汉口东北之查家墩。嗣在汉口召开军事会议，“决派兵假道河南，会攻徐州”[264]。22日，吴发表外交宣言，承诺“对于有约各友邦，从前所定之通商条约，暨已经解决之成案，必特加以尊重，刻在我联军范围以内，各省侨居外人之生命财产，必一律切实保护”[265]。其意图很明显，就是通过承认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既得侵略权益，以换取它们的支持。24日，吴又通电讨奉，内称：“乃者张作霖贪天之功，不自戢其兵，既盗直隶，旋攫山东，更为豕蛇，洊食苏皖。奉军所至，贪饕姿(恣)虐，种种无状，实建国以来所未有。”慨然表示他将“誓歼戎丑，为民请命。其济也，国民之灵与诸将之助；不济，则佩孚无所逃罪”[266]。从吴佩孚的列次通电中不难看出，他起初是把奉系军阀作为头号敌人看待的，其“所谓讨贼，即明指奉方”[267]。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其讨伐的对象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由讨奉一变为讨国民军，“讨贼名义不变，而贼之内容不同”[268]。

郭松龄倒戈反奉与国奉战争的爆发，是直、奉军阀握手言欢、结成“反赤”联盟的转折点。李景林、张宗昌因遭到国民军的攻击，他们所控制的直隶、山东两省地盘大有不保之虞，因而极力主张与吴佩孚联合，“谓宁可使直、鲁地盘给与直派，绝对不愿归于国民军之手”[269]。及至直隶沦陷，山东孤悬，张宗昌更是急切地拉拢张作霖与吴佩孚携手结盟，以共同对付国民军。他为此秘密派人向吴佩孚游说：“国民军攻直，直终须归国军。若再下鲁，直、鲁、豫、陕、甘及三特别区联成一气，势不可当。奉、鲁固不幸，然于公何益!”吴佩孚本来就对冯玉祥恨之入骨，乃致电在山东指挥讨奉战事的部将靳云鹗，谓“鲁省关系重要，可相机办理”。靳云鹗遂即与张宗昌的代表潘复密约议和，并嗾使原属直军现已投归国民军第二军的陈文钊、王为蔚、田维勤等部倒戈反岳(维峻)。国民军第二军在山东的攻势顿时受挫，李纪才不得不改攻为守，将所部主力撤至曹州，以保豫省门户。张宗昌则得到了喘息的机会，逐渐掌握了战场上的胜势。“吴部之靳，奉方之张(宗昌)，既已携手，由靳、张周旋，吴佩孚、张作霖意见亦近”[270]。1925年12月31日，吴佩孚通电宣布结束讨奉战事。翌年1月5日，张作霖致电吴佩孚，公开表示谅解，正式提出联合问题。吴佩孚立即回电赞同，并痛陈对冯玉祥的愤恨之情道：“从前冯玉祥倒戈，令我痛心；现在的郭松龄的倒戈，想必你也是很痛心的。我生平最恨的就是这些反复无常的小人，现在我很愿意援助你。”[271]自此之后，张吴之间，互派使者，来往密切，张派其代表杨宇霆和吴的代表蒋方震在大连会晤，“大体上成立了谅解”[272]。奉系的重要人物张景惠又前往汉口，“向吴表示张作霖之好意，且愿……嗣后与吴合作”[273]。张景惠与吴佩孚的代表张志潭在汉口会晤多次，“渐次使合作成为固定”[274]。吴佩孚还派吴天民、杜孝穆等人至奉，“商议直奉联合进攻国民军计划”[275]。经过反复磋商，双方最后达成协议：张、吴合力消灭国民军；事成奉军出关，以直、鲁归吴；中央政府及陕甘地方悉听吴处置，关外则由张统治；而张宗昌、李景林原非奉系，可得三特区(绥远、热河、察哈尔)之地盘[276]。至此，昔日互相敌对的两大军阀集团，终于明目张胆地结成了反革命联盟。这一联盟的缔结，给当时的中国政局投下了一片浓重的阴云。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为此专门发表了告全国民众书，指出：“这是反奉战争起后，中国政局上最大的变动——由进步势力结合进攻反动势力的局面，转而成了反动势力结合进攻进步的势力的局面。”[277]广东国民政府也发表宣言，对直、奉军阀忽儿对峙开战，忽儿携手结盟的行径进行严厉抨击：“昔日吴张二凶，势成对峙，战争不息，以苦吾民；今则二凶合并，并从事于祸国殃民行为。”[278]

直奉军阀反革命联盟的缔结，给冯玉祥国民军造成了极大威胁。为了转移敌人的视线，以免过早与直奉军阀联盟展开正面交锋，同时也为缓和国民军内部日趋严重的矛盾纠纷，1926年1月1日，冯玉祥致电段祺瑞，恳请辞去本兼各职，并通电合国，宣布下野。

冯玉祥在通电中对张作霖的关内扩张政策进行谴责并对国民军与李景林的战争进行解释后，表示：“玉祥鉴于武人专断，每恃战胜余威，把持政权，追溯往事，辄为痛心。此次侥幸克捷，胜亦不武，又何敢贪天之功，自贻伊戚。值兹千钧一发之机，彻底澄清之会，仍宜本和平之素衷，谋国家之改造。但愿战争从此结束，俾人民得资休养，玉祥个人应即日下野，以卸仔肩。于是则造谣惑众者可以息止，而挑拨是非者失所凭依……玉祥既无学识，复乏经验，以之治国，无益苍生，以之治军，空累袍泽，与其遗误将来，见讥国人，莫若早日引退，庶免咎戾。除另呈辞职外，当即时解任，还我初服。所有国民军名义早经通电取消，此后咸属国军，不再沿用国民军名义。并声明自电达以后，凡以政事而见教之宾客，一律敬谢，凡因职位而惠赐之文电，恕不作答，以示决心。”[279]

1月4日，冯玉祥将军权交与张之江后，由张家口退居平地泉，准备由库伦到苏联，往欧洲游历。至于国民军第一军所占地盘，冯玉祥与部属议决，划分为五区，即京畿附近、口北及察区、绥远、热河、甘肃，以鹿钟麟、张之江、李鸣钟、宋哲元、刘郁芬分任总司令，向段祺瑞临时执政府推荐任命[280]。6日，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等联名发表通电，表明国民军拥护中央、力避内争并将从事于开发西北的心迹道：“当此时艰孔亟，来轸方遒，支柱倾危，敢辞努力，仅以三事，告我同胞。中央政府国本攸关，五族一家，素深翊戴，冯公虽去，此志不渝，属在防区，益当听命，拥护中央。此其一。共和国家，民为主体，爱民主旨，时所服膺，休戚相关，好恶与共，救灾捍患，敢不竞竞尊重民意。此其二。奉令防边，于兹一载，一切计划，以次推行，大业初基，成规粗具，同心协力，深惧弗胜。此后内争，誓当力避，开发西北，注重民生。此其三。”[281]但冯玉祥等的隐忍退让，并没能促使直奉军阀放弃对国民军的进攻，反而更助长了它们的嚣张气焰。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军不得不起而应战。国民军与直奉军阀联盟的战争于是爆发。

1926年1月中下旬，国民军与直奉军阀联盟的战争分别在山海关、山东、河南等地全面展开。

山海关方面，1月11日，张作霖以讨伐郭松龄残部魏益三(已改编为国民军第四军)为名，通电出兵，向关内进攻。魏军不支，退守昌黎、滦州。19日奉军占领九门口和山海关。国民军为防奉军长驱直入，由鹿钟麟率韩复榘第一师、佟麟阁第十一师、郑金声第三师、孙连仲骑兵第二师等部开抵滦州、卢龙一带布防；同时派张永荣师、刘山胜师、宋哲元师等部向热河朝阳、冷口、喜峰口等地出动，以牵制奉军后路。此时，奉军因见魏益三部撤防迅速，疑中埋伏；又因中东路事件爆发，与苏联发生纠纷，因此未敢遽然向关内进逼。26日，张作霖电令山海关前线军队“即日撤退，守护奉境”[282]。国民军因几面受敌，处境不利，也停止进攻。国奉两军在山海关一带遂成相持局面。

山东方面，李景林残部与张宗昌所部鲁军组成直鲁联军后，即兵分十路，向山东境内的国民军第二军发起进攻。李景林担任鲁省北路战事，张宗昌担任鲁省南路战事。1月19日，张宗昌向退守大汶口以南的国民军第二军李纪才、田玉洁两部发动强攻。当天下午2时，克复汶上；下午3时，鲁军经过激战，进占宁阳，国民军退守济宁。23日，靳云鹗在泰安与张宗昌、李景林会晤，签订联合条约，由张宗昌协助靳云鹗军饷，靳部由山东向河南进攻[283]。自24日起，鲁军向国民军第二军发动全面攻势，接连攻下济宁、嘉祥、巨野、曹州、郓城、荷泽等地。此时，吴佩孚所部直军进攻河南正急，岳维峻令攻鲁国民军全部撤回河南布防，山东遂尽入直鲁联军之手。

张宗昌将鲁南各属次第克复，将国民军全部赶出鲁境后，即以主力由曹州、济宁、泰安迅速向德州方面集中，准备“大举讨冯，分攻津保”。他于2月9日致电张作霖，表示大军“一星期内即可集中完毕，施行总攻击”，他本人将“亲赴前方督战，以励士气”，并敦请张作霖电令张学良、吴俊陞、张作相饬榆关、滦州方面之军队“亦照上述时间准备夹击，俾京汉、保大间一举而定。热河方面能同时出击，尤足捣冯老巢，予以根本解决也”[284]。11日，张作霖复电张宗昌，就进攻国民军问题向他密授机宜道：“兄意对于赤军，彻底解决，各个击破。俟鄂、鲁、直各军，于直境联成一气时，作一大包围局面。至必要时机，滦、热方面，一齐动作，可以一鼓擒渠。”他要求张宗昌、李景林“尽可本此意旨，放心做去，此事成算在胸，当可稳收胜利也”[285]。

2月12日，张宗昌部左翼进至河间，右翼抵达盐山，正面军队陆续集中于东光、泊头一带。海军也同时出发，拟由大沽、塘沽附近登陆。此次张宗昌、李景林两部以直鲁讨贼联军名义先行出发，北上者共为七军。李景林所部三个军，第一军军长荣臻，以直军第一师及第二、第五、第六三个混成旅编成；第二军军长胡毓坤，以直军第四、第七、第八三个混成旅编成；第十军军长苏锡麟，以直军第一、第三两个混成旅编成。张宗昌所部四个军，第四军军长孙宗先，以鲁军第五师及骑兵第十五旅编成；第五军军长王栋，以鲁军第二十、第三十两师编成；第六军军长褚玉璞，以鲁军第二十三、第二十五、第七十四、第三十五、第六十五师编成；第八军军长毕庶澄，以鲁军第三十二师、海军陆战队一旅编成。渤海舰队全部亦同时由海道出发。张宗昌、李景林分任直鲁联军总司令，以褚玉璞为副司令，帮同指挥作战。另有总预备队，由张宗昌、李景林统率。预定第一期作战目标为：第六军由德州沿津浦线向天津攻击前进，第五军由德州沿阜城、献县向大城攻击前进，第二军由宁津沿盐山向小站攻击前进，第四军由德州沿武强、饶阳向高阳攻击前进，第十军由德州沿衡水、安国向保定攻击前进，第一军由故城沿冀县、宁新、无极向保定攻击前进，另以一部由南宫、柏乡经京汉线向保定攻击前进。[286]

2月20日，直鲁联军攻下沧州，24日陷马厂，攻静海，占唐官屯，与国民军第一军在陈官屯接触。28日，毕庶澄率渤海舰队及鲁军第三十二师由海陆两路开拔，广利号、成利号两舰运输军需，2000人由海道赴大沽，5000人由陆路赴济南转北进攻天津。褚玉璞也赴济宁调兵北上，张宗昌委其为鲁军总指挥，准备大举进攻天津。

因前方战事紧急，鹿钟麟于2月27日晚从北京动身赶赴前线。28日晨，鹿钟麟在陈官屯与韩复榘会晤，决定反守为攻。28日晚，国民军下总攻击令，分三面作战，正面在子牙河北岸，东面陈官屯，西面姚家渡，限一星期内收复各防地[287]。李景林以唐官屯无险可守，退守减河南岸，司令部则移驻沧州。3月2日、3日两天，国民军与直鲁联军在唐官屯夹减河对阵。4日，鹿钟麟赴唐官屯督战，双方互有进退。6日，鹿钟麟下总攻击令，右路占领姚家渡、李家庄，左路占领杨家店，包围马厂。旋因国民军第一军骑兵旅王镇淮部绕河间攻沧州后路，直鲁联军不及防备而大败，遂失马厂，退守沧州。3月9日，张宗昌乘专车赶赴沧州与李景林协商，续调鲁南队伍北上助战，在沧州构筑新防线，准备反攻，李景林负责东路，张宗昌负责中路，褚玉璞负责西路。从11日至16日，国民军与直鲁联军在沧州激战，但双方阵线没有大的变化。

河南方面，1月19日，吴佩孚在汉口召集军事会议，决定分三路出兵，向河南进攻。靳云鹗由鲁西进攻豫东，刘镇华、张治公纠集镇嵩军残部由陕东进军豫西，京汉路正面则由鄂军第一师寇英杰部自鄂北进攻豫南。20日，吴佩孚通电讨伐冯玉祥，并下令三路出兵进攻河南。同时派人将河南各地的红枪会收编为“豫卫军”，实行内外夹击。面对直奉军阀的联合和咄咄逼人的攻势，岳维峻于1月17日在郑州召开军事会议，命第十一师师长蒋世杰在信阳设防备战，派李云龙为豫南总指挥，令李纪才部回师归德，田玉洁部移防郑州，准备迎战吴佩孚对河南的进攻。2月1日，岳维峻通电讨伐吴佩孚，国民军第一军张之江等人于6日通电响应，第三军孙岳也于9日通电支持，一致讨伐吴佩孚。吴佩孚进攻河南的三路人马首先发动的是寇英杰部。从1月26日起，寇部曾三次进攻信阳，但因遭到国民军的顽强抵抗而三次被迫退出，战事十分惨烈。靳云鹗部由鲁西进入豫东后，2月18日占领归德，24日占领兰封。吴佩孚改变战略，以一部兵力包围信阳，抽出大部兵力绕道向北进攻，先后占领确山、驻马店、漯河、郾城、许州。岳维峻的南路总指挥邓宝珊(原为李云龙)被迫退回郑州，岳本人也于26日退出开封移驻郑州。27日，河南军务帮办、毅军统领米振标迎接靳军进驻开封。3月2日，岳军放弃郑州，邓宝珊率部向豫北撤退，岳维峻与李云龙率部向豫西撤退。4日，寇、靳两军在郑州会师后，靳军分为两路追击豫军，北路占领新乡、彰德，西路占领洛阳、渑池。岳维峻从洛阳逃出时，所部几乎全部溃散，他本人也在风陵渡被南下的阎锡山晋军俘获。

吴佩孚虽在北路取得胜利，但南路信阳迄未攻下。从2月下旬起，信阳守军蒋世杰部三次出击，企图突围而走，均被迫退回。3月12日，吴军从汉阳运来重炮6尊，限守军于次日开城投降，否则开炮攻城。13日，信阳城内商会会长等出面调停。14日，蒋世杰下令停止抵抗，吴军得以进入信阳。

河南战事结束后，吴佩孚委靳云鹗为讨贼联军副司令、直鲁豫联军总司令兼河南省长。3月14日，又任命寇英杰为河南督办。15日，寇英杰在河南开封宣布就职。

直奉军阀联合进攻国民军的战争，给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极大的灾难。寇英杰部进攻河南信阳时，因久攻不下，曾强征比军队数目多两倍的农民，每次作战，一士兵即挟两农民在身前作障碍物。民众被打死万余人，饿死无数。信阳城内尸积累累，惨不忍睹。河南自入吴佩孚之手，人民团体饱受摧残，群众领袖不是遭惨杀就是被逮捕入狱。杞县红枪会和农民反对苛捐杂税和预征钱粮，吴佩孚、寇英杰便派兵进剿，“杀戮至四五千人，大炮轰毁村庄十余，奸掠酷刑无所不至”[288]。张宗昌统治下的山东人民同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张宗昌穷凶极恶地搜刮钱财，随心所欲地横征暴敛。他成立山东省银行，疯狂地滥发纸币，使民众的钱财源源不绝地流入省库。张宗昌的苛捐杂税也是空前绝后，他的征税虽订有章程，但税率常加增，名目常更新，实可谓见利忘义，无孔不入。他在山东征收的田赋，“每地丁银一两，至少八元，多至二十元”，按正额累计，居然“征至民国二十八年”[289]。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多达十余种。对农民有军事特别捐、军鞋捐、军械捐、建筑军营捐等；对商人及城市居民有金库券、银号押金、房产捐、增加胶济路货捐、富捐等；一般捐税有人捐、狗捐、牛捐等[290]。在张宗昌无休止的盘剥下，山东满目疮痍，饥民满地。不仅如此，张宗昌还凶残嗜杀，他亲手镇压了青岛日本纱厂工人的罢工，又为镇压汶上和鲁北红枪会的暴动，血洗汶上、宁阳及鲁北数县，杀人数万。

在直奉军阀联合进攻国民军的战争中，帝国主义给予军阀势力以极大的支持。英、日帝国主义在北京为直奉军阀制定了进攻国民军的作战计划；在直奉军阀的军队中(奉军张作霖、张宗昌等部，直军靳云鹗部)，都有日本军事顾问和技术人员；日本帝国主义又供给奉系军阀军械和军需，并通过奉系军阀对直系军阀作财政上的资助；英帝国主义又供给直系军阀吴佩孚一万五千枝枪[291]。更有甚者，帝国主义为了支持和配合直奉军阀的进攻，还公然向国民军进行挑衅，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大沽口事件。